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描述的是一位西方人同时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对于圣雄甘地的历史出现和他所谓的真理涵义的探索。在这部备受赞誉的关于甘地的研究著作中，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探寻了当甘地成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印度大规模的平民不合作运动的革命领袖时，他是如何成功地从精神上和政治上动员印度人民的。

1．《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作品

2．美国国家图书奖及普利策奖获奖作品

3．心理传记的经典之作

对本书的赞誉：

这是埃里克森揭示甘地力量的内在源泉的成功之作，它没有淡化他内心的道德两难，而且将其深化……这部具有穿透力的著作……不仅仅加深了我们对于伟大人物的内在源泉的理解，而且让我们理解到个人自我挫败感的根源。

——克利福德·吉尔茨，《纽约书评》

《甘地的真理》，比之前的《青年路德》更为杰出，它显示了在一位既博学又智慧的阐释者手中，精神分析理论能够极大地丰富对于“伟人生平“和其他别的许多事物的研究……[这本书]的精湛和几乎没有穷尽的深长意味……简直无法概括地传达。

——克里斯托弗·拉什，《纽约书评》

深刻而又富有洞见……拓展了我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终极问题的把握。

——罗伯特·利夫顿，《美国学者》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　译者：吴文江 田嵩燕

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 H．Erikson，1902—1994)，美国神经病学家，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1902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939年入美国籍。他提出人格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把心理的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指出每一阶段的特殊社会心理任务；并认为每一阶段都有一个矛盾，矛盾的顺利解决是人格健康发展的前提。

埃里克森1933—1939年先在波士顿开业，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并在哈佛、耶鲁等医学院和人类关系学院任职，又曾与人类学家一同去印第安人居留地对苏人和尤洛克人进行文化人类学调查。1939—1944年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儿童福利学院“纵向儿童指导研究”，涉及人的生命周期各阶段中冲突的解决及儿童游戏的性别差异等。后去加利福尼亚、堪萨斯等处任教，逐渐形成人格发展渐成说。

1950年,埃里克森出版重要著作《儿童期与社会》一书。该书包括精神分析(特别自我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方面的材，对同一性、同一性危机、心理社会延缓期等概念都有初步探讨。在该书及后来一些著作中，他制定了一个有关儿童发展的新学说。1961年后任哈佛大学人类发展学和精神病学教授。这时期的研究和著作主要以他所发展的新学说为基础并着重研究自我同一性问题。他的自我心理学理论已超出精神分析的临床范围，广泛渗透到社会科学诸领域，其声誉也超出了美国国界。

埃里克森的主要著作：《童年与社会》、《青年路德：精神分析与历史的研究》、《同一性：少年和危机》、《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新同一性的因次》、《杰斐逊讲演集》、《生活史和历史的瞬间》等。

目录

前言

序曲：事件的回声

第一章 印度：初次相逢

第二章 阿赫梅达巴的研讨会

第三章 难以捉摸的事件

第一部分 调查

第一章 见证人

第二章 对立者

第三章 四位印度老人

第二部分 往昔

第一章 童年与青年时代

第二章 从誓言到天职

第三章 在南非做家长

第三部分 事件

第一章 个人言辞

第二章 本国的先知

第三章 同伴和对手

第四章 事件重述

第五章 尾声

第四部分 真理的杠杆作用

第一章 虔敬之人

第二章 器具

尾声：向大海进军

译后记

序言

序：在明澈“冰山”之下的幽暗底层

---- 写在《心理传记学译丛》即将出版的时候

萧延中

生命的河流可以因一个人的性格而改道。如果米提亚底斯在马拉松逃跑，查理·马特在普瓦提埃逃跑，西方文明可能会与今不同。而如果基督在彼拉多面前否定了自己的教理，一切也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 S.弗洛伊德

