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午集团千人上街抗议官匪勾结

河北大午集团千人上街抗议官匪勾结



关注事件的北京学者王江松周四向本台表示，大午集团是中国国内鲜有的拥有完善制度、劳资关系和谐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能度过难关。


“孙大午孙先生在他的企业里头建立了一套制度，兼顾劳资双方的。劳动者有升迁的机会，也有持股的机会，对选择管理者也有投票的权利。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棒的企业家，在中国很少见的。我的解读就是这是劳资双方一起抗击外来的非法的侵犯。”


截至周四晚，当地政府暂未对事件做出回应。

公民行動【統籌與戰術】推薦研討

公民行動【統籌與戰術】推薦研討


—— 曲阜、建三江事件屠夫個人總結
今年春節發生的曲阜薛明凱父親死亡，和隨後不久發生在建三江四律師被拘留事件，這兩起事件引起大家很大憤慨和關注，兩次都成立了公民聲援團，兩次接近2百人前去一線圍觀，不包括後方支援的人。
兩 次都是隨機形成的臨時隊伍，沒有組織者，沒有領袖，各自在自己能力擔當範圍內踐行公民精神。兩次公民行動有值得驕傲的地方，也存在需要重視改進的地方。做 為公民聲援團成員之一的我，我想從個人角度談談我的看法和心得，希望大家能明白我的用心，那就是以事論事，總結不足，加強共識，為今後類似的公民行動提供 參考，減少不必要的錯誤和麻煩，使公民行動做的更好，讓更多人知道常識，更多人來參與。
這兩次公民行動特別在這段如此殘酷抓人打壓的嚴峻形 勢下，大家能夠這樣站出來，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事。總體來說大的方面基本沒有出差錯，但很多地方需要總結和常識普及，往往爭執和分歧來自很多人不尊重常識和 沒有基本的認知。曲阜事件，由於當事人是民運人士，公眾寄予了很大期望，最後當事人選擇和他身邊核心的人所做的事，讓公眾有很大意見，最後把這種不滿情緒 轉移到我們這些公民圍觀團，這是我們沒有預料的。
1：募款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是我一貫提倡的。糧草重要性往往是決定事情是 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從2009年我做鄧玉嬌案子時就先吃這螃蟹，首創這種殺豬模式，當時很多人不理解不認可，到現在這些形式已經成為常態，中國人對錢無比 敏感，做為先行者當年所面對的口水和罵名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還好一路走來用一次次行動和坦蕩蕩贏得大家認可和支持，所以現在如果要做事，大家都能支 持。這兩次做為參與者幫忙呼吁募款，兩次募集接近三十萬，基本保障了前方勇士。募款如果沒有得到傳播是很難募到，募款人信譽更為重要，所以傳播和募款人信 譽非常關鍵。但這兩次公民行動都是後援團幫忙募集，沒有個人發起人，這樣更具有公信力，而整個臨時團隊共同承擔了信譽責任。
有些常識是需要 強調，公民行動和慈善活動不同，公民行動風險極大，因涉及到動員，所以不能像慈善活動那樣做。組織募款的人首先是要對行動者安全負責，捐款人也要明白與信 任，要知道這種公民行動的風險，募款人本身也要面對很大風險，哪敢在糧草上動心思，那是找死，政權打手更關注你，巴不得你亂來，好有借口抓你。再說像這種 臨時拼湊的團隊，相互間為了信任和公信力，都會有內部審核人員進行監督，因為募款人也怕口水，所以都會主動成立核心群進行各項審核與協調，所以募款人比任 何人都要面對更多壓力，還容易被公權力莫須有罪名收拾，這點捐款人需要明白這個常識，所以大家要有共識：那就是內部審核監督好，管錢的不參與支配，主要募 款人的不參與管錢，審核監督的不參與支配和管錢。最終公布時，只公布總賬和支出總賬和剩余部分，細賬內部核心人員掌握。不對不是捐款人和無關人員做任何解 釋，對外聯系發布人需要指定，以免各自表述造成公眾誤解。募款人也要有擔當，不怕口水和各種非議，把事情做好，把賬目內部審核好就好，不必理會各種非議， 任何人做任何事，你做的再好，也會有口水，有些人是為了質疑而質疑，就如有人故意捐五毛，目的就是為了來質疑和攪渾水，你怎麼做好他都會有意見，所以行的 正就不必怕那些，這是募款人和捐款人需要明白的是。
2：糧草安排
在建三江事件裡，由於路途遙遠，需要各種中轉，於是在路費報 銷標准上出現分歧，是按動車標准還是普通硬座標准等等上有些分歧，比如飛機票價格比動車貴一點點，為了節省時間，就買機票，還有住宿標准等等。在曲阜事件 中，在報銷標准上內部也存在一些爭議。因為都是臨時組隊前去，聯系有時不夠暢通，加上有的相互不認識，造成信息溝通不暢，有時聚集在一起，突然被警察抓 走，行李和酒店押金有時都無法取回，信息聯系都困難，因為公民行動，突發事件比較多，復雜性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事情無法預料和安排，造成個別人無法安排 好。經過兩次磨合和反思，我個人認為大家一定在這方面需要共識。路費按照行動者出發地到圍觀地往返動車標准給予報銷，多出部分不予報銷，節省部分歸行動 者。住宿和路上費用，每天按照一百五十元給予補貼。這些不需要票據，後方審核人員只需確認人員是否前去，報賬金額以及是否到個人手上就可。為什麼不需要票 據呢？因為經過兩次經驗得知，由於很多人被拘、被衝散、被遣返、被各種突發事情所折騰，有些人根本無法保存票據，再說事後再寄也不可能，一些人有票據，一 些人沒有票據，會造成沒有票據的行動者心理陰影，所以一刀切最適合。
後方募集糧草的人一定要有一個原則，那就是對前方的人信任，後方糧草一 定要及時先往前方送，人到糧草到，人未到糧草也可先到，寧願先多支付，事後剩余再收回，還沒行動先把路費等等先於報銷，以免衝散拘捕時，找不到人。很多行 動者，由於長期參與各種公民運動，工作都丟失，經濟上不是很寬裕，所以盡量不要叫他們墊錢。前方的人代收到糧草，分配的人需要做好帳，必須要注明錢的去 向，審核人員要能查的到每筆帳去向。內部的事情和意見內部消化，不能付諸於公眾，因為會模糊公共事件本身焦點，讓一些有心人利用。
募款時， 要隨時准備備用賬號，以免募款賬號被限制，要充分利用新網絡各種工具，比如微信支付，支付寶等等。後方的人要根據實際募款進度，控制好人數和圍觀時間點， 不能造成有的人報了，有的人報不了，或者斷糧等等窘境，寧願多募些，因為突發事情太多，必須做好足夠准備。公民行動每次募款，專款專用，不要留到下次。行 動完如有剩余，可以捐給這次行動的受難者或者良心犯。
3：行動
公民行動在群體性行動時，不能有個人英雄主義，需要團隊包容精 神，需要有大局觀，因為都是五湖四海的人，有的相互不了解，個性不同，需要多包涵。對公共事件需要有基本的判斷與認知，雖然是臨時拼湊的團隊，但也需要基 本的協同和溝通，大方向需要一致，如有大部分人行動共識，個人需遵守和服從。前方的行動者最好需要幾個核心有經驗的人協調和溝通，前方的更需要和後方的人 保持協調和溝通。每次公共事件，需要幾個核心的人，必須要建立交流溝通平台，有核心協調和財務監督的群，有半開放的群，有全開放的群，有信息傳播的群。核 心的群也就是臨時指揮協調中心，負責內部和外部溝通，這個群需要安全的網絡平台，不能使用國內的工具。後方的人需要統計、了解、協調前方人員動態、聯系方 式、信息發布、資金安排等等。前方的人需要把前面的各種消息各種情況彙總到後方來統一發布。信息發布一定要謹慎，絕對不能發布虛假信息，更不能誇大和造 謠，最好有一個專門收集發布的人，以他發布的信息為准，這樣媒體采訪時更有公信力和傳播力。前方行動者也需要用一些安全工具和行者者之間保持聯系。要尊重 受害者的意願和選擇，不能綁架他們意願，悲觀看結果，樂觀做事。
4：後話
每次公民行動事件，總有個別人做事讓人很無語，這是 很正常，因為一群來自各個群體和五湖四海的人，加上個人認知和性格，所以很難避免，我們盡量避免誅心論，公共事件，一兩個人或一兩件事不完美屬於正常，你 無法要求保證每個人都是道德完人，每件事都符合每個人審美觀，所以不要去苛求。參與了，付出了時間、精力、承擔了風險已經很了不起了，有些沒有常識的人認 為去圍觀能有名利撈，我倒希望你們前去圍觀看看，做公民行動是吃力不討好的事，不做玩玩嘴皮子就是完人，做了就要面對各種扯蛋的口水，所以參與者需要健康 的心態，和基本的承受能力，不要抱需要別人感恩的心態來做事，你要明白我們在救贖自己。
我們無法一下子改變這操蛋國家，但至少我們在最黑暗 時我們付出了努力，相互給予了溫暖，讓那些無助者不孤單，我們在以後可以驕傲的對我們後代講，我參與了那些事，我出錢了，我出力了，我行動了，我沒有冷漠 過！屠夫在此感謝這兩次事件的參與者，感謝你們包容和信任，也感謝公眾支持信任我們公民聲援團，有你們我們不敢懈怠！我們一起在黑暗中守望黎明！


