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每一條軌跡都有意義

專題內容：

1. 編者的話：每一條軌跡都有意義
2. 革命之路
3. 歸根到底是民眾的力量
4. 開羅時間
5. 每天六小時的「革命路」
6. 革命的錯覺：埃及人的中國想像

 

 

文/艾墨

從北京去到開羅，是想知道一件事：一場完美的廣場革命發生之後，這個國家究竟會走向哪裏？

對許多人來講，這問題是奢侈。因為在前半句話那裏，許多年輕的生命已經再也看不到結局。

即使在埃及這場堪稱典範的革命，仍有847人死亡。最近的一位死者，23歲，廣場革命時遭遇暴力重傷，在醫院裏躺了5個月。在可期的、真正的民主選舉到來之前，他合上了眼睛。他的死亡讓許多埃及人重新回到廣場。

「烈士在死去，民主在哪裏？」

2011年，「茉莉花革命」席捲，西方媒體說，「阿拉伯之春」來了。可養過花的人都知道，茉莉難養，過冬之後能開第二季，才算真正存活。

相對於推翻獨裁的革命，真正困難的轉型才剛剛開始。而這場轉型的軌跡將從哪裏畫起，恰恰要看革命的軌跡如何發生。

沒有一場革命是一夜之間發生的。

2011年1月25日到2月11日，儘管解放廣場上的18天在外人看來突如其來，最大的反對陣營穆斯林兄弟會不是幕後力量，美國也不是境外勢力，甚至一呼百應的青年領袖，自己也沒有料到革命竟然真的發生了。

哪兒來的？許多人在問。

埃及革命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這是我們在現場的強烈感受之一。在這個信息結構迅速去中心化的時代，革命是每一個個體選擇累積出的結果。直到一個成功的結局，讓此前的每一點累積有了可以被言說和討論的機會，一條或者幾條線索於是浮現，看似輕描淡寫，但勾連出革命生成的軌跡。

你也可以嘗試把軌跡往下畫，轉型的方向同樣在那裏。在革命成功的這一刻之前十數年，這方向，從「體制內外」就已經開始孕育了。

本期的一張信息圖表和三個人物故事，嘗試展現這條軌跡，以及個體在其中的選擇。

他者是最好的鏡子。當我們在缺少新聞自由的地方談新聞立法，在橡皮圖章的人大爭取獨立候選人，在言論封鎖的地方尋找事件真相，在公檢法聯合辦案的地方捍衛司法底線，在官僚系統的黑盒子裏尋找一個一個孩子的名字……

埃及的故事讓我們看到，每一條軌跡都有意義。

埃及革命：革命之路

專題內容：

1. 編者的話：每一條軌跡都有意義
2. 革命之路
3. 歸根到底是民眾的力量
4. 開羅時間
5. 每天六小時的「革命路」
6. 革命的錯覺：埃及人的中國想像

[美]埃里克·埃里克森《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

      两个巧合，一个好奇，让一个埋藏于历史尘土下的事件就此被重新挖掘出来，让人们重新看待这个不容忽略的历史事件；正是这巧合和好奇，才让我们重新认识印度圣雄甘地。 

    《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美]埃里克·埃里克森著，吕文江田嵩燕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定价:60.00元

    近日，以“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为出版理念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为“心理传记学译丛”的丛书，丛书的第一本——《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同时推出。

    《甘地的真理》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对圣雄甘地的历史出现和他所谓的真理涵义的探索。埃里克森探寻了当甘地成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印度大规模的平民不合作运动的革命领袖时，他是如何成功地从精神上和政治上动员印度人民的。

译丛历经波折

    七八年前的一天，在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聊天时，中国心理史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罗凤礼研究员感叹说：“虽然关于‘心理史学’介绍性的著述不算少，但系统的译介工作并未展开，这必然会诱导学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罗凤礼与萧延中一同开始引进并翻译这套“心理传记学译丛”。

    让萧延中始料未及的是，引进翻译这套译丛是条荆棘重重的路。萧延中回想说，一是这些传记涉及到精神分析理论，不了解这些理论就无法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意图；同时，丛书的传主都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西方名人，其经历中的许多细节又是作者着重分析的要点。这就对译者的知识宽度和理论素养有较高的要求。开始的译稿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其中书籍有改译的，有重译的，甚至还有更换译者的；其次是在涉及到一些为中国人所熟知的革命人物时要避讳，怕惹出政治上的麻烦。当译丛中《甘地的真理》翻译完成后，丛书的推出一度因为找不到出版社而搁浅。

    这样那样的问题曾令萧延中几度丧失出版的信心。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看到这套译丛后，坚信这是一套值得出版的好书，并不时地给予萧延中积极的鼓励和支持。萧延中说：“说实话，如果不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坚定支持和精心编辑，恐怕读者就不会见到这套书了。”

    读者眼前的这套“心理传记学译丛”，就是以译介“心理传记学”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为其学术要旨，均以大人物为研究对象。据了解，除已经面世的《甘地的真理》外，这套译丛还将陆续出版《青年路德：项心理与历史的研究》、《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特勒的心态：美国战时秘密报告》、《卢梭与反叛精神》、《心理变态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心理史学视野下的领袖们》、《威廉二世与德国人》、《约翰逊与美国梦》等书。

    该译丛的责任编译贾宇琰说，这套书的出版让我们对历史、对大人物会有着更接近其真实的看法，给国内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们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和视角。

偶然的印度之旅

    埃里克·埃里克森是美国神经病学家，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师从于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的埃里克森创立了“社会心理危机”的分析范式，并以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为案例，于1958年完成了具有里程碑式的“心理传记学”名著《青年路德》。1961年后任哈佛大学人类发展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当时，他的自我心理学理论已超出精神分析的临床范围，广泛渗透到社会科学诸领域，其声誉也超出了美国国界。

    埃里克森与已过世的印度圣雄甘地的奇遇从次年开始：1962年，埃里克森应邀到印度主持一个研讨会，他的第一次印度之旅把他带到了阿赫梅达巴城市。在参观德里的柏勒宫时，埃里克森无意间发现了其花园里的一幅壁画。壁画简洁明快地描述了甘地的一生，其左边追溯了甘地精神上和历史上的先辈，而右边则展示了甘地在成为身着土布、代表民众的圣人之前所经历的诱惑、错误和犹豫：甘地年轻时罪恶地偷吃肉食；在一位妓女的怒吼中惊恐地逃离其房间；在当律师时，由于临场恐惧，站在面露蔑视的法官面前目瞪口呆的样子……

    壁画中的另一幕让埃里克森惊讶不已，因为画上甘地在他的真理学院前从一位富翁手中接过一袋钱币，而那个学院正是甘地在阿赫梅达巴的住所，那位富翁恰好是在印度接待埃里克森夫妇的工厂主。更有趣的是，1918年甘地在阿赫梅达巴领导的一次绝食罢工中面对的主要对手也就是那位工厂主，而甘地的主要支持者却是工厂主的亲姐姐。

    这两次的巧合勾起了埃里克森的好奇心。他开始走访1918年那次罢工事件的知情人，并拜访了阿赫梅达巴的工厂主协会；在印度国家图书馆翻阅资料，还查阅了司法、公众、国税和统计部门的档案注册簿和索引簿。他发现只有一本很薄的不到100页的平装小册子描述了那次罢工。“甘地是如何一开始就陷入这种境地的？如果他是真的失败了，他为什么会失败？或者说他为什么这么想？……”伴随着这些疑问的同时，他更加确定“那次事件不像甘地本人或者其他传记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只是他生命中以及印度历史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应该是一个对于甘地后来成为民族领袖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发起人至关重要的事件”。此后，埃里克森开始对甘地中年阶段的这段岁月入了迷，并决定重构本书所称的“事件”，并以此为中心，对他所谓的“真理的力量”在早年生活和工作中的起源作一些广泛的探索。

    两个巧合，一个好奇，让一个埋藏于历史尘土下的事件就此被重新挖掘出来，让人们重新看待这个不容忽略的历史事件；正是这巧合和好奇，才让我们重新认识印度圣雄甘地。

非同寻常的传记

    “眼光柔和，深沉，身体瘦弱，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突出的大眼睛，头上戴着白帽子，身上穿着粗糙的白布，赤着脚。他以大米和水果为食，水是他唯一的饮料。他睡在地板上，而且睡得很少，工作却从不间断。除了他所体现的‘无限的耐心和无穷的爱心’，他身上没有什么能打动人的地方……”这是罗曼·罗兰描写甘地的段落。在很多非甘地本人所写的传记中也有着类似的文字。但这种字句在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的笔下出现得少之又少。

