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长按：本书是20世纪社会学经典著作，其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观点；当然，作者作为西方人的一些看法在站长看来有失偏颇；世界的多样性，使我们企图找到一个普适公理的努力一次次化为泡影。
……看这本书的时候总的来说还是很兴奋的；记下一些印象深刻的句子，大家可作参考——当然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有兴趣的话还是读读原著吧。
书中一句拿破仑的话可大致概括本书主旨：
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自由只是借口。
人要求伟大，而又看到自己渺小；
人要求幸福，而又看到自己可悲；
人要求完美，而又看到自己充满缺陷；
人要求能成为别人爱慕与尊崇的对象，
而又看到自己的缺点只配别人的憎恶与鄙视。
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这种尴尬，
便产生出一种想象中最不公正和最易作奸犯科的激情，
因为他对于那谴责他和让他认识自己缺点的真理，
心怀切齿痛恨。
——帕斯卡尔《思想录》
20世纪的前半叶就是一个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前有俄国的共产革命、德国的纳粹运动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后有亚、非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不过，令他终身不懈思索这个课题的，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他大半辈子都是和那些最适合当狂热分子的畸零人生活在一起的。他对群众运动的思考，大都是从生活中观察而来。
要说霍弗探讨群众运动，还不如说他在探讨人性。如他在书中所说：“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愈作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又如，他与伯克利那些大学生们的接触，使他了解“今天愿意创造历史的只有那些年轻人”。1964年，伯克利校园学生争取言论自由，学生喊出：“我们不要研究历史，我们要创造历史。”
霍弗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人在面对环境的大转变时，其心态犹如少年人，都是一种无着落，前途茫茫，为了生存，都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死亡然后再生，其与群众运动中的狂热分子心态同质。人不癫狂枉少年，其实都是一种冀望毁灭之后的再生。
要说霍弗探讨群众运动，还不如说他在探讨人性。如他在书中所说：“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愈作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又如，他与伯克利那些大学生们的接触，使他了解“今天愿意创造历史的只有那些年轻人”。1964年，伯克利校园学生争取言论自由，学生喊出：“我们不要研究历史，我们要创造历史。”
霍弗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人在面对环境的大转变时，其心态犹如少年人，都是一种无着落，前途茫茫，为了生存，都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死亡然后再生，其与群众运动中的狂热分子心态同质。人不癫狂枉少年，其实都是一种冀望毁灭之后的再生。
……
霍佛也观察到，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追随者会觉得他们正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那些在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会急忙投入的人，往往也是乐于得到移民机会的人。（P3）
在这个时代，我们大部分人都必须对“忠实信徒”的动机和心理有一些认识。因为我们的时代虽是无神的时代，却不是无信仰的时代。“忠实信徒”无处不在，他们昂首阔步、列队前进，要通过劝说和激烈手段，按他们的形象塑造视界。不管我们是打算加入他们还是反对他们，都应该尽可能多了解他们的特质与潜势。（P4）
霍佛明白这些流浪者和畸零人可以变成拓荒者，但也可能转向另一条负面之路。例如，在德国和意大利，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用参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洗净他们“不良分子”的身份。在霍佛看来，30年代的历史大部分是由这些畸零人缔造的，他们把生命奉献给历来最专制暴虐的人物，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P7）
霍弗回忆说：“我们开始一起搬货。码头上的工作是这样做的：你搬的堆在你那边，你搭档搬的堆在他那边，一人搬一半。但这天我却发现一件怪事——我的搭档总是越过中间那条通道去帮助别人。在我们这边他自己那份工作都没做好，却偏要去帮助别人。没有理由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不喜欢我。就是在这天，我想出一个很妙的道理。这家伙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为什么会那么热心去做责任以外的事情呢？我的解释是，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P8）
狂热的爱国主义常常可以作为罪恶感的抚慰之所。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P9）
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第一部分 第一章 序言）
任何大变革计划想要成功，都必须利用民族主义的激情。（P19）
要是蒋介石知道怎样发起一个扎实的群众运动,或者至少懂得怎样让因日本侵华而点燃的爱国激情维持不坠,那他现在说不定已被尊为革兴中国的巨人。但因为他不懂得这样做，所以才会被精通“宗教化”（religiofication）艺术的大师给推到一边去——所谓宗教化艺术，就是给实际目的披上神圣大衣的艺术。（P20）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到自身以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会无可避免左右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会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P21）
不满情绪并不一定会让人产生改变现状的渴望。要让不满加深为愤愤不平，还需要加入另一些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拥有权利感。（P22）