历史之谜----不在理智之中，而在愿望之中；不在劳动之中，而在爱情之内。

---- N.布朗

一、缘何想起要编译这样一套丛书？

如果说到这一“译丛”的缘起，那么，就难免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往事。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未刊稿》中，读到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鲁迅心理结构的文章，瞬间被大大地震惊了。“伟大的鲁迅”居然还存在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自此以后，在泛泛的阅读中发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均有其“童年丧父”的相似经历。后来又接触到梁漱溟因其父梁巨川自杀而致使其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以及洪秀全、康有为分别“大病生幻”造就其思想、事业的案例。这引发了我的好奇心。“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偶然性’这样的说辞能够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吗？”于是，在“好奇心”引领下，一方面，我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越来越感兴趣，另一方面，也经常性地观察那些著名人物的童年时期。后来才知道，其实诸如孔子、孟子、秦始皇、汉武帝、曹操、诸葛亮、成吉思汗、范仲淹、欧阳修、岳飞、康有为、孙中山、冼星海、茅盾、傅雷、亚里士多德、但丁、哥白尼、达·芬奇、彼得大帝、牛顿、门捷列夫、巴赫、马丁·路德、华盛顿、亚当·斯密、乔治·桑、拜伦、毛姆、尼采、安徒生、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甘地、卓别林、松下幸之助、川端康成、曼德拉、希特勒等等中外著名人物，其早年经历也都呈现相同的轨迹。

后来在“西方史学理论”的课程中，我知道了“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 这一流派。在读书的过程中按图索骥，在著述的注释中发现了不少关于著名人物心理传记的著述目录，不是一两本、几十篇，而是很多很多。为了更全面和更准确地掌握有关知识，我又托朋友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罗凤礼研究员，他毕业于北大西语系，是中国大陆“心理史学”研究领域里的资深专家，那时已发表和翻译了大量的专业论文和系统著作。罗凤礼研究员对我这个门外汉不嫌不弃，不仅耐性讲解，还借给我他私人藏书中的英文原著，有的还是他出国访问时带回来的复印件。罗老当时感叹，虽然关于“心理史学”介绍性的著述不算少，但系统的译介工作则并未展开，这必然会诱导学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了避免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危险，在罗老的指点和支持下，我们就开始准备引进并翻译这套《心理传记学译丛》。

开始，译稿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其中书籍有改译的，有重译的，甚至还有更换译者的，其他麻烦也曾发生；后来又因为忙别的教研项目，疏忽了这一选题。总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事拖多年。最后，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极力支持下，《译丛》终得问世。这套《译丛》具体包括：埃里克斯：《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罗伯特·塔克:《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埃里克森：《青年路德：一项心理与历史的研究》；沃尔特·兰格：《希特勒的心态：美国战时秘密报告》；布兰察德：《卢梭与反叛精神》；费德·怀特：《心理变态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斯查兹、奥夫尔：《心理史学视野下的领袖们》；托马斯·库特：《威廉二世与德国人》；格德温：《约翰逊与美国梦》等。

面对这一系列译著，主编、译者和责任编辑之多年的“心智励炼”，似乎也可以随之逐渐冰释了。

二、“心理传记学”是什么？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虽然谈不上十分陌生，但也只能说它处于人们认知视域的边缘之上。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弗洛伊德众多著作的热传，以这一学说为其基础理论的“心理传记学”，也开始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但其范围似乎更多地被限定在史学理论的专门领域内，以至于对于其他学科乃至一般读者来说，“心理传记学”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它与“一般人物传记”有何性质上的区别，这一研究方式的优势和困难又都是些什么，这些问题并非十分清晰。

事实上，我们的确很难把“心理传记学”归类于某个具体学科，甚至可以说，它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个学科，而是同时涉及多个研究领域，至少包括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搭上了哲学的边缘。例如，在历史学中，学者们把它看成“历史学”旗下的一个偏门“心理史学”中的“人物分析”；在政治学中，学者们把它看成是“政治学”的二级学科“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中涉及“政治家”的相关部分；而在文学的角度上，“心理传记学”的含义更加模糊，因为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大量人物心理描写，不能算是“心理传记学”。总之，这一研究领域是一个典型的学科交汇点，处于由于没有中心而又层叠边缘的“几不是又都要管”的“独特”地带，因此，无论它多么地想“独立”发展，但却始终也构不成一个学科。当然，我们说“心理传记学”不是一个学科，并不意味着它自身没有严格的研究规范，反之，相对于其他较成熟的学科来说，人们对“心理传记学”研究规范的关注和要求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更加宽容而是相当苛刻。面对人们已习以为常的知识分类系统，“心理传记学”的位置的确显得很是尴尬。就像先前犹太民族是一个世界上罕见的没有自己独立领土的共同体，这种独特的“存在”必然地与独特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一样，如果不是如此地坚守由犹太人弗洛伊德所创立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精神分析”学说的指导，那么，“心理传记学”不就早就“应当”被其他学科所同化了吗？在这里，我们想要说和所能说的只是：正是“精神分析”学说透视的深刻性，造就和成全了“心理传记学”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或许也正是在这种“不伦不类”的挤压窘境中，孕育和隐藏着“心理传记学”不容忽视的内在魅力。

