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过去了很多年，赫塔·米勒的笔下始终是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利亚。对于过去的极权历史，多数罗马利亚人已经不感兴趣，就像他们当年对周围人的悲剧不感兴趣一样。没有人想要去查阅旧档案，获知其中的欺骗和背叛，而米勒的个人生命却似乎定格在了那个时期，即使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她仍然在不断追寻那段经历。
2009年春天，米勒回到罗马尼亚，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看到了关于她的秘密档案。档案将少数族裔分门别类，德裔被称为“德国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匈牙利裔被称为“领土收复主义者”，犹太人则被称为“犹太民族主义者”。米勒的个人档案长达914页，化名“克里斯蒂娜”，建档案的时间是1983年，原因是她的《低地》“故意歪曲这个国家的现实，尤其是农村的环境”。而且她还属于“一个德语诗人的圈子”，这些人的写作都“怀有敌意”。
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巴纳特山区的尼茨基村，父母是讲德语的少数民族。二战中她父亲曾帮助过德国人，战后母亲一度被流放到乌克兰劳动营。在提米索拉大学期间，米勒加入了一个讲德语的青年诗人组织“巴纳特行动小组”。毕业后，她在一家拖拉机厂当翻译，因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她遭到周围人的流言和冷遇，而这些人恰恰是她拒绝去监视的。这种诽谤成为她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你可以反抗灵魂深处的焦虑，但流言却会偷走你的灵魂，你会感到被恐怖所包围。”
最终她被工厂解雇，开始埋头写作。《低地》是她的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982年，但她却在西德出版了未删节的小说，这惹怒了当局。根据齐奥塞斯库颁布的《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每个罗马尼亚人拥有打字机都必须得到警方许可，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领取执照，并且要将打字的样稿同时上报。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米勒在国外出书，自然更是十恶不赦，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从此，她不断受到秘密警察骚扰，他们制造谣言，诬蔑她不找工作，靠卖淫和黑市买卖为生。
她去书展、教堂，甚至到外地旅行，全都受到限制。档案里记录道：“克里斯蒂娜每次去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地方，都必须报告各部门主管。”她还记得，有一次她去和国外出版商见面，在火车站被拦下来，便衣拿走了她的车票和身份证，她稍有抗拒，便被骂作婊子，被精暴地推倒在地。她从肮脏的地上爬起来，周围人麻木地看着，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在长达24年的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时期，秘密警察就像一个铁盖子，严丝密缝地罩住罗马尼亚，凡是有人对现实不满，都会被关进监狱或精神病院。米勒有一个朋友，因为读了她在德国出版的未删节本《低地》，也被建立档案，受到监视。这些秘密警察权力无边，可以在主人出门后任意进入民宅，进行搜查。有时他们还会故意留下烟头，以此恐吓主人。米勒一直相信，秘密警察的威胁是真的，有一天人们会在河里发现她的尸体，官方会证明她是死于自杀。
由于害怕遭到监听，人们在聚会时往往会把电话藏在冰箱里，米勒因此还拒绝了当局主动提供的电话，实际上这毫无意义，从档案里看到，她的寓所早已安上了窃听器。1987年米勒移居国外后，她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来治病，住在她家。在她的箱子里，米勒偶尔发现了自家的钥匙和罗马利亚领事馆的电话号码，朋友告诉她，当局要她详细汇报米勒一家何时睡觉，何时起床，何处购物，购买何物，米勒不得不请朋友离开她家。
时隔多年，米勒一直在心里哀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爱与背叛。后来查阅档案，证明这位朋友并没有告密，这使她感到欣慰。最让她感到震惊和难过的是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他是她长篇小说《呼吸秋千》的合作者。小说讲述二战后一批德裔罗马尼亚人被强制送往前苏联劳动营的故事。他们曾一道前往寻访劳动营原址，在一起长时间讨论。帕斯提奥逝世后，有人在档案里发现他也曾充当线人，化名“施泰因”。
尽管帕斯提奥的告密材料没有什么价值，甚至还一度引起当局的不满，但米勒还是无法原谅他。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假如在他去世前，我知道这件事，我可能会放弃这项合作。不过，若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现，我和他一直合作下去，这将多么可怕！”她甚至宣布由她管理的帕斯提奥基金会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
正因为米勒一生屡遭欺骗、背叛和陷害，她才会如此嫉恶如仇。她公开抗议德国笔会吸收一些历史有污点的前东德作家，并宣布退出笔会；她还指责另一位德国诺奖得主格拉斯隐瞒党卫军历史，称他“缺乏道德信誉”；近年她又抨击诺奖委员会将文学奖颁发给某个拥护审查制度的作家。对于历史，她始终采取了一种拒绝遗忘的态度。
