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民主，以法治國：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
習近平先生：
祝賀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你在中國面臨兩種前途之際接班，是歷史的選擇，也是眾望所歸。從此，中國向何處去，對你來說已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你的智慧和決心，也將決定中國的命運。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不滿於舊制度的不公，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63年來，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付出巨大代價後，人們終於發現：在公平之上，還有正義；正義之上，還有人道。中國真正缺乏的，不是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人道主義。
以人為本，把人當人，包括對思想自由與獨立意志的尊重，是和諧社會的基礎。缺此，無論做憲政夢還是富強夢，都會以噩夢結束；缺此，無論搞資本主義還是搞社會主義，都會以悲劇告終。
黨內民主，以法治國，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經之路。如果說經濟改革的實質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搞資本主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憲政民主。
憲政是共識，關鍵在於誰主立憲。君主，民主，還是黨主？君主立憲是康梁的理想，民主立憲就今日中國而言是太遙遠的未來。在目前條件下，只可能是党主立憲，即在共產黨領導下解決共產黨自己權力結構與權力制衡的問題。誠然，正如朋友翁永羲所說，就象醫生給自己開刀，這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是中國別無選擇。除共產黨外，中國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主導政治改革。 能亡中共的，只有它自己；能救中共的，也只有它自己。“党的未來取決於黨本身，而不是取決於他人。”（俞正聲）政改是共產黨對自己的革命，是共產黨的政治突圍。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劉一明先生的意見：為了政治改革成功，“這個党的領導不但不能削弱，還應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不但不能削弱，也應加強。人民應該再給這個党一個機會，因為這個黨畢竟前三十年統一了國家(儘管貧字當頭)，後三十年富裕了社會(儘管兩極分化)，應該再允許這個黨探索三十年，中國社會可能會有根本的改變。”（對“致習近平先生公開信” 的評議）
作為紅二代子弟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我相信你對党的忠誠，不願意看到蘇共解體的事件在中國重演。但是，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和共和國的領袖，你對國家和民族負有更大的責任。你無疑希望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中國人民也支持共產黨。但現實是中共這個曾經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腐化了，背離了人民。造成黨腐敗的原因主要不在黨政官員的個人品質，而是缺乏監督的一元化的權力結構。因此，整黨、清黨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開展政治體制改革。政改是中國當前最大的政治。它關係到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也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
習近平先生，你相信共產主義，我不再相信。但我尊重一切真誠的共產黨人。從傅立葉、歐文、馬克思、到陳獨秀，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幻想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財產公有的社會。為實現人間天堂，歐文建立了“新和諧村，”毛澤東首創了“人民公社。” 但它們都失敗了。
羅素曾說：“一個人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歲以後還相信就是沒有頭腦。” 從1949到1979，中國為實現共產主義作出過真誠的努力。它在30而立之年告別了共產主義，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吸引了無數嚮往自由解放的優秀分子，結果卻開闢了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它許諾人們天堂，卻把他們帶進了地獄。在付出億萬生命代價之後，共產主義運動徹底失敗了。從純粹哲學意義上說，共產主義的失敗是人性的勝利：不完美的人性戰勝了完美的主義。換言之，不是共產主義太壞而被人類拋棄，是人類配不上共產主義。它的失敗不是因為它的邪惡，而是因為它的崇高；不是因為它不道德，而是因為它不可能。也許，共產主義運動是世界的劫數，人類在劫難逃。悲劇的根源是人類的無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圖挑戰上帝，創造新人類。幸運的是，瘋狂之後人類終於恢復了理性，認識到一個理想無論多麼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實驗。
習近平先生，我們是同時代人，有著相同的經歷，相信在許多方面也有共識。以大公無私為基礎的共產主義不是不符合中國國情，它是不符合人性。人性——天使和野獸的結合——只能用制度來協調；任何用教育或強力來改造人性的努力註定會失敗。洗腦雖一時有效，但不能長久。在壓力下，人性可以沉默，扭曲，甚至折斷，但絕不會改變。其實，今天彌漫全國的貪婪和腐敗正是長久被壓抑的人性的本能反彈。應該承認，毛澤東一代共產黨人對理想是執著的；他們比我們更有魄力，更有犧牲精神。今天的中國人，無論是擁共的還是反共的，都缺乏一種真誠。有人曾問一位從共運走向民運又從民運走向基督的朋友是否真信上帝。他的回答是：“胡景濤真信共產主義嗎？”這是一種可怕的褻瀆：連上帝都敢信，還有什麼不敢。蘇共解體時，兩千萬黨員無動於衷，違背了他們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誓言。我不知道今天中共八千萬黨員中有多少真正信仰共產主義，會在党有危機時挺身而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八年中我所見到的非党的共產主義信徒比我一生中在中國見到的要多。
習近平先生，很高興看到你把權力關進籠子的講話。但是，權力這只野獸貪婪、暴虐、狡猾、誘人，並具有極大的排它性，把它關進籠子絕非易事。中國共產黨擁有巨大的權力，同時也負有巨大的責任。政改的核心是規範、約束黨的權力，它的突破點只能是黨內民主。 沒有理由期待一個對自己都無法監督制約（或曰“不民主”）的政黨會對別人民主，會與國民黨或中國其它政治勢力分享政權。鑒於自身的局限和蘇聯解體的教訓，中國共產黨不能、不會、也不該把開放黨禁作為政改的突破點。但它完全可以借鑒美國和日本的經驗，完成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的過渡。美國建國初期，也是一黨——華盛頓革命集團——獨大，沒有與其它政治勢力分享政權。通過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它逐漸實現了全民民主。通過憲政，華盛頓革命集團完成了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的過渡，自我分裂成聯邦黨和反聯邦黨，後又演變為民主黨和共和黨，一直延續至今。同樣，日本今天的兩黨制，也是從自民黨一黨分化出來的。 它為戰後日本政治的穩定提供了保證。