按美国学界的分类惯例，“心理传记学”被归类于“心理史学”两个脉络中的一支。其中一支，是侧重于个体人物精神分析的“心理传记学”；而另一支，则是侧重于族群整体精神风貌研究的“心态史学”（history of mentalities）。 在学理构成和理论渊源方面，这两个分支有着不同的“基因”和“血缘”。前者主要发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以此作为主导性的分析工具，并由于二战大量欧洲学者到美国寻求避难而在美国形成了广泛影响；后者则主要继承法国悠久的史学传统，“研究的是历史上社会群众（或其中的一个部分或集团）所共有的观念和意识，这种观念和意识在民间世代相沿，一般不因政权更迭而发生变化，因此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中最具相对稳定性的部分。” 中国大陆学界似乎也跟随这一分类。我们虽然认为不应当把“心理传记学”仅仅限制在历史学科，它在政治学和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总体而言，学界的一般性判断惯例也大体上是可接受的。在这里，理解“心理传记学”的透视视角和逻辑理路，应当说比定义它的学科属性显得更为关键。

“心理传记学”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它不是靠人们的常识中所固有的感觉去对撰主的故事进行描述，而是通过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对具有历史意义的生命过程展开分析。其目的是理解人，并揭示其公共行为背后的个人动机，无论这些行为涉及的是艺术作品的旨趣，科学理论的创造，还是政治决定的采纳。如果要更加直白地区分上述两种人物传记的根本差异，那么，我们会说，一般传记描述“意识”（conscious），而心理传记则分析“潜意识”（the unconscious）。“潜意识”不仅是指当事人并未感知的心理实在，而且是指当事人“不愿承认”的心理实在，最为关键的恰恰就是这种当事人并“不愿承认”的心理实在，其实成为此人行为的真实动力或深层理由。比如，某位领袖人物叱咤风云，运筹帷幄，他嘴里吐出来的口号，即意识层面上的表达，可能是“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等等，甚至他本人可能也真心在那样想，但其潜意识层面则很可能被一种“怕被别人瞧不起的恐惧”所支配，因此要处处逞强，不容批评，充分地表现自我角色的独一无二性。这样，在精神分析的透视镜下，在如此雄伟的人物之“自负”行为的表层下，实际上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恰恰是与其完全相反的“自卑”，但是，我们在这位英雄人物的著述和言谈中，却绝不会找到明显的“自卑”陈述。所以，对“潜意识”的剖析不能从撰主自身的意识中产生，需要用精神分析这面透视镜去探查和扫描。正因如此，弗洛伊德主义的继承者弗罗姆（Erich Fromm）才说：“我们本身内在大部分真实的东西是没有被意识到的，而许多被意识到的却是不真实的。…… 一个并不懂得无意识现象的人会深信，他能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这就意味着道出了真理。弗洛伊德则认为，我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错误地看待了真理。即使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意识到的一切，我们也可能是在说谎，因为我们的意识是‘虚假的’。” 这些浅显的论述，道出了精神分析学说以及“心理传记学”独特的精髓与奥秘。

