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巧合，一个好奇，让一个埋藏于历史尘土下的事件就此被重新挖掘出来，让人们重新看待这个不容忽略的历史事件；正是这巧合和好奇，才让我们重新认识印度圣雄甘地。
《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美]埃里克·埃里克森著，吕文江田嵩燕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定价:60.00元
近日，以“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为出版理念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为“心理传记学译丛”的丛书，丛书的第一本——《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同时推出。
《甘地的真理》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对圣雄甘地的历史出现和他所谓的真理涵义的探索。埃里克森探寻了当甘地成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印度大规模的平民不合作运动的革命领袖时，他是如何成功地从精神上和政治上动员印度人民的。
译丛历经波折
七八年前的一天，在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聊天时，中国心理史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罗凤礼研究员感叹说：“虽然关于‘心理史学’介绍性的著述不算少，但系统的译介工作并未展开，这必然会诱导学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罗凤礼与萧延中一同开始引进并翻译这套“心理传记学译丛”。
让萧延中始料未及的是，引进翻译这套译丛是条荆棘重重的路。萧延中回想说，一是这些传记涉及到精神分析理论，不了解这些理论就无法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意图；同时，丛书的传主都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西方名人，其经历中的许多细节又是作者着重分析的要点。这就对译者的知识宽度和理论素养有较高的要求。开始的译稿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其中书籍有改译的，有重译的，甚至还有更换译者的；其次是在涉及到一些为中国人所熟知的革命人物时要避讳，怕惹出政治上的麻烦。当译丛中《甘地的真理》翻译完成后，丛书的推出一度因为找不到出版社而搁浅。
这样那样的问题曾令萧延中几度丧失出版的信心。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看到这套译丛后，坚信这是一套值得出版的好书，并不时地给予萧延中积极的鼓励和支持。萧延中说：“说实话，如果不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坚定支持和精心编辑，恐怕读者就不会见到这套书了。”
读者眼前的这套“心理传记学译丛”，就是以译介“心理传记学”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为其学术要旨，均以大人物为研究对象。据了解，除已经面世的《甘地的真理》外，这套译丛还将陆续出版《青年路德：项心理与历史的研究》、《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特勒的心态：美国战时秘密报告》、《卢梭与反叛精神》、《心理变态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心理史学视野下的领袖们》、《威廉二世与德国人》、《约翰逊与美国梦》等书。
该译丛的责任编译贾宇琰说，这套书的出版让我们对历史、对大人物会有着更接近其真实的看法，给国内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们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和视角。
偶然的印度之旅
埃里克·埃里克森是美国神经病学家，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师从于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的埃里克森创立了“社会心理危机”的分析范式，并以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为案例，于1958年完成了具有里程碑式的“心理传记学”名著《青年路德》。1961年后任哈佛大学人类发展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当时，他的自我心理学理论已超出精神分析的临床范围，广泛渗透到社会科学诸领域，其声誉也超出了美国国界。