    对这个曾经唤起过三亿人民起来反抗的人，这个曾经动摇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基础的人，这个为人类政治生活带来了近二百年来最强大的宗教动力的人，埃里克森没有效仿罗曼·罗兰的写作手法，也不是平铺直叙地介绍甘地的模样、生平以及他的影响力，而着力发掘的是1918年甘地在阿赫梅达巴领导的一场地方性工人罢工事件，分析甘地倡导的“非暴力”斗争方式以及其对“真理力量”的独特体认在他个人早年生活中的精神成因，包括童年“创伤”的深刻影响与人生各个关口的认同危机及克服。正因此，这部备受赞誉的关于甘地的研究著作，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及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在时隔40多年后有幸出现在国人视野里。尽管过去了快半个世纪，但它这独特魅力却依然散发到各国国度。

    在埃里克森通过综合临床心理学研究甘地的童年时光和青年时代的篇章里，我们看到甘地在幼年时通过何种方式让脾气暴躁的父亲不再对自己使用暴力。他还对甘地尔后的人生也进行了剖析，如分析1918年那次看似不起眼、被人们已经忽视的罢工事件的直接原因与后果时，逐日地加以详细叙述。除此以外，在书中，埃里克森还分析了印度的文化、宗教信仰对甘地一生的影响。如，甘地在青年时期在英国求学时，不吃肉、不喝奶，坚持吃素，以保证不杀生，保持内心的洁净，而这点的保持也是甘地成为印度圣雄的一个因素。

    这种写作手法是“心理传记学”所特有的，区别于一般传记的。“‘心理传记学’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萧延中说，它不是靠人们的常识中所固有的感觉去对传主的故事进行描述，而是通过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对具有历史意义的生命过程展开分析。其目的是理解人，并揭示其公共行为背后的个人动机，无论这些行为涉及的是艺术作品的旨趣，科学理论的创造，还是政治决定的采纳。

    该书译者吕文江说，埃里克森虽然相当敬佩甘地的人格魅力，但他的叙述与分析却不带任何曲意美化的成分，反而俨然像一位外科医生在用精神分析的“手术刀”解剖甘地，并对跨文化的可能误解颇有警惕。作者对叙述手法也很用心，给吕文江印象最深的是埃里克森竟给不在人世的传主甘地写去了一封热烈而坦诚的信件……

非暴力抵抗

    毋庸置疑的是，在看到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这本书之前，大多数人都知道甘地于1919年在印度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而鲜有人了解1918年在阿赫梅达巴甘地曾组织纺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并第一次以绝食迫使资方让步。

    “事实上，如果不了解那次事件在甘地一生乃至印度历史中的地位，它将会被认为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甘地恰恰在一年后成为第一次全国范围内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领导者几乎没有一点帮助。”埃里克森说。在他看来，1918年的罢工事件不但具有戏剧效果和精神分析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18年，甘地和他的方法以及他的早期追随者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阿赫梅达巴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哲学变成一种政治工具，并可以大范围地使用，而远不止于仅仅平息阿赫梅达巴的劳资纠纷。吕文江也说，在《甘地的真理》中能看出，虽然1918年是甘地第一次以绝食为抵抗方式，却也是他的非暴力抵抗的理念的真正实践，为此后印度全国大范围爆发这种非暴力抵抗奠定了基础。
 
    埃里克森如此解释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方式，这是种双向转变的方式：对满怀恨意的人，克制他的自私自利的恨，通过学着将对手当做人去爱，以一种包容性的技巧去面对对手，而这种技巧会驱使或者不如说是允许他重新获得他的信任和爱的能力。

    如今，依然有着战争，有着暴力抵抗，重温甘地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吕文江说，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打下深深烙印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充分体现了甘地的文化理性，即在对抗中我们也需把敌手当做与自己一样的人去尊重，而斗争的方式对于其取得的结果具有基因般的作用。甘地是不相信暴力革命能取得真正的解放的，这或许是他的局限，但从另一方面倒可启示我们，暴力革命虽然有其在特定环境下不得不如此的正义性，却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后遗症。

埃及革命：歸根到底是民眾的力量

專題內容：

1. 編者的話：每一條軌跡都有意義
2. 革命之路
3. 歸根到底是民眾的力量
4. 開羅時間
5. 每天六小時的「革命路」
6. 革命的錯覺：埃及人的中國想像

採訪：楊瀟、艾墨

攝影：李大濤

 

埃及四六運動創始人阿德（Mohamed Adel）自述

「突尼斯革命成功後，有無數人問我，埃及會不會也迎來一場革命，我甚至接到了一位法官的電話，他問，1月25日真的會發生點什麼嗎？我肯定地說：一定會。」

 

 

阿德 Mohamed Adel

1988年出生，中學時代即熱衷於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知名博客，2008年参與發起「四六青年運動」。2009年夏，他在貝爾格萊德接受CANVAS(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實用非暴力行動與戰略中心)的培訓，學習非暴力抗爭的實際經驗，該中心緣起於1990年代末青年學生反對米洛舍維奇的運動。2011年1月25日革命，四六運動是主要發起組織之一。

我們是在一個叫Culture Wheel的地方見到阿德的。Culture Wheel是埃及第一個不受政府控制的私立文化中心，2003年建成，在此之前，這裏是一個垃圾堆，無家可歸者經常光顧，而現在它是開羅頗有名氣的文化聚集地。

因為主體建築就建在「5月15日大橋」底下，所以當我們在裏面聆聽阿德演講時，頭頂上隱隱傳來過往車輛低沉的吼聲。阿德全名Mohammed Adel Amr Ali，他個子不高，身體壯實，雖然還不到23歲，但看起來相當沉穩，微笑時已經有了領袖的範兒，他也確實是埃及最重要的青年運動組織「四六運動」（April 6 Movement）的領袖之一。

來埃及之前，我讀到的多數報道都把1月25日那場革命描述為「自發的」，或是「去中心化的」——正好應和了這個網絡時代的特點。那麼，埃及革命是否是從一場亂七八糟的布朗運動（無規則的粒子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呢？

阿德以自己的經歷給出了一個視角。2003年，他還在上高中，那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埃及掀起反戰遊行。人們抗議的是美國，但第一次有人在遊行中喊出反對穆巴拉克的口號——這位統治埃及將近三十年的法老式人物,是美國的堅定盟友。2004年，阿德一度受到穆斯林兄弟會的吸引，「但是後來我問自己，你要的到底是什麼？穆斯林兄弟會只希望改革，從而獲得權力，而我希望的是推倒這個政權。」

16歲就開始有了這樣的思想,聽起來很不尋常，但考慮到埃及令人沮喪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似乎也不那麼奇怪。一群社會精英發起的「受夠了」運動（Kefaya）,運動在2005選舉年達到高潮，這麼多年來人們第一次聽到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呼聲。「從那以後一切都不同了，以前人們不敢想像這些，穆巴拉克可是我們的父親啊……」阿德說：「但是Kefaya缺乏群眾基礎，所以失敗了。」

2007年時阿德已經是大三學生，學的是IT，但喜歡在博客上寫文章抨擊時政。他說：「2006、07這兩年博客的流行帶給了埃及人更多的真相——和傳統媒體相比，這裏幾乎沒有什麼管制，我後來和好幾位埃及人討論過這個問題：為什麼埃及的網絡一直相當自由？其中一個答案是，這反映穆巴拉克政權和人民以及社會現實脫節到何種程度，他看不到人民的疾苦，也看不到民意的暗湧——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政府的愚蠢和傲慢幫助了網民，這聽起來真是既諷刺又可悲。」

2008年，在尼羅河三角洲的工業城市El-Mahalla el-Kubra，因為食品價格太高、工資太低，工人宣布於4月的第一個星期天舉行罷工，這件事引起了一群網絡活躍人士的注意，這其中就包括阿德。此時facebook已經流行起來，他們建立了一個群組支持工人罷工，很短時間就吸引了7萬人加入，這個群組被命名為「四六運動」（April 6）。El-Mahalla el-Kubra的罷工後來走向暴力，並遭到了鎮壓，April 6群組試圖喚起全埃及的聲援，但線上熱情看起來並不容易轉化為線下的行動，聲援最終不了了之。

「四六運動」的領袖們決定向別的國家學習抗議經驗。2009年夏天，阿德去了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在那裏有一個叫CANVAS(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實用非暴力行動與戰略中心)的組織。該中心緣起於1990年代末青年學生反對米洛舍維奇的運動，Tina Rosenberg發表於美國《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Revolution U」）詳述了她對CANVAS的訪問。

掛一漏萬地說，CANVAS把目光瞄準年輕人，因為傳統的、老的反對派在和政府的對抗中耗盡了精力，也相對保守和複雜，CANVAS試圖賦予這些年輕人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搞政治一點兒也不嚴肅，也沒有那麼危險，相反，這是很性感、很酷的一件事——這是阿德學到的一個經驗，於是「四六運動」開始在開羅玩快閃，一群時髦的年輕人突然出現在內政部或者其他政府部門的大門口，惡搞、抗議，10到15分鐘後作鳥獸散。