超級低俗屠夫（吳淦）2014/7/5

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

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

　 　国民党高层有一个被胡适戏称为“低调俱乐部”的沙龙，汪精卫当然是这个“俱乐部”的灵魂。但“不能打”还不是动机，只是一种认识和判断。毕竟这个“低调 俱乐部”的人并非个个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适），毕竟“不能打”后面还有一个“却不能不打”。我认为，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动机是很复杂的，不可能简单地归结 为哪一类。根据其人的经历、性格、地位、信仰，及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毋宁取其所言，动机中包含有救国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国民党内，真正的主和派原 是蒋介石，而汪精卫是对日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倒是蒋介石，九一八事 变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出卖华北利权的塘沽协定，摧残察绥抗日武装，一九三五年华北特殊化的何梅协定，都是其一手导演的杰作。不料后来倒转过 来，蒋介石成了抗战到底的英雄，汪精卫却走上主和的道路。陈公博回忆，汪始有主和倾向，实为长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 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汪更加认 为，中日应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我相信，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至于卖不卖国，怎样卖，那是第二个问题。

　 　有人会说，都到那样一个地步了，还侈谈什么爱国？说得好，对敌妥协不言爱国，败军之将不言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上千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认为 的。说到底，动机并不是最重要的，也永远争论不清。再崇高的动机，如结果一团糟，也不能拿“好心办坏事”开脱其咎。反之亦然。何况所有的推断，都只是推断 而已。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关键要看其所为，究竟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具体到汪精卫，主要应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卖不卖国，而不是爱不爱国 的问题。

　 　汪精卫发动“和平运动”，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几乎所有涉及这一议题的文论都做过分析，这也正是定其汉奸罪的根据。大致有：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 成立傀儡政府及伪国民党中央，分裂抗战阵营，打击了民族士气；为逃兵尤其是降将提供了“合理”借口；粉饰了日本侵略军的亡华阴谋；积极反共，而共产党当时 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协助和维护日军对沦陷区的统治，镇压地下抵抗运动；提供日军侵华的物资资源；让日本腾出手来，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等。

　 　这些指控都没错。所有这些负面效应，都是汪氏“和平运动”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是作为“战败一方”与敌议和。抗战的最后胜利，推翻了汪氏付出这些代价 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价如承认“满州国”之类都是可以收回的；万一抗战不能取胜，那么中国至少可以守住已经签约的这条底线。事实上，谁也无法断言 中国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对当年那场战争的惨胜感到侥幸，如释重负。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以战为主，以和为辅，和战并用，这是一 种明智的抉择。既要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义勇，也要有以暂时的妥协保全实力留有退路的灵活。即连领导抗战到底的蒋介石本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日和谈的可能，这不是他的动摇和软弱。延安的共产党与日军暗中交涉，也不能说是通敌和叛卖。正如历史选择了蒋介石作为抗战的领袖，能够担当议和重任的人 选，遍观当时之中国，也非汪氏莫属了。

 

　　“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

　 　汪精卫在对日议和中，其个人表现的勇气和一定的原则性，连日方都为之敬重。据胡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 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 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今生今世》）

　 　日汪和约，当然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对于签订不平等条约者，一概斥之为汉奸，如秦桧，如李鸿章。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苏俄逼使中国允许外蒙独立，时任国 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借故推脱，乃至辞去外长，为的就是不担汉奸罪名。南京失陷时，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份“和约”，汪精卫劝行政院 长孔祥熙签字，孔不敢签：“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了两颗子弹。”

　 　汪精卫虽有“胆子”，也不敢贸然签字，他知道这一笔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却害怕当卖国贼，留下千古的骂名。一份“和约”，往往复复逐条 讨价还价好几个月才出台，按说是毫无意义的。日本最后投降，这份条约成了废纸，而汪氏亦未能逃脱卖国的骂名。但他的几番坚持搭成协议，还是尽可能地争得了 国家的尊严和利益，甚至赢得了对方的敬重，及一部份日本官员的同情。而这份和约，至少在沦陷区，在日本投降前的数年时间内起作用。

　 　汪精卫一方争的是哪几条呢？一，中华民国国号、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国旗、三民主义国策不变；二，日军必须从中国撤退；三，日军占领区的中国法人以及个人 所有的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一般住宅，应迅速归还；四，不承认满州国。如果这几条完全得以实现，平心而论，那就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平等条约了。日本 政府方面自然不会同意，提出：一，由于三民主义是排日抗战的根源，应当修正这一理论；二，青天白日国旗仍为抗战的重庆政府使用，并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为 避免混淆，图案应予修改；三，日军占领的住宅、工厂、商店可以归还，但铁路在战争期间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后立即归还。这三条，第三条可以理解；唯第 一、二条，连日本专门派做对汪工作的“梅机关”主要成员犬养健也认为过份，“因为自古以来，无论什么样的战胜国，还没有连对方国家的建国原理及国旗图案都 加以干涉的先例。况且，这又是超越胜败的两国间的和平运动。”（犬养健《扬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这两条虽然过份，却都是虚的，也与前几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条件”不一样。这是因为日方内部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换届，其政策波动、摇 摆，有时不免生疏和荒唐，或节外生枝。总之，汪精卫遇到的对手是十分难缠和蛮不讲理的，远远超过了他预先的估计。但他走到了这一步，已无可回头。经过大半 年的苦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在上海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主要内容为：

　 　承认满州国；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利和合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中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 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及其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港口、 水陆等应适应日本军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确保《纲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条款的执行。

