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和平主义的非暴力反抗曾对印度独立、美国人权运动以及南非的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等社会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并且成效斐然的益处，这一阶段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为了最受人们期许的抗争方式，以致在中国也成为了反对派们的共识之一。然而对非暴力反抗的理解和运用却自然是各不相同、是需要结合实际的，面对本土化了的挑战，我们必需要对非暴力反抗进行正确有效的利用，才能将这种方式方法的价值体现出来。
下面这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一次推友聚会中，主持人邀请大家各抒己见谈论自己推动中国民主化变革的方式方法，其中一位经济学博士的发言令所有人都印象深刻——这位博士说自己准备进行不合作反抗，具体计划是准备在深山老林里找一处草堂，然后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简单生活，以此反抗中共的政治、经济活动。虽然这位博士的决心获得了大家的倾佩，然而这种“雄心勃勃”的抗争计划却又有些让大家有些不知所从——这个计划甚至让人们产生了如下怀疑——这种在古代中国就盛行的隐居避世，是如何脱胎换骨以至于在今天变成为一种非暴力抗争的呢？
其实，上面的例子也并不特殊，甚至在当前中国随处可见。这种奇怪的反抗意识似乎是在宣讲着：人们即使是对着糟糕的天气皱一下眉头也就可以被归入一种非暴力反抗中去……基于这种现象，笔者不禁怀疑：做为一种革命方式非暴力反抗是否在现在中国的后极权、后抗争时代发生了变异，非暴力反抗似乎是否正在演化成一些人拉大旗做虎皮的消极意识流。
与非暴力抗争关系密切的和平主义又称非战主义（Pacifism），是反对战争或暴力的一切形式，追求和平和非暴力的反抗方式，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近代的和平主义起源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基督教信仰和支持和平主义的人称为和平主义者（Pacifist），圣雄甘地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后来甘地在伦敦学习期间，他除了转变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以外，最重要的当属他有意识的选择了非暴力的反抗理念，这当然也是受到了“和平主义”的启发，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平主义就是非暴力主义。和平主义从一开始就贯穿了一种基督教的救赎精神。再到后来甘地从印度教中获取精神支持进行非暴力反抗其中难免贯穿着巨大的宗教的精神力量和人数优势。另外，美国的人权运动和南非的反抗种族隔离更是通过人群结构升华了这一群体性精神的聚合力。
而在当下中国，能将非暴力抗争精神聚合起来的力量似乎不多，也许当下最能满足出这一需求的只能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理解能力和参与度的“理中客”了，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性的表演欲望，并不能从基础上确立起非暴力的反抗模式。现在，以至于各类型的“理中客”都在无意识的通过对个人实施训教来确立一种本不该存在的平台。而这种“虚假希望”、“虚假平台”却使原来作为一种革命方式的非暴力抗争价值遭到了异化。使中国社会上现有的，脱离了实际效应的非暴力抗争逐渐演变成另一种类型的平庸的恶，使数量庞大的既得利益者、小产业者以及劳苦大众正在逐渐丧失自己本该独立的判断力和自觉力。
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一文中提出了暴力和权力的本质不同，虽然真正的政治行动的目标不是暴力，但是自由权力却不能没有。自由、权力是一种自觉力，是一种积极的依赖个人张力的社会联系，而那些建立在“理中客”的道德判断上的集体主义观念，却使得个人的自觉性和人格张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遏制。他们对那些刚放下了汽油桶准备一换一的激愤群众施教什么非暴力不合作理论，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劝说行动者放弃自立的意志和个人价值的完整性，而这无疑是自负至极、可悲至极。因此我认为一些所谓的“理中客”只是假以非暴力抗争理论作为托词，而实际上却只是行维稳之实。