一个人是不是欢迎改变，更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掌握权力，而在于是否对未来有信仰。有权力的人如果对未来没有信仰，就会用他的权力来排斥新事物，以保持现状。另一方面，极不切实际的梦想即使没有实际权力作为后盾，一样可以让人产生最大无畏的胆气。这是因为，怀有大希望者的力量可以有最荒谬的来源：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P23）
倘若共产主义者有朝一日能够征服欧洲和大半个世界，那将不是因为他们懂得怎样去煽动不满情绪或仇恨，而是因为他们懂得经营未来。
……
至于那些抱有希望的人——不管是热情的知识分子、渴望取得耕地的农民、追逐暴利的投机家、头脑清醒的工商业者、普通的工人还是达官贵人——只要他们被一种远大的希望所攫住，就会断然前进，对现在无所顾惜，有必要时甚至会把现在毁掉，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既有特权阶层发动的革命，也有低贱阶级发动的革命。（P24）
群众运动的吸引力和实务组织（practical organization）的吸引力有一个基本不同处。实务组织可以提供人自我改善的机会，故其吸引力来自它可以满足个人利益。反之，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当它还处于生机勃勃的积极阶段时，吸引到的并不是那些珍爱“自我”、想要把它加强加壮的人，而是那些渴望可以摆脱他们可厌“自我”的人。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P28）
希特勒就指出过，一个运动提供的岗位和职位愈多，“它吸引到的劣质人才就愈多，到头来，这些政治攀援者会充塞于一个成功的党，致使其昔日的忠诚战士再也无法认出它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一个运动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P29）
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P30）
在现代社会，人们只有在忙得透不过起来的时候，才能够不抱希望地活着。（P30）
每一个积极吸收追随者的群众运动，都把敌对运动的成员视为其潜在信徒。（P34）
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的宗教性格是公认的。铁锤、镰刀和卍字，其性质与十字架相当。他们的检阅仪式与宗教游行相当。他们有信条、圣者、殉教者和圣墓。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也是全面展开的民族主义运动。纳粹革命自始即具有这种性质，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则是后来发展起来的。（P36）
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P37）
一个没有废料和不满者的国家，固然会井然有序、高尚、和平而愉快，但它缺少开拓未来的种子。欧洲的弃民竟能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是历史开的玩笑——唯独他们能够成就此等事业。（第二部分 第一章 序言）
人们评价一个种族、国家或任何其他群体时，往往是在该群体最低劣的成员中取样。
……
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儿。
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完全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都已败坏到无可救药，所以随时准备好把这两者加以毁弃。（P42）
这些被遗弃和被排斥的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原材料。（P43）
为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P47）
在苏联人民没有尝到过一点美好生活的滋味以前，苏联是不太可能爆发民众起义的。对苏联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将会是国家经济已有相当改善而极权统治因为某种缘故稍见松动之时。
……
我们追求奢侈品的时候会比追求必需品的时候更勇猛。情况往往是，到我们不得不放弃追求奢侈品的时候，我们的必需品也会开始短缺。（P49）
最能煽动人们行动激情的，就是宣传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所有的建制化运动都有它的远程希望和特有麻醉剂，用以缓和群众的急躁，使他们各安天命。斯大林主义就像所有的建制化宗教一样，是一种人民的鸦片。（P50）
那些觉得自己生命败坏了和荒废掉的人，会渴望平等与博爱多于渴望自由。如果他们为追求自由奔走呼号，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种建立平等与博爱的自由。对平等的激情是一种对匿名（anonimity）的激情：想要成为构成一件外衣的众多丝线之一，一根无别于其他丝线的丝线。这样，就没有人会把他指出来，与别人比较，让其低劣无所遁形。
那些最大声呼吁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自由社会里的人。“失意者”因为受到自己的短处压迫，会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现有的种种限制。实际上，他们最深的渴望是终结“人人皆有自由”的现象。他们想要取消自由竞争，取消自由社会里人人都要经历的无情考验。（P52-53）
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式极少数人的热望。
在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
那些灵感枯竭而过气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迟早都会堕入狂热爱国分子、种族主义贩子和某种神圣伟业的鼓吹者的阵营。性无能者也易于产生这种冲动。（P53）
一个群众运动想要赢得大量信徒，必须拆散所有既有团体的纽带。理想中的潜在信徒，应该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他不属于任何集体，没有泯灭自我的方法，无法靠团体来掩盖自己的渺小、无意义和寒酸。（P54）
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都会抱持敌意态度。（P55）
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第二部分 第四章 序言）
在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里，最容易被群众运动吸引的，是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两类人。……不管得到多少法律保障和武力保护，少数民族的处境总是岌岌可危。不安全感无可避免又会带来失意感。然而，一个矢志保存民族认同的少数民族，其所感受到的失意感，要比行将解体、融入其他民族的少数民族来得低。一个矢志保护自己认同的少数民族会是一个紧密的整体，个人会在其中得到护荫和归属感，不容易产生失意感。反之，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个人是孤孤单单的，得独自忍受偏见与歧视，甚至还会隐隐约约有变节的罪恶感。