埃里克森与已过世的印度圣雄甘地的奇遇从次年开始：1962年，埃里克森应邀到印度主持一个研讨会，他的第一次印度之旅把他带到了阿赫梅达巴城市。在参观德里的柏勒宫时，埃里克森无意间发现了其花园里的一幅壁画。壁画简洁明快地描述了甘地的一生，其左边追溯了甘地精神上和历史上的先辈，而右边则展示了甘地在成为身着土布、代表民众的圣人之前所经历的诱惑、错误和犹豫：甘地年轻时罪恶地偷吃肉食；在一位妓女的怒吼中惊恐地逃离其房间；在当律师时，由于临场恐惧，站在面露蔑视的法官面前目瞪口呆的样子……
壁画中的另一幕让埃里克森惊讶不已，因为画上甘地在他的真理学院前从一位富翁手中接过一袋钱币，而那个学院正是甘地在阿赫梅达巴的住所，那位富翁恰好是在印度接待埃里克森夫妇的工厂主。更有趣的是，1918年甘地在阿赫梅达巴领导的一次绝食罢工中面对的主要对手也就是那位工厂主，而甘地的主要支持者却是工厂主的亲姐姐。
这两次的巧合勾起了埃里克森的好奇心。他开始走访1918年那次罢工事件的知情人，并拜访了阿赫梅达巴的工厂主协会；在印度国家图书馆翻阅资料，还查阅了司法、公众、国税和统计部门的档案注册簿和索引簿。他发现只有一本很薄的不到100页的平装小册子描述了那次罢工。“甘地是如何一开始就陷入这种境地的？如果他是真的失败了，他为什么会失败？或者说他为什么这么想？……”伴随着这些疑问的同时，他更加确定“那次事件不像甘地本人或者其他传记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只是他生命中以及印度历史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应该是一个对于甘地后来成为民族领袖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发起人至关重要的事件”。此后，埃里克森开始对甘地中年阶段的这段岁月入了迷，并决定重构本书所称的“事件”，并以此为中心，对他所谓的“真理的力量”在早年生活和工作中的起源作一些广泛的探索。
两个巧合，一个好奇，让一个埋藏于历史尘土下的事件就此被重新挖掘出来，让人们重新看待这个不容忽略的历史事件；正是这巧合和好奇，才让我们重新认识印度圣雄甘地。
非同寻常的传记
“眼光柔和，深沉，身体瘦弱，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突出的大眼睛，头上戴着白帽子，身上穿着粗糙的白布，赤着脚。他以大米和水果为食，水是他唯一的饮料。他睡在地板上，而且睡得很少，工作却从不间断。除了他所体现的‘无限的耐心和无穷的爱心’，他身上没有什么能打动人的地方……”这是罗曼·罗兰描写甘地的段落。在很多非甘地本人所写的传记中也有着类似的文字。但这种字句在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的笔下出现得少之又少。
对这个曾经唤起过三亿人民起来反抗的人，这个曾经动摇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基础的人，这个为人类政治生活带来了近二百年来最强大的宗教动力的人，埃里克森没有效仿罗曼·罗兰的写作手法，也不是平铺直叙地介绍甘地的模样、生平以及他的影响力，而着力发掘的是1918年甘地在阿赫梅达巴领导的一场地方性工人罢工事件，分析甘地倡导的“非暴力”斗争方式以及其对“真理力量”的独特体认在他个人早年生活中的精神成因，包括童年“创伤”的深刻影响与人生各个关口的认同危机及克服。正因此，这部备受赞誉的关于甘地的研究著作，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及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在时隔40多年后有幸出现在国人视野里。尽管过去了快半个世纪，但它这独特魅力却依然散发到各国国度。
在埃里克森通过综合临床心理学研究甘地的童年时光和青年时代的篇章里，我们看到甘地在幼年时通过何种方式让脾气暴躁的父亲不再对自己使用暴力。他还对甘地尔后的人生也进行了剖析，如分析1918年那次看似不起眼、被人们已经忽视的罢工事件的直接原因与后果时，逐日地加以详细叙述。除此以外，在书中，埃里克森还分析了印度的文化、宗教信仰对甘地一生的影响。如，甘地在青年时期在英国求学时，不吃肉、不喝奶，坚持吃素，以保证不杀生，保持内心的洁净，而这点的保持也是甘地成为印度圣雄的一个因素。
这种写作手法是“心理传记学”所特有的，区别于一般传记的。“‘心理传记学’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萧延中说，它不是靠人们的常识中所固有的感觉去对传主的故事进行描述，而是通过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对具有历史意义的生命过程展开分析。其目的是理解人，并揭示其公共行为背后的个人动机，无论这些行为涉及的是艺术作品的旨趣，科学理论的创造，还是政治决定的采纳。
该书译者吕文江说，埃里克森虽然相当敬佩甘地的人格魅力，但他的叙述与分析却不带任何曲意美化的成分，反而俨然像一位外科医生在用精神分析的“手术刀”解剖甘地，并对跨文化的可能误解颇有警惕。作者对叙述手法也很用心，给吕文江印象最深的是埃里克森竟给不在人世的传主甘地写去了一封热烈而坦诚的信件……
非暴力抵抗