景凯旋，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2009年春天，米勒回到罗马尼亚，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看到了关于她的秘密档案。档案将少数族裔分门别类，德裔被称为“德国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匈牙利裔被称为“领土收复主义者”，犹太人则被称为“犹太民族主义者”。米勒的个人档案长达914页，化名“克里斯蒂娜”，建档案的时间是1983年，原因是她的《低地》“故意歪曲这个国家的现实，尤其是农村的环境”。而且她还属于“一个德语诗人的圈子”，这些人的写作都“怀有敌意”。
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巴纳特山区的尼茨基村，父母是讲德语的少数民族。二战中她父亲曾帮助过德国人，战后母亲一度被流放到乌克兰劳动营。在提米索拉大学期间，米勒加入了一个讲德语的青年诗人组织“巴纳特行动小组”。毕业后，她在一家拖拉机厂当翻译，因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她遭到周围人的流言和冷遇，而这些人恰恰是她拒绝去监视的。这种诽谤成为她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你可以反抗灵魂深处的焦虑，但流言却会偷走你的灵魂，你会感到被恐怖所包围。”
最终她被工厂解雇，开始埋头写作。《低地》是她的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982年，但她却在西德出版了未删节的小说，这惹怒了当局。根据齐奥塞斯库颁布的《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每个罗马尼亚人拥有打字机都必须得到警方许可，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领取执照，并且要将打字的样稿同时上报。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米勒在国外出书，自然更是十恶不赦，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从此，她不断受到秘密警察骚扰，他们制造谣言，诬蔑她不找工作，靠卖淫和黑市买卖为生。
她去书展、教堂，甚至到外地旅行，全都受到限制。档案里记录道：“克里斯蒂娜每次去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地方，都必须报告各部门主管。”她还记得，有一次她去和国外出版商见面，在火车站被拦下来，便衣拿走了她的车票和身份证，她稍有抗拒，便被骂作婊子，被精暴地推倒在地。她从肮脏的地上爬起来，周围人麻木地看着，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在长达24年的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时期，秘密警察就像一个铁盖子，严丝密缝地罩住罗马尼亚，凡是有人对现实不满，都会被关进监狱或精神病院。米勒有一个朋友，因为读了她在德国出版的未删节本《低地》，也被建立档案，受到监视。这些秘密警察权力无边，可以在主人出门后任意进入民宅，进行搜查。有时他们还会故意留下烟头，以此恐吓主人。米勒一直相信，秘密警察的威胁是真的，有一天人们会在河里发现她的尸体，官方会证明她是死于自杀。
由于害怕遭到监听，人们在聚会时往往会把电话藏在冰箱里，米勒因此还拒绝了当局主动提供的电话，实际上这毫无意义，从档案里看到，她的寓所早已安上了窃听器。1987年米勒移居国外后，她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来治病，住在她家。在她的箱子里，米勒偶尔发现了自家的钥匙和罗马利亚领事馆的电话号码，朋友告诉她，当局要她详细汇报米勒一家何时睡觉，何时起床，何处购物，购买何物，米勒不得不请朋友离开她家。
时隔多年，米勒一直在心里哀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爱与背叛。后来查阅档案，证明这位朋友并没有告密，这使她感到欣慰。最让她感到震惊和难过的是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他是她长篇小说《呼吸秋千》的合作者。小说讲述二战后一批德裔罗马尼亚人被强制送往前苏联劳动营的故事。他们曾一道前往寻访劳动营原址，在一起长时间讨论。帕斯提奥逝世后，有人在档案里发现他也曾充当线人，化名“施泰因”。
尽管帕斯提奥的告密材料没有什么价值，甚至还一度引起当局的不满，但米勒还是无法原谅他。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假如在他去世前，我知道这件事，我可能会放弃这项合作。不过，若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现，我和他一直合作下去，这将多么可怕！”她甚至宣布由她管理的帕斯提奥基金会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
正因为米勒一生屡遭欺骗、背叛和陷害，她才会如此嫉恶如仇。她公开抗议德国笔会吸收一些历史有污点的前东德作家，并宣布退出笔会；她还指责另一位德国诺奖得主格拉斯隐瞒党卫军历史，称他“缺乏道德信誉”；近年她又抨击诺奖委员会将文学奖颁发给某个拥护审查制度的作家。对于历史，她始终采取了一种拒绝遗忘的态度。
景凯旋，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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