——任何前提下的个体反抗都应当保持充足的自主性，非暴力理念无权对个体行为和意愿进行评论和干涉，不应该对公民个体的抗争行为统一思想。因此当前社会不应存在非暴力抗争的指导施教行为——只有当个人的反抗意志回归到了集体生活之后，才有非暴力不合作的话语空间。那些在潜移默化中迫使访民放弃原有的血酬报偿方式，对访民、西藏僧侣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的哪一些维权流，其实毫无用处，他们其实是在通过瓦解别人的独立意志获得存在感，为自己的观念剥取一种虚假的胜利心态和幻觉。
如果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那就绝对离不开这种集体无意识和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普遍存在，他们对当前一些小型的局部的反抗活动强调非暴力理念是可笑的。如此这般，在这个自负的不纯粹的后抗争时代，有组织不如没组织，有领袖不如没领袖，否则一种矫揉造作荒诞不经的整体意识难免会将源于个人反抗的意志组织成为一种懒惰平庸的集体无意识，反倒会对作为完整的个人的自然反抗起到维稳作用。
前面说到藏教徒自焚行为，我举双手的表示认可！这其实也和认可与否无关，只是基于我对独立的自觉地革命者的尊重，尊重反抗者的独立性和个人选择。那些抱着同情心和爱护心说劝说藏人放弃这种抗争形式的自负者是没有思想的，他们是没有资格同情自焚者的，是辱没了他们的。当然那些报以惋惜的态度的人我可以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认识到了更好更有效的抗争方式，但是于此于时于死者于生者我们依然只是卑微的旁观者，并羞于承认。其实那些张狂的自负的责怪藏人不理性温和的假把式无疑只会是犬儒主义者的装逼行为亦或是可耻可笑的平庸之恶。
最后，引陈礼铭先生的一段文章为本文划上句号——“作为人道主义者，我们当然不提倡无原则的暴力。然而人类社会的现实是︰能够消除暴力的往往还是暴力。美国独立战争是如此，中国辛亥革命也是如此。张伯伦的绥靖未能阻止纳粹德国的扩张，汪精卫的媾和也未曾让日本皇军撤回东洋。每每看到西方反战人士打出“War is not the answer”的旗号，总是感到这些人实在天真得可爱。战争当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它的确解决了德国法西斯问题，解决了大日本帝国问题，解决了金日成吞并南韩的问题，也解决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的问题。和平主义人士如果还愿意思考的话，倒是可以想想有哪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魏强
2013.4.7
下面这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一次推友聚会中，主持人邀请大家各抒己见谈论自己推动中国民主化变革的方式方法，其中一位经济学博士的发言令所有人都印象深刻——这位博士说自己准备进行不合作反抗，具体计划是准备在深山老林里找一处草堂，然后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简单生活，以此反抗中共的政治、经济活动。虽然这位博士的决心获得了大家的倾佩，然而这种“雄心勃勃”的抗争计划却又有些让大家有些不知所从——这个计划甚至让人们产生了如下怀疑——这种在古代中国就盛行的隐居避世，是如何脱胎换骨以至于在今天变成为一种非暴力抗争的呢？
其实，上面的例子也并不特殊，甚至在当前中国随处可见。这种奇怪的反抗意识似乎是在宣讲着：人们即使是对着糟糕的天气皱一下眉头也就可以被归入一种非暴力反抗中去……基于这种现象，笔者不禁怀疑：做为一种革命方式非暴力反抗是否在现在中国的后极权、后抗争时代发生了变异，非暴力反抗似乎是否正在演化成一些人拉大旗做虎皮的消极意识流。
与非暴力抗争关系密切的和平主义又称非战主义（Pacifism），是反对战争或暴力的一切形式，追求和平和非暴力的反抗方式，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近代的和平主义起源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基督教信仰和支持和平主义的人称为和平主义者（Pacifist），圣雄甘地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后来甘地在伦敦学习期间，他除了转变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以外，最重要的当属他有意识的选择了非暴力的反抗理念，这当然也是受到了“和平主义”的启发，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平主义就是非暴力主义。和平主义从一开始就贯穿了一种基督教的救赎精神。再到后来甘地从印度教中获取精神支持进行非暴力反抗其中难免贯穿着巨大的宗教的精神力量和人数优势。另外，美国的人权运动和南非的反抗种族隔离更是通过人群结构升华了这一群体性精神的聚合力。
