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6月在法國爆發的一場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的群眾運動。1968年3月22日巴黎農泰爾文學院學生集會，抗議政府逮捕爲反對越南戰爭向美國在巴黎的產業投擲炸彈的學生。此後，學生抗議活動疊起，至5月初發展爲高潮。5月3日，學生再次集會，警察進行幹預，導致流血沖突，數百人受傷，600名學生被捕。法國許多省市的學生紛紛起來支持巴黎的學生運動。他們占領大樓，築起街壘，展開巷戰。 5月12日巴黎大學學生占領了學校，並成立行動委員會。此後，政府強行關閉各大學。5月13日法國工會號召全國工人總罷工支持學生，千百萬工人群眾加入運動。首先是巴黎80萬工人擧行大罷工，接着罷工浪潮席卷整個法國。數百萬罷工工人占領了300多個重要的工廠、礦山，扣留經理等資方人員，致使全國的鐵路、空中、海上的交通中斷，生產、通訊全部陷於停頓，整個法國的經濟生活處於混亂狀態。5月 24日，在國外訪問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勿忙趕回巴黎，發表電視演說，呼籲全國恢複秩序，許諾起草改革計劃，提供公民投票裁決。5月27日，法國總工會與政府達成複工協議。5月30日戴高樂發表講演，宣布解散議會，重新擧行全國選擧。由此，各地風潮趨於平靜。6月下旬戴高樂派在選擧中贏得大多數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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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簡介
1968年3月，巴黎大學農泰爾分院爲了改革學校的教育制度，而出現了學生運動，5月，爲抗議校方開除學生運動領導人，巴黎大學學生開始罷課，並占領了校舍，警察的介入和暴行，使全國各地學生紛紛罷課游行，5月中旬鬥爭進入高潮，抗議的浪潮逐步蔓延到整個法國，隨着工人、群眾逐步加入運動，各地交通、通訊和生產中斷，經濟生活陷入混亂；５月底，時任總統戴高樂發表電視演說，呼籲恢複秩序，並宣布解散議會，重新擧行選擧，支持政府的群眾當天在巴黎擧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聲援政府，隨後各地風潮逐漸平息。
這場曆時一個月左右的風潮，歷史上稱爲“五月風暴”，它給法國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在這之後，一切再也不像從前了；一年後，戴高樂的地方政治改革方案被否決，戴高樂隨後黯然辭職，返回故鄉；在四十年周年之際，法國媒體紛紛擧行紀念活動，反思“五月風暴”給法國社會帶來的影響和後果，評價積極的人認爲：在此之後，工會影響力增強、勞資關係改善，人們的意識和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反權威、反傳統傾向深入人心，個性自由和個人權利意識不斷強化，婦女解放、性自由成爲潮流，法國社會擺脱了諸多陳規陋習的束縛，進入了文化開放、創新的新時代，而持否定態度的人則認爲：在“五月風暴”及其餘波沖擊下，法國傳統的倫理價值、道德觀念遭到顛覆，社會在高度宣颺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同時，弱化了個人義務和社會責任感，產生了“及時行樂”、自私自利的一代，是今天法國“寅吃卯糧”、道德淪落、社會分裂、文化虛無等諸多“法國病”的根源所在，使得法國曾經擁有的輝煌日漸暗淡。
但作爲當時總統的戴高樂，現已成爲法國全民熱愛和懷念的領袖，就連當年那些曾經激烈反對過他的左翼青年，現在也大都對他敬佩不已，在他身上，似乎體現了人們日益懷念的卓越領袖的品格：忠誠、勇敢、遠見卓識、信義和歷史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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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戴高樂任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後，推行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使法國經濟發展，國際地位穫得提高。但獨立發展核力量耗資巨大，遭到左翼和右翼的反對，總統的獨斷專行引起人們的不滿，政府反對罷工的立法導致工人的反抗，削減小農戶的政策也激起農民的抗爭。由於經濟情況不好，失業人數多達50萬，青年學生面臨着畢業即失業的威脅。1968年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以青年學生爲前導，法國掀起了五月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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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經過
從5月27日開始至6月30日，法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學生與工人持續示威抗議，並且反對5月27日在蓬皮杜政府的主導之下，資方與工會代表所簽署的勞資協議。戴高樂總統甚至認爲情況已經失控。左派政黨與政治人物則宣稱可以負起政治責任，組織臨時政府控制局勢。而戴高樂總統甚至於5月29日自總統府失蹤，前往德國之法軍駐守地Baden-Baden,聲稱要確保法軍在德國之紀律，然而卻造成法國國内更大的恐慌。所幸，5月30日，戴高樂總統再度出現在總統府，並且透過收音機以異常堅定的口吻宣布解散法國國會重新進行選擧，並且呼籲法國人民發揮公民的精神，支持民選的政府。在戴高樂總統呼籲完之後二個小時之内，五十萬公民隨即走上街頭，在香榭里榭大道示威支持戴高樂總統否定密特朗的政治野心。戴高樂總統的堅定宣示成爲法國政治危機結束的開始。在隨後的六月里，示威與工廠占領逐漸減少與撤出，各政黨也忙着准備國會解散後之選擧。本來68年的抗議示威可能造成僅有十年歷史法國第五共和國的結束，然而6月23日與6月30日的國會選擧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戴高樂右派竟然贏得人民46%的支持，並且在國會穫得72%的席位。第五共和國的危機因此完全解除，戴高樂任命新總理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積極進行學生與社會所要求的各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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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結果