美國憲政經驗
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憲法是最高綱領，無人可以超越。但美國憲法是怎麼來的呢？上帝沒有給美國一部憲法，美國的憲法是人制訂的。具體地說，是戰勝了英國殖民者的華盛頓革命集團制訂的，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也是由這一集團執行的。1787年，55位反叛者（後稱國父）聚集費城，爭吵了117天，於是有了美國憲法。1789年，美國第一次總統選舉，390萬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選舉權。沒有選舉權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納稅的窮人和反對過革命的人（20%）。這不是君主立憲，也不是民主立憲，而是典型的“党主立憲。”
華盛頓和他的戰友們沒有與被趕到英倫三島的保守派共同制憲，也沒有與國內自由派湯瑪斯-潘恩和亨利-派翠克—— 前者是《常識》的作者，後者提出美國革命著名口號“不自由，毋寧死”——分享政權。但是，他們在解決內部分歧時是充分民主的。認識到派系鬥爭是政治的題中之義，華盛頓在制憲會議中沒有用他在獨立戰爭中獲取的巨大威望和權力壓制反對派，而是端坐在他的木椅上，像一坐雕像。與此同時，他的朋友麥迪森忠實地記錄了制憲會議的全過程，留下了一部眾人合寫的歷史巨著——《制憲會議記錄》（Notes On Philadelphia Convention）。三十年前，筆者從中國到美國讀書，通讀了這部63萬字的筆記，驚訝地發現：原來政治還可以這樣搞。
三權分立的頂層設計
權力制衡不是美國國父的發明，他們的傑出貢獻在於把權力制衡的原則（普世價值）和美國現實（美國特色）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國家機器。
（1） 行政權 制憲會議代表要決定的第一個問題是總統的人數和權力。最初的共識是：為了防止個人獨裁，必須集體領導，不能選一個人當總統。沿著這條思路，代表們參考羅馬共和國雙執政官的經驗，提出設立兩個或四個總統。最極端的方案甚至提出選舉13個總統，分別代表13個獨立的州。面對眾說紛紜的局面，睿智而富有政治經驗的佛蘭克林一錘定音，以雄辯而簡潔的常識說服了大家。他說：行政的最高美德是效率（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executive is efficiency）。為了實現效率，必須一人負責。一輛車不能有同時有兩個司機，如果怕司機違章駕駛，可設員警在一旁監督。（中國常識：一個和尚挑水，兩個和尚抬水，三個和尚沒水。）
（2）立法權 爭論的另一個焦點是議會的許可權。為決定議會人數和選舉方式，代表們劍拔弩張，互不相讓，幾度拔劍威脅決鬥 。在參考比較羅馬貴族院、英國上下議院和反復衡量大州、小州權益之後，代表們終於在佛蘭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達成共識：立法的最高美德是賢明（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legislative is wisdom）。為了達到賢明，必須集思廣益，不怕人多，不怕曠日持久的爭執扯皮。（中國常識：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
（3）司法權 相對容易的是司法權的界定。沒有太多的分歧，代表們再一次採納了佛蘭克林的意見：司法的最高美德是公正。為了保持公正，司法必須獨立。考慮到法官也是人，會受到金錢和權勢的誘惑，憲法規定了法官的優惠待遇和終身制。
政治的最高藝術是妥協，政治學的最高境界是實現人性和制度的統一。在制憲會議中，我們看到這兩者的完美統一。
美國憲法沒有照搬英國大憲章，由此而來的政治制度也與英國迥異。沒有人完全同意這部憲法，但它又是國父們各自所能爭到的最好結果。就個人來說，佛蘭克林喜歡君主立憲。漢密爾頓主張帝制，更多的人則傾向於地方自製。制憲會議成功的關鍵不是謀略，而是妥協。通過妥協，習慣在荒野中開墾的美國人在似乎沒有路的地方找到了一條路。
中國也應該有自己的路。
憲政民主是中國的出路
習近平先生，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口號，經濟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隨著經濟改革的成功，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已成為黨內外精英的共識。這一共識的具體表達方式就是黨內民主。推行黨內民主不僅是因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規範黨內的派系鬥爭，防止不擇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來實現自己的野心。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是毛澤東對中國政治現實的正確描述。但他終其一生卻沒有找到一條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方法。在中共九十年的歷史上，黨內的反對派，總是被打成反動派。鑒於這一歷史教訓，政改的當務之急，是開展黨內民主，把本來就存在的黨內派別鬥爭公開化、合法化、制度化。具體做法可參考越共總書記由中央委員會選出的經驗：黨內兩派選出代表人物，依執政理念不同競選最高職位；軍隊在競選中嚴守中立；競選雙方遵重選舉結果，在朝的執政，在野的監督；最後七、八年再來一次。我相信，以黨內民主為核心的一黨兩派制一旦確立，腐敗將從根本上受到遏制。隨著黨內最高領袖的民主產生和派系監督的實現，“權為民所賦”將成為現實；三民（順民，刁民，暴民）將為公民取代；施黨內家法的紀委和龐大而擾民的維穩機構也將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對此俞正聲先生有不同意見。他在2011年上海一次黨員大會上說，黨內分派勢必引起黨內分裂，使党成為政客野心家的競技場。他的擔心不無道理。但問題是，不允許黨內分派，黨內政客野心家就不競技了嗎？不准明爭，就會暗鬥；不數人頭，就砍人頭；不是七八年選舉一次，就是七八年內鬥一次。孰好孰壞，不言而喻。所以，關鍵不是禁止黨內分派，而是建立規則，讓黨爭在有序的環境下進行。
習近平先生，縱觀世界歷史，凡成功政治改革無不自上而下。但是，改革失控導致革命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人們常說改革和革命賽跑，這並不正確。在更多的情況下，革命和改革不是替代關係，而是因果關係；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托克維爾名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這一規律完全適用于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和滿清王朝的最後統治者。他們都有心向善，夢想和諧社會，卻都在政改的路上碰上了革命的無常。與他們的前輩——路易十四、 伊凡大帝和揚洲的屠城者——相比，這些末日王朝的統治者無疑是開明和仁慈的。 歷史的吊詭：王朝總是亡在它最好的時候。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壓迫越深，反抗越烈。” 這是宣傳鼓動，不是事實。歷史的真實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歌唱；壓迫越深，歌聲越嘹亮。經歷過鎮反肅反反右和文革殘酷階級鬥爭的中國人，不難理解個中道理。從這一角度觀察，中國今天的民怨和每年數以萬計的群體事件，恰恰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言論逐漸開放，恐懼正在消失，人民不再愚昧。這是共和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危險的時期。