　 　此《纲要》简直就是一份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占领宣言，令许多主导此次“和平运动”的日方和汪方人员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潜往东京，与日本取得和谈联系的国民 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团，离开上海回到了重庆，并在香港《大公报》披露《纲要》的全部内容。与他同时返回重庆的还有陶希圣。汪精卫本人 也既忧且惧，草案签字后流着泪说：“这个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为什么“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因为上述地区为日军所占领已成事实，你签不签约，反正是拿不回来的。用汪氏集团第三号人物周佛海的话来说，“沦陷区是蒋 先生把它丢掉了的，不是我们把它丢了的，我们今与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丧失多少的问题。”（为《中华日报》撰写的社论）这话有漏洞，因为蒋 先生虽然把它丢了，但始终没有同意给人家，还要坚持打回来。但汪氏“和平运动”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就在这里：我认为打不赢，所以才同意把你丢掉的给人家； 如果你打得赢，那我同意给人家的也丢不掉。即如台湾，是清朝把它丢掉了的，抗战胜利，不是仍然要回来了吗？

　　当然，汪精卫的观点与周佛海还不一样，他认为“凡中华民国的事，即无论是蒋先生作的或谁沦陷的，我们皆应负责。”他甚至表示：“我们做和平运动是为使抗战有终之美，不是为与抗战敌对。”（胡兰成《今生今世》）  

　 　事实上，东北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根本就没让打给丢掉的。满州国的成立，中国也没向日本宣战，差不多是默认了。西方各国，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战世界地 图集，仍将满州国划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一个国家。汪精卫只是无可奈何承认既成事实。就在此密约签署前四个月，汪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统计出缺席代表人数名单上，赫然印着“东三省代表”的字样。汪政府成立后，汪曾到“满州国”访问，在盛大的欢迎会上，他满含热泪地说：“我们以前是同胞， 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军司令官为之瞠目。

　　承认满州国，同意以日占区的物资资敌，是汪政权的底线。也就是说，他的卖国，他的坏，基本上到此为止。

　　密约的披露，产生了间接效应。原持观望态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始支援中国抗战，包括贷款、向远东地区增兵，中国孤立无援的局面终于打破。因为它们看到了，坐视日本侵略中国的可怕后果：西方国家在华利益亦将受到威胁。

　　汪政权对中国有无好处？

　　付出了如此代价的汪精卫政权，究竟对中国有没有好处呢？我以为，这是评说其功罪的关键所在。

　 　汪政权的建立，使中国的沦陷区有了一个“合法的”中国政府。这个“合法”，是对日本而言，并为日本所承认的。至于它为不为全中国人民所承认，为不为国际 间所承认，那倒没关系，不承认反而更好。事实上，除了日本、伪满州国，先后承认汪政权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及政府还有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丹 麦、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及法国维希政府。由汪精卫的“伪政权”取代梁鸿志的“维新政府”，及名义上统括华北的伪政府，代表中国的沦陷区 向日方进行交涉，可以最大限度地赢得对方的尊重，及中方的权益。有人会说，充当人家的走狗，人家还有什么尊重可言？话不能这么讲，就算是走狗也有其尊严和 权利。至少，你得尊重它的生存权，尊重与它的合作关系，尊重它对你的态度，尊重你自己对它的承诺，一定程度地尊重国际间公认的外交准则。

　 　就沦陷区的人民而言，也必须接受日本占领的事实。敌人来了，你可以跟他打，打不动的可以去逃难。而绝大多数的人是逃不走的，没法逃也不知往哪里逃。他们 注定要留下来，在侵略者的统治下生活，他们注定要当“良民”。有幸生活在大后方的人，有幸逃出来的人，也许可以理直气壮，可以同仇敌忾，誓死与祖国山河共 存亡；今天的人们，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但如果你不幸生活在当年，又不幸身陷敌人的铁蹄之下，沦为亡国奴，你是不会轻易去死的。即使不是你 自己，而是你的亲人，你的好友，你会希望他们以血肉之躯去拼死反抗，作无谓的牺牲吗？如果是我，我希望他们都千万别死，好好活着，至少也得“赖活着”，活 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既然如此，沦陷区最好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来统治。你可以说，有时候中国人比日本人还坏，也就是走狗有时比主子还坏。但这情况毕竟不 多，如果这是一种通常现象，那咱们还要抗日干什么呢？让日本人占领整个中国岂不是更好？中国人对中国人，有时比日本人对中国人还坏；但日本人对中国人，永 远不能像中国人对中国人那样好。这道理我想应该很好懂。

　 　日本侵占香港三年又八个月，没有建立一个由英国人或是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而是以日中将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直接进行统治。香港居民的日子，就比汪政 权领辖的沦陷地区及“满州国”更为艰难。一年之内五十万居民被遣送内地，发行军票以完全取代港币，实行搜刮和大批征用民工，导致经济崩溃、长期饥饿，民生 苦不堪言。直至七十年代，香港人对日本人的憎恨，仍能使偶尔被认出来的日本游客自况为过街老鼠，随时准备拔腿而逃。

 

　　汪政府成立后再无大屠杀

　 　比较之下，被日本侵占时间超过香港两倍的上海，情况却反要好得多。除了军事占领、政治控制、异族统治的屈辱感之外，基本上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生产活 动如常，市场活跃，“戏院依然高堂满座，酒楼门庭若市，笙歌处处，虽似商女晚唱，毕竟无门前冻骨，这便是张爱玲小说的社会背景，虽无爱国主义洋溢其间，但 楼台春梦，也是另一种真实，真实到在一定期间遭到排斥，但在更长时间内却深深感染人心，受到喜爱。”（徐宗懋《日本情结──从蒋介石到李登辉》）

　 　在完全由日本人统治的香港，是绝无产生像张爱玲这样出色作家的环境的。如果说张爱玲曾嫁给汉奸胡兰成，自己也有汉奸之嫌，因此其小说可能“粉饰太平”的 话，（我以为现在持这种偏颇观念的人已不多了），那么与汉奸全不搭界的作家钱钟书笔下的《围城》，描写沦陷后上海市民的生活画面，大抵也都是“正常”的。 更先沦陷的东北，在另一些作家的笔下，也有不少“承平时代”的景象。台湾辅仁大学教授梅济民回忆学生生活的小说《哈尔滨之雾》，主人公成天沉迷在学校之间 的游泳、划船、和球赛中，还有与日本高校女生情感游戏。我接触的许多在“满州国”生活过的人，至今私下还说：“日本人不坏，他们到村子里来，还给小孩吃 糖。”日本人还不坏，谁坏呢？“苏联人坏！苏联红军来了，烧杀抢奸无恶不作！”

　　苏联红军绝不可能比日本鬼子还坏。它是“解放者”，而日本人是侵略者。但我相信在一定的情况下，二者的坏和“不坏”会发生逆转。“解放者”和侵略者都是外国人，都对中国领土怀有野心。历史证明，它们都不是好东西。日本人“不坏”，是因为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在起着作用；苏联红军坏，是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管着，哪怕它是一个傀儡政府。

　 　在战争后期，大部份中国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甚至超过日本本土许多。日本由于穷兵黩武，缺乏资源，生产能力及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之遭到盟军的海上封 锁和空中攻击，其危机感日盛一日。反而是沦陷区的生活值得他们羡慕。当然，满、蒙、华北及华东、华南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也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中国人出面 组织“伪政府”，比没有这样的政府更符合中国人的最大利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汪精卫而言，他的政府成立后，日军再没有发生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公然暴行。这个历史事实，谁也无可否认。

 

　　“民为贵，而社稷次之”

　 　汪氏政权对日妥协，付出“密约”中规定的沉重的政治代价；而日方也要受该“密约”的制约，履行其承诺。善待中国俘虏，即为一条。所有中国军队，在战场上 投降，都可以接受改编为汪精卫的部队，亦即我们惯称的“伪军”。“伪军”的方式，保存了中国的军事实力。随着时间的推进，庞大的伪军数量（至少有数十万之 众）在日占区的“合法”存在，对于日军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威慑力与牵制力。伪军是投汪，而非投日，这总比汉将李陵直接投降匈奴要好。除了反共，即与八路 军、新四军极为有限的作战，如“清乡”等等，汪精卫的伪军没有与重庆的国军发生过正面战斗。即便是打共产党，其总和也远远比不上一次“皖南事变”的规模及 后果。

