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晚清的50年，我总结为“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不改革等死，其实就是改革的动力所在。发端于1861年的第一轮改革，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西方媒体和外交机构都在思考着中国崩溃后怎么办的问题。在那样的历史关头，中国体制内外的精英分子们开始了改革。
乱改革找死，则是改革本身是一项长期工程，对“技术”的要求颇高，不能急躁，不能跃进，不能盲动，否则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就走上了大跃进的道路，总想找捷径、搭快车，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一个“主义”，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放弃了在更为根本、更为琐碎、也更需要耐心的“技术”层面上的艰巨努力。精英阶层都指望着通过“顶层设计”，一夜之间改天换地，结果不断地葬送改革，也令中国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几乎耗尽了元气和各种机会。
晚清的50年改革，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洋务运动”，从1861年到1894年。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开始了改革，并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也实现了同光中兴这样的政治奇迹。
对于这个33年的改革，我们最大的批判是说它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个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时，连最为基本的经济改革，每一步都十分艰难，遑论政治改革。
第二个阶段，我称之为十年动乱，从1894年到1905年。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中国的精英们普遍有了焦虑和大跃进心态，急切地寻找救亡捷径，并因此导致了戊戌变法的极右盲动，其遭遇反弹的结果，就是极左的义和团运动，最终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签订了辛丑条约。在极右、极左、外敌来回折腾后的废墟上，恢复了洋务运动，直到1905年计划开始政治改革。
第三个阶段，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晚清新政，从1905年到1911年，这是“乱改革找死”的阶段。
绊脚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
导致晚清改革失败的第一大绊脚石，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缠斗。
晚清时有新旧两个既得利益集团。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亦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这些在晚清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并且先贵起来的一群人，当他们实现了“富+贵”之后，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张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 草根阶层被他们当做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而且，因为其“民营”性质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监管体系，其酷烈和贪婪程度，比国有企业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经改中大得其利后，积极参与到政改之中，成为所谓“立宪派”的主流，获得了政改的话语控制权。而他们主导下的政改，上淘空政权，下淘空民众，即便在形式上获得成功之后，也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游乐场，反而进一步刺激了革命——— 清末三年，上千起群体性事件(“民变”)，都是因草根阶层不满承担过高的改革成本而起。
绊脚石之二：大跃进心态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共同心态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某某社会。
这种“大跃进”心态，表现在改革上，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种认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高铁”时速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下“大跃进”的危害。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宪法大义》中告诫国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
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动”，在33年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军工体系。北洋舰队的规模和战斗力，甚至名列亚洲第一，可谓成就斐然。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如商战救国)，权力成为资本之母，催生并且扶持资本大跃进发展，这形成了一个寄生于权力母体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令中国资本主义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与权力血脉相连、密不可分，权力至今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既妨碍了资本的发展，也难以阻滞权力的膨胀。
至于超常规发展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企业腐败，更是不胜枚举。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张謇的大生纱厂，虽然所有制不同，但决策之粗糙、经营之无能、管理之混乱、风气之腐败，都同出一辙，却至今还被人断章取义，奉为近代优秀企业的榜样，以作为厚古薄今的工具。
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改革后，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论述。晚清推行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百年，但还是被人指责为太慢。责难者的主流，正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改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动听愿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其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更为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改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晚清因政改超速，而导致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主旋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是毛泽东入京前“窑洞对”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规律”。
绊脚石之三：泛意识形态化
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热衷于意识形态之争、“主义”之争。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偏好，养成了我们“上纲上线”的行为习惯，总是喜欢将简单的“问题”之争，放大到硕大的“主义”之战，没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闹崩，绝不妥协，战斗到底，你死我活，不断折腾。
晚清时“党争”遍布朝野，各派都将“天地君亲师”或者救亡图存的大旗举起来，争夺合法性资源乃至话语主导权，而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在与时俱进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阶层几乎全部投入了夺权的传统游戏之中，而一旦夺到权力，则一切照旧，口号依然丰满，现实仍旧骨感。正如鲁迅对清末民初的革命与改革下的断语：“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从甲午战败之后进入“制度万能”的大跃进时代，尤其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启了新一轮“鹿鼎记”之后，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为“痞子运动”和“黑帮政治”，高举的旗帜永远只是幌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泛意识形态化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闭式循环——— 越上纲上线，就越四面树敌；越四面树敌，就越需要上纲上线。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并达成双赢的“软性”矛盾，至此，都必须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的“刚性”零和方式，决一死战，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政治挂帅”斗争思维中，社会充满了戾气，完全没有信任平台，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机制，如同一个丛林世界，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同时担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双重角色，民族的元气大大受损。
在泛意识形态化之下，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
“政改”的大量内容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技术层面、“器物”层面的。这就如同企业一样，无论国有、民营还是合资哪种所有制，企业管理都有其规律、有其共性、有其科学；如果非要将所有制改造当做公司治理的预置前提，要么是掩饰无能，要么是别有企图。
“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
泛意识形态化之下，喜欢拿着“主义”来处理“问题”的朝野各方，看似矛盾对立，其实都是根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高举的都是同样的“政治挂帅”的旗帜。(南都评论记者隽永整理文章经作者修订过)
雪珥 中国改革史研究者，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顾问、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等。主要研究中国改革史、海权史。著有《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帝国政改》、《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民生与民声》等。
雪珥，南都网，2013-05-19
