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本文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 夏晓虹/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1919年6月11日晚，一位身着白帽西装的中年男子一出现在北京前门外香厂“新世界”的屋顶花园，就引起了在场暗探的注意，因其“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果然，当晚10时许，正当下层露台放映露天电影之际，此人掏出怀中的传单，从楼顶撒向人群，引起了骚动，散发者也当场被捕。经审问，警方得知这位散发者竟是北京大学的前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虽然陈独秀在回答警方审问时称，传单是他几天前返京路过上海时，得自“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并已将其中的大部分转交一“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但实际上，这些传单却是陈本人在前两天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9日)。据参与印刷和散发传单的高一涵回忆，传单印好的第二天清晨，陈独秀不顾疲劳，和他一起到中央公园的茶座，把传单一份一份地放在空茶桌上，用茶杯压好。后来陈独秀觉得这个办法收效太慢，于是第二天晚上又和另外几名北大教职员分别到各娱乐场所散发传单，也因此在新世界被捕(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以一位学者而如此直接地参与五四运动，大概在当时算得是绝无仅有。不过就陈独秀本人来讲，这样的行为倒也不算特别例外。一个月以前，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为，就曾令这位一向以激进著称的北大教授兴奋不已，当时，陈独秀就盛称这次行动具有前所未有的“特有的精神”，那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他后来解释说，所谓“直接行动”，就是“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所谓“牺牲精神”，则是“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精神(《每周评论》第25号)。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本人的确也以上述的实际行动，成为所谓“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同时，这种身体力行又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的延续。

在五四前的数年时间里，陈独秀一直是北大新派教授中的激进者，是所谓“新中之新”。一般论者都认为，五四思想来源于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改为《新青年》)为嚆矢。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里，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率先擂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因此，他希望青年人“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杨振声《回忆五四》)。作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也成为新青年的导师和崇拜偶像。1917年蔡元培破格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时，“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即是其影响力的一个明证。

而由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配合校长蔡元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科也成为北大最有活力的一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