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Express杂志
关于1989年民主德国（即东德）柏林围墙的倒下，很多人都已经淡忘，或者觉得已经是历史，不再重要。可是，对生于东德年代的人而言，却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不论是对更好社会制度的追求，还是个人生活的改变，而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具有什么意义？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劳工世界网专访了两位不同背景的“东德人”，分别是一名文化学者和一名工人，希望可以从他们的答案，窥探当年东德的那场变革，回顾当年人们怎样看待这段追求理想社会的历史，以及德国统一对于东德人的意涵。
人物：
希尔维亚·穆勒（Silvia Müller）（下称“希”），1953年生，文化学者，成长于东柏林，自1980年代开始从事独立和平运动和左派反对活动，1984年作为记者遭到职业禁止，之后病休。1989年主要在反对派组织及其《弗里德里希菲尔德 报火警者》编辑部，人权组织“异议”和“具体和平”组织的继任委员会工作。“左派联盟”的创建人之一及其在“中央圆桌会议”的代表。媒体立法委员会，媒体监督委员会和广播电台委员会的成员。现已退休，生活在瑞士和柏林两地，依然活跃在政治和艺术领域。
格俄特·斯赛潘斯基（Gert Sczepansky）（下称“格”），1950年生，是一名车削工，成长与东德卡尔马克思市(今开姆尼茨市)，1989年作为车削工工作于一家技术改造工具制造企业，“新论坛”区委员会的成员，目前是服务行业工会的书记，处于老年员工非全职工作的免工作时期。
民主德国的伪善？
社会主义是很多人的理想社会制度，包括不少东德人。很多人都坚信这个信念可以实现。然而，东德的没落，是否让人失去了这个信念？希指出，她自小就认为自己可以像父母一样，做为先锋队和青年团里的“好学生”，真诚地为“更好的德国”作贡献。然而，在她成长的时候，就发现理想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状况之间的距离，并慢慢理解充满虚伪，教条和个人野心的行为方式，并非个人的错误，而是与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有关。于是她在1980年代初加入了左派反对党和民主德国的独立和平运动。
然而，并非所有东德人都像希那样憧憬民主德国。格则指出，他从未相信过通过社会统一党（东德的执政党）能成功实现理想。他认为，他们的理想是一个非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自由选举，享有合理待遇的工作，自由表达和自由旅行。他还说，1989年11月9日以后，当他亲身经历了最终导致德国统一的民众运动之后，就失去了这个信念。
很多人都认为1989年的巨变是一场革命，而对于希和格而言，1989年秋天的示威游行就是结束了社会统一党的一党专政，以及赢得了应有公民的权利。
回顾民主德国的垮台，很多人都经常强调是因为经济上已无路可走，或者因为她在政治上和/或者道德上已不再具备合法性。希回想当年，民主德国是陷入政治道德危机。她举例来说，社会统一党媒体公布的官方年终结算与严酷的现实了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败落，企业倒闭，民怨沸腾。荒芜和停滞不前的景象以及失落和无力的感觉，再加上被圈在柏林墙内永无出头之日的拘禁，这一切导致了1989年夏天的东德人越境到西德的浪潮，以及大规模示威游行和新的政治组织的组成。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失去了信贷能力，破产了。
但是，她也认为资本主义的西德以及个人的成功诉求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国家。1989年10月1日的一封信表达了很多民主德国公民的态度：“我们积极投入新的组织，因为我们为民主德国担心。我们要待在这里工作。我们请求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要利用我们的努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不主张重新统一，因为我们认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并不追求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我们要在民主德国内实现改变。”1989年11月民主德国作家发起的“为了我们的国家”的倡议也得到了一百多万民主德国公民的响应，也引发了对有别于联邦德国的社会主义体制选择的思考。
东德公民运动的作用
民主德国的公民运动可以说促成了1989年变革。希指出，像其他在1989年秋天涌现的政治联合组织一样，“左派联盟倡议”也成立了。“左派联盟”是唯一一个政治组织不仅反对社会统一党政治官僚，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复辟”提出警告。他们不仅意识到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危在旦夕，而且也为社会主义的成果担心，如没有失业，免费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机会均等。1989年这个“短暂的乌托邦之秋”可以说是她一生当中最投入政治运动的时间。除了我们这些反对派，终于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示威游行，书写标语传单、决议书，或者加入某个政治团体或者组建政党和社团，选举大学生和企业的委员会。