　 　“一日下午我见汪先生，是暑天，说过正事之后，两人两杯啤酒，一碟海苔，稍稍闲谈。我看见汪先生脸色尚有余怒，问可是为军队的事情，汪先生冲口而出： ‘刚才坂垣参谋长来要想我们与日本军队并肩对重庆作战，我当即答他，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坂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声音还是这样激 烈。”（胡兰成《今生今世》）

　　胡兰成曾追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曾任汪氏中央宣传部次长、《中华日报》总主笔。他的自述固然有为汪精卫开脱之嫌，却也没有事实足以证其伪。他最后由于对形势的看法迥异于汪而失去信任，解掉了官职，甚至被汪亲自下令投入狱中，经其日本友人营救方才脱险。

　 　一九四四年夏，日军进攻长沙、衡阳。七月，华中日军司令部请胡兰成前往汉口，与作战参谋会见，告胡这次“日军纪律甚好”。其言带有“你看我们遵守了承 诺”的诚意。华中、华北和华南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在汪精卫出走前沦入敌手，只有一个长沙守住了。日军为了夺取长沙、衡阳重镇，打通京广（京汉、武广）铁 路线，分别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发动了三次长沙会战，日方共伤亡一十一万一千余人。到此次长衡会战，日方再伤亡六万六千八 百余人。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日军强大攻势下苦守五十二天，击伤一个师团长，击毙各级日军军官千余人，城既破，又率军坚持巷战数十小时。长衡守 军如此顽强的抵抗，以及日军的惨重损失，并没有激起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是值得自夸的“纪律甚好”。方先觉被俘，日军将他关押在一个天主教堂内，不但没有 施以虐待，反而戒备松懈，致使其得以逃脱，回重庆复命。对抵抗将领尚且如此，对一般平民百姓可想而知。

　 　有历史学家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至少拯救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刘学铫《淡水河边谈国史─你，是中国人吗？》）这个数字我想不会 是夸大之词。日军对沦陷区的直接掠夺，也由于汪政权的存在得到了控制。这之前，日军所到之处，耕牛全部杀光，农民根本无法进行耕作，只有等死。活跃在江南 广大乡村的新四军、游击队也没有办法，总不至于牵着一群牛跟日本鬼子兜圈子打仗。这个时候农民就希望汪政权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其实连共产党的新四军也希 望汪政权做到这一点，你不是说“曲线救国”吗？先救救农民的耕牛吧！《沙家浜》里的郭建光，大概也不希望在沙奶奶、阿庆嫂全都饿死的地方打游击的。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如果我们承认孟子的民本主义的合理性，就无法否认汪精卫以既失的国家利益换取民生的合理性，就不能置沦陷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一味地指责其为卖国贼。

 

　　汪与蒋谁更有资格称卖国？

　 　承认“满州国”一事还可以再讨论。事实证明，东北也就是所谓“满州”，确实不是汪精卫卖得了的。而外蒙，的的确确是被蒋介石给卖掉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 四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接替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训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独立。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仅就出 卖国家领土而论，蒋介石比汪精卫更有资格称为汉奸：汪氏承认满州国，是在中国战败（精锐部队被击溃，首都沦陷，所有的港口、绝大部份重要城市和铁路为日军 占领）的情况下；而蒋氏承认外蒙，是在中国取得战胜国地位的前一天。汪氏是向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妥协，出于迫不得已；蒋氏则是向“友邦”让步，绝无此种必 要。承认满州国，换来了在沦陷区建立中国人政权的重大政治利益；承认外蒙非但未取得任何利益，反而引狼入室，使得东北人民受到第二次侵略的严重伤害。满州 国最后仍收回来了；外蒙却永远地独立于中国之外。外蒙面积为一百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加上外蒙西北处为苏联强占的数万平方公里土地，超过“满州国” 的面积一倍有余。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只丢了“满州国”，中国领土尚可稳居世界第二；而今丢了外蒙，中国只好屈居世界第三了。

　 　中国为抗战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胜利后蒋介石“以德报怨”，一笔勾销对日索赔，优待侵华日军，将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免予惩罚，其中包括罪大恶极的侵华元 凶冈村宁次。这也就罢了。作为（即将）战胜国元首，蒋介石拒绝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两次提出的将中南半岛归还中国的建议，就实在令人费解了。罗斯福曾驳斥戴高 乐希望战后重返印度支那的企图：凭什么逻辑，什么习惯，什么历史法则，越南要属于法国？越南有一千多年属于中国的历史，明代复归附于中国，后为法国殖民者 控制。二次大战中法国势力被赶出，法国本土亦遭沦陷，战后勉强成为战胜国而跻身“五强”，这是正是收回领土的最佳时机，不料蒋介石断然放弃。在抗战结束前 不到一年，即1944年双十节，他接见戴高乐政府驻华大使贝志高说：“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如果蒋介石不出卖外 蒙，又顺理成章地接收中南半岛，请想想，今日之中国将是怎样一个局面？就连世界历史也要大笔改写，──那就不会有旷久酷烈的越南战争，不会有柬埔寨红色恐 怖大屠杀，不会有西沙、南沙群岛的领土纷争，中国的影响力及发展潜力将不可估量。

　　二战期间和结束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这要算是抗战获得的报酬。但汪精卫的政府步子更快──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汪宣布驱逐英美、取消领事裁判权，比蒋早两天，翌年八月一日，汪正式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租界；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与日签订协定，日将北平使馆区一切行政权及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交还中方，日本人所享受治外法权予以取消；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亦发表同样声明；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放弃治外法权，五月与汪政府签订协定，将平、津、沪、汉口、广州等地租界交还；蒋介石因而（于八月一日）与维 希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戴高乐的流亡政府，然而戴高乐不承认蒋单方面宣布取消法国在华不平等权利，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才签约废除。

　　难怪有人感叹：“汉奸的爱国戏，演得比蒋介石又早又快。”（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

 

　　日本选择投降以避免民族浩劫

　　汪精卫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他选择的道路，把自己的命运与日本帝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日本最终是失败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汪精卫病逝九个月后，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作为受日本残害最深的中国人，一方面对终于获得抗战的胜利欢欣鼓舞，一方面又觉得日本的投降太突然，乃至“太早了”。如果它像德国那样顽抗到底，它受到 的战争报复绝不止是两颗原子弹。一个给那么多民族带来过那么多灾难的国家，无论从道义还是从情感上说，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会过高。但居然被它躲过了。日本 天皇在他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出了他一生第一个，或许是唯一的一个堪称英明的决定：无条件投降。按照中国的汉奸理论，他当了日本有史以来最 大的卖国贼、日奸，或称“和奸”。正是这个“日奸”，使日本逃过了本应严酷得多的战争惩罚，逃过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数百万日本侵略军安全地 返回自己的国度，使日本这个几乎毫无自然资源可言的国家获得了在战后迅速复苏、崛起的一线生机。

　 　中国的汉奸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当年清军入关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议和，提出与大清帝国划疆而治，重演南北朝 的故事。这要是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岂不也是一个汪精卫？当然，多尔衮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女真完颜氏建立的金国，他要的是整个中国，而非已然到手的华北。于 是绝不允和，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命豫亲王多铎挥师南下，攻克扬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为英雄殉国，谁也不再提他有过的“卖国”行 为。