在更规范的学术意义上，学者早已对这一研究领域给出过不少精雕细琢的定义。“心理传记学”开拓者之一的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把整体的“心理史学”简要地定义为“用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生活”。 著名的斯大林精神分析专家、美国耶鲁大学的塔克（R. C. Tucker）则把“心理传记学”的特点概括为“可视为一种学术研究，是传记家尝试去理解被研究对象的生命历程或重要阶段，而这些生命历程或阶段是对撰主人格有意识地运用心理学的解释……它意味着所有的心理学传记家都会运用某种人格理论，无论是一种特殊的理论（例如弗罗伊德理论、后弗罗伊德理论以及非弗罗伊德理论），或者是以折中组合的方式提出解释的理论取向”。 而《心理传记手册》的主编威廉·托德·舒尔茨（William Todd Schultz）则认为：“心理传记不是一般的传记，虽然所有心理传记作者都使用传记资料。对于一般传记而言，其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地讲述了一个生命的故事。相反，对于大多数心理传记作者来说，他们将目光聚焦于一个生命的侧面，一个独特而神秘的问题…… 心理传记首要方法是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和视角，去集中透视某些单一的事件和单一的生命历程。一般传记作者的目的不是运用心理学方法，至少这种方法不是主要的。相反，他们期望确定生活的记录。因此，一般传记作者的首要任务是描述；而心理传记作者需要做更多的说明和解释。一般传记作者关注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而心理传记作者关注的则是‘为什么’的问题，是有关动机的问题。”

读者眼前的这套“译丛”，就是以译介“心理传记学”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为其学术要旨，“心态史”的作品不包括在此一系列之内。

三、探险，退缩，还是渗透？

早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德国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Münsterberg）就提出了运用心理学解释历史生活事件，建议历史学家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解释和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倡导建立“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这一门全新的独立学科。 而真正把心理分析引向历史人物研究的，正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本人。191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著名的《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一书，开“心理传记学”之先河。在该书中，弗洛伊德首次提出了撰写“心理传记”的两条原则：一是，要真正理解撰主的精神生活，必须顾及他在“性生活方面的活动和特点”；二是，如果人物具有某方面突出的天性特质，那么，它可能源于其“童年早期”，并从原是性本能的动力中由性欲的升华而取得了增援能量，致使这种天性特质的活动能够取代一部分性生活。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弗洛伊德此项研究是其“精神分析”之天才学说的自觉推演，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后人们的激烈批判，但作为一种重要的尝试和探索，我们不仅不能对这一研究以“败笔”论处，而且应该看到，弗洛伊德的透视视角和具体方法都给“心理传记学”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W. 兰格在就职演说中认为“现代心理学注定要在历史阐述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心理分析方法应当成为所有历史学家的“下一个任务”。在兰格的号召下，50年代末以至整个60年代，美国心理史学迅速成长。作为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的学生，埃里克森（Erik Erikson）于1958年出版了《青年路德》。该书把个体生命划分为8个阶段，在这其中，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可能遭遇到特殊的“社会心理危机”（psychosocial crisis），而处于青春期和青年期中的人们，则会出现“自我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埃里克森以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为案例，分析了他如何在解决“自我认同危机”的同时，也找到了解决社会及其信仰问题的途径。尽管《青年路德》一书中还留有化约论的痕迹，但比起弗洛伊德的初始研究来看，则在摆脱“泛性论”的路径上前进了一大步。

自埃里克森以后，美国的“心理史学”如火如荼，其中“心理传记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固然不乏杰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些“泛滥成灾”。在“心理传记学”的早期著述中，存在大量硬搬生理病理学术语的现象，如“自大狂”（egomania）、“偏执狂”（paranoia）、“虐待狂”（sadism）、“迫害狂”（Mad persecution）、“臆想症”（hypochondriasis）、“抑郁症”（melancholia）、“焦虑症”（anxiety neurosis）、“狂躁症”（Manic psychosis）、“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神经官能症”（neurosis）、“强迫型人格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PD）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几乎每一个词组在《医学辞典》中都涉及一大篇具体的解释和说明。自从“心理传记学”诞生的那一刻起，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就未中断过。“臆想”、“武断”、“拼凑”、“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等等指责，不绝如缕。其中最重要的批评直指“心理传记学”的始作俑者弗洛伊德。如1975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甚至激愤到有失雅量：“精神分析学是20世纪最惊人的智力欺诈，是思想史上近乎于恐龙那样的绝代怪物，一个设计上根本不健全的、断子绝孙的庞然怪物。”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斯坦纳德（D. E. Stannard）对“心理史学”的批判最为系统。他从“证据”、“逻辑”、“理论”和“文化”四个方面展开。认为“从最初力图创作心理史学的著作开始直至当今，那些自诩为心理史学家之人的著作中都一致地表现出对事实的傲慢态度、对逻辑的肆意扭曲、对理论验证的不负责任，以及对文化与时代差异的短见。” 并以弗洛伊德《利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的童年的一个记忆》为例，展开批驳，其中不乏贬低讥讽的明显态度。应当说，这些尖锐的评判并不是无的放矢。例如，弗洛伊德在他自己的核心著作中就曾说：“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 在他的脑际中，撰主就是“患者”，精神分析学说预设，任何一种看上去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理喻的非理性、反常规的举动，其实都具有潜意识意义上的“逻辑”基础，而且这一人们不愿正视和极力否认的“逻辑”，实际上恰是行为动机的真正源泉。只是一般人没有理解那种“逻辑”，拒绝进入“患者”的精神世界罢了。这样，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预设十分清楚：其一，重要人物都是“病人”而非“常人”；其二，“偶然性”在行为取向和思维动因中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样的思想在一部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分析作品中表现得更加直接，作者直言不讳地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象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并非总是如此。某些人对他们的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他们发动过重要的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发现，也就是说，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反常；但另一方面，往往恰恰是因为他们性格中的病态的特点，他们发展的不平衡，某些欲望不正常地强烈，无保留、无分别地献身于一种唯一的目标，使他们具有力量，拖着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并战胜世界的抵抗。”