在反对派和民众抗议面前，政治局官僚们退缩了，最终以打开柏林墙向西方投降，但是他们不愿放弃在国内的统治。边界开放后虽然参加群众游行的人数减少了，但是并没有立刻出现要求重新统一的口号。至少在柏林，西德的科尔总理于1989年11月10日在萧恩伯格市政厅对两万多群众，发表他要求重新统一的演讲时，还遭到口哨讥讽。同一天，六个政治联盟团体要求“就紧急情况”举行圆桌会议。12月7日会议开始的时候，社会统一党政治局已经退位，“德国统一的祖国”的呼声高涨起来。12月28日“左派联盟”在圆桌会议上试图发出警告，告诉人们新政府迎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重新统一建立经济基础，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只是徒劳。
人民的财产，是谁的财产？
企业一直为民主德国提供了就业保障。因此，希和格都指出，民主德国是不存在失业问题。高素质的员工原本想为企业贡献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然而，面对官僚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生产材料的长期短缺，生产设备的老化失修以及整个破败不堪的景象，他们变得越来越沮丧和颓废。在这样死气沉沉的工作环境下，每天还要在灾难性的条件下去为满足计划指标而奋斗，工人们不可能觉得自己是宣传中的“统治阶级”，而和其他的职员们一样感到只是被夹在“上面”和“下面”的夹缝中。
因此，在东德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社会冲突，就是职工们为了保卫自身，反对解散员工，发起工厂暴动乃至总罢工。对于这种情况，希指出民主德国所谓的人民所有制实际就是国家所有制。就像许多人不把或不再把民主德国看成自己的国家一样，大多数人也不把人民所有理解为人民的财产，也不将其当成人民财产对待。在民主德国的工厂，抗议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点要求是“我们不愿再被上头指挥和领导”。工厂领导被要求下台，特别是因为这些以前被上头派来的“人民财产”的管理者经常以极快的速度见风使舵，急急忙忙地与潜在的西德合作者进行“合资”谈判。
到了现在，原民主德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财产——工厂、不动产、地产、宾馆、宫殿等等，转给了西德的所有者，一些因此受到影响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以自己的失业为代价，换来的是没有补偿的剥夺。
可是，东德的工会组织在变革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格指出东德唯一的工会--自由德意志工会联盟，是执政党社会统一党的工具，可以说没有任何作用。1989年10月之后，自由德意志工会联盟和西德的工会谈合并。总体来说，首先开始的是人员的接管以及组织结构的建设。对于以前专职人员的处理，情况各异。公共事业及运输交通工会接收了“老人”而停用了一些“新人”（ 格从1990年11月开始在该工会工作），其他的都是西德的人。冶金工会开始的时候和那些以前的干部们合作，之后却又重新选人。而采矿化学能源工会，据格所知，将以前的干部人员全盘接收下来了。
一个德国，还是东德西德？
对于合并后的德国，两位不约而同都表达了东西德的差异。希指出了东德的贫穷，
而格则指出东德人还是有二等公民的抱怨之情，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德国统一的失利者。
事实上，东德原有的不少福利和社会制度在统一后都消失了。在东德曾经有过一些对老百姓日常生活影响很深的独特的社会机构设施，比如在教育行业，医疗行业或者邻里生活的组织方面。希指出，统一后，组织良好的前民主德国的“联合诊所”被解散了。医生们必须贷款自立营业。现在看来，“医生诊所”还是有意义的，但是绝不允许再叫“联合诊所”。而格则指出，东德物资短缺的年代，形成了邻里间易货交易的。不过，东德社会还是很快地适应了西德的情况。
联邦政府通过信托政策将前东德的相当一部分工业生产瓦解掉，然而并没有以等量齐观的新的工业建设来进行补偿。希指出，整个地区都被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弄得疲困潦倒，老化愚钝。社会生存的艰难不仅拖累了个人，还有家庭，乡镇，和小城市，结果导致个人孤立。工作被贬为打工，人们价值取向转为金钱，占有财物和消费，甚至拣便宜货打发时间，这是由制度决定的。社会的发展趋势是道德沦丧，堕入自私自利和纯消费思想。但是，对于工会而言，格则认为，东部和西部的工会面临的问题不存在较大的分别，同样是由于对一些工会没有兑现承诺深感失望，导致很多人退出工会组织。
转变之后，原来在民主德国就存在的新法西斯势力，在前西德的新纳粹组织骨干的帮助下，以令人瞠目的方式巩固和壮大起来。但对于格来说，他更担心的是越来越少的参选人数，普遍潜在的敌视外国人现象，以及遍布国家各个阶层的对铁腕政治人物的呼唤。