　 　日本是一个以模仿力而非创造力享有世界声誉的国家。它发动侵华战争，就是想模仿当年的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日本跟中国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举世皆知。它 有一种浓厚的“大中华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认为今日的中国民族（主要是汉民族）不足以与如此华美、悠久的中国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民族 才有资格和能力承继中华文化之大统。日军每攻克一座中国城池，其将领必赋汉诗，悲古今，大有一统江山之壮志，而无一丝战争罪犯之羞惭。日本的最终失败，当 然由诸多原因造成，其战线铺得太开，过早地暴露称霸全球的野心，尤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美国的参战，是其致命因素。它如果集中全力来打中国，然后再花相当 时日巩固对中国的统治，或可成为大清帝国第二。因此单从日方侵华战略的技术层面来说，它允许汪精卫的议和，腾出手来发动太平洋攻势，是一绝大错误。更早一 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战，那是它实现征服中国的最佳时机，中华（大清）帝国的不堪一击，如大厦之将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 约》。以得一台湾，暂抑其吞并中国的欲火。结果中国赢得了喘息之机。推翻清朝后，军阀混战，日本及西方列强固然趁机捞取了许多利益，中国军队也在自相伐斗 中进行了“现代化”的冶炼，才有抗日战争时“三敌一”的战斗力，而不是这之前的“十敌一”，甚至“十不敌一”。日本的本来目的是做第二个大清帝国，不料却 做了第二个金国小朝廷。

 

　　周作人与郁达夫

　 　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著名作家周作人当过汉奸，因为他曾出任华北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但是还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郁达夫，曾任驻苏门答腊 日军宪兵队翻译官，却没人把他当做汉奸，反而有不少文章回忆他为日军服务时的“英勇事迹”。周作人出任的是伪职，郁达夫当的是日军军官；周作人是被迫的， 郁达夫虽说不是完全自愿的，但日本人要他当他也就当了；周作人当的是文官，郁达夫任的是军职。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郁达夫的“汉奸罪”都应该超过周作人。从 大量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军翻译官是怎样一副二鬼子的嘴脸，往往就是那种“比日本人还坏的中国人”形像。无论是不是事实，至少表明 在一般民众的心里，这是一个什么样职位。为什么人们不仅原谅了郁达夫，还把他当成一个类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在中国，而是在印尼当的这 个翻译官。如果他犯了罪，充当了侵略者的帮凶，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也是在外国，与咱们中国没关系。虽然驻苏门答腊日本宪兵队，对付和迫害过大量的华 侨，镇压过华人抵抗组织。

　　郁达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被宪兵队秘密绑架杀了。因为他们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将来以笔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丝毫没有要把郁达夫打成汉奸的意思。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汉奸”并不是以正义尺度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当人们指斥这个为汉奸、那个为民族的败类和叛徒时，往往凭借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乃至一种伪正义的道德优越感，而不是一种历史的公正的态度。

　 　周作人出任伪职，固然不光彩，但绝不是一种罪行。他在侵略军的威逼之下就范（包括枪击未死），任期除了履行其职，没干过对不起民族的坏事。据曾在北平从 事秘密抗日活动的人回忆，周作人的这个职务还是中共地下组织替他争来的。原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死后，该职出缺，一个叫缪斌的汉奸想争这个位置。缪斌当过 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是积极的反共分子，于是地下党便搜集他平时的反日言论，写成材料送到日本人那里，免了他的官。地下党认为，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由周 作人出任，比缪斌来当要好得多，于是想尽办法抵制了缪斌。地下党是成功了，但是却把一位优秀的作家推进了“汉奸”的火坑。周作人平素在言谈之中，常流露出 对日寇侵略中国、以致民不聊生、生灵遭受涂炭的不满情绪，还赞许和同情抗日分子，帮助地下组织在日占区安插人员。（回忆文集《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周作人 所作的这一切“比缪斌好得多”的事，后来都被一笔勾销，只剩下永生难赎的罪名。即使是被号称“最抗日”的共产党指责、孤立和打击的“最反动”的汉奸缪斌， 也不是只知一味替侵略者效力，而是“平时”有很多的“反日言论”，足以“写成材料”让日本人罢了他的官。

 

　　呼唤历史与公正的态度

　 　二次大战期间，许多国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领的经历。有占领就会有合作者。各个国家对于这些合作者，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大部份在战后没有受到追究， 有不少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出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被尊为“独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日本侵占时期，先后担任日本组织的“人民力量中 心”主席、“中央参议员议长”、“爪哇奉公会”主席。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也在日占时期参加“卫国军”，到日本军校受训毕业后担任中队长。担任过三届印 尼内阁总理的哈达，曾任日本军政府顾问。新加坡第四任总统黄金辉，于一九四二年日本侵占后，在日本军事机关任职。历任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总统的吴奈温， 一九四一年被选派到日本学习军事，曾在海南岛及台湾受日军训练，一九四二年充当日本侵略军先头部队第二师师长，攻占缅甸。而出任过日占时缅甸政府外交部长 的吴努，二战后三度担任总理。老挝国王西萨旺·冯，曾宣布他的国家加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一九四一年同日本订立共同作战条约，向英美宣战的泰国总理 銮披汶，日本投降后作为战犯遭逮捕，但后来又做了九年多的总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三世，一九四○年德军入侵时，拒绝随政府流亡国外并率军队投降，十年 后参众两院表决允其复位，只是由于人民的反对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儿子继任。

　 　法国对卖国贼的惩罚较为严厉，维希政府的主要首领在战后接受了审判。贝当以通敌罪判处死刑，后改为终生禁闭；赖伐尔以叛国罪被处决；德阿特失踪，被缺席 判处死刑。恕我孤陋寡闻，除了中国的“汉奸”，我只听说过法国也有“法奸”，而且是套用“汉奸”一词译过来的。一九四四年八月，盟军解放巴黎，市民欢庆光 复的同时，也对法奸实行报复。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一个被剃了光头的法国妇女抱着她与德国军人生的婴儿，在市民的簇拥下游街示众。还有一张游街示众的照片， 主角也是几个法国妇女，光头上画着纳粹的“　”记号，因为她们做过德国侵略者的情人。这两张照片给我的震撼，超过另两张著名的“二战”摄影作品，一是几个 美国士兵将一面国旗插在刚刚被攻占的堡垒上，一是一个美国水兵在大街上听到胜利的消息当即搂过身边过路的女郎亲吻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除了跟侵略军睡觉，还 犯过什么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她们也许是为了真爱，也许是为了解决温饱，也许是被迫，至多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何以要在民族解放的喜庆日子里首先将她们 揪出来作为报仇雪恨的对象，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还是一种卑琐的心理？

　 　法国人对“法奸”的痛恨，仍远远不及中国人痛恨汉奸那样强烈和持久。根据“泛汉奸”的说法，连沦陷区的百姓都有“伪民”之嫌。不抗日就是附敌，这期间绝 无第三条路让你可走。围棋大师吴清源，年幼赴日本学习围棋，正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屠戮中国人民之际，他加入了日本国籍。吴清源后来所取得地位，以及横扫 日本棋坛十五年无敌手的辉煌战绩，人们已不在意他当年这一举动，甚至还有些“为国争光”的骄傲。但若放在当时来评论，这显然是“叛国投敌”的行为无疑。音 乐家马思骢当然也是“叛国投敌”的，他偷越国境寻求政治庇护，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现在他们有声望、有地位和有成就，已不再有人去说他们了，普通 人则不会有这样幸运。一位作家抱怨，“抗日战争怎么打了八年？就因为汉奸太多了。”

　　真正的问题也许是，抗日战争结束了五十几年，为什么汉奸还那样多？

　　1998年　于河溪屯子

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专机从重庆珊瑚机场起飞，下午一点抵达昆明。云南军政首脑龙云率领僚属到机场迎接，彩旗乐队，把冬天的春城烘托得热烈、欢 快。舱门打开了，由空军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齐齐、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看到欢迎的场面，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动、不安和 苦涩。他尽量显得从容，招手致意，拾级而下，与几张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车直驱龙云官邸。