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虽然弗洛伊德这部开创性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假想和推论成分，但时过境迁，其影响力不仅没有消失，其思想传播的范围反而越来越大，学术界对这位天才心理学家的赞叹和宽容似乎远远超过了对他的鄙视和批评。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利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的童年的一个记忆》的意义不在于支持其结论的证据是否可靠，而在于它所透视的角度是否深刻，以及其初步运用的方法是否可行。换言之，弗洛伊德的贡献是他深信历史人物的无意识内容总会通过各种零乱散见的历史痕迹泄露出来，因而分析家就像考古学家那样把各种碎片收集起来，按照一种可能性规则拼凑出一个原本的面貌。这个面貌恐怕连被研究对象自己也不会承认，但这一现象正体现出了精神分析学说的精髓，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一旦“潜意识”获得了自身的确认，那么，此时它就已经变成了浮出水面的“意识”了。

心理历史学家面对批评也不断地进行自我规范的调整，但这一研究流派并未消失。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德莫斯（Lloyd. DeMause）提出了心理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主张，其理由是“决定历史进程、并以某种形式影响决策者精神世界的关键，不是物质进步，而是人的心理”，由是，“心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历史动机的科学，它所关心的可以是成文历史所记载的相同事件，但它的目的绝不是记流水账。……心理史学将永远是一门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而历史学则始终以时期为中心，两者的任务迥然相异”。 他同时创办了《心理历史学评论》（Psychohistory Review）和《心理历史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ohistory）两种刊物，在美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应当提及的是，1982年威廉·麦金利·鲁尼恩（William McKinley Runyan）所著《生活史及心理传记：理论与方法的探索》（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1994年艾伦·C．埃尔姆斯（Alan C. Elms）所著《揭开生命：传记与心理学的不安联盟》（Uncovering lives, The Uneasy Alliance of Biography and Psychology）；2005年由威廉·托德·舒尔茨（William Todd Schultz）主编的《心理传记手册》（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这三部“心理传记学”理论方法著作相继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进一步规范化。以下是哈里森（K Harrison）2003年总结出的关于衡量“心理传记学”之优劣的几项指标 ：

可信心理传记的标记

说服力 基本的诠释的说服力，例如，对陪审团的说服模型。最好的心理传记给读者留下了难以言状的“获胜”感。

叙事结构 让结论从一系列资料中自然地导出。

综合性 与缺乏若干核心细节相比，诠释的问题所关照到的一个行为的多个侧面越多，就越令人信服。这对于澄清任何种类一贯“多因素决定”（“overdetermined”）之行为的事实，尤其如此。