毋庸置疑的是，在看到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这本书之前，大多数人都知道甘地于1919年在印度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而鲜有人了解1918年在阿赫梅达巴甘地曾组织纺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并第一次以绝食迫使资方让步。
“事实上，如果不了解那次事件在甘地一生乃至印度历史中的地位，它将会被认为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甘地恰恰在一年后成为第一次全国范围内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领导者几乎没有一点帮助。”埃里克森说。在他看来，1918年的罢工事件不但具有戏剧效果和精神分析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18年，甘地和他的方法以及他的早期追随者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阿赫梅达巴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哲学变成一种政治工具，并可以大范围地使用，而远不止于仅仅平息阿赫梅达巴的劳资纠纷。吕文江也说，在《甘地的真理》中能看出，虽然1918年是甘地第一次以绝食为抵抗方式，却也是他的非暴力抵抗的理念的真正实践，为此后印度全国大范围爆发这种非暴力抵抗奠定了基础。
埃里克森如此解释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方式，这是种双向转变的方式：对满怀恨意的人，克制他的自私自利的恨，通过学着将对手当做人去爱，以一种包容性的技巧去面对对手，而这种技巧会驱使或者不如说是允许他重新获得他的信任和爱的能力。
如今，依然有着战争，有着暴力抵抗，重温甘地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吕文江说，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打下深深烙印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充分体现了甘地的文化理性，即在对抗中我们也需把敌手当做与自己一样的人去尊重，而斗争的方式对于其取得的结果具有基因般的作用。甘地是不相信暴力革命能取得真正的解放的，这或许是他的局限，但从另一方面倒可启示我们，暴力革命虽然有其在特定环境下不得不如此的正义性，却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后遗症。
《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美]埃里克·埃里克森著，吕文江田嵩燕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定价:60.00元
近日，以“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为出版理念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为“心理传记学译丛”的丛书，丛书的第一本——《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同时推出。
《甘地的真理》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对圣雄甘地的历史出现和他所谓的真理涵义的探索。埃里克森探寻了当甘地成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印度大规模的平民不合作运动的革命领袖时，他是如何成功地从精神上和政治上动员印度人民的。
译丛历经波折
七八年前的一天，在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聊天时，中国心理史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罗凤礼研究员感叹说：“虽然关于‘心理史学’介绍性的著述不算少，但系统的译介工作并未展开，这必然会诱导学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罗凤礼与萧延中一同开始引进并翻译这套“心理传记学译丛”。
让萧延中始料未及的是，引进翻译这套译丛是条荆棘重重的路。萧延中回想说，一是这些传记涉及到精神分析理论，不了解这些理论就无法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意图；同时，丛书的传主都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西方名人，其经历中的许多细节又是作者着重分析的要点。这就对译者的知识宽度和理论素养有较高的要求。开始的译稿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其中书籍有改译的，有重译的，甚至还有更换译者的；其次是在涉及到一些为中国人所熟知的革命人物时要避讳，怕惹出政治上的麻烦。当译丛中《甘地的真理》翻译完成后，丛书的推出一度因为找不到出版社而搁浅。