不過這畢竟是表面功夫，可謂「公關」行動，真正讓阿德們受益的，是學習到搞非暴力運動也要有長期的組織規劃、自我約束和團結一致。 「在革命成功之前，我們是獨裁的。」阿德哈哈一笑，「我們一直準備着，等待合適的時機。」

如Tina Rosenberg所言，在專制國家，這樣的時機可能是汽油漲價，可能是反對派領袖的無故身亡，也可能政府應對自然災害不力，或者警察打死小販。對埃及來說，機會出現在突尼斯革命成功之際，「那些日子有無數的人問我，埃及會不會也迎來一場革命，從老家的鄉親到開羅的朋友，」阿德說，「我甚至接到了一位法官的電話，他問，1月25日（埃及的國家假日「警察日」，往年也會有人選擇這一天上街抗議）真的會發生點什麼嗎？我肯定地說：一定會。」

但該做的工作還是要做。在1月25日之前，「四六運動」等青年運動組織潛入埃及各地的貧困社區散發傳單，「我們揭露穆巴拉克的腐敗，揭露警察濫權，我們會問他們：這個國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為什麼我們不能有一個乾淨的選舉，有一個新的總統？為什麼我們要過沒有尊嚴的生活？」阿德說。

而在1月25日革命開始之後，一個26頁的匿名小冊子《如何聰明地抗議》在開羅人中間迅速流傳，小冊子裏面有應對催淚彈等實用知識，更重要的是告訴人們鬥爭策略，譬如：手持玫瑰，在你的小區喊一些積極溫和的口號；去擁抱警察和軍人，告訴他們，抗議的人群裏有他們的家人，並打出這樣的口號「軍民一心，反對政府」；保持廣場的乾淨，保護周圍店鋪免受趁火打劫者騷擾；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結成統一戰線，穆斯林祈禱時，基督徒們圍成一圈保護他們，反之亦然——所有這些，歸功於「四六運動」，也歸功於CANVAS，但歸根到底要歸根於民眾的力量——「我在貝爾格萊德學到的所有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知道了如何贏得人民的支持。」阿德說。

我們在Culture Wheel沒有待太久，期間聽了一位中年人的吉他表演，曲調憂傷，「埃及，我再也不會把你丟失」。如今人民向政府討回了國家，但接下來該怎麼辦，CANVAS並未教授，而「四六運動」似乎也沒有想好。埃及如今是黨派和觀點的自由市場，光以「解放」命名的青年組織就數不過來。

阿德說「四六運動」在革命後正走向內部民主，以我們的觀察，他的手下對他仍畢恭畢敬——這或許不是問題，但我採訪的一位中層成員，幾乎沒有自己的想法，張口便是革命大道理和對穆巴拉克的批判，似乎還沉浸在1月25日的世界裏。

至於阿德自己，他想開一個IT公司，也會考慮繼續從政，「也許會去競選議員。」

埃及革命：開羅時間

專題內容：

1. 編者的話：每一條軌跡都有意義
2. 革命之路
3. 歸根到底是民眾的力量
4. 開羅時間
5. 每天六小時的「革命路」
6. 革命的錯覺：埃及人的中國想像

圖一、開羅美國大學：會議廳大樓外牆懸掛兩幅新聞學院製作的巨幅海報－2011年解放廣場革命的現場圖像。各由近兩萬張革命現場的攝影照片拼成，據說無一重復。放大見右圖

圖二、對話：2011年6月1日，臨時執政的最高軍事委員會邀請埃及青年對話。對話在可容納千人的劇院進行，可自由進入，以現場向三名將軍提問的方式進行。

圖三、埃及的出租車內景：七八十年代生產的蘇聯LADA，在其它國家早已很難見到，在埃及仍是普遍使用的出租車。埃及經濟七成依賴旅遊業，本國製造工業疲弱。

圖四、貧民窟：開羅有近十萬貧民生活在墓地裡，這個區域被稱作「死人城」。穆斯林在墳墓上方修建房屋，窮人便以墓園為棲身之所，水電均是偷取而來，生活極艱難。

圖五、貧民窟：住在「死人城」的Mostafa家的媽媽。她告訴我們，四家人住在這一個墓地裡，孩子們在公立學校上學，女人在家做餅維持家用，男人出去找工作但是很難。

圖六、貧民窟：Mostafa家一角。晾衣繩掛在一個墓碑上，他們並不知道這裡埋葬的究竟是誰。但是穆斯林不信鬼神，孩子就在墓園裡玩耍長大，媽媽們都說不怕，有安拉。

圖七、烈士：亞歷山大的冰激淋小店，牆上掛著2011年革命中在解放廣場遇難的烈士照片。許多出租車司機也在車廂裡懸掛革命和烈士照片。「他們是埃及的英雄」，店員說。

圖八、開羅街頭報攤：埃及報刊種類豐富，網絡統計有一定影響力的報紙有近50家。最大發行量的是官方支持的《金字塔報》，在革命前也有反對派報紙。

圖九、午夜十二點的咖啡館：咖啡館是開羅最重要的公共空間。傳說每250個開羅人就有1個咖啡館，人們從早到晚坐在這裡，喝薄荷紅茶、聊天、抽水煙、交朋友。

地產廣告：革命時人們手戴國旗腕帶的意象被廣泛地用在革命後的各種商業領域，比如廣場上販賣革命紀念品的小店，比如這則地產廣告說：埃及人應該相互支持。

街頭小販：哥賣的不是棉花糖，哥賣的是夢想。

埃及革命：每天六小時的「革命路」

專題內容：

1. 編者的話：每一條軌跡都有意義
2. 革命之路
3. 歸根到底是民眾的力量
4. 開羅時間
5. 每天六小時的「革命路」
6. 革命的錯覺：埃及人的中國想像

開羅工人區的一家人：

文/艾墨

1月31日之後，穆巴拉克當局為了控制局勢，停掉了地鐵。 Ahmed帶著兒子每天步行去解放廣場，又怕妻女在家擔心，深夜再步行回來。每天花六個小時在走路上，直到穆巴拉克下台，「這絕對是我活到現在走過最多的路了，革命的路。」

開羅大學新聞系教授Laseen在我的採訪本上寫下一個地址：Shubra。  「去看看吧，到了這裏你才理解這場普通人的革命。」他說。

Shubra是開羅北部最大的一片工人階層住宅區，也是開羅基督教科普特（Copt）人數較多的地區。 2011年1月25日的革命，Shubra是起點。專欄作者Yasmine描述了她親歷的那一天：「主要是穆斯林，他們在Shubra狹窄、泥濘的街道上緩慢前進，組織者用大喇叭喊：『基督徒還是穆斯林不重要，我們有一樣的貧窮一樣的訴求！穆巴拉克，穆巴拉克，飛機在等著你，沙特阿拉伯一點也不遠！』」（埃及人認為，如果穆巴拉克要流亡，一直支持他的沙特是最好選擇）在組織者的帶領下，幾百人的隊伍沿途行進到解放廣場，變成幾千人。在1月25日那天，他們是到達解放廣場的第一批人。

從位於市中心的解放廣場去到Shubra，二十公里，地鐵有11個站。

走出Shubra地鐵站，與市中心截然不同的氣息撲面而來。低矮的建築凌亂地分佈著，形狀不一，看起來像是「違章建築」，還有很多房子甚至沒蓋完，鋼筋高高地聳立著，沒有屋頂。當地的司機告訴我們，這裏確實有許多建築是「違章」，人們有一點錢就自己蓋，錢不夠了就蓋上一層，先不封頂，湊夠錢再蓋第二層……地面上到處都是垃圾，熱鬧的攤檔一排排展開，塑料燈泡閃耀，攤主用歡樂的語調叫賣著廉價的衣服、日用品、小玩具。賣果汁的帥哥姿態瀟灑，甘蔗汁芒果汁大手一遞，揮灑得到處都是，引起一陣陣孩子的大呼小叫……

我們攔下一輛「蹦蹦」車，讓司機帶我們去更深處的居住區——據說這種三輪動力小車是一個埃及商人兩年前從印度引進的，立時變成開羅最流行 ​​的交通工具之一。開車的小伙兒非常年輕，就出生在Shubra，每天中學放學後開車掙錢貼補家用。他在簡陋的「車廂」裏貼上各種花花綠綠亮晶晶的裝飾，車窗上還用塑料掛鉤掛上了一排奔馳、寶馬、本田的商標。車座後面還嵌了兩個破音箱，一上車，勁爆的阿拉伯電子搖滾樂就震得你耳鳴心跳，Shubra立刻色香濃郁、滾滾紅塵起來。