另外，在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中间，最有成就感和最没成就的两类人又会比成就中庸的人感到更大的失意感。（P74）
“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这句挖苦话并非全无道理。……群众运动有时看起来简直是为罪犯的需要量身订造：它们不只可以“净化”罪犯的灵魂，还可以让他发挥性向与能力。群众运动的宣传手法是唤起信徒一种悔罪罪犯般的情绪与心灵状态。（P82）
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于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体。（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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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算布尔什维克的老干部时，斯大林成功地把这些自负而勇敢的人一个个变成畏缩的懦夫。他的方法是彻底切断他们与服务了一辈子的党以及俄罗斯广大群众的联系。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久已中断与俄罗斯以外的世界的联系。他们也弃绝了上帝。对他们来说，出了神圣的俄罗斯与共产党的范围外，就没有过去与未来可言，也没有记忆与光荣可言——但不管是俄罗斯或共产党都已经不可逆转地掌握在斯大林的手里。（P94）
所有群众熨斗都会贬低“现在”，把现在说成只是通向光荣未来的初级阶段，进入千禧年门槛的踏垫。对于一个宗教运动来说，“现在”乃是一个放逐地，是通向天堂的眼泪谷。对一个社会革命来说，“现在”是一个到乌托邦路上的中途站。对一个民族主义运动来说，“现在”是最终胜利前可以置之不理的片段。（P99）
你会发现，失意者在大肆诋毁“现在”之后，会得到巨大的快乐。这快乐是那么巨大，以致不可能仅是来自于悲愤得到宣泄。（P104）
希特勒最可怕的能耐之一，就是知道怎样抽干敌人（至少是欧洲大陆上的敌人）的希望。（P106）
自我牺牲精神往往是一种对现实认知有所不足的衍生物。一个有能力根据自己经验和观察作判断的人，通常不会有殉道的念头。因为自我牺牲乃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它不可能是经过探索和深思的结果。（P107）
诚如法哲柏格森（Bergson）所说，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够支使人移山，而在于能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
……
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在其内容，而在于它言之凿凿。（P108）
要一个狂热的共产者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难上加难。（P113）
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八年抗战结束后，未能及时找到一个代替日本人的新魔鬼。这位雄心勃勃却头脑简单的将军大概是太自负了，以致未能了解，会让中国群众团结起来的因素并不是他，而是“魔鬼”日本所激起的民族激情。（P121）
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好，甚至反而会把跟我们爱同一个对象的人视为竞争者和侵犯者。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有志一同的人。（P122-123）
恨意源于自卑。（P124）
要是哪一天美国人开始全心全意去恨外国人，就反映出他们已经失去自信心。（P125）
失意者看到有钱人走下坡和正直者受辱时，会深感安慰。他们在普遍的没落中看到人类平等的前景。在他们看来，大混乱就像坟墓一样，是平等的温床。他们炽烈地深信，一个新秩序必然会来临，但在新秩序建立起来以前，旧的一切必须连根铲除。（P127）
（帕斯卡尔说过，）爱和仁慈不过是“一种伪装和假象，因为归根结底它们不过是恨。”（P127）
宣传大师戈培尔博士（Dr. Goebbels）在没有心防的时刻也承认：“如果宣传想要真的奏效，那它的后面必须时时刻刻备着一把利刃。”（P135）
理论与世纪愈是矛盾的群众运动，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P140）
智力过人、性格高贵和原创性看来都不是必要条件，甚至不是可欲的。需要的主要条件如下：大胆破格，以桀骜为乐；钢铁般的意志；狂然相信自己掌握了唯一且独一的真理；相信自己是命定的领袖，总是受幸运之神的眷顾；具有强烈憎恨别人的能力；藐视现在；懂得利用人性弱点；喜欢排场（壮观的场面和典礼仪式）；厚颜无耻，可以完全不顾前后一致和公道公理；认识到追随者渴望的是集体性，而且再多的集体性也不为过；有能力赢得和维持一群能干助手的绝对忠诚。（P143）
“忠实信徒”的欢欣并不是来自力量与智慧的储积，而是出于一种解脱感：他从自主生活无意义的重担中解脱出来了。（P154）
群众运动用什么手段来强化和维系其依附着的不完整感，值得一提。其中一个手段是把教条提高到理性之上，这样，个人智慧就没有用武之地。另一手段是通过经济集权和故意是生活必需品稀少，让个人产生经济依赖。……对文学、艺术、音乐和科学强力审查，可让即使有创造力的人也无法过上自足的生活。（P155）
（拿破仑）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自由只是借口。（P162）
一俟不敬神的知识分子把破坏工作完成，就会出现叶芝《基督再临》（The Second Coming）一诗中的情况：
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
激情澎湃。
他们深信天启近在咫尺，
深信基督再临指日可待。（P170）
那种渴望写一部巨著、画一幅画、设计一座雄伟建筑而又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办不到的人，只要是生活在安定的社会，就不会得到内心的宁静。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已败坏得无可挽回，二师姐则已经乱了套。只有混乱状态会让他如鱼得水。（P175）
因此，由一个行动人所建立的秩序是一种拉杂拼凑之物。例如，斯大林治下的俄国就是由布尔什维克主义、沙皇制度、民族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独占资本主义杂凑而成。（P183）
自由与个体性的式微就是文明的式微。（P190）
能够让“权力陶冶出高贵与恢弘灵魂”的人寥寥无几。（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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