关于1989年民主德国（即东德）柏林围墙的倒下，很多人都已经淡忘，或者觉得已经是历史，不再重要。可是，对生于东德年代的人而言，却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不论是对更好社会制度的追求，还是个人生活的改变，而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具有什么意义？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劳工世界网专访了两位不同背景的“东德人”，分别是一名文化学者和一名工人，希望可以从他们的答案，窥探当年东德的那场变革，回顾当年人们怎样看待这段追求理想社会的历史，以及德国统一对于东德人的意涵。
人物：
希尔维亚·穆勒（Silvia Müller）（下称“希”），1953年生，文化学者，成长于东柏林，自1980年代开始从事独立和平运动和左派反对活动，1984年作为记者遭到职业禁止，之后病休。1989年主要在反对派组织及其《弗里德里希菲尔德 报火警者》编辑部，人权组织“异议”和“具体和平”组织的继任委员会工作。“左派联盟”的创建人之一及其在“中央圆桌会议”的代表。媒体立法委员会，媒体监督委员会和广播电台委员会的成员。现已退休，生活在瑞士和柏林两地，依然活跃在政治和艺术领域。
格俄特·斯赛潘斯基（Gert Sczepansky）（下称“格”），1950年生，是一名车削工，成长与东德卡尔马克思市(今开姆尼茨市)，1989年作为车削工工作于一家技术改造工具制造企业，“新论坛”区委员会的成员，目前是服务行业工会的书记，处于老年员工非全职工作的免工作时期。
民主德国的伪善？
社会主义是很多人的理想社会制度，包括不少东德人。很多人都坚信这个信念可以实现。然而，东德的没落，是否让人失去了这个信念？希指出，她自小就认为自己可以像父母一样，做为先锋队和青年团里的“好学生”，真诚地为“更好的德国”作贡献。然而，在她成长的时候，就发现理想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状况之间的距离，并慢慢理解充满虚伪，教条和个人野心的行为方式，并非个人的错误，而是与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有关。于是她在1980年代初加入了左派反对党和民主德国的独立和平运动。
然而，并非所有东德人都像希那样憧憬民主德国。格则指出，他从未相信过通过社会统一党（东德的执政党）能成功实现理想。他认为，他们的理想是一个非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自由选举，享有合理待遇的工作，自由表达和自由旅行。他还说，1989年11月9日以后，当他亲身经历了最终导致德国统一的民众运动之后，就失去了这个信念。
很多人都认为1989年的巨变是一场革命，而对于希和格而言，1989年秋天的示威游行就是结束了社会统一党的一党专政，以及赢得了应有公民的权利。
回顾民主德国的垮台，很多人都经常强调是因为经济上已无路可走，或者因为她在政治上和/或者道德上已不再具备合法性。希回想当年，民主德国是陷入政治道德危机。她举例来说，社会统一党媒体公布的官方年终结算与严酷的现实了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败落，企业倒闭，民怨沸腾。荒芜和停滞不前的景象以及失落和无力的感觉，再加上被圈在柏林墙内永无出头之日的拘禁，这一切导致了1989年夏天的东德人越境到西德的浪潮，以及大规模示威游行和新的政治组织的组成。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失去了信贷能力，破产了。
但是，她也认为资本主义的西德以及个人的成功诉求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国家。1989年10月1日的一封信表达了很多民主德国公民的态度：“我们积极投入新的组织，因为我们为民主德国担心。我们要待在这里工作。我们请求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要利用我们的努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不主张重新统一，因为我们认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并不追求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我们要在民主德国内实现改变。”1989年11月民主德国作家发起的“为了我们的国家”的倡议也得到了一百多万民主德国公民的响应，也引发了对有别于联邦德国的社会主义体制选择的思考。
东德公民运动的作用
民主德国的公民运动可以说促成了1989年变革。希指出，像其他在1989年秋天涌现的政治联合组织一样，“左派联盟倡议”也成立了。“左派联盟”是唯一一个政治组织不仅反对社会统一党政治官僚，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复辟”提出警告。他们不仅意识到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危在旦夕，而且也为社会主义的成果担心，如没有失业，免费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机会均等。1989年这个“短暂的乌托邦之秋”可以说是她一生当中最投入政治运动的时间。除了我们这些反对派，终于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示威游行，书写标语传单、决议书，或者加入某个政治团体或者组建政党和社团，选举大学生和企业的委员会。