開修車檔的Ahmed熱情地把我們迎進他家。和埃及人的房屋普遍高大寬敞的印象不同，Ahmed家的客廳方正卻局促，不到十平米，規整放著三溜沙發，客廳的中心位置是一台電腦，電視則在不起眼的角落。 Ahmed15歲的兒子穿著阿根廷隊的球衣，略帶羞澀地跟我們打招呼，他9歲的女兒則一直在爸爸身旁笑，不說話。媽媽一身黑色衣服、黑色頭巾，但穿著漂亮的涼鞋，她遞給我們一人一瓶可樂，並說一定要喝，如果喝不完就要帶走，「你知道我們埃及有個說法，客人如果不吃完主人家的食物，主人家的女兒就會嫁不出去的！」媽媽笑著說，旁邊的小姑娘低頭笑得更厲害了。

Ahmed經營修車檔之餘，還在一家當地阿拉伯語小報當編輯，偶爾也寫稿。他非常急切地跟我們講起了革命。

「我帶著兒子1月26號就去廣場了，」他說：「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參加的革命。」

15歲的Hassan還在念中學二年級，他從沒有參與過政治活動。「但是以前常聽爸爸講新聞，我們一家都不喜歡穆巴拉克。」

「廣場上的經歷讓我畢生難忘。我很難過死了很多人，但在廣場上，真的非常激動、非常開心。」Hassan每一天都會叫自己的中學同學一起去。 「他們有些人感興趣，有些人只是說，去那裏幹嘛，埃及不會變的，埃及就是這個樣子，」他說：「然後我告訴他，不會，埃及一定會改變。我們一定會成功。」

最危險的1月28日，憤怒日Angry Day，警方與民眾的暴力衝突達到頂點。 Ahmed的手也被警棍打傷了。四個手指骨折，半年之後都還不能完全伸直。 Ahmed舉起手來給我們看，神情還微微帶著些自豪。

他的妻子則在旁邊搖頭嘆息，看見我們的目光，又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我每一天都特別擔心他們，真的很害怕。後來通信被切斷了，聯繫不上他們，我只能在家看半島台的新聞，看見廣場上那個樣子……」媽媽說著又有些哽咽： 「我只能在家裏禱告。後來我知道恐懼是不對的，恐懼是撒旦帶給我們的。我應該相信真主不會放棄我們，會讓我們成功。最後我們還是成功了，腐敗肯定有結束的時候。」

1月31日之後，穆巴拉克當局為了控制局勢，停掉了地鐵。 Ahmed帶著兒子於是每天步行去解放廣場，又怕妻女在家擔心，深夜再步行回來：「每天早上五六點鐘出門，晚上十二點到家，都不知道累字怎麼寫了」。 Hassan說，每天他和父親要花六個小時在走路上，直到穆巴拉克下台，「這絕對是我活到現在走過最多的路了，革命的路。」

Ahmed說，身上一直帶著刀防身，路上遇到各種衝突、暴力，回來也不敢和妻子說，怕她擔心，也不跟朋友多說，「因為希望更多人能跟我們上街」。說著，他讓兒子打開電腦，給我們看他自己和朋友在革命期間拍的視頻：

F16戰鬥機突然而至，在解放廣場上空低空盤旋，廣場上的人一片驚呼……

在Garden City（花園城），一輛政府用車從外交部大門開出，彷彿失控一般高速直沖向四周的抗議人群，至少十幾個人被撞飛……

滿身流血的人在街上跑，尋找救援……

革命的暴烈就在眼前，爸爸和兒子沉默地操縱著屏幕，媽媽和身旁的女兒低下了頭。

女兒Nora栗色長發，大眼睛深邃而寧靜，是個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她說她很開心穆巴拉克最終可以下台，但很難過那麼多人死掉。

「我一直都不喜歡穆巴拉克，可能是因為爸爸總在家裏說他壞話的原因。但我的幼兒園、小學、中學都叫穆巴拉克。」Nora說，爸爸媽媽笑了，「是啊，她的學校現在都沒有名字了！」

Nora和Hassan都是在Shubra長大的孩子。不過，他們的同齡人並不都像他們這樣關心革命。

我們在Ahmed家旁邊的咖啡館，遇上在手機修理鋪打工的18歲的Khlid，他對革命有點失望。 「革命的時候我們也挺興奮，覺得終於要改變了。可是你看現在改變了什麼？什麼都沒改變！我們還是找不到工作！治安還是很亂！我們這裏有人因為抽了一點大麻就被抓起來判刑。」他用阿拉伯語說了一句類似「革命不能當飯吃」的話，說像他這樣的年輕人，只關心掙錢。 「不能掙錢，父母為什麼要養我們？」

Hassan則說，他現在最大的理想是做個記者。

「就是去了廣場之後這麼想的。埃及以後一定是一個和現在不同的國家。」

小Nora一直沒想好自己今後應該干什麼，見到我們之後她說自己決定學中文。

告別的時候，我們說可以教你一句中文，你想學什麼？

她想了想：我愛埃及。

埃及革命：革命的錯覺－埃及人的中國想像

專題內容：

1. 編者的話：每一條軌跡都有意義
2. 革命之路
3. 歸根到底是民眾的力量
4. 開羅時間
5. 每天六小時的「革命路」
6. 革命的錯覺：埃及人的中國想像

埃及前軍人穆小龍（Mohamed Osama）自述

埃及年輕人說：「埃及應該變得更好，沒有腐敗，就像今天的中國一樣。」而美國姑娘卻問我們：「你們是來埃及學習怎樣發動一場革命的嗎？」這也許就是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間，中國被想像的位置。在一場革命的映照裏，這位置顯得愈發微妙。

Mohamed Osama中文名穆小龍，1988年出生，開羅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中文導遊、翻譯，2010-11年服兵役。

 採訪：艾墨

 

從解放廣場去往平民住宅區Shubra的地鐵上，Mohamed突然問我：我要從埃及帶些禮物給中國的朋友，你覺得應該帶些什麼？

還不等我回答，他已經自說自話地盤點起了選項一二三四五六七。

「小金字塔、紙莎草畫、水煙、獅身人面像模型……這些都可以，我上一次去中國玩，就帶的這些。但我覺得不好。」他停頓了一下，說：「這些都是法老時代的東西，幾千年前埃及就一直是這些東西。這次我想帶革命T恤，你覺得怎麼樣？革命，這才代表今天的埃及。」他又頓了頓：「我們年輕人自己的埃及。」

搖搖晃晃的地鐵車廂裏，這個23歲的開羅男孩表情忽然莊重起來，彷彿面前正有一面紅白黑三色的埃及國旗升起。

他叫Mohamed Osama，講一口流利的中文，是我們在埃及採訪的全程翻譯。和所有埃及人一樣，他熱愛開玩笑，如果你沒聽清他的名字，他會用中文輕快地告訴你：「和穆巴拉克一樣的名字，和本拉登一樣的姓。」

他還給自己起了中文名，叫「穆小龍」——因為出生在龍年，還因為喜歡李小龍——和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李小龍、成龍、李連杰這三個男人的功夫大禮包，是普通埃及人了解和喜歡中國的最常見方式。

穆小龍在開羅大學中文系畢業，當過中文導遊，然後服兵役一年。當兵期間，正趕上了推翻穆巴拉克的Tahrir（解放廣場）革命。

1月25日、26日，大遊行爆發的前兩天，他休假，偷偷溜去了解放廣場。

「不敢給軍隊裏知道，因為軍人是要求絕對中立的，不能參加任何遊行示威。但我想去看看。」他說這之前幾天，已經看見facebook上到處轉帖的遊行號召，一夜之間，好友欄裏的頭像紛紛變成了埃及國旗，或者Jan25的標記，「這是以前從沒有過的，那時已經感到，這次氣氛不一樣。」

1月25日，他到了Downtown，看見幾十萬人從四面八方湧進解放廣場，「這和任何一次小遊行都不一樣，我從沒有見過那麼人。」穆小龍說：「但我沒有一開始就參加。我聽那些遊行的人講話，覺得他們說得有道理，才決定要留下來。」

在這之前，穆小龍並不算是熱衷政治的年輕人。

他愛玩，愛聚會，愛泡吧，信仰伊斯蘭，但並不十分拘囿於穆斯林嚴格的清規戒律，和所有青春叛逆的男青年一樣，他也幹過不少出格的瘋狂事。另一方面，他嚴肅認真地希望自己事業成功。

在失業率高企的埃及，中文系文憑是在埃及就業的一塊金字招牌。唸書期間，他兼職做中文導遊，已經可以自己養活自己；而畢業之後，出手豪氣的中國遊客們更讓他掙了不少錢，收入甚至遠遠高於他在開羅大學的教授乃至校長的工資。