毛澤東相信階級鬥爭是人類發展的基本動力。方勵之反對共產黨，提出“民主不是賜予的。”在對鬥爭哲學的信仰上，他們沒有區別。相信鬥爭，不善妥協，我們會在沒有矛盾的地方找到矛盾，在沒有鬥爭的地方開展鬥爭。事實上，推動人類進步的不是鬥爭；是妥協。媳婦的鬥爭不能結束婆婆的專制，要結束婆媳的天敵關係，只有改變家庭結構。對這一點，凡是仔細觀察過近年來中國家庭關係變化的人，相信都會有同感。同樣，被壓迫者的鬥爭並不能結束政治迫害，要結束政治迫害，只有改變政治結構。
在專制淫威下，中國人是順民；政策寬鬆時，我們是刁民；動亂革命時，我們是暴民。這就是中國亙古不變的三民主義。除此以外，我們似乎不知道還有第四種活法。中國人從未做過公民，更沒有公民社會。重讀歷史，我們看到導致幸亥革命爆發的四川保路運動，並不是公民維權，而是 一場典型的刁民運動；它是一群貪婪的鄉紳對一個垂死政府的無恥敲詐。王朝初年都肅反殺人，末年都搞和諧社會。刁民就是和諧社會的必然產物。刁民是順民向公民轉變的必經階段，他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則為暴民。改革的任務就是通過憲政民主，使政府完成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人民完成從刁民到公民的轉變。
憲政民主是中國共產黨擺脫封建，告別革命，走向未來的必經之路。這條路走通了，中國將走出王朝迴圈。失敗了，中共將同歷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樣，成為歷史滄海中的一個泡沫。千秋萬代是秦始皇的夢想，打江山，坐江山是農民的境界。共產黨人的胸懷應該與此不同。事實上，今天中國共產黨能對中國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主動地開展政治改革，實行政黨政治，使中國有序地走向民主。畢竟，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也沒有永久的執政黨。黨內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黨專政結束之時。在憲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國共產黨給中國一條出路，也給了自己一條退路。
把權力關進籠子與軍隊國家化
祝賀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你在中國面臨兩種前途之際接班，是歷史的選擇，也是眾望所歸。從此，中國向何處去，對你來說已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你的智慧和決心，也將決定中國的命運。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不滿於舊制度的不公，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63年來，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付出巨大代價後，人們終於發現：在公平之上，還有正義；正義之上，還有人道。中國真正缺乏的，不是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人道主義。
以人為本，把人當人，包括對思想自由與獨立意志的尊重，是和諧社會的基礎。缺此，無論做憲政夢還是富強夢，都會以噩夢結束；缺此，無論搞資本主義還是搞社會主義，都會以悲劇告終。
黨內民主，以法治國，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經之路。如果說經濟改革的實質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搞資本主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憲政民主。
憲政是共識，關鍵在於誰主立憲。君主，民主，還是黨主？君主立憲是康梁的理想，民主立憲就今日中國而言是太遙遠的未來。在目前條件下，只可能是党主立憲，即在共產黨領導下解決共產黨自己權力結構與權力制衡的問題。誠然，正如朋友翁永羲所說，就象醫生給自己開刀，這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是中國別無選擇。除共產黨外，中國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主導政治改革。 能亡中共的，只有它自己；能救中共的，也只有它自己。“党的未來取決於黨本身，而不是取決於他人。”（俞正聲）政改是共產黨對自己的革命，是共產黨的政治突圍。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劉一明先生的意見：為了政治改革成功，“這個党的領導不但不能削弱，還應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不但不能削弱，也應加強。人民應該再給這個党一個機會，因為這個黨畢竟前三十年統一了國家(儘管貧字當頭)，後三十年富裕了社會(儘管兩極分化)，應該再允許這個黨探索三十年，中國社會可能會有根本的改變。”（對“致習近平先生公開信” 的評議）
作為紅二代子弟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我相信你對党的忠誠，不願意看到蘇共解體的事件在中國重演。但是，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和共和國的領袖，你對國家和民族負有更大的責任。你無疑希望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中國人民也支持共產黨。但現實是中共這個曾經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腐化了，背離了人民。造成黨腐敗的原因主要不在黨政官員的個人品質，而是缺乏監督的一元化的權力結構。因此，整黨、清黨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開展政治體制改革。政改是中國當前最大的政治。它關係到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也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
習近平先生，你相信共產主義，我不再相信。但我尊重一切真誠的共產黨人。從傅立葉、歐文、馬克思、到陳獨秀，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幻想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財產公有的社會。為實現人間天堂，歐文建立了“新和諧村，”毛澤東首創了“人民公社。” 但它們都失敗了。