这样那样的问题曾令萧延中几度丧失出版的信心。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看到这套译丛后，坚信这是一套值得出版的好书，并不时地给予萧延中积极的鼓励和支持。萧延中说：“说实话，如果不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坚定支持和精心编辑，恐怕读者就不会见到这套书了。”
读者眼前的这套“心理传记学译丛”，就是以译介“心理传记学”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为其学术要旨，均以大人物为研究对象。据了解，除已经面世的《甘地的真理》外，这套译丛还将陆续出版《青年路德：项心理与历史的研究》、《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特勒的心态：美国战时秘密报告》、《卢梭与反叛精神》、《心理变态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心理史学视野下的领袖们》、《威廉二世与德国人》、《约翰逊与美国梦》等书。
该译丛的责任编译贾宇琰说，这套书的出版让我们对历史、对大人物会有着更接近其真实的看法，给国内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们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和视角。
偶然的印度之旅
埃里克·埃里克森是美国神经病学家，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师从于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的埃里克森创立了“社会心理危机”的分析范式，并以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为案例，于1958年完成了具有里程碑式的“心理传记学”名著《青年路德》。1961年后任哈佛大学人类发展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当时，他的自我心理学理论已超出精神分析的临床范围，广泛渗透到社会科学诸领域，其声誉也超出了美国国界。
埃里克森与已过世的印度圣雄甘地的奇遇从次年开始：1962年，埃里克森应邀到印度主持一个研讨会，他的第一次印度之旅把他带到了阿赫梅达巴城市。在参观德里的柏勒宫时，埃里克森无意间发现了其花园里的一幅壁画。壁画简洁明快地描述了甘地的一生，其左边追溯了甘地精神上和历史上的先辈，而右边则展示了甘地在成为身着土布、代表民众的圣人之前所经历的诱惑、错误和犹豫：甘地年轻时罪恶地偷吃肉食；在一位妓女的怒吼中惊恐地逃离其房间；在当律师时，由于临场恐惧，站在面露蔑视的法官面前目瞪口呆的样子……
壁画中的另一幕让埃里克森惊讶不已，因为画上甘地在他的真理学院前从一位富翁手中接过一袋钱币，而那个学院正是甘地在阿赫梅达巴的住所，那位富翁恰好是在印度接待埃里克森夫妇的工厂主。更有趣的是，1918年甘地在阿赫梅达巴领导的一次绝食罢工中面对的主要对手也就是那位工厂主，而甘地的主要支持者却是工厂主的亲姐姐。
这两次的巧合勾起了埃里克森的好奇心。他开始走访1918年那次罢工事件的知情人，并拜访了阿赫梅达巴的工厂主协会；在印度国家图书馆翻阅资料，还查阅了司法、公众、国税和统计部门的档案注册簿和索引簿。他发现只有一本很薄的不到100页的平装小册子描述了那次罢工。“甘地是如何一开始就陷入这种境地的？如果他是真的失败了，他为什么会失败？或者说他为什么这么想？……”伴随着这些疑问的同时，他更加确定“那次事件不像甘地本人或者其他传记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只是他生命中以及印度历史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应该是一个对于甘地后来成为民族领袖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发起人至关重要的事件”。此后，埃里克森开始对甘地中年阶段的这段岁月入了迷，并决定重构本书所称的“事件”，并以此为中心，对他所谓的“真理的力量”在早年生活和工作中的起源作一些广泛的探索。
两个巧合，一个好奇，让一个埋藏于历史尘土下的事件就此被重新挖掘出来，让人们重新看待这个不容忽略的历史事件；正是这巧合和好奇，才让我们重新认识印度圣雄甘地。
非同寻常的传记
“眼光柔和，深沉，身体瘦弱，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突出的大眼睛，头上戴着白帽子，身上穿着粗糙的白布，赤着脚。他以大米和水果为食，水是他唯一的饮料。他睡在地板上，而且睡得很少，工作却从不间断。除了他所体现的‘无限的耐心和无穷的爱心’，他身上没有什么能打动人的地方……”这是罗曼·罗兰描写甘地的段落。在很多非甘地本人所写的传记中也有着类似的文字。但这种字句在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的笔下出现得少之又少。