他說自己永遠不會忘記有一天下午，一個看起來毫不起眼的九人旅行團，從北京來，在開羅一家旅遊精品商店裏，用一個小時的時間，買走了那家店裏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小龍又強調一遍。 「你知道他們一共買了多少錢嗎？你知道旅行社光佣金就拿了多少嗎？」他告訴我一個數字。我愣了整整三十秒鐘。

小龍的經歷，也讓我理解了在解放廣場上聽見的埃及人對中國的評價。

革命過去四個多月，埃及年輕人許多次重返廣場，高喊口號要求「二次革命」，要求敦促軍方加速改革，兌現承諾，加快清算獨裁者。

他們說：「我們革命是為了讓埃及變得更好。」他們又接著說：「埃及應該變得更好，沒有腐敗，就像今天的中國一樣。」

這句話噎死人的程度，和一個金髮碧眼住在開羅三年的美國姑娘對我們說的話不相上下。在水煙繚繞的埃及咖啡館，這位美國姑娘聽說我們來自中國，第一句話就大笑著說：「哈哈，你們是來埃及學習怎樣發動一場革命的嗎？」

這也許就是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間，中國被想像的位置。在一場革命的映照裏，這位置顯得愈發微妙。

在軍隊當兵的時候，因為小龍會講中文，他的軍中朋友們給他起了個暱稱：Maw。 「毛」——這是埃及人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毛澤東，絕對先於Bruce Lee。而其他的了解，無外乎中國經濟增長、中國遊客有錢，粗線條的程度，和中國人說起埃及只想到金字塔和駱駝，或者埃及豔后，沒有本質的差別。

解放廣場的18天革命，讓許多參加遊行的埃及人第一次聽說了天安門。

開羅美國大學的教授Sonia清晰地記得，在1月28日的「憤怒日」，廣場上的氣氛已經非常緊張，警察系統不斷使用暴力，軍隊正在受命趕來。這樣的氛圍裏，22年前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故事，在解放廣場口口相傳。許多人在那一刻擔心，埃及的軍隊會不會向人民開槍。

穆小龍也在解放廣場上聽說了天安門的故事。那時他正結束休假，趕回軍隊執行任務。他接到的命令是在開羅街道設崗巡邏，保護民眾。

「開始的時候人們的確會害怕。你看在利比亞，軍隊也是跟着卡扎菲。但在埃及不一樣，每個家庭都有一個服兵役的人，廣場上，我爸爸在，我弟弟在，讓我打他們，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埃及的軍隊不可能打老百姓。」小龍說：「所以埃及人最後還是信任軍隊。軍隊也保護埃及人。」

剛剛知道他當過兵的時候，我們曾經開玩笑問他：埃及的軍隊忠於黨和人民嗎？他扭過頭來，不可思議地看着我們：「什麼？什麼黨？」

「執政黨啊。」

「怎麼可能？！」小龍甩出一句很拽的中文：「執政黨算個球啊！我們只忠於人民。」

然後他又說：「你們這個問題，太中國了！」

常在埃及的華人圈子和中國遊客中混跡，穆小龍其實很熟悉中國。連他講中文，都有股跑江湖的味道。他會講「春晚」式俚語，比如「這個可以有」，比如「你太有才了！」他會唱周杰倫、光良的歌，還有雪村的《東北人都是活雷鋒》。他還熟悉北京人和浙江人的不同習性，知道台灣人的禮貌但是精明，而上海人總有難以滿足的挑剔……

他明瞭中國經濟增長的迅速，也知道中國官員的腐敗，中國網民還無法瀏覽facebook和twitter。

在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埃及的時候，他在開羅中國文化中心作為志願者和主持人接待過溫家寶。他說自己真心喜歡這位總是和老百姓站在一起的中國總理：「他真心關心人民。他比穆巴拉克好太多了。」

革命之後半年，穆小龍拿到軍隊的退伍證明，而埃及的旅遊業因為革命深受影響，顧客寥寥，許多導遊都面臨失業。小龍決定，到中國發展。對他來說，這是事業成功的必須一步。

他隨身帶着埃及的國旗，和讓所有埃及人引以自豪的Jan25革命T裇。

而中國於他來說，只要裝上了翻牆軟件，就只是兩個大大的字：機會。

中国民运反思：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胡平（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

第一部分八九民运反思

第六章 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八九民运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非暴力抗争。

在八九民运期间，几乎没有人对运动的非暴力方式提出过怀疑

或否定的意见。但是，随着运动的失败，一些人开始对八九民

运的非暴力方式提出异议。在海内外，主张暴力方式解决问题

的观点渐有所闻。在这种情况下，对非暴力抗争这一方式本身

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非暴力抗争的三个优点：可取，可行与有效

    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在八九民运中，人们为甚么会采

用非暴力的方式。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大家认为非暴力方式比

暴力方式在道义上更可取，二是认为非暴力方式在现实中更可

行，三是认为非暴力方式更有效。

二、非暴力方式在道义上更可取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差不多所有重大成功的政治变革都

是以暴力手段完成的，包括国共两党夺得政权的事例在内。因

此，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把暴力斗争视为唯一可

行、唯一有效的政治斗争方式，并且给暴力斗争涂上了厚厚的

一层道义神圣的油彩。尤其是在大陆，以激化阶级矛盾、宣称

暴力是一切新社会诞生的产婆的马克思主义，经由『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再演变为毛泽东的『枪杆子裹面出政权』的理论与

实践，更使得关于暴力斗争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的心

灵。正是出于这种对暴力革命的崇拜，才使得亿万中国人民会

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深表鄙视，并导致了在『文化革命』

中绵延数年的武斗之风．可是到了后来，思潮开始发生了逆向

的变化，假如说在一九七九年我发表《论言论自由》，提出英

国式的和平渐进改革胜过法国式的激进暴力革命时，此一观点

还没有引起广泛反应的话：那么，到了前几年，那种倾向于和

平渐进改革的主张无疑已经在思想界占据了上风。众所周知，

一九八九年恰好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在当时，中国广大知

识界人士，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

大旗倾慕不已，另一方面对雅各布宾派的恐怖统治不以为然，

（这种反感当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指桑骂槐，其真实用意是

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思潮的基础上，八九民运以

自由民主为旗帜，以非暴力方式为手段，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用非暴力方式争取民主，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好处：第

一，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流血牺牲，减少社会震荡：第二，它

能保证民主的目标不致在斗争中遭到扭曲，并使得我们争取到

的民主内容获得更坚实可靠的基础。与此相反，暴力斗争则常

常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并往往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三、暴力抗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正当性

    关于以暴易暴的问题，有必要多讲几句。从戊戌变法起，

中国一批又一批主张和平改革的人就屡屡谈到以暴易暴的现

象。有人几乎把它视为规律。按照这种极端的观点，采用暴力

手段反抗一种暴政，不管反抗者打出甚么样的旗号，最终仍是

建立起另一种暴政。他们甚而断言，单单是你采用了暴力手

段，本身就意味着对自由民主理想的背叛。这样，他们就从原

则上全盘否定了暴力抗争。依据这一逻辑，不仅辛亥革命，还

有美国革命统统都站不住脚。

    我不能赞同上述观点。首先我要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暴

力反抗完全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假如一个政府一向残酷地压

迫人民，顽固地拒绝人民有以和平方式表达异议的任何权利，

那么，人民就有权采用包括暴力方式在内的一切方式进行反

抗。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鼻祖、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早就把这一立场表达得十分清楚。其次，暴力革命也

并非总是导致新的暴政。

四、暴力革命是否导致新的专制的几个因素

    一般来说，暴力革命是否必然导致新的专制，这要取决于

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

    1．革命派的理念或曰意识形态。不可否认，那个作为一

场革命旗帜的理念系统或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对革命的结果具

有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同样是以自由民主为口号的革命，美

国革命依循的是洛克的思想，这思想高度肯定个人自由，强调

对最高权力的限制：法国革命则更多的是遵照鲁索（J J

Rousseau）的主张，而鲁索的主张，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

样，本身就包含着滑向极权专制的巨大危险。鲁索关于所谓

『总意志』的观念、所谓『强迫人们获得自由』的观念，所谓『主

权不可分割』实际上反对分权与制衡的思想，都为假自由之名

行专制之实大开方便之门。至于共产党人的革命，尽管也有着

响亮的民主口号，但是，不论是从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反

对限制最高权力的观点，还是所谓主张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

『无产阶级专政』理念，更是明显的与真正的自由主义相对立。

因此，它们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后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2．革命的目标，是局限于改变暴政、建立民主政治，抑