羅素曾說：“一個人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歲以後還相信就是沒有頭腦。” 從1949到1979，中國為實現共產主義作出過真誠的努力。它在30而立之年告別了共產主義，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吸引了無數嚮往自由解放的優秀分子，結果卻開闢了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它許諾人們天堂，卻把他們帶進了地獄。在付出億萬生命代價之後，共產主義運動徹底失敗了。從純粹哲學意義上說，共產主義的失敗是人性的勝利：不完美的人性戰勝了完美的主義。換言之，不是共產主義太壞而被人類拋棄，是人類配不上共產主義。它的失敗不是因為它的邪惡，而是因為它的崇高；不是因為它不道德，而是因為它不可能。也許，共產主義運動是世界的劫數，人類在劫難逃。悲劇的根源是人類的無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圖挑戰上帝，創造新人類。幸運的是，瘋狂之後人類終於恢復了理性，認識到一個理想無論多麼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實驗。
習近平先生，我們是同時代人，有著相同的經歷，相信在許多方面也有共識。以大公無私為基礎的共產主義不是不符合中國國情，它是不符合人性。人性——天使和野獸的結合——只能用制度來協調；任何用教育或強力來改造人性的努力註定會失敗。洗腦雖一時有效，但不能長久。在壓力下，人性可以沉默，扭曲，甚至折斷，但絕不會改變。其實，今天彌漫全國的貪婪和腐敗正是長久被壓抑的人性的本能反彈。應該承認，毛澤東一代共產黨人對理想是執著的；他們比我們更有魄力，更有犧牲精神。今天的中國人，無論是擁共的還是反共的，都缺乏一種真誠。有人曾問一位從共運走向民運又從民運走向基督的朋友是否真信上帝。他的回答是：“胡景濤真信共產主義嗎？”這是一種可怕的褻瀆：連上帝都敢信，還有什麼不敢。蘇共解體時，兩千萬黨員無動於衷，違背了他們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誓言。我不知道今天中共八千萬黨員中有多少真正信仰共產主義，會在党有危機時挺身而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八年中我所見到的非党的共產主義信徒比我一生中在中國見到的要多。
習近平先生，很高興看到你把權力關進籠子的講話。但是，權力這只野獸貪婪、暴虐、狡猾、誘人，並具有極大的排它性，把它關進籠子絕非易事。中國共產黨擁有巨大的權力，同時也負有巨大的責任。政改的核心是規範、約束黨的權力，它的突破點只能是黨內民主。 沒有理由期待一個對自己都無法監督制約（或曰“不民主”）的政黨會對別人民主，會與國民黨或中國其它政治勢力分享政權。鑒於自身的局限和蘇聯解體的教訓，中國共產黨不能、不會、也不該把開放黨禁作為政改的突破點。但它完全可以借鑒美國和日本的經驗，完成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的過渡。美國建國初期，也是一黨——華盛頓革命集團——獨大，沒有與其它政治勢力分享政權。通過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它逐漸實現了全民民主。通過憲政，華盛頓革命集團完成了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的過渡，自我分裂成聯邦黨和反聯邦黨，後又演變為民主黨和共和黨，一直延續至今。同樣，日本今天的兩黨制，也是從自民黨一黨分化出來的。 它為戰後日本政治的穩定提供了保證。
美國憲政經驗
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憲法是最高綱領，無人可以超越。但美國憲法是怎麼來的呢？上帝沒有給美國一部憲法，美國的憲法是人制訂的。具體地說，是戰勝了英國殖民者的華盛頓革命集團制訂的，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也是由這一集團執行的。1787年，55位反叛者（後稱國父）聚集費城，爭吵了117天，於是有了美國憲法。1789年，美國第一次總統選舉，390萬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選舉權。沒有選舉權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納稅的窮人和反對過革命的人（20%）。這不是君主立憲，也不是民主立憲，而是典型的“党主立憲。”
華盛頓和他的戰友們沒有與被趕到英倫三島的保守派共同制憲，也沒有與國內自由派湯瑪斯-潘恩和亨利-派翠克—— 前者是《常識》的作者，後者提出美國革命著名口號“不自由，毋寧死”——分享政權。但是，他們在解決內部分歧時是充分民主的。認識到派系鬥爭是政治的題中之義，華盛頓在制憲會議中沒有用他在獨立戰爭中獲取的巨大威望和權力壓制反對派，而是端坐在他的木椅上，像一坐雕像。與此同時，他的朋友麥迪森忠實地記錄了制憲會議的全過程，留下了一部眾人合寫的歷史巨著——《制憲會議記錄》（Notes On Philadelphia Convention）。三十年前，筆者從中國到美國讀書，通讀了這部63萬字的筆記，驚訝地發現：原來政治還可以這樣搞。
三權分立的頂層設計
權力制衡不是美國國父的發明，他們的傑出貢獻在於把權力制衡的原則（普世價值）和美國現實（美國特色）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國家機器。
（1） 行政權 制憲會議代表要決定的第一個問題是總統的人數和權力。最初的共識是：為了防止個人獨裁，必須集體領導，不能選一個人當總統。沿著這條思路，代表們參考羅馬共和國雙執政官的經驗，提出設立兩個或四個總統。最極端的方案甚至提出選舉13個總統，分別代表13個獨立的州。面對眾說紛紜的局面，睿智而富有政治經驗的佛蘭克林一錘定音，以雄辯而簡潔的常識說服了大家。他說：行政的最高美德是效率（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executive is efficiency）。為了實現效率，必須一人負責。一輛車不能有同時有兩個司機，如果怕司機違章駕駛，可設員警在一旁監督。（中國常識：一個和尚挑水，兩個和尚抬水，三個和尚沒水。）
（2）立法權 爭論的另一個焦點是議會的許可權。為決定議會人數和選舉方式，代表們劍拔弩張，互不相讓，幾度拔劍威脅決鬥 。在參考比較羅馬貴族院、英國上下議院和反復衡量大州、小州權益之後，代表們終於在佛蘭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達成共識：立法的最高美德是賢明（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legislative is wisdom）。為了達到賢明，必須集思廣益，不怕人多，不怕曠日持久的爭執扯皮。（中國常識：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
（3）司法權 相對容易的是司法權的界定。沒有太多的分歧，代表們再一次採納了佛蘭克林的意見：司法的最高美德是公正。為了保持公正，司法必須獨立。考慮到法官也是人，會受到金錢和權勢的誘惑，憲法規定了法官的優惠待遇和終身制。
政治的最高藝術是妥協，政治學的最高境界是實現人性和制度的統一。在制憲會議中，我們看到這兩者的完美統一。
美國憲法沒有照搬英國大憲章，由此而來的政治制度也與英國迥異。沒有人完全同意這部憲法，但它又是國父們各自所能爭到的最好結果。就個人來說，佛蘭克林喜歡君主立憲。漢密爾頓主張帝制，更多的人則傾向於地方自製。制憲會議成功的關鍵不是謀略，而是妥協。通過妥協，習慣在荒野中開墾的美國人在似乎沒有路的地方找到了一條路。
中國也應該有自己的路。
憲政民主是中國的出路