而在当下中国，能将非暴力抗争精神聚合起来的力量似乎不多，也许当下最能满足出这一需求的只能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理解能力和参与度的“理中客”了，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性的表演欲望，并不能从基础上确立起非暴力的反抗模式。现在，以至于各类型的“理中客”都在无意识的通过对个人实施训教来确立一种本不该存在的平台。而这种“虚假希望”、“虚假平台”却使原来作为一种革命方式的非暴力抗争价值遭到了异化。使中国社会上现有的，脱离了实际效应的非暴力抗争逐渐演变成另一种类型的平庸的恶，使数量庞大的既得利益者、小产业者以及劳苦大众正在逐渐丧失自己本该独立的判断力和自觉力。
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一文中提出了暴力和权力的本质不同，虽然真正的政治行动的目标不是暴力，但是自由权力却不能没有。自由、权力是一种自觉力，是一种积极的依赖个人张力的社会联系，而那些建立在“理中客”的道德判断上的集体主义观念，却使得个人的自觉性和人格张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遏制。他们对那些刚放下了汽油桶准备一换一的激愤群众施教什么非暴力不合作理论，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劝说行动者放弃自立的意志和个人价值的完整性，而这无疑是自负至极、可悲至极。因此我认为一些所谓的“理中客”只是假以非暴力抗争理论作为托词，而实际上却只是行维稳之实。
——任何前提下的个体反抗都应当保持充足的自主性，非暴力理念无权对个体行为和意愿进行评论和干涉，不应该对公民个体的抗争行为统一思想。因此当前社会不应存在非暴力抗争的指导施教行为——只有当个人的反抗意志回归到了集体生活之后，才有非暴力不合作的话语空间。那些在潜移默化中迫使访民放弃原有的血酬报偿方式，对访民、西藏僧侣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的哪一些维权流，其实毫无用处，他们其实是在通过瓦解别人的独立意志获得存在感，为自己的观念剥取一种虚假的胜利心态和幻觉。
如果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那就绝对离不开这种集体无意识和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普遍存在，他们对当前一些小型的局部的反抗活动强调非暴力理念是可笑的。如此这般，在这个自负的不纯粹的后抗争时代，有组织不如没组织，有领袖不如没领袖，否则一种矫揉造作荒诞不经的整体意识难免会将源于个人反抗的意志组织成为一种懒惰平庸的集体无意识，反倒会对作为完整的个人的自然反抗起到维稳作用。
前面说到藏教徒自焚行为，我举双手的表示认可！这其实也和认可与否无关，只是基于我对独立的自觉地革命者的尊重，尊重反抗者的独立性和个人选择。那些抱着同情心和爱护心说劝说藏人放弃这种抗争形式的自负者是没有思想的，他们是没有资格同情自焚者的，是辱没了他们的。当然那些报以惋惜的态度的人我可以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认识到了更好更有效的抗争方式，但是于此于时于死者于生者我们依然只是卑微的旁观者，并羞于承认。其实那些张狂的自负的责怪藏人不理性温和的假把式无疑只会是犬儒主义者的装逼行为亦或是可耻可笑的平庸之恶。
最后，引陈礼铭先生的一段文章为本文划上句号——“作为人道主义者，我们当然不提倡无原则的暴力。然而人类社会的现实是︰能够消除暴力的往往还是暴力。美国独立战争是如此，中国辛亥革命也是如此。张伯伦的绥靖未能阻止纳粹德国的扩张，汪精卫的媾和也未曾让日本皇军撤回东洋。每每看到西方反战人士打出“War is not the answer”的旗号，总是感到这些人实在天真得可爱。战争当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它的确解决了德国法西斯问题，解决了大日本帝国问题，解决了金日成吞并南韩的问题，也解决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的问题。和平主义人士如果还愿意思考的话，倒是可以想想有哪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魏强
20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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