或是为了实行一整套全面改造社会的雄心勃勃的伟大计划？后

者会诱使革命者在赢得打垮旧的专制的胜利后，不是致力于限

制自己在革命中强化起来的集中权力：相反，他们会变本加厉

的扩张那个原本就已经十分集中的权力，让它囊括社会生活的

一切方面。全盘改造社会的计划，逻辑上要求一个全面控制社

会的权力，而对暴力手段的垄断（在对手被消灭之后）则使得

这种集权有可能从逻辑过渡到现实。

    3．民间社会的发展程度，首先是公民意识的发展程度。

注意，所谓民间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仅是指它们对于一个旧的

专制政权的对抗性，还包括其自身内部的多元的、分化的发展

状况。所谓公民意识，不仅是指一般公众对参政的热情，更是

指人们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尊重。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有广泛

的公众参与，都表现出社会对旧政权的普遍反抗，但由于其内

部多元的、分化的发展不足、尤其是对个人权利尊重的观念仍

十分淡薄，故而未能促成一个民主政治的出现。美国革命则相

反，在那裹，自治传统早已存在。个人自由相当受到珍视，它

们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代欧洲移民。

    4．革命的领导者的素质。民主制度的落实会使得政治不

再依赖领导者的素质，但是民主制度的创建却在相当程度上依

赖于领导者的素质。如此等等。

    由于本文并非专门探讨暴力革命是否导致新专制这一课

题，因此我们不妨到此为止。我们只是想说明，暴力革命并不

必然导致新的专制。换言之，我们不赞成对暴力革命无条件反

对的简化观点。我们认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非暴力方

式比暴力方式更可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非暴力抗争。

五、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

    此前有关暴力与非暴力的争论中，主张非暴力的一方往往

只是单纯地强调非暴力抗争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这多半未能触

及问题的核心。因为主张暴力的另一方面，一般并不否认这一

优越性，他们之所以主张暴力抗争，主要是基于现实可行性的

考虑。因此我们需要把讨论的重点，移到可行性的问题上来。

和不少人的看法相反，我认为，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以

非暴力的方式争取民主，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行性。为了说明这

一点，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的反面，即，在何种情况

下，人们会采用暴力方式抗争？

六、在何种情况下，民众会采用暴力方式

    道理并不复杂。以暴力方式抗争，意味着使自己一方和当

局立即处于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因此，通常只有在下述几种

条件下，人们才会采取暴力手段。

    1．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不少人抱怨

说，中国的老百姓，除非到了没饭吃的地步，是不会起来造反

的。其实，外国的老百姓也差不多一样。历史上民众的暴力反

抗，几乎都是在人们苟且都难以求生的情况下爆发的。然而，

争取自由的斗争乃是一个争取发展的斗争。而不争取基本生存

的斗争。今天中国的民众的处境，一般并没有恶化到无法生存

的程度，因此，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很难会冒着生命的风险去

投入争取民主的斗争。

    2．有时，非暴力抗争会升级为暴力抗争。

    假如最先人们表示反抗，采用的是较温和的非暴力方式，

但是由于当局的压制，造成了双方敌对情绪的迅速升高和对抗

方式的逐步升级。民众一来是受激情的支配而舍生忘死，二来

是冲突强化而感到没有退路，于是，原本不愿冒死采用暴力手

段的民众，有可能到头来终于拿起武器，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

路。罗马尼亚的革命基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上述情况有个特点，最先人们并没有打算冒生命危险用暴

力反抗，他们对非暴力反抗还抱有相当的信心。在这种暴力反

抗的过程中，非暴力反抗是其不可缺少的前奏。许多人可以在

逐步升高的对抗气氛中凭着一时的热血沸腾而舍生忘死，但倘

若是他们事先就估计到此种局面则多半会从一开始就退避不

出。换句话，假如人们对非暴力反抗没有信心，认定只有暴力

反抗才能解决问题，那么，他们事先就会担心于暴力反抗引出

的巨大风险而裹足不前，这样一来，后面的暴力反抗局面也就

不可能发生。

    3．由革命分子精心策划的武装起义。

    这要求革命分子事先至少是主观上相信，他们可以在局部

地造成军事上的优势，同时还要相信，凭借着成功地运用战略

战术，或者是预计到其它地区同志的呼应配合，从而可以逐步

地在全国范围造成军事上的优势。否则，起义只是自杀而已。

    由于，第一，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军人与非军人，武器

与非武器的区别已经十分巨大，以及第二，在一个政治上依然

高度集权的国家，当局可借助于现代化的通讯交通之便，迅速

地集结优势兵力，这就使得纯粹由民众方面发动的武装斗争，

如果没有相当一批军队的参与的话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今中国大陆的社会条

件下，指望民众从事暴力革命，实际上是很难很难的。一批激

进人士鼓吹暴力革命，往往是满足于提提口号，很少乃至从来

就拒绝对暴力革命的具体做法进行稍微切实一点的考虑，所以

我们不能认为那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态度。

七、非暴力抗争为何可行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

Â有限风险使一般常人敢于投入

    首先，采用非暴力方式抗争，避免了一下子就把自己处于

与当局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这就是说，采取非暴

力手段，人们可以审时度势地提出恰当的斗争目标和实行恰当

的斗争形式，从而使得所冒风险降低到一个自己可以承受的限

度。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也有着自己争自

由、求发展的强烈愿望，他们也甘愿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但

是，和大部分外国人一样，大部分中国人在起码的生存能够维

持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大愿意为一个理想，为一个可能但还非

现实的更大利益，去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动员人民投入民

主运动的秘诀就在于：一方面，让人民去争取他们愿意争取的

目标：另一方面，让人民去承受他们敢于承受的风险。一场正

义的斗争，除非人们能够了解到其风险的有限性，否则绝大多

数人是会敬而远之的。

    我们平时常说，要是我们民运人士的口号和做法太激烈，

会把群众吓跑，或者说群众不会接受。这话到底是甚么意思

呢？民运人士又不杀人放火，我们怎么会吓跑别人呢？所谓

『把群众吓跑』，其实是说，由于我们的口号或做法势必引起当

局的无情镇压，这就使得追随或接近我们的群众陷于他们不

敢、也不愿承受的巨大风险之中。在这裹，真正把群众吓跑的

并非言行『激烈』的民运人士，而是当局。所谓群众不会接受

我们，十之八九并不是有多少群众从内心深处真的不赞同我们

的主张，他们只是不愿意为此而冒巨大危险而已。

    近些年来，一些民运人士，尤其一些不愿意别人把自己视

为『政治人物』而乐于保持学者或知识分子的清纯形象的人，

总是喜欢把民主运动这种政治活动片面地、绝对地强调成一种

单纯的基于良心良知的道德运动。这当然也有道理。民运的确

有明显的道德性。它表现在：

    1．民主政治较专制政治，本身即具有道义上的优越性。

    2．在至今为止的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下，投身民主运动

总还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没有一定的道义感的驱使，一个人

便不可能投入。

    因此，每一个在国内条件下为民主呼喊的人士，理所当然

地都值得人们给予道义上的尊重。但是，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

个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活

动。绝大多数参与者的活动，都带有相当的政治性。一个人发

现了某个真理，他当下就说出了它，那可能纯粹是良知驱使。

如果他对于甚么时候以甚么方式说，作过一番权衡，那么他的

行为就已经不纯粹属于良知的问题而进入政治的领域了。

    举例说，八九年年初北京一批知识分子联署要求释放魏京

生等思想犯的公开信活动。不少签名者都说他们是听从了『良

知的召唤』。这当然是事实，但肯定也不全然如此。倘若仅只

是出于良知的召唤，十年前为甚么不这么做呢（签名者中参与

过十年前民主墙运动者仅有几个人）？实际上，在当时，略有

头脑者都对此事在私下裹表示过不满和批评，只是出于对个人

地位和安危的考虑，他们才没有公开反对。十年后大家这样做

了，一方面固然是民主理念的强化，一方面恐怕也是由于整个

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参与者有了较多的安全感。再比如，八九

民运高潮期间，各界人士都上街游行支持学生，反对李鹏政

府，许多人也说是良心的驱使，『实在看不下去』。然而，六

四政府杀了人，照说大家更觉良心不忍。但公开的抗议声音却

暂时地消沉了下去。有人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舌头硬、骨头

软』。戴厚英说，某些著名的持不同的政见者，给外人一种置

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形象，其实是有恃无恐，倚恃自己的特殊名

声的保护，一旦危险真的到来，就并不像平素所说的那么英勇

了。这些批评或反省究竟是否很精确，此处暂且不论。我要讲

的倒是事情的另外一面。

    我强调，凡从事现实政治活动者，必须以承认人类的不完

美为前提。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人，包括许多优秀分子，在

投入争取自由民主等光辉理想的斗争中，一般情况下，都是要

考虑安危的。他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在承

认这一前提的基础上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

    正确的非暴力斗争方式，可以使风险控制在一般常人可以

承受的限度之内，因此，它能使更多的人们积极投入。这就是

为甚么非暴力斗争比暴力斗争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基本原因。

　