资料融合 越多的资料支持一个事实或一种解释就越好，其资料来源的渠道也是越多样化越好。

意外的一致性 最好的解释是使原初混乱无序的资料呈现连贯性。澄清难以理解之现象（Mystery's elucidation）是心理传记最为有益的目的。

逻辑合理性 不受逻辑不一致或自相矛盾的限制。

连贯性 与所有的已有证据相吻合，并与有关人类功能的一般常识相吻合。

可行性 抵挡造假企图的能力。

拙劣心理传记的标识

病理翻译机 以“诊断”（diagnosis）为视角的心理传记学，以静止的心理病理范畴和症状看待撰主，降低整体人格的复杂性。

孤立案例 过分依赖一组资料所提供的解释。把最深刻的洞见堆积在一块，以此替代各种证据、由履历纪录支持的事实之间的联系。

人为建构 虚构心理事实，常常诉诸缺乏可验证资料的童年史，据此推论出没有直接证据的存在。

化约主义 完全依据早期童年经验解释成人的性格和行为，而忽略后天形成的过程和影响。但对于人格来说，童年经历无疑非常关键，但却不是永远的唯一关键。

不恰当理论 在该领域内选择使用完全缺乏实验支持或完全缺乏信誉的理论。

蹩脚的叙事 提交粗糙拙劣的结构分析，结论比仔细地引入证据占有更加优先的位置。

简而言之，由于“心理传记学”自身的性质，批评和争论必然仍会持续不断，但它的广泛影响力则是无法否认的。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自弗洛伊德（Freud，1910）以来，特曼（Terman，1917）、艾利斯（Ellis，1926）、桑代克（Thorndike，1936，1950）、斯金纳（Skinner，1939，1942）、霍夫兰（Hovland，1940）、卡特尔（Cattell，1953，1963）、埃里克森（Erikson，1958，1969）、麦克莱兰（McClelland，1961）、马斯洛（Maslow，1970）、麦圭尔（McGuire，1976）、默里（Murray，1981）、奈瑟（Neisser，1981）、西蒙（Simon，1988）、塞利格曼（Seligman，1994）等人的研究 ， 都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心理学家对该领域的持续关注。

四、哪种价值上的“意义”？

涉及“心理传记学”的意义，似乎有很多辩护性的话要说。对一个研究领域之所以还需要进行辩护，其原因可能就隐藏在对现代学术认知构成的整体评估之中。正如学者们业已指出的那样，在以“唯科学主义”为精神支柱的现代性认知框架中，“可见性实在”（visible reality）已成为接近“真知”的最佳途径。除意识形态研究之外，实验、数据、田野调查等与自然科学更加贴近的研究路径，似乎比苦思冥想的传统“哲学沉思”占有更加优越和实在的位置，而非物质主义的“精神生命”（Geistesge）领域，则被安排到“人文—社会生活”整体视域的边缘。“惊奇”被“复制”所替代，作为“发现”之基础和动力的“好奇心”也被打磨得光滑圆润，甚至已被列为“知识贵族之奢侈品”而连欣赏的兴致和价值都已荡然无存。这样，丰满复杂的“人”，不是变成了一大群全身心围绕着物质消费而蠢蠢欲动的“聪明物种”，就是被视为基本上与动物相差无几的“有序的、特殊的蛋白质堆积物”，生物本能似乎就是冥冥众生唯一的“本质规定性”。在物质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压抑下，人们已被押进“精神贫困”的牢笼之中。“知识”已成为就业的砝码，欣赏、品味、沉思、反省都显得那样的愚不可及，至少也是无暇顾念的不合时宜，以至于满眼都是“精神生命”萎缩的“单向度人”。当然，在此情此景之中，决不能说弗洛伊德已再无“用处”了，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曾经是一位“诊断”精神错乱疾病的临床心理医生。质而言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后部分所预料到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这一情境，在当今的世界却不幸地“实现”了。