習近平先生，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口號，經濟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隨著經濟改革的成功，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已成為黨內外精英的共識。這一共識的具體表達方式就是黨內民主。推行黨內民主不僅是因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規範黨內的派系鬥爭，防止不擇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來實現自己的野心。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是毛澤東對中國政治現實的正確描述。但他終其一生卻沒有找到一條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方法。在中共九十年的歷史上，黨內的反對派，總是被打成反動派。鑒於這一歷史教訓，政改的當務之急，是開展黨內民主，把本來就存在的黨內派別鬥爭公開化、合法化、制度化。具體做法可參考越共總書記由中央委員會選出的經驗：黨內兩派選出代表人物，依執政理念不同競選最高職位；軍隊在競選中嚴守中立；競選雙方遵重選舉結果，在朝的執政，在野的監督；最後七、八年再來一次。我相信，以黨內民主為核心的一黨兩派制一旦確立，腐敗將從根本上受到遏制。隨著黨內最高領袖的民主產生和派系監督的實現，“權為民所賦”將成為現實；三民（順民，刁民，暴民）將為公民取代；施黨內家法的紀委和龐大而擾民的維穩機構也將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對此俞正聲先生有不同意見。他在2011年上海一次黨員大會上說，黨內分派勢必引起黨內分裂，使党成為政客野心家的競技場。他的擔心不無道理。但問題是，不允許黨內分派，黨內政客野心家就不競技了嗎？不准明爭，就會暗鬥；不數人頭，就砍人頭；不是七八年選舉一次，就是七八年內鬥一次。孰好孰壞，不言而喻。所以，關鍵不是禁止黨內分派，而是建立規則，讓黨爭在有序的環境下進行。
習近平先生，縱觀世界歷史，凡成功政治改革無不自上而下。但是，改革失控導致革命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人們常說改革和革命賽跑，這並不正確。在更多的情況下，革命和改革不是替代關係，而是因果關係；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托克維爾名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這一規律完全適用于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和滿清王朝的最後統治者。他們都有心向善，夢想和諧社會，卻都在政改的路上碰上了革命的無常。與他們的前輩——路易十四、 伊凡大帝和揚洲的屠城者——相比，這些末日王朝的統治者無疑是開明和仁慈的。 歷史的吊詭：王朝總是亡在它最好的時候。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壓迫越深，反抗越烈。” 這是宣傳鼓動，不是事實。歷史的真實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歌唱；壓迫越深，歌聲越嘹亮。經歷過鎮反肅反反右和文革殘酷階級鬥爭的中國人，不難理解個中道理。從這一角度觀察，中國今天的民怨和每年數以萬計的群體事件，恰恰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言論逐漸開放，恐懼正在消失，人民不再愚昧。這是共和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危險的時期。
毛澤東相信階級鬥爭是人類發展的基本動力。方勵之反對共產黨，提出“民主不是賜予的。”在對鬥爭哲學的信仰上，他們沒有區別。相信鬥爭，不善妥協，我們會在沒有矛盾的地方找到矛盾，在沒有鬥爭的地方開展鬥爭。事實上，推動人類進步的不是鬥爭；是妥協。媳婦的鬥爭不能結束婆婆的專制，要結束婆媳的天敵關係，只有改變家庭結構。對這一點，凡是仔細觀察過近年來中國家庭關係變化的人，相信都會有同感。同樣，被壓迫者的鬥爭並不能結束政治迫害，要結束政治迫害，只有改變政治結構。
在專制淫威下，中國人是順民；政策寬鬆時，我們是刁民；動亂革命時，我們是暴民。這就是中國亙古不變的三民主義。除此以外，我們似乎不知道還有第四種活法。中國人從未做過公民，更沒有公民社會。重讀歷史，我們看到導致幸亥革命爆發的四川保路運動，並不是公民維權，而是 一場典型的刁民運動；它是一群貪婪的鄉紳對一個垂死政府的無恥敲詐。王朝初年都肅反殺人，末年都搞和諧社會。刁民就是和諧社會的必然產物。刁民是順民向公民轉變的必經階段，他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則為暴民。改革的任務就是通過憲政民主，使政府完成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人民完成從刁民到公民的轉變。
憲政民主是中國共產黨擺脫封建，告別革命，走向未來的必經之路。這條路走通了，中國將走出王朝迴圈。失敗了，中共將同歷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樣，成為歷史滄海中的一個泡沫。千秋萬代是秦始皇的夢想，打江山，坐江山是農民的境界。共產黨人的胸懷應該與此不同。事實上，今天中國共產黨能對中國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主動地開展政治改革，實行政黨政治，使中國有序地走向民主。畢竟，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也沒有永久的執政黨。黨內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黨專政結束之時。在憲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國共產黨給中國一條出路，也給了自己一條退路。
把權力關進籠子與軍隊國家化
習近平先生，政見不同、爭權奪利是政客的本能，也是政治的題中之義。但是否以暴力解決分歧則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你有你激進的理由，我有我保守的道理。雙方盡可爭論，但都應遵守人類底線，不要相互殺戮。據吳忠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文章披露，林彪9-13前曾一度想給毛澤東寫信，建議十年內對政治局委員採取四不——不抓、不押、不撤、不殺——政策，並把此項政策作為命令傳達到每一個解放軍指戰員，使其成為紀律。這是林彪鑒於黨內殘酷鬥爭歷史，為自己和他的戰友們尋找一條活路的最後努力。似乎是不想自取其辱，信寫好沒有發出。可以想像，即使此信提交政治局討論也很難被通過。因為當時大權在握的江青集團不會預料到五年之後（1976）他們自己會被軍人抓捕，正如五年之前（1966）林協助毛用軍隊逮捕其他政治局委員時沒有想到會有9-13一樣。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政治有時不是來世報，而是現世報。
寫這封信時的林彪，處在他一生中最清醒的時刻。精研政變，深諳權術，相信政治鬥爭就是你死我活，林彪終於在太晚的時候認識到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道理。他想把軍隊關進權力的籠子，卻已失去了籠子的鑰匙。他本來是有——至少是部分擁有——這把鑰匙的。
習近平先生，作為總書記和三軍統帥，你大權在握，完全具有推行軍隊國家化的條件。需要的只是智慧和決心。希望你接受林彪的教訓，及早讓軍隊退出政治。切不可認為今天能控制軍隊，就永遠可以控制。殷鑒不遠，薩達姆、穆巴拉克、卡紮非控制軍隊幾十年，最後還是成為軍人政治的犧牲品。如果說把權力關進籠子是普世價值，把軍隊關進籠子就是當務之急。畢竟，人類早已走出了叢林，用軍隊搞政治不符合現代文明標準。國家要長治久安，軍人必須退出政治，不對政府指手畫腳。因為無論是党指揮槍，還是槍指揮党，都是腐朽的封建思想，最終只會導致動亂。倘若類似天安門事件的民變再次發生，需要軍隊開槍鎮壓，我相信中國軍人不會再服從命令。從前年的埃及事件中他們已經看到，軍人的命運並非註定是劊子手或替罪羊。只要有機會介入政治，憑藉一紙“絕不向人民開槍”的聲明，他們就能以收拾局面的名義收拾政權。這種既得民意，又得實利的好事，軍人不會看不到。結論是：在一個沒有信仰的時代，党絕對指揮不動槍；一旦突然事件發生，只能是槍指揮党。