　　当晚，他与主人谈至深夜。

 

　　出逃的第二号领袖

　 　第二天下午，他又带着十几位随行人员，乘坐由龙云向欧亚航空公司包租来的飞机，直飞法属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内。傍晚时分，这一行人住进了市区高朗街二十七 号，一栋西洋式公馆内。他们脱下从中国穿出来的一身厚重衣服，换上轻简的夏装。但他们心中并没有随之松快，反而感觉这片原为中国属土、现在的法国殖民地空 气过份闷热和凝重。窗外薄暮垂临，城市轮廓渐渐模糊不清，似乎也预示着他们前途的莫测。

　　没几天，一条重大新闻令中国和世界为之侧目：

　　“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汪精卫，一个神话的名字，忽然成了惊险小说中的人物。接下来的情节，有夜半刺客，日船北光丸号秘密接应，上海密谋，赴敌国日本首都东京媾和，还都南京成立第二个国民政府……

　 　就这样，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领袖，孙中山的忠实臂膀及其事业的首位继承人，脍炙人口的《总理遗嘱》起草者，当年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囚、视死如归的 少年英雄，拖着他那支令世人瞠目的人生败笔，一步一步走向耻辱的纪念碑，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汉奸。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著名的汉奸。

　　一九四○年，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发出通电，回顾中华五千年历史，虽也偶有叛国通敌之事，然尚未出过“视降敌为救国，称亡国为和平，助敌进攻而有理论，代敌招降而讲主义，颠倒黑白，丧尽廉耻，如汪逆兆铭其人者。”

　　在朝野一致的愤怒声讨中，汪精卫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年，终于日本战败投降前几个月枪疮复发，赴日治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场美机空袭的第二天，受防空洞的阴湿迸发肺炎，客死于名古屋。

　 　汪精卫的卖国罪，早已盖棺论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内，公开发表呼应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时，就注定要被中国人唾弃、痛恨，罪责难逃了。用 一句俗话说，叫做“永远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浙江萧山县海门镇，当地人把汪精卫夫妇雕刻成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跪像，围以石栏，唾迹斑斑，任人羞辱。这 是仿造杭州岳飞墓前，铁铸秦桧夫妇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给炸开，焚尸扬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土地上几经沧桑，许多陈年往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当年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摇身一变为最大的投资商，又到中国开 发经济来了。虽然总还有人，对几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对沦为慰安妇的凄惨经历、对细菌部队残忍的人体实验、对钓鱼台岛的纠纷、对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战争罪 责、对供奉在靖国神社战犯亡灵前的香火，耿耿于怀，时起抗议和争执，但毕竟掀不起太大的波澜，无法阻止中日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朝着“世世代代友好下 去”的方向发展。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轻易地淡忘，恶邻可以迅速地变为睦友，一切都可以转换、变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绝不能原谅。汪精卫仍然无形地跪在那里，接 受世人的无情嘲骂。

 

　　恨叛徒甚于恨敌人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仇恨自己营垒里的叛徒，远远超过仇恨敌人。也许并不只是中国人，也许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这要具体比较，不能一概而论。 但中国人的这一特点，我们是有深切体会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曾下令处决叛徒顾顺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过。如果我们据此认 为，周恩来嗜杀成性，那就错了。他只是对叛徒执行党的纪律，虽然叛徒的家属并没有义务要服从纪律，也并没有违反纪律。

　 　文革中的刘少奇，是被当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资派，而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就给他定了死性，罪无可赦了。 走资派顶多是党内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东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不悔改，如邓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叛徒则不然，只有死 路一条。内奸、工贼也差不多。中共党内的整人专家康生，深知这一招的厉害，他不像其他中央文革小组的书生那样，只会傻傻地以“跟毛”还是“跟刘”来划线， 他是发动“抓叛徒”，一抓一个准。康生的老谋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的，延安整风时他只是“抓特务”为主，那就差远了。文革 后期，江青也学会了此招，要整周恩来，挑来挑去挑了一顶“投降派”的帽子。为什么单挑这一顶？因为投降派一“投”过去，结果就是叛徒。经历过无数风浪，以 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着应对著称的周恩来终于沉不住气了，推进手术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为业，自己也有一块“叛徒”的心病，据说一九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旋即放了出来。直到去世前夕，他已经当上党的副主席，宠幸未 衰，在昏迷中犹喃喃有词：“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三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四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我绝 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我绝没有……”惊恐之状，不亚于周恩来。及至“四人帮”倒台，他们最大的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张春桥曾 在上海被捕入狱变节，姚文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纪最轻的王洪文才实在与叛徒扯不到一起去。当然，还有那位文革小组长，在林彪事件中首当其冲被抛出来 的陈伯达，以及被陈伯达整倒的最后一位高层人物陶铸，也都被证明当过叛徒。只不过陈伯达整人的时候不是叛徒，挨整的时候就发现是叛徒了；而陶铸挨整之时发 现是叛徒，平反之时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坏的敌人，已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条公式。

　 　“正常的”敌人固然可恨，倒还情有可原，因其立场、观点、利益与自己相左。叛徒则不然，叛徒照道理应该是咱们这一边的，或原本就是咱们这一边的，却经不 起威逼利诱，熬打不过，竟然屈从敌人的意志，倒戈相向，教“自己人”防不胜防，起到了敌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叛徒干的就是从 内部攻破的事。这里至少有两点，说明叛徒比敌人更为可恶。第一，叛徒没有气节，人格上可鄙。如果敌人是狼，叛徒则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第二，叛徒知 悉内情，危害性更大。敌人是明摆着的狼，叛徒则是“披着羊皮的狼”。

　　敌友定理与叛徒定理

　 　政治学有一条重要的定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只概括了“敌”和“友”对于“我”的关系，可称为敌友定理。朋友和敌人，都不是 “我”，即不是“自己人”。对于“自己人”而言，政治学应该有另外一条定理：如果不是永远的自己人，那就是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可称之为叛徒定理。

　 　敌友定理从感情上不大好接受，道理上则无法反驳。叛徒定理恰恰相反，感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逻辑上却不大说得过去。敌友定理符合现代宽容精神，与灵 活、妥协、理解、纵横捭阖的政治艺术一致。叛徒定理则毫无宽容可言，僵硬、刻板、偏执、狭隘。可以这样认为，敌友定理是理性定理，叛徒定理是情绪定理。鲁 迅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不光是政治，在一般人际关系中，这两条定理也是成立的。说到底，人际关系也是一种政治。有一种说法，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指女人在人际关系的应对上，常表现得比男人技高一筹。）

　　问题是，“友”与“我”怎么区别？

　 　国共合作，国与共是“友”，共产党内部或国民党内部是“我”。但许多人一开始就拥有国共双重身份，怎么分得清楚呢？是不好分，所以要清党，你到底是国民 党还是共产党，赶紧拿主意吧。拿定了主意，我才好下手，杀谁和不杀谁。从此以后，国是国共是共，分得清清楚楚了，再投过来或投过去，哪怕对方又成了朋友， 也要拿你当叛徒。张国焘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从延安溜出来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的，照道理当时应该是投友而非投敌，但张国焘却被当做叛徒。王明也是一个叛 徒，他投了苏联“老大哥”。老大哥本来一点都不是敌人，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友；但根据敌友定理，它总有一天会变成敌。你从“我”变成“友”，说明你迟早会变 成“敌”，进而说明你最终是永远的敌人。也就是说，投友几乎等于投敌。总而言之，都叫做投降派。