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晚清的50年，我总结为“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不改革等死，其实就是改革的动力所在。发端于1861年的第一轮改革，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西方媒体和外交机构都在思考着中国崩溃后怎么办的问题。在那样的历史关头，中国体制内外的精英分子们开始了改革。
乱改革找死，则是改革本身是一项长期工程，对“技术”的要求颇高，不能急躁，不能跃进，不能盲动，否则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就走上了大跃进的道路，总想找捷径、搭快车，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一个“主义”，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放弃了在更为根本、更为琐碎、也更需要耐心的“技术”层面上的艰巨努力。精英阶层都指望着通过“顶层设计”，一夜之间改天换地，结果不断地葬送改革，也令中国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几乎耗尽了元气和各种机会。
晚清的50年改革，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洋务运动”，从1861年到1894年。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开始了改革，并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也实现了同光中兴这样的政治奇迹。
对于这个33年的改革，我们最大的批判是说它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个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时，连最为基本的经济改革，每一步都十分艰难，遑论政治改革。
第二个阶段，我称之为十年动乱，从1894年到1905年。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中国的精英们普遍有了焦虑和大跃进心态，急切地寻找救亡捷径，并因此导致了戊戌变法的极右盲动，其遭遇反弹的结果，就是极左的义和团运动，最终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签订了辛丑条约。在极右、极左、外敌来回折腾后的废墟上，恢复了洋务运动，直到1905年计划开始政治改革。
第三个阶段，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晚清新政，从1905年到1911年，这是“乱改革找死”的阶段。
绊脚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
导致晚清改革失败的第一大绊脚石，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缠斗。
晚清时有新旧两个既得利益集团。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亦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这些在晚清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并且先贵起来的一群人，当他们实现了“富+贵”之后，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张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 草根阶层被他们当做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而且，因为其“民营”性质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监管体系，其酷烈和贪婪程度，比国有企业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经改中大得其利后，积极参与到政改之中，成为所谓“立宪派”的主流，获得了政改的话语控制权。而他们主导下的政改，上淘空政权，下淘空民众，即便在形式上获得成功之后，也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游乐场，反而进一步刺激了革命——— 清末三年，上千起群体性事件(“民变”)，都是因草根阶层不满承担过高的改革成本而起。
绊脚石之二：大跃进心态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共同心态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某某社会。
这种“大跃进”心态，表现在改革上，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种认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高铁”时速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下“大跃进”的危害。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宪法大义》中告诫国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
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动”，在33年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军工体系。北洋舰队的规模和战斗力，甚至名列亚洲第一，可谓成就斐然。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如商战救国)，权力成为资本之母，催生并且扶持资本大跃进发展，这形成了一个寄生于权力母体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令中国资本主义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与权力血脉相连、密不可分，权力至今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既妨碍了资本的发展，也难以阻滞权力的膨胀。
至于超常规发展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企业腐败，更是不胜枚举。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张謇的大生纱厂，虽然所有制不同，但决策之粗糙、经营之无能、管理之混乱、风气之腐败，都同出一辙，却至今还被人断章取义，奉为近代优秀企业的榜样，以作为厚古薄今的工具。
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改革后，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论述。晚清推行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百年，但还是被人指责为太慢。责难者的主流，正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改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动听愿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其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更为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改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晚清因政改超速，而导致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主旋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是毛泽东入京前“窑洞对”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规律”。
绊脚石之三：泛意识形态化
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热衷于意识形态之争、“主义”之争。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偏好，养成了我们“上纲上线”的行为习惯，总是喜欢将简单的“问题”之争，放大到硕大的“主义”之战，没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闹崩，绝不妥协，战斗到底，你死我活，不断折腾。
晚清时“党争”遍布朝野，各派都将“天地君亲师”或者救亡图存的大旗举起来，争夺合法性资源乃至话语主导权，而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在与时俱进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阶层几乎全部投入了夺权的传统游戏之中，而一旦夺到权力，则一切照旧，口号依然丰满，现实仍旧骨感。正如鲁迅对清末民初的革命与改革下的断语：“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从甲午战败之后进入“制度万能”的大跃进时代，尤其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启了新一轮“鹿鼎记”之后，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为“痞子运动”和“黑帮政治”，高举的旗帜永远只是幌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泛意识形态化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闭式循环——— 越上纲上线，就越四面树敌；越四面树敌，就越需要上纲上线。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并达成双赢的“软性”矛盾，至此，都必须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的“刚性”零和方式，决一死战，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政治挂帅”斗争思维中，社会充满了戾气，完全没有信任平台，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机制，如同一个丛林世界，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同时担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双重角色，民族的元气大大受损。
在泛意识形态化之下，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
“政改”的大量内容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技术层面、“器物”层面的。这就如同企业一样，无论国有、民营还是合资哪种所有制，企业管理都有其规律、有其共性、有其科学；如果非要将所有制改造当做公司治理的预置前提，要么是掩饰无能，要么是别有企图。
“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
泛意识形态化之下，喜欢拿着“主义”来处理“问题”的朝野各方，看似矛盾对立，其实都是根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高举的都是同样的“政治挂帅”的旗帜。(南都评论记者隽永整理文章经作者修订过)
雪珥 中国改革史研究者，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顾问、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等。主要研究中国改革史、海权史。著有《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帝国政改》、《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民生与民声》等。
雪珥，南都网，201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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