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道：在美國，重大政治問題最終都變成司法問題。不幸的是，它們在中國都變成軍事問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僅是毛澤東的信仰，也是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國政客的信條。據說江澤民初任總書記時，曾支持王滬寧軍隊國家化的主張，遭到軍人反對。現在看來，即使確有其事，江也不是真正想實行軍隊國家化，把党軍變成國軍。他支持王，只是因為他還沒有控制軍隊。鄧小平去世後，江大權獨攬，再也不提軍隊國家化的主張。
陳公博在回憶錄中說：一生從政，兩點經驗。（1）凡天下事，到不得了的時候，就了了；（2）凡中國事，到軍人妄言干政的時候，就亂了。試看今天中國，少將朱成虎，羅援，張召忠在CCTV上競相亮相，指點江山。中將劉亞洲為自由派作家趙無眠舊書《百年功罪》寫序，帶三十位將軍月臺。上將劉源為左派領袖張木生新書《讀李零，思國運》寫序，攜六位將軍助陣，軍人如此干政，實非國家之福。嚴肅軍紀，不僅要禁止軍人喝酒，更應禁止他們論政。
習近平先生，看了網上流傳的南巡講話，知道你對蘇聯軍隊在蘇共解體時的表現失望：“十四萬人齊解甲，竟無一人是男兒。”可是，如果軍人開槍了，蘇共政權就能保住嗎？六•四的經驗不能無限重複，一個靠坦克和刺刀維持的政府是不能持久的。事實上，蘇共解體不是少數政客的選擇，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願，其根本原因是蘇共的腐敗和脫離人民。沒有人願意去為一個腐敗的政府殉葬。要避免蘇聯的悲劇，只有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的路，在經濟改革成功之後，開展以憲政民主為目標的政治改革。
習近平先生，我們都知道党國之後，必然興起的是軍國。在黨政不分的党國體制下，軍隊國家化是個偽命題，因為黨本身就是國家（朕即國家）。只有在憲政民主實現之後，軍隊國家化才有可能。軍國是党國意識形態崩潰的產物。它是一個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維持的政權。隨著經濟的騰飛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中國正不可避免地從党國轉變為軍國。美國不喜歡軍國，因為它不符合美國的價值觀。但中國似乎卻別無選擇。它付不起美式民主的高昂代價。
軍隊是中國社會最有組織的力量，註定要成為黨國遺產的繼承人。看到你最近頻頻視察軍隊，感覺是喜憂參半。高興的是你對軍隊比你的前任有更深的感情和關係；擔憂的是你會太依賴軍人的力量，忘記中國共產黨人的初衷是建立一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必須承認，中國已接近富強，但並不民主。我支持軍國，是因為我相信它是從党國走向民國的必經階段。軍國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社會轉型必須的秩序，而秩序是中國最稀缺的產品。正如經濟改革的成功需要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在憲政民主建立之前，只有軍隊能提供這種秩序，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吊詭的是，政改的目的是把中共自己的權力關進籠子；軍隊支援政改的目的是讓軍人遠離政治，不再干政。總而言之，權力必須受到約束。你不約束權力，它就會禍害百姓；你不把軍隊關進籠子，它就會把你關進籠子。
鄧小平晚年最大的功績是取消了幹部終身制。老人退出政治，中國沒有亂；軍人退出政治，中國只會更好。
南方週末事件的啟示
習近平先生，當你說憲法的尊嚴和靈魂是實施時，我相信你的本意是党主立憲，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貫徹落實憲法的條款，使之從一紙虛文變成治國大綱。講話被人們按自己的願望解讀，從而引發了崇拜力量的富強派和崇拜自由的憲政派在南方週末事件上的衝突。衝突的一方主張自由夢、民主夢、憲政夢；另一方強調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沒有人想挑戰你，但雙方無疑都想影響你，壟斷對中華民族百年復興夢的解釋權。憲政派相信他們代表民意，站在歷史正確一方，掌握中國的未來。富強派認為中華民族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它的夢想，冒然推行憲政派的主張只會中斷夢的進程，使中國陷入分裂、混亂。憲政派的大旗上寫著“普世價值，” 富強派的大旗上則直書“中國特色。”
世界上無疑有普世價值，否則地球村不會存在。但中國當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則也就沒有中國。儘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針鋒相對，勢不兩立，其實並無本質的區別。平心而論，普世代表中國的未來，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國的現實。沒有普世，中國就沒有夢；沒有特色，中國則沒有根。
習近平先生，改革開放和互聯網的出現，使新聞自由成為時代潮流。党既然不能控制思想，自然也就無法控制言論。人生有一張嘴就有說話的權利，生有一個大腦就有思想的權利，同時也就有不同意其它大腦的權利。南方週末事件再一次表明，政府對新聞的管理是如何落後於時代：傲慢的權力不僅要管思想、管言論、還要管夢。當南周記者戴志勇宣稱中國夢是憲政夢、自由夢時，他並沒有否認別人的夢。他只是闡述了自己的夢想。也許，社論的刪改者更準確地把握了你的原意，而當今中國大多數人的確是在做富強夢。即便如此，也應該允許少數人做自己的夢。畢竟，統一思想、統一步伐、統一行動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已進入了多元化時代。
習近平先生，毛澤東帶領中國站起來，鄧小平改革開放使中國富起來，你無疑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內使中國強起來。這是你的夢，也是中國的夢。的確，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接近這個夢。拋棄政治偏見，海峽兩岸、世界各地的中國人都不會看不到中國三十年來的巨大進步。然而，中國夢是由無數個人的夢組成的。對兩億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尋找新生活的農民工來說，他們的夢是孩子能在城裡上學，自己能在城裡安家落戶；對已經基本溫飽的白領小資，中國夢是活的更精彩，更有尊嚴，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對先富起來的企業家，他們的夢是國家能夠立法保護他們的財產，不受權力的無端侵害。面對這些不同的夢，政府的責任不是統一夢想，而是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促成它們各自的實現。
困難的是，中國文化崇尚大一統，缺乏寬容，喜歡串夢。南周事件顯示，一旦處置失當，夢的衝突也會導致社會危機。南周記者的夢不同于新聞檢察官的夢，於是就發生了強制刪稿事件；檢察官的夢不同于自由派公知的夢，於是發生了集體抗議，要求庹震下臺的風波。面對這類衝突，政府常常處於兩難：既不能縱，又不能壓；進退失據，寬嚴皆誤。懲罰南周記者，必然引起自由派反彈，激化矛盾；撤掉庹震，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劉雲山。