1968年五月之危機雖然在戴高樂總統的領導之下得以顺利化解，甚至還穩定了法國右派政府之政權，但是人民的支持並沒有轉化成對戴高樂總統的支持。1969年4月28日，法國人民透過公投否決了戴高樂總統的政治改革計劃，戴高樂總統因此決定辭職以示負責，十八個月之後，戴高樂總統於1970年 11月9日病逝，法國隨即進入另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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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這兩個文化革命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淵源：在中國，紅衛兵小將們高唱着法國舶來的《國際歌》，高呼着巴黎公社的口號，造反派們甚至一度把砸爛舊黨政班子後建立的行政機構也稱爲“公社”；而在法國，毛主義和紅寶書成了許多激進青年的精神武裝，中國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的“四大”、“串連”等方式也成爲他們組織和發動社會力量的不二法門。1968年5月，當“五月風暴”發展到最高潮時，中國《人民日報》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道，整個“紅五月”内竟多達60餘篇報道、評論、社論和40餘幅照片、宣傳畫和運動示意圖，高度讚颺法國學生、工人的鬥爭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繼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偉大的人民運動”，5月21日至25日，除台灣和西藏外，全國二十多個省、自治區省會首府、直轄市都擧行了 20萬至100萬人的游行示威和集會，北京群眾的游行隊伍在三天内經過天安門廣場的就有2000萬人次，一直波及到地、縣級市鎮；而在遙遠的巴黎，頭戴綠軍帽、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標的“洋紅衛兵”成爲巴黎街壘上醒目的一群，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赫然高擧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游行行列中，3M（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賽）成爲巴黎學生們的思想旗幟。
這兩場同時進行、卻又相距萬里的文化革命的主體都是年輕學生，他們擧着相同的旗幟，穿着雷同的服裝，彼此呼應，互相聲援，看上去便如雙胞胎一般相似。但法國社會運動研究中心負責人阿蘭。杜蘭卻毫不含糊地指出，這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事實上，五月風暴的一些組織者雖然胸前戴着毛澤東像章，嘴里高呼“沿着毛澤東指引的道路前進”的口號，卻對毛、對“文革”和紅衛兵並沒有太多了解，在他們中許多人眼里，“文革”是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是人民自發起來反抗寡頭政治的鬥爭，正如他們中許多人後來回憶的那樣，他們頭腦里“造反”的概念，就跟法國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獄差不多；而北京街頭那些高呼“支持巴黎學生革命行動”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們也根本不了解巴黎街頭所發生的一切，他們不會想到，這場“法國的文化革命”起因竟然和反對女生宿舍嚴禁男生進入的禁令有關，他們更不會想到，五月風暴的支持者既有他們視爲“修正主義”的法共成員，更有托派的“第四國際”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影子，當然，他們絕對無法想象，“要做愛不要作戰”的口號，居然會被“外國革命戰友”們以無比高亢的熱情一次又一次在巴黎街頭喊出。
“五月風暴就是這樣的運動：以舊的形式，表達出新的東西，正如《聖經》所言，是舊瓶裝新酒。他們之所以向往中國的紅衛兵，與其說是出於對這一運動的了解，毋寧說是出於對它的無知。”阿蘭。杜蘭這樣概括道。這便如同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論述：巴黎公社的新意是工人運動的產生，但他的口號卻是法國大革命的話語。
於是在法國的 “紅五月”里，我們看見了與當時的北京街頭完全不同的景象：知識和學術不但沒有被蔑視和砸爛，反倒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學者們作爲整體非但沒有受到學生沖擊，薩特、米歇爾·比托爾、拉康、阿拉貢等文化名流反倒站在學生一邊，甚至親身投入到運動的第一線；年輕人的個性非但沒受到壓抑，反倒在“禁止被禁止”等着名口號的孤立下更加蓬勃地洋溢着；文化藝術非但沒受到抑制，從行爲藝術到新的電影流派反倒在此之後變得色彩紛呈；不同的思潮和哲學流派不但沒有被統一，反倒百花齊放，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到後馬克思主義，從存在主義到無政府主義，每一種哲學思潮，每一個哲學家的思想，都在這次運動中激烈地碰撞着，發展着，無政府主義者的黑旗和社會主義者的紅旗，在拉丁區的街壘上並排飄颺着。
雖然有暴力，有破壞，有流血，“五月風暴”給法國造成的物質損壞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甚至已很難尋覓到痕蹟，然而“紅五月”卻給法國乃至西方文化和思想界造成了巨大沖擊和深遠影響，可以說，五月風暴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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