乙信息迅速流通使得参与规模易于扩大

    前面谈到暴力斗争时，我曾经指出，在今天的物质条件

下，由于武器的高度技术化和军人的高度专业化，以及当局易

于利用现代化的通讯、交通之便迅速地集结兵力，从而使得纯

粹民间力量举行武装反抗更为困难。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

物质条件却可使得人民进行非暴力反抗较古代更为容易。

    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世界变小了』。也就是说，

借助于高度发达的通讯传播技术，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

距离大大缩短了。甲地出了件大事，几天之内便会传到千里之

外的乙地。即使政府垄断了所有的电视、电台、报纸封锁消

息，每天每时来往于两地之间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也会把消息迅

速地传播开去，更何况还有电话、信件等私人传播手段。专制

统治到了后期，人民普遍不相信当局垄断的媒体，小道消息的

传播速度便十分惊人。再加上像美国之音、BBC之类的无线

电波无远弗届，只消一部几十元人民币的半导体收音机便可收

听。有了信息的广泛迅速的流通，分散的、无组织的民众就有

可能采取统一行动，从而使运动的规模急剧扩大，有效地强化

运动的威力。

Ç政治压迫的普遍性导致非暴力反抗的广泛性

    我们知道，严重的生存危机可能逼迫人们铤而走险，但是

生存危机通常不具普遍性，甲地闹灾荒，民不聊生，乙地也许

五谷丰登，日子还混得不错。因此，由走投无路而从事孤注一

掷式的暴力反抗很容易因为得不到广泛响应而失败。但是在专

制社会中，政治压迫却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尤其是这种压迫并

非来自个别的、局部的贪官酷吏而是源于整个制度。社会主义

国家在政治上是高度一元化或一体化的，因此它所招致的不满

情绪化往往是极广泛的、是全社会性的。八九民运和苏联和东

欧的民主运动具有全民性便是明证。

    这裹不妨顺便澄清一种流行的观点。不少人认为，自由民

主只有知识分子、年青学生才最珍视。一般工农大众对此并无

多少兴趣。他们又说，既然普通老百姓只关心日子过得好一

点，所以民运的组织者一定要提出一些能满足他们切身利益的

口号，自由民主之类倒可以少提点。

    上述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成分。首先，社会上不同的人们

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与重视程度确实有差别。其次，民运的组织

应该善于把民众的具体物质要求与自由民主这些抽象的理念联

系起来。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第一，在我看来，不少人是过分低估了一般民众对政治专

制的反抗情绪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热情。以一般人认为民主愿

望最低的农民为例，不少人说，农民在经济改革中受了益，因

而对自由民主并无热情。然而众所周知，在新经济政策之下的

农民，短期行为极其普遍。官方报导也总是在说，农民最关心

的是政策会不会变。这不仅反映了农民对政府缺乏信任，难道

不更进一步反映了农民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不是掌握在自

己手裹，而是掌握在当局少数人手裹这一事实吗？它难道不表

明农民希望自己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本能要求吗？显然，这就

是民主要求，只不过还处于比较朦胧的阶段而已。本来，知识

分子的使命正是把人们朦胧的愿望化为清晰的理念，用马克思

主义的术语，就是使人们从自发走向自觉。照说，饱受了几十

年共产之苦及政治反复之苦的中国农民。有着最良好的思想基

础接受自由民主理念从而成为民主运动坚定支持者。可惜的

是，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却总是在做和知识分子本职相反的事

情：他们总是在努力使人们的强烈但尚朦胧的民主追求保持在

朦胧的阶段，总是在拒绝帮助人们从自发走向自觉，甚至把他

们从自觉的门坎赶回到自发状态。殊不可解。

    不错，我完全承认，现今中国民众的民主知识、民主素养

还有欠缺，民主经验和民主习惯更是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

没有民主，何来经验与习惯？）但那和人们已经具有强烈的民

主要求是不同的两回事。现在有人问：天安门前的学生对民主

究竟懂得多少？我回答：他们也许懂得并不太多。然而谁能否

认，正是他们，掀起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我这

裹所要说明的仅仅是：广大中国民众是否具有反抗专制、争取

氓主的愿望和要求。就此点而言，我的结论是相当肯定的。

    第二，考察历次民主运动，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不同社会

阶层的人，参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固然也表明了不同阶层

对民主的要求程度有区别，但我认为那并非全部原因。很重要

的，也是一般论者忽略不见的原因还有几条：其一是参与的便

利程度，其二是参与的风险程度。

    我们要知道，大部分非暴力斗争方式，都是『做给别人看

的』。游行者力求经过闹市，绝食者务必对外发表宣言。这类

活动离不开观众。无观众即无效果，观众多则效果大。所以，

非暴力抗争一般都发生在通都大邑，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坏便难

以作此类抗争。有些非暴力抗争方式虽不必依赖观众，但也依

赖其它客观条件。此其一。再者，进行抗争，集体行动的效力

显然更大。为甚么要搞组织？无非是为了统一的集体行动。在

没有独立组织的情况下，哪一 类人更便于作集体动员，更天然

地具有自发组织的优势，哪一类人就更便于投入非暴力斗争。

俗话说：『聚众闹事』。不聚众便难以『闹事』，于是，那些天

然的[聚众』场所便成为抗争的中心。最后，从事任何反抗，

总离不开人们的共同认识，因此，那些最容易形成共识的群

体，便最容易发起抗争。

    基于上述几点，我们不难推知：哪一类人的存在位置更接

近于公众注意的中心，存在条件更易于组织动员，存在特点更

易形成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情绪，哪一类人就更便于投入运

动，因而他们也就会更主动，更广泛地投入运动。反之亦然。

在历次民运中，大学生往往是先锋甚或主力，尤其是北京大学

生，相当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

    在一个专制而非法治的社会裹，做同样一种事，不同身

份，不同地位的人们，所冒的风险是不同的。这也是造成社会

上某一种类人比另一种类人会更积极投入民运的一个重要原

因。一个人在学术上有成就，在国际上有较多联系，他自身的

安全度就会高一些。即使是同一年龄，学生身份通常风险较

小，而教师身份，工人身份，更不用说无业游民、个体户、

[盲流』一类身份，做同一件事，风险就会大得多。这种差别当

然取决于政治时尚。『文化革命』中后期，『工人阶级领导一

切』，学生都送去『再教育』，做同样有风险的事，『青年工人』

的牌号就比『北大研究生』的头衔更安全。至于说学术成就，

国际联系，在那时本身就很可能招来无妄之灾（『反动学术权

威』『裹通外国』的罪名几乎就是为此种人专门备用的）。相比

之下，所谓『普通一兵』恐怕还略好一些。像这种风险因人而

异的情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此间暂不细证。但它是一个可

观察到的经验现象，应是不成疑问的。

    以上所说，旨在证明，社会上某些阶层某种群体的人之所

以参与民主运动的程度较低，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制于其客观条

件，而不可完全归咎于其主观意愿。有鉴于此，我们就应当对

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人民反抗专制、追求民主的要求广泛性与强

烈性，有一更准确的评估，从而对展开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具

备更大的信心。

ð共产党政权暴力镇压能力的两重性

　

当我们说，非暴力反抗的特点之一是风险有限时，这也就

说，当局对于非暴力形式的反抗，未必便于采取暴力镇压。对

此，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切身的感受。然而在理论上，许多人又

坚持一个未经分析的观点，他们断言，只要你是反对共产党专

制，共产党就一定会用暴力镇压你。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共

产党政权用暴力镇压非暴力反抗的能力作一研究。

    我曾指出：共产党专制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它不是以公

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而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做为