在反对派和民众抗议面前，政治局官僚们退缩了，最终以打开柏林墙向西方投降，但是他们不愿放弃在国内的统治。边界开放后虽然参加群众游行的人数减少了，但是并没有立刻出现要求重新统一的口号。至少在柏林，西德的科尔总理于1989年11月10日在萧恩伯格市政厅对两万多群众，发表他要求重新统一的演讲时，还遭到口哨讥讽。同一天，六个政治联盟团体要求“就紧急情况”举行圆桌会议。12月7日会议开始的时候，社会统一党政治局已经退位，“德国统一的祖国”的呼声高涨起来。12月28日“左派联盟”在圆桌会议上试图发出警告，告诉人们新政府迎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重新统一建立经济基础，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只是徒劳。
人民的财产，是谁的财产？
企业一直为民主德国提供了就业保障。因此，希和格都指出，民主德国是不存在失业问题。高素质的员工原本想为企业贡献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然而，面对官僚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生产材料的长期短缺，生产设备的老化失修以及整个破败不堪的景象，他们变得越来越沮丧和颓废。在这样死气沉沉的工作环境下，每天还要在灾难性的条件下去为满足计划指标而奋斗，工人们不可能觉得自己是宣传中的“统治阶级”，而和其他的职员们一样感到只是被夹在“上面”和“下面”的夹缝中。
因此，在东德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社会冲突，就是职工们为了保卫自身，反对解散员工，发起工厂暴动乃至总罢工。对于这种情况，希指出民主德国所谓的人民所有制实际就是国家所有制。就像许多人不把或不再把民主德国看成自己的国家一样，大多数人也不把人民所有理解为人民的财产，也不将其当成人民财产对待。在民主德国的工厂，抗议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点要求是“我们不愿再被上头指挥和领导”。工厂领导被要求下台，特别是因为这些以前被上头派来的“人民财产”的管理者经常以极快的速度见风使舵，急急忙忙地与潜在的西德合作者进行“合资”谈判。
到了现在，原民主德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财产——工厂、不动产、地产、宾馆、宫殿等等，转给了西德的所有者，一些因此受到影响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以自己的失业为代价，换来的是没有补偿的剥夺。
可是，东德的工会组织在变革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格指出东德唯一的工会--自由德意志工会联盟，是执政党社会统一党的工具，可以说没有任何作用。1989年10月之后，自由德意志工会联盟和西德的工会谈合并。总体来说，首先开始的是人员的接管以及组织结构的建设。对于以前专职人员的处理，情况各异。公共事业及运输交通工会接收了“老人”而停用了一些“新人”（ 格从1990年11月开始在该工会工作），其他的都是西德的人。冶金工会开始的时候和那些以前的干部们合作，之后却又重新选人。而采矿化学能源工会，据格所知，将以前的干部人员全盘接收下来了。
一个德国，还是东德西德？
对于合并后的德国，两位不约而同都表达了东西德的差异。希指出了东德的贫穷，
而格则指出东德人还是有二等公民的抱怨之情，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德国统一的失利者。
事实上，东德原有的不少福利和社会制度在统一后都消失了。在东德曾经有过一些对老百姓日常生活影响很深的独特的社会机构设施，比如在教育行业，医疗行业或者邻里生活的组织方面。希指出，统一后，组织良好的前民主德国的“联合诊所”被解散了。医生们必须贷款自立营业。现在看来，“医生诊所”还是有意义的，但是绝不允许再叫“联合诊所”。而格则指出，东德物资短缺的年代，形成了邻里间易货交易的。不过，东德社会还是很快地适应了西德的情况。
联邦政府通过信托政策将前东德的相当一部分工业生产瓦解掉，然而并没有以等量齐观的新的工业建设来进行补偿。希指出，整个地区都被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弄得疲困潦倒，老化愚钝。社会生存的艰难不仅拖累了个人，还有家庭，乡镇，和小城市，结果导致个人孤立。工作被贬为打工，人们价值取向转为金钱，占有财物和消费，甚至拣便宜货打发时间，这是由制度决定的。社会的发展趋势是道德沦丧，堕入自私自利和纯消费思想。但是，对于工会而言，格则认为，东部和西部的工会面临的问题不存在较大的分别，同样是由于对一些工会没有兑现承诺深感失望，导致很多人退出工会组织。
转变之后，原来在民主德国就存在的新法西斯势力，在前西德的新纳粹组织骨干的帮助下，以令人瞠目的方式巩固和壮大起来。但对于格来说，他更担心的是越来越少的参选人数，普遍潜在的敌视外国人现象，以及遍布国家各个阶层的对铁腕政治人物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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