　 　彭德怀上《万言书》，讨论的只是经济问题，后来一吵一吵，就当成野心家了。野心家其实也没什么，不想当领袖的元帅绝不是好元帅；但另一顶帽子就可怕了： 里通外国。这顶帽子一扣，很多年以后，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觉得他活该被打倒。如撰写周恩来传记的韩素音教授，仍然认为打倒一个里通外国的彭德怀，比打倒一 个不懂经济的毛泽东要好得多。里通外国本来是捕风捉影，就算是通，也是通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但这就有张国焘、王明之嫌。彭德怀的罪状虽多，致命 的却是这条罪嫌。因为谁都不会反对：里通外国的领袖是最坏的领袖。

　 　另一位元帅林彪，不仅“想当领袖”，而且还真当成了副领袖。他的结局是“叛国投敌”，投苏联。其时苏联已按照敌友定理，从朋友变成了敌人，从最好的朋友 变成了最坏的敌人。为什么最好和最坏？因为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共产党是天下一家的。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不仅是友党，更是兄弟党。也就是说，是“亦友亦 我”的关系。所以苏联修正主义被称为叛徒，一举取代头号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成为最坏。林彪深知此一去，自己一世英名不仅毁于一旦，死后也永无翻身之日。被 妻儿叶群、林立果怂恿挟持出逃之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宁可坐等毛来收拾，或者逃到广州去另立中央。他眼噙泪花说：“我至少还是个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是林彪企图守住的最后底线。他知道无论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只要守住这条底线，就还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否则便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蒋 介石被共产党封为“人民公敌”，到头来其民族气节仍为毛泽东所赞叹。中共与苏共亲如兄弟，为了坚持民族气节，毛泽东不惜与赫鲁晓夫公开翻脸，不吃肉也要硬 顶下去。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你身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哪个比重大？他想了想回答：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最坏的叛徒：汉奸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所有的叛徒中，最糟糕的是民族的叛徒。道理很简单，没有比“我族”或“我国”更大的“我”了。如果你背叛的是“我党”，至少 敌党还可能拿你当回事；你背叛的是某阶级，比方当了工贼，至少敌对阶级会喜欢你；而你要是竟敢以本民族为敌，这世界上恐怕没人能原谅你了。你可以改变自己 的党派、信仰、阶级，却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种属。

　 　中国对于本民族的叛徒有一个专用名词：汉奸。汉奸，英文译作“traitor (to China)”，即“（中国的）卖国贼”。这样翻译有些别扭和累赘，不如原中文词那样简洁。英文本来只有“卖国贼”一词，至于卖的是哪一国，是英国，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要到时候再说。“卖国贼”的定义很清楚，那就是必须犯了叛国罪。“汉奸”一词，看起来简洁，但是究竟如何定义，却不那么清楚。如 《语言大典》这么解释：“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这样的解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有点只可会意，不可言传的意思。“投靠”、 “走狗”、“败类”，都是含义模糊并且带感情色彩的词。比方怎样才算“投靠”？投降算不算？为人家工作呢？在那边定居呢？娶了人家的公主呢？再反过来，如 果没有发生战争，对方也不是侵略者，你向它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叫汉奸了吗？

　　汉奸一词在中国十分流行，因其词义的模糊，常常造成滥用之势。结果到处是汉奸，一不小心就可能当了汉奸──

　　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自嫁到日本，随俗改为日本姓氏再与中国球员交手，因其仍奋力拼搏毫不手软，被中国观众大骂为汉奸；

　　同样是从国家队退下来的乒乓球运动员陈静，代表台湾在百年奥运会力战前队友，差点夺走中国队计划稳拿的女单金牌，也被骂为汉奸；

　　外国公司驻中国的代理，以前上海滩称做“买办”，只要他们在与中方洽谈生意时一心维护本公司的利益，就被指为汉奸；

　　外资或合资企业内部发生涉外纠纷，中方高级主管批评、惩罚中国职员，也叫汉奸；

　　偷越国境，尤其偷越到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

　　在海外发表言论，批评中国，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有损国家的“整体形像”；

　　因各种原因要求得到外国的政治庇护；

　　被敌国军队生俘；

　　不喜欢中国，或者喜欢外国超过喜欢中国……。

　　还可以列举许多。有人会说，他们被骂为汉奸，可能带有戏谑的成份，当不得真。那么好，在这些可能的戏谑后面，隐藏着一种怎样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戏谑过后，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出了其中包含的荒诞？

　　关于“汉奸发生学”

　 　一九九五年七月号的《读书》杂志，发表了陈建功、王蒙、李辉的一篇三人谈《时代变化与感觉调整》，提到“汉奸”一词，王蒙认为：“在洋场上我们的一些同 胞也有丢人现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体的事情，失格失态。……我们的一些朋友就大骂‘汉奸’，我相信这种情绪和态度是非常正义的，但‘汉 奸’这个词还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不是处在被侵略占领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说这个人有点儿奴颜婢膝，有点儿丢份儿，有点儿失格，但与‘汉奸’的罪名距离还是 很大的。”李辉认为：“对那些到中国来工作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们抱有好感，他们对中国越亲近，我们越感到他们可爱；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思路对待那些出 国谋职谋生或求学的同胞，以致轻率地斥之为‘汉奸’，要按这种逻辑，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就变成‘美奸’，‘英奸’了吗？”

　 　《读书》是中国文化界享有声誉的杂志，以敢于发表有胆有识的文字著称，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笔活跃见长。然而直到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才由他们出面在 这样的刊物上，代表中国的思想界为长期以来蒙受“汉奸”罪的数十万“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同胞”平反。这个玩笑实在开得也太大了。

　 　同样是这家杂志，同年的十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李零的《汉奸发生学》，专门讨论“汉奸机制”，即汉奸是怎样被逼无奈而产生的。他举了历史上几个著名汉奸的例 子：伍子胥引吴兵灭楚，申包胥请秦军复楚，越王勾践尝吴王夫差之粪，李陵兵败而降匈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几个人除了吴三桂，都是历史上的“正面形 像”。伍子胥灭楚，是因为楚王无道，听信谗言，夺媳杀子，株连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吴国，引兵灭楚，掘墓鞭尸。他连夜过昭关的故事，早已改编为名 满京城的京剧剧目。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为了实现“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的诺言，竟如秦乞师。人家不答应，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终于哭来了救兵， 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幸好秦军功成即退，没问他要土地要劳务费。越王勾践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谦事敌、丧权辱国，乃至尝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 此“卧新尝胆”其实是恶心丧胆，都成了“笑得最后”的必要代价与铺垫。伍子胥、申包胥、勾践都是汉以前的人物，严格地讲不能算“汉奸”，那时还没“汉” 呢。拿他们举例，是为了说明“汉奸”发生的原理，即动机的正义性：讨伐暴君、光复祖国、忍辱复仇。

　 　第一个真正的汉奸是李陵，他身为汉朝将军，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为妻，终身不归汉。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崇高的、正义的动机，作为人们往后为 他翻案的借口。他走上这条不归路，是被逼出来的：武帝任人唯亲重用无能、发给的兵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五千对抗匈奴主力八万、友军拒不救援坐视其全军覆 没、公孙敖谎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诛……。所谓“汉奸机制”，李陵一案最为典型。虽然没人说他不是汉奸，但总觉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 的嫡孙，又有太史公司马迁为他讲公道话而惨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实实做人家的驸马，并没领兵前来攻汉，因而还能获得相当大的同情。如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 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据《汉书·匈奴传》，公元前九六年，即汉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诛不过两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领兵三万余骑追击汉军，在浚稽山转战九日。此役以“伤奴甚众”，匈奴退兵告终。）