置身于如此的时代语境下，精神分析除了“诊断”（diagnosis）的实用功能外，还能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稍许的暗示和启示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就“心理传记学”的性质而言，它毕竟是一部精英史，但在我们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精英人物都适合采用此一研究形式和探讨路径。有史以来，精英人物林林总总，各色人等，但在少数值得进行精神分析的人物背后则似乎存在着一条一致性的线索，那就是：随着他们的出现，人们看待世界的认知方式被改变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认知方式，所指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进展，更主要的是指这些人物以其独特的思想洞察力，触及到了人类“精神”状态的某些“奥秘”（Mystery）。这些所谓“奥秘”对人们日常性凡俗生活的影响可大可小，但其深远的内在趋向的结构性意义则无可替代。因此，那些有意或无意地去谋求改变人类精神构成的人，其个人的精神遗产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不可磨灭之影响，这种影响已深深渗入进人们的思想和认知的内部组织中，以至于达到根本觉察不到的程度的那些人，才有资格，也有必要成为“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对象。原则上，这些具有强烈开拓性的人物都是“异端”（deviationism），都是偏离了传统常识轨迹的“离经叛道者”。或许正是这种“离经叛道”，在精神承受力方面要经受过于超常的刺激，以至于来自传统的舆论压力甚至可能把人撕裂成精神碎片，因此这种创始意义上的人往往会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勇气、毅力和执著。相对于传统而言，在精神上或在政治上，他们都脱不掉“破坏者”的罪名。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自然和必然。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十分重要但又难以确解的词汇Gnosis，它的一个释义是“intuitive knowledge of spiritual truths”，中文强译可称之为“灵知”、“感悟”、“直觉”等。实际上就相当于中国人常说的内心之深层体验的“顿悟”、“猛醒”和“自觉”，亦即某人经长期困惑和焦虑，突然间进入了某种难以言传的精神状态，其观点、态度、信念乃至行为，由浑浊到清澄，瞬间发生了颠覆性的异变。这样，似乎越是在常规分析中分歧极大的人物，就越适合于“心理传记学”的分析，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均属于广义的克里斯玛（Charisma）式人物，摩西、苏格拉底、耶稣、老子、孔子、佛陀，以至于哥白尼、路德、笛卡尔、卢梭、马克思、尼采、牛顿、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大林、甘地、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鲁迅、毛泽东、梁漱溟等等，均属此列。不能激起社会情势之普遍信仰激情的人，换句话说，那些无意于谋求改变人类精神构成的人，不适于采用“心理传记学”的分析方式，尽管他们透视“人性”的角度千差万别。所以，“心理传记学”把“难以理解之现象”（Mystery's elucidation），视为自己“最为有益的目的”之一。这样说来，这些人物均可视为“一次性造物”，空前绝后，不可复制。

既然“心理传记学”只适用于特殊人物的研究，那么，对于一般读者又有何意义呢？这是第二个问题。

论述至此，读者将会发现，当我们把上述两个问题连接在一起时，亦即当我们把作为个体的自身融入世代的大背景之中的时候，立即就会出现一个“分裂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已被时尚的潮流所裹胁，已身不由己。我们的确一方面声称要做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自由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为物质消费的欲望而拼死竞争。说实话，我们似乎什么都不缺乏，只是再没有了“慎独”的余暇，失去了反思自我生命及其内在价值的动力。我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困境和心灵困境。如果一个人不满足成为一个“无心之人”的形体躯壳，那么，读一读这些充满灵智的“特殊之人”的心理镜像，难道真的对你的深层感知就没有一点精神生命的触动吗？人们在分析别人的心理状态时，其实也在透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稍微从寻求“确定性”知识的框架中抽身歇息，那么，“启示性”智慧的光辉即会温暖你的心田。正如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说：“普遍化只不过是痴人的梦语。”（To generalize is to be an idiot.） 一万双眼睛阅读同一本书将会留下一万种不同的感悟。但当我们站在类似“恐惧是情感上的动力，而结果则是道德上的排斥” 这样的心理镜像之前的时候，将会多少被折射出我们自身的潜意识图景。在与特殊人物进行心理对话的过程中，刻意的模仿不仅适得其反，而且贻害无穷。而由此激活自我关顾、自我反思的意识，逐渐由此路径去探寻自己的潜意识空间，才是宏图正路。所以，“心理传记学”研究者威廉·托德·舒尔茨（William Todd Schultz）说：“从杰出人物的生命经验中加以学习，所能获得的喜悦与视野的扩展，世界上没有几件事可以与之相比。理解这些人的生命，对我们自身有着很深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想象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及历史情境下，生命是何种模样；也可以让我们对于生命的运转产生新的领悟；并且或许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参考架构，让我们重新评估自身的经验、命运以及存在的各种可能”。

因此，在原则上，“写”心理传记和“读”心理传记是两种不同的语境。在前者，我们想起了牛津大学校长H.R.特雷弗-罗珀在1957年11月12日一次演讲中说过的话：“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上，一个新的错误往往比一个古老的真理要来得更有生命力，而拿一个有成果的错误去和一个没有成果的准确性相比也是如此。” 而在后者，歌德《浮士德》中的名句则响在耳边：“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