閻錫山曾說：他是在中共、蔣介石和日本人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那顆都不行。習近平先生，今天你也面對三顆不能踩破的雞蛋：左派，自由派和權貴集團。踩碎農民工的雞蛋，他們就會懷念毛澤東，做打土豪分田地的夢；試想百萬農民工打著“居者有其屋”的口號和平進駐城市百萬空置的新房。這些房子是他們所造，很可能還是貪官的產業。破了自由派的憲政夢，他們就會懷念辛亥革命，做天鵝絨、茉莉花的夢，因為他們知道，沒有憲政，搞太子党接班，皇族內閣執政，拼爹他們沒有希望。最難對付的是權貴集團，他們的夢是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清算。吳思做過一個統計，以5%的貪腐比例計算，十年權貴集團非法攝取的財富是十萬億。若以貪污一百萬作為懲治標準，要殺的人就是一千萬。反腐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既不能殺，就只能撫。這不是沒有原則，而是只能如此。自古貪官多能吏。鑒於他們在發展經濟上的功勞和社會穩定的需要，必須考慮赦免。在赦免實現之前，不宜冒然實行陽光法案。
共產黨和權貴集團
習近平先生，當你強調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時，我相信你是真誠的。問題在於，你的同事們真誠嗎？他們真有這樣的自信嗎？你們都是共產黨員，在宣誓時都說過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看看溫家寶先生是怎樣奮鬥的，再看看戴相農先生是怎樣奮鬥的。他們（家屬？）在同一天買進平安公司的股票，獲取了數百億的利潤。一個是共和國總理，一個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主管金融。這是典型的的以權謀私內線交易。更荒唐的是，在確鑿的證據——時間，地點，身份證——被媒體曝光後，中國卻動用國家力量封網，不讓紐約時報和人民見面。十年來中國經濟成倍增長股市卻徘徊不前，為什麼？原因很簡單，黨政機關內的碩鼠們利用職務之便肆意竊取股民的財富，把股市變成了權貴集團的提款機。
毛澤東是最早認識到共產黨內會出現一個權貴集團的人，當時他稱之為“新生資產階級。”這也是毛澤東1966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遺憾的是，他選了一條錯誤的路。“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迷信階級鬥爭的毛澤東認為，要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不腐敗，必須鼓勵群眾造反，以七、八年一次的文革方式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文革失敗後，共產黨總結經驗，沒有再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樣做的好處是社會相對穩定，經濟快速發展；壞處則是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權貴資本集團。這一集團罔顧黨紀國法，大肆侵吞國有財富，並以國家手段壓制那些反對他們的人。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人是以革命的名義殺人，以人民的名義共產，真誠地實踐社會主義的話，今天的權貴集團就是以改革的名義分贓，以和諧的名義封口，瘋狂地復辟資本主義。寄生在共產黨內，這個權貴集團管理和控制著數十萬億的國有資產。他們關心的不是民主自由，也不是公平正義，而是如何化公為私，從資產的管理人變成所有人。打著提高效率、反對壟斷的旗幟，他們設計各種各樣的私有化方案，把央企改制稱為“最後的晚餐。”我們看到，蘇共崩潰時沒有一個共產黨員為它殉塟，而寄生在蘇共內部的權貴集團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在自己的塟禮上發財的人。正如北大學者李零所說，中國最想共產黨垮臺的不是左派，不是自由派，而是這個權貴集團。把黨吃光喝盡，然後挖個坑把共產黨埋了是他們最大的願望（李零）。恰如清宮太監在偷盜宮中古董寶物後害怕溥儀查問，一把火燒了建福宮。（1923）
習近平先生，當你說憲法的尊嚴和靈魂是實施時，我相信你的本意是党主立憲，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貫徹落實憲法的條款，使之從一紙虛文變成治國大綱。講話被人們按自己的願望解讀，從而引發了崇拜力量的富強派和崇拜自由的憲政派在南方週末事件上的衝突。衝突的一方主張自由夢、民主夢、憲政夢；另一方強調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沒有人想挑戰你，但雙方無疑都想影響你，壟斷對中華民族百年復興夢的解釋權。憲政派相信他們代表民意，站在歷史正確一方，掌握中國的未來。富強派認為中華民族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它的夢想，冒然推行憲政派的主張只會中斷夢的進程，使中國陷入分裂、混亂。憲政派的大旗上寫著“普世價值，” 富強派的大旗上則直書“中國特色。”
世界上無疑有普世價值，否則地球村不會存在。但中國當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則也就沒有中國。儘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針鋒相對，勢不兩立，其實並無本質的區別。平心而論，普世代表中國的未來，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國的現實。沒有普世，中國就沒有夢；沒有特色，中國則沒有根。
習近平先生，改革開放和互聯網的出現，使新聞自由成為時代潮流。党既然不能控制思想，自然也就無法控制言論。人生有一張嘴就有說話的權利，生有一個大腦就有思想的權利，同時也就有不同意其它大腦的權利。南方週末事件再一次表明，政府對新聞的管理是如何落後於時代：傲慢的權力不僅要管思想、管言論、還要管夢。當南周記者戴志勇宣稱中國夢是憲政夢、自由夢時，他並沒有否認別人的夢。他只是闡述了自己的夢想。也許，社論的刪改者更準確地把握了你的原意，而當今中國大多數人的確是在做富強夢。即便如此，也應該允許少數人做自己的夢。畢竟，統一思想、統一步伐、統一行動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已進入了多元化時代。
習近平先生，毛澤東帶領中國站起來，鄧小平改革開放使中國富起來，你無疑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內使中國強起來。這是你的夢，也是中國的夢。的確，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接近這個夢。拋棄政治偏見，海峽兩岸、世界各地的中國人都不會看不到中國三十年來的巨大進步。然而，中國夢是由無數個人的夢組成的。對兩億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尋找新生活的農民工來說，他們的夢是孩子能在城裡上學，自己能在城裡安家落戶；對已經基本溫飽的白領小資，中國夢是活的更精彩，更有尊嚴，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對先富起來的企業家，他們的夢是國家能夠立法保護他們的財產，不受權力的無端侵害。面對這些不同的夢，政府的責任不是統一夢想，而是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促成它們各自的實現。
困難的是，中國文化崇尚大一統，缺乏寬容，喜歡串夢。南周事件顯示，一旦處置失當，夢的衝突也會導致社會危機。南周記者的夢不同于新聞檢察官的夢，於是就發生了強制刪稿事件；檢察官的夢不同于自由派公知的夢，於是發生了集體抗議，要求庹震下臺的風波。面對這類衝突，政府常常處於兩難：既不能縱，又不能壓；進退失據，寬嚴皆誤。懲罰南周記者，必然引起自由派反彈，激化矛盾；撤掉庹震，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劉雲山。