’自己存在的根据。』（拙作《论言论自由》）当人民迷信这个神

话，也就是视政权为自己意愿的代表时，这个政权对于任何微

小的反抗都具有极其全面、极其彻底的压制能力。所谓『群众

专政』要比当年皇帝的专政或贵族的专政厉害得多。可是，当

这个神话破产时，这个政权的镇压力量就大大地打了折扣。五

七年反右和八七年反自由化本来是同样一回事，但在五七年

时，上面一道圣旨，下面逐层加码，遂使右派苦不堪言；而到

了八七年，中央发了文件，下面却逐层减压，被批判者人身无

损还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众所周知，当代民主思想不可抵挡

的标志之一便是，连它的对手————共产政权也不得不用它来

乔装打扮。这种欺世盗名固然在一时间骗取了不少人的追从，

但反过来也构成了它自己压迫人民的一个障碍：因为它给人民

提供了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口实：同时，又总有一

些多多少少还相信民主的人进入党内，使得政权上层总是出现

一批又一批的民主运动的同情者，进一步削弱了当局直接动用

暴力镇压民主的能力。基于此，非暴力民主运动就获得了自己

存在的一定机会。

八、关于非暴力斗争的有效性

    有效性问题与可行性问题密切相关，但不直接等同。因为

有些人认为：非暴力斗争，在不危及专制政权的要害时或许可

以免于暴力压制，一旦在可能动摇整个专制的根本，则当局必

是不顾一切地采用暴力自保，故而非暴力反抗终究不能奏效。

    这种观点不难反驳。如果我们采用非暴力方式，蚕食渐进

地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自由的阵地，从而改变了力量的对比格

局，当我们最后向专制政权的核心发动进攻时，当局中强硬派

意图镇压也会力不从心。

    非暴力斗争取胜的基本道理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人民

可能会拒绝服从专制的『法律』而去从事统治者禁止的事情，

工人可能会大规模的罢工，从而导致经济的瘫痪。公职人员可

能会拒不执行上级的指令。军警可能会不愿意镇压反抗的民

众，甚而有可能发动兵变。一旦这些情况同时发生，统治者的

权力即宣告瓦解。

    本章开头我就提到，未来在八九民运中，一般人对非暴力

斗争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都有相当的信心，但是六四屠杀却动摇

了不少人们这一信念。因此，我们需要对某些怀疑论者的观点

逐一澄清。

九、关于笼统地否定某种斗争方式本身

    有人认为，八九民运的结局业已证明，在中国现实条件

下，非暴力方式『此路不通』。对于这个结论。我绝不赞同。

    首先，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世间并没有甚么每战必胜的

斗争方式。非暴力方式，和其它斗争方式一样，在实际运用中都

既可能赢得成功，也可能遭到失败。因此，我们决不可根据在

一两次斗争中某方式未能取胜，便轻易地否定这种方式本身。

    其次，当有人断言八九民运的结局证明了非暴力方式行不

通并从而证明了唯有暴力方式方可奏效时，无形中已经作出了

这样一个假定：似乎是在此之前，人们只尝试过非暴力的方式

而未尝试过暴力的方式。这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自中共执

政以来，曾经有许多人进行过许多次的暴力反抗，只不过这些

暴力反抗一般都失败得更早而不被外界注意罢了。要说行得通

行不通，那么我们似乎有着更多的经验证据证明暴力方式比非

暴力方式更行不通。有趣的是，主张暴力方式者通常都不会因

为以往尝试的失败而否定暴力方式本身。他们宁肯把过去受挫

的原因归之于其它方面（譬如说战略上的失误等等）。那么为

甚么不对非暴力方式也采取相同的逻辑呢？

十、对非暴力斗争无效论的反驳

    大致上讲，断言非暴力方式无效者的主要论据如下。

    1．非暴力方式是诉诸理性的，你讲理，对方不讲理，你

有甚么办法？

    不对。非暴力方式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它

主要是用力量迫使统治者让步。众所周周，非暴力抗争的效果

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可是，真理的说服力却和赞

同者的数量无关而只取决于自身。一个人要求释放政治犯，这

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要求释放政治犯，这就变成另外一回事。

在后者的情况下，口号的正确性是不变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

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理性，由一个人私

下裹上书言事便足够了，但那并不叫非暴力抗争。在这一点

上，统治者自己一向很明白。一九八七年时，数千名留学生发

表公开信对所谓反自由化运动提出异议，当局首先是指责公开

信这种形式本身，因为它清楚地感受到了一种压力，更不必说

罢工、游行之类更激烈的方式了。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

争既然同属抗争，因此它同样的也是一种力量的较量。应当看

到，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

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

说暴力抗争是借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

受自己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借助于瓦解统治者

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

系，是治者与被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

从治者时，治者的权力就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

有强制性的。

    2．非暴力方式只能在民主社会中才有效力，它对专制统

治者是无用的。

    经验已经反驳了这一点：东欧各国共产党都不是民主的，

而非暴力方式在那裹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权力的根源来自民众的支持和服从，这对于无论是专制的

统治者或民主的统治者都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在民主社会

中，民众的意志更便于公开表达而已。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社

会较为民主，或者是统治者较为开明，则非暴力抗争较易取得

成功。在八九民运后期，摆在中共当局面前有两种选择：要么

是作出更大的让步，要么是血腥屠城。假如中共最高决策者不

那么残忍，他们便会选择前者。但是，这又不仅仅是统治者是

否残忍的问题。假如中共最高层失去了邓小平一类人物而换上

了李鹏或陈希同之流。纵然同样的残忍或更加的残忍，镇压仍

是难以进行。这是因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具有李鹏、陈希同无

可比拟的威望，换言之，由于邓小平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他仍

能获得足够多人的支持和服从。然而，倘若在八九民运后期，

民运方面声势没有些微减弱甚至更加增强，那么纵然是邓小

平，恐怕也无力镇压。更进一步讲，我推想（大概亲身经历过

天安门运动的人都不难同意），假如整个中国仅仅就是一个北

京（或一个河北省），那么中共当局除了让步之外别无它途。

因此，总的来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因为我们的对手是一

个残忍的专制政权，而是因为投入非暴力抗争的力量还不够强

大。当然，所谓强大不强大，本来是相对的概念，假使八九民

运能够略微节制自己的目标，我们当时所拥有的实力本来是可

以获胜的（事实上它也一度取得了一种有限的胜利）。所以断

言非暴力抗争于专制统治无用的观点是错误的。

    3．我们采用非暴力方式进行抗争，那要求对方也遵循同

样的规则：然而恰恰是中共当局方面『首先把刺刀提上议事日

程』，因此我们再一味地坚持非暴力方式未免成宋襄公了。

    对此观点的反驳，部分已包括在前面的论述之中。这裹我

要强调的一点是，有效的非暴力抗争，并不要求对立的双方共

同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从逻辑上讲，以非暴力方

式争取民主的过程，既然是在朝野之间建立起用非暴力方式解

决冲突的规范的过程，因而在此一过程中，共同规范的确立只

能是该过程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它的前提。事实上，非暴力斗争

的过程，就是正确地交替运用加压与妥协的手段，通过多次重

复的过程，迫使对方的行为逐步地纳入民主的规则或规范。

十一、六四屠杀使人对非暴力抗争失去信心

    六四屠杀无疑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在我看来，最严重

的消极后果之一便是：它使得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方式本身，

失去了信心。有人以为，一旦人们认识到非暴力斗争不能解决

问题，他们就会转而投入暴力斗争，这个推断未必实际。如前

所说，从事暴力反抗意味着你死我活，孤注一掷，而大多数人

在苟且能够偷生的情况下常常不肯铤而走险，因此，当他们失

去了对非暴力斗争的信念，从而放弃了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开展

抗争，实际上他们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斗争手段，到头来也

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一旦广大民众放弃了抗争，那反过来就

使得专制统治得以维持。如果说共党专制的建立，离不开民众

的狂热参与的话：那么，这种制度的延续．却只需要民众的意

志消沉。

    大家知道，一九九O年的六四，北京大学一批勇敢的学生

用摔小瓶子等方式表示抗议和悼念。一位保守派校方领导连忙

出来说：『你们闹甚么？闹也没用．』可见，恰恰是当局，最

希望人民相信非暴力抗争徒劳无功。这就从反面提醒我们，在

六四之后，如果我们不是致力于重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而是宣称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其结果只能是使广大的民

众在倍感痛恨之余转为悲观消沉。经验一再证明：在那些十分

激烈的主张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更大的无力感。

十二、信心削弱的原因

    六四之后，有人预言，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不久即将再度

爆发，他们指出，像一九九O年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周

年纪念日）与六月四日都可能成为爆发民运的时机．按照这些

人的想法，民运发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民众的普遍不满，二是

出现一个集体行动的公开信号（某些偶发事件或特定的时日便

能起到这种信号的作用）。前者是炸药，后者是导火线。六四之

后，尽管有不少民运人士逃亡或被捕，但贮存在大陆社会，尤

其是北京的不满情绪仍有增无减，这就是说『炸药』量是足够

丰富的，与此同时，客观上也存在着不止一个的足以刺激全社

会共同行动的敏感时日，换言之，『导火线』也是不缺的。这

两条加在一起，大规模民运的再度爆发便是近在眉睫。遗憾的

是，一年过去了，这些人期待的事情并未发生，此种情况，又

当作何解释？有人说，若邓小平在世，大规模民运爆发机会较

小。一旦邓去世，机会则极大。但是，为甚么邓小平在世与否

可能造成这种差异呢？八九民运难道不正是在邓小平活着的时

候，也许还是邓小平权力更大的时候爆发的吗？为甚么到了现

在，到了邓小平的权力可能有所下降并且显然声望一落千丈的

现在，民运爆发的机会反而更小了呢？其间道理，必须深究。

    原因很简单，六四屠杀造成了强烈的恐怖。有炸药，有导

火线，但没发生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