对这个曾经唤起过三亿人民起来反抗的人，这个曾经动摇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基础的人，这个为人类政治生活带来了近二百年来最强大的宗教动力的人，埃里克森没有效仿罗曼·罗兰的写作手法，也不是平铺直叙地介绍甘地的模样、生平以及他的影响力，而着力发掘的是1918年甘地在阿赫梅达巴领导的一场地方性工人罢工事件，分析甘地倡导的“非暴力”斗争方式以及其对“真理力量”的独特体认在他个人早年生活中的精神成因，包括童年“创伤”的深刻影响与人生各个关口的认同危机及克服。正因此，这部备受赞誉的关于甘地的研究著作，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及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在时隔40多年后有幸出现在国人视野里。尽管过去了快半个世纪，但它这独特魅力却依然散发到各国国度。
在埃里克森通过综合临床心理学研究甘地的童年时光和青年时代的篇章里，我们看到甘地在幼年时通过何种方式让脾气暴躁的父亲不再对自己使用暴力。他还对甘地尔后的人生也进行了剖析，如分析1918年那次看似不起眼、被人们已经忽视的罢工事件的直接原因与后果时，逐日地加以详细叙述。除此以外，在书中，埃里克森还分析了印度的文化、宗教信仰对甘地一生的影响。如，甘地在青年时期在英国求学时，不吃肉、不喝奶，坚持吃素，以保证不杀生，保持内心的洁净，而这点的保持也是甘地成为印度圣雄的一个因素。
这种写作手法是“心理传记学”所特有的，区别于一般传记的。“‘心理传记学’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萧延中说，它不是靠人们的常识中所固有的感觉去对传主的故事进行描述，而是通过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对具有历史意义的生命过程展开分析。其目的是理解人，并揭示其公共行为背后的个人动机，无论这些行为涉及的是艺术作品的旨趣，科学理论的创造，还是政治决定的采纳。
该书译者吕文江说，埃里克森虽然相当敬佩甘地的人格魅力，但他的叙述与分析却不带任何曲意美化的成分，反而俨然像一位外科医生在用精神分析的“手术刀”解剖甘地，并对跨文化的可能误解颇有警惕。作者对叙述手法也很用心，给吕文江印象最深的是埃里克森竟给不在人世的传主甘地写去了一封热烈而坦诚的信件……
非暴力抵抗
毋庸置疑的是，在看到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这本书之前，大多数人都知道甘地于1919年在印度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而鲜有人了解1918年在阿赫梅达巴甘地曾组织纺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并第一次以绝食迫使资方让步。
“事实上，如果不了解那次事件在甘地一生乃至印度历史中的地位，它将会被认为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甘地恰恰在一年后成为第一次全国范围内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领导者几乎没有一点帮助。”埃里克森说。在他看来，1918年的罢工事件不但具有戏剧效果和精神分析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18年，甘地和他的方法以及他的早期追随者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阿赫梅达巴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哲学变成一种政治工具，并可以大范围地使用，而远不止于仅仅平息阿赫梅达巴的劳资纠纷。吕文江也说，在《甘地的真理》中能看出，虽然1918年是甘地第一次以绝食为抵抗方式，却也是他的非暴力抵抗的理念的真正实践，为此后印度全国大范围爆发这种非暴力抵抗奠定了基础。
埃里克森如此解释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方式，这是种双向转变的方式：对满怀恨意的人，克制他的自私自利的恨，通过学着将对手当做人去爱，以一种包容性的技巧去面对对手，而这种技巧会驱使或者不如说是允许他重新获得他的信任和爱的能力。
如今，依然有着战争，有着暴力抵抗，重温甘地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吕文江说，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打下深深烙印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充分体现了甘地的文化理性，即在对抗中我们也需把敌手当做与自己一样的人去尊重，而斗争的方式对于其取得的结果具有基因般的作用。甘地是不相信暴力革命能取得真正的解放的，这或许是他的局限，但从另一方面倒可启示我们，暴力革命虽然有其在特定环境下不得不如此的正义性，却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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