閻錫山曾說：他是在中共、蔣介石和日本人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那顆都不行。習近平先生，今天你也面對三顆不能踩破的雞蛋：左派，自由派和權貴集團。踩碎農民工的雞蛋，他們就會懷念毛澤東，做打土豪分田地的夢；試想百萬農民工打著“居者有其屋”的口號和平進駐城市百萬空置的新房。這些房子是他們所造，很可能還是貪官的產業。破了自由派的憲政夢，他們就會懷念辛亥革命，做天鵝絨、茉莉花的夢，因為他們知道，沒有憲政，搞太子党接班，皇族內閣執政，拼爹他們沒有希望。最難對付的是權貴集團，他們的夢是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清算。吳思做過一個統計，以5%的貪腐比例計算，十年權貴集團非法攝取的財富是十萬億。若以貪污一百萬作為懲治標準，要殺的人就是一千萬。反腐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既不能殺，就只能撫。這不是沒有原則，而是只能如此。自古貪官多能吏。鑒於他們在發展經濟上的功勞和社會穩定的需要，必須考慮赦免。在赦免實現之前，不宜冒然實行陽光法案。
共產黨和權貴集團
習近平先生，當你強調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時，我相信你是真誠的。問題在於，你的同事們真誠嗎？他們真有這樣的自信嗎？你們都是共產黨員，在宣誓時都說過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看看溫家寶先生是怎樣奮鬥的，再看看戴相農先生是怎樣奮鬥的。他們（家屬？）在同一天買進平安公司的股票，獲取了數百億的利潤。一個是共和國總理，一個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主管金融。這是典型的的以權謀私內線交易。更荒唐的是，在確鑿的證據——時間，地點，身份證——被媒體曝光後，中國卻動用國家力量封網，不讓紐約時報和人民見面。十年來中國經濟成倍增長股市卻徘徊不前，為什麼？原因很簡單，黨政機關內的碩鼠們利用職務之便肆意竊取股民的財富，把股市變成了權貴集團的提款機。
毛澤東是最早認識到共產黨內會出現一個權貴集團的人，當時他稱之為“新生資產階級。”這也是毛澤東1966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遺憾的是，他選了一條錯誤的路。“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迷信階級鬥爭的毛澤東認為，要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不腐敗，必須鼓勵群眾造反，以七、八年一次的文革方式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文革失敗後，共產黨總結經驗，沒有再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樣做的好處是社會相對穩定，經濟快速發展；壞處則是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權貴資本集團。這一集團罔顧黨紀國法，大肆侵吞國有財富，並以國家手段壓制那些反對他們的人。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人是以革命的名義殺人，以人民的名義共產，真誠地實踐社會主義的話，今天的權貴集團就是以改革的名義分贓，以和諧的名義封口，瘋狂地復辟資本主義。寄生在共產黨內，這個權貴集團管理和控制著數十萬億的國有資產。他們關心的不是民主自由，也不是公平正義，而是如何化公為私，從資產的管理人變成所有人。打著提高效率、反對壟斷的旗幟，他們設計各種各樣的私有化方案，把央企改制稱為“最後的晚餐。”我們看到，蘇共崩潰時沒有一個共產黨員為它殉塟，而寄生在蘇共內部的權貴集團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在自己的塟禮上發財的人。正如北大學者李零所說，中國最想共產黨垮臺的不是左派，不是自由派，而是這個權貴集團。把黨吃光喝盡，然後挖個坑把共產黨埋了是他們最大的願望（李零）。恰如清宮太監在偷盜宮中古董寶物後害怕溥儀查問，一把火燒了建福宮。（1923）
習近平先生，你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強國，不是民主，也不是民生，而是如何對付權貴集團的腐敗和貪婪。權貴資本主義是共產黨身上的腫瘤。摘除這個腫瘤，需要精心準備和充分的時間，但時間又不在你一邊。時間拖的越長，腫瘤就會長的越大。更難的是，這是一次對自己的手術。你要對付的，很多會是你的朋友，同事，幼年一起長大的的夥伴，甚至自己的親戚家人。坦率地說，我不知道現在動這個手術是不是太晚，也無從提出任何具體的建議。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解決權貴集團問題，共產黨將不會有未來。
記得最後一次回國見到一位老友，問起他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他說：“共產黨不會亡，因為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它。” 我反駁道：“一個人要死，好像跟他有沒有兒子沒有關係。”近年來，越來越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共產黨不會死，因為它太強大了。” 這裡的邏輯似乎是：約伯斯不會死，因為他太有錢了。約伯斯2011年10月5日死於癌症。腐敗就是共產黨的癌症。
習近平先生，中國共產黨的命運，將決定中國的命運：共產黨好，中國好；共產黨亡，中國亡。在你的肩上，擔負著比毛澤東、鄧小平一代人更重的歷史責任。他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你的使命是給共產黨找到一條通往未來的路。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也沒有永久的執政黨。黨內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黨專政結束之時。在憲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國共產黨給中國一條出路，也給了自己一條退路。
能完成政治改革，帶領中國走出王朝迴圈的人，是真正的偉人。
基本定稿，希望批評指正。謝謝。勝平
2/13/2013
記得最後一次回國見到一位老友，問起他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他說：“共產黨不會亡，因為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它。” 我反駁道：“一個人要死，好像跟他有沒有兒子沒有關係。”近年來，越來越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共產黨不會死，因為它太強大了。” 這裡的邏輯似乎是：約伯斯不會死，因為他太有錢了。約伯斯2011年10月5日死於癌症。腐敗就是共產黨的癌症。
習近平先生，中國共產黨的命運，將決定中國的命運：共產黨好，中國好；共產黨亡，中國亡。在你的肩上，擔負著比毛澤東、鄧小平一代人更重的歷史責任。他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你的使命是給共產黨找到一條通往未來的路。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也沒有永久的執政黨。黨內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黨專政結束之時。在憲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國共產黨給中國一條出路，也給了自己一條退路。
能完成政治改革，帶領中國走出王朝迴圈的人，是真正的偉人。
基本定稿，希望批評指正。謝謝。勝平
2/13/2013
哇，好经典！希望已被收信人阅读，可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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