　 　最后一个吴三桂，是导致清朝入主中原的关键人物。历史学家对他大都是贬，也就是“反面形像”。同样是当汉奸，动机一点都不崇高：“冲冠一怒为红颜”；脑 袋也不清楚：说好了只是联清平闯，打到后来却变成了投清灭明；操守则更谈不上了：投了一次就算了，好好地当你的汉奸，还能做成个洪承畴、范文程一类人物， 也不失为一种功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近年有李治亭著《吴三桂大传》，将这个人们印象中“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发现以 前的很多误解。他引清兵入关，本想当申包胥，不料却当了个伍子胥。不论是什么胥，总之他这汉奸当得也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甚至还有些悲壮和负责任，不能 简单归为“反面人物”一类。何况今日之中国，早已是胡汉一家，当年的“汉奸”，其实是站在“历史的正确选择”一边，为优秀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取代昏庸无道、 腐败无能的汉族统治者贡献力量。拿吴三桂来说，如果不是他引狼入室，充当侵略军的马前卒，领着中国人打中国人，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朝代怎么可能那样迅速地 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到底是他的功还是他的过？硬要以“功过”来评定，那他最大的过应该是最后对侵略者的背叛，即反叛清朝，破坏新秩序下的安定团结，而 绝非当汉奸这档子事。

　 　《汉奸发生学》当然没说到这些，只是举了这些“好汉奸”的例。这些汉奸既好，当汉奸又实出无奈，所以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们，要指责也只好去指责迫使他 们当汉奸的“机制”。此文一出，引起反响。上头怪罪下来，追查《读书》“替汉奸开脱”的责任。发生在三年前的“汉奸发生学”，遂无法再发生下去　

 

　　李陵有没有投降的权利？

　　中国的历史上，值得讨论的汉奸当然不止这几位，作者单挑了那些好说的说，不好说的都避开了。让人觉得，汉奸的发生大致有两种，一是出于正义，一是迫于无奈。这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照，甚至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其他的机制呢，可惜没能说下去。

　 　我们再来讨论李陵，不妨就从发生机制着手。假设他不是教匈奴闻风丧胆的名将李广之后，假设司马迁没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设汉武帝不搞任人唯亲，假设拨给他 的兵马充足强壮，假设没有小人谗言致使他全家被诛，假设没有这一切“机制”，他只是兵败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汉律当然是绝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设 都是反的也不可以。我们讨论的不是汉律而是道义。不允许自己士兵、将军失败后向敌人投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未免太残忍了。投降无疑是一种耻辱，但如 果你尽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气，陷入重围和绝境无法解脱，那就虽辱犹荣。李陵正是这样的情况。

　 　战争也是一种“游戏”，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中国古代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现代战争更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禁止杀害和虐待俘虏、禁止攻击红十 字救护人员、禁止攻击平民等等国际条约。固然现实中常有违约的暴行发生，如南京大屠杀之类，但它作为国际间公认的准则是不可动摇的。军人的职责是战斗，而 不是白白送死。在无法取胜和解围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权利，他有投降后保持尊严的权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视和迫害的权利。美军飞行员遭敌方击落生 俘，被迫在电视上供认自己的罪行、指责自己的政府，一旦释放归乡，他仍然会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五十年代，在朝鲜战争中被俘虏的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官 兵，经过反复斗争、谈判交涉回到中国，却受到二十多年的歧视、审查、迫害。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异？这差异到底是制度使然，还是文化观念的不同造成的？ 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中共一直享有“优待俘虏”的美誉，包括优待“双手沾满共产党鲜血”的国军将领，优待顽固凶恶的日本士兵，即使在敌己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 江西苏区时代也是如此。能优待俘虏，却不能原谅当过俘虏的自己人。这大概不能说成是一种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美德吧？

　 　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基本形成于汉代。秦统一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经两汉约四百年而有汉族。后来又不断融进北方 各族的血缘，才有今日的“大汉族”。汉族的第一个心腹大敌──匈奴，大部份终于融入汉族。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据平阳建汉称帝，竟以汉朝皇室刘氏子 孙自居，口口声声“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为汉家的列祖列宗光复丢掉了数十年的江山社稷。既然迟早是汉一家，指责当年的李陵为“汉 奸”，又有何意义呢？

 

　　石敬瑭·张邦昌·刘豫

　 　五代时的石敬瑭，是另一类汉奸。他向契丹乞兵灭后唐，建后晋称帝。为了达到目的，许诺事成之后割燕云十六洲予契丹，并以父礼事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就是当 “儿皇帝”。其部将刘知远劝谏：“称臣足矣，何必称父；赠以金帛可矣，何必割地。”石敬瑭求兵心切，竟不听从，接受耶律德光册封的中国皇帝，国号晋。史称 后晋。十六州既失，中国北方的门户大开；每年还要向契丹输绢三十万匹，造成国力衰弱。石敬瑭在位仅六年而死，侄石重贵即位，两国关系终于破裂，耶律德光大 举进兵，灭后晋。

　 　割地是丧权，称“儿皇帝”是辱国，石敬瑭的汉奸罪主要是这两条，再加上纳贡这条较轻的罪。身为一国之主，竟认他国元首为父，固然有失体统，但实际上并不 如纳贡这一条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来得严重。也就是说，辱国是虚的，交钱（货）是实的。中国一贯重面子不重里子，所以讨论历史往往避实就虚，颠倒轻重，以此为 第一奇耻大辱。其实石敬瑭以前，大唐曾与吐蕃订立过“甥舅之盟”，即唐天子为舅，吐蕃赞普为甥。“舅甥”比“父子”好听一些，却也有辈分之差。人家吐蕃就 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既然后来同为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听少数民族称汉族为“舅”、为“伯”，就那样饶不得汉人尊别的民族一声“父”？何况石敬瑭也不是汉人， 是沙陀人。沙陀人本为西突厥的一个部落，先投吐蕃，后归附唐朝，逐渐汉化。所以称他为“汉奸”，也有些牵强。

　 　耶律德光灭晋后，在中国建立大辽，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个月便北返，行至滦城突发病死。其侄兀欲被将士拥立于镇州，称天授皇帝，是为辽世宗。他这个帝位 来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祖母述律太后的坚决反对。当年述律太后宠立次子耶律德光，迫使长子东丹国王突欲愤投世敌南唐，为唐明宗赐姓李并更名曰慕华。“慕 华”者，仰慕中华也，彻头彻尾地当了“契丹奸”。这种人的儿子，怎能承继契丹之大统？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败其祖母。辽朝虽为外族政权，后来却努力汉 化，二百多年后为金所灭时，辽人几乎已全部成为汉人。辽史也与宋史、金史并列，为中国的正史。如果不考虑动机，只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当初石敬瑭割让中 国大片土地予契丹（面积、人口皆超过契丹本土），使之日益强大的同 时，加速并彻底被汉化，最终成为中国的一部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金朝灭辽，有宋朝的参与。从宋的角度，要恢复“中国”的版图；从金的角度，则要趁机扩展势力范围，而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关外藩邦。于是金宋开战，靖康二年 四月，金人攻陷汴京，掳徽钦二帝、后妃、宗室、大臣共三千余人北返，北宋乃亡。金军走之前，特地立了一个中国皇帝，这就是我们要讨论又一个著名汉奸张邦 昌。

　 　石敬瑭虽是“儿皇帝”，毕竟还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朝代，为残唐五代之一。张邦昌接受册封称帝的“楚国”，却只存在了顶多个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赵构即 在应天府登基，是为南宋朝廷的“开国之君”宋高宗。张邦昌甩下“楚帝”不当，亲到应天府谒见高宗，伏地恸哭请死。他本是宋朝的廷臣，并不想当皇帝，接受金 人的册封实在是不得已。高宗赵构问中书侍郎黄潜善如何处置？黄答：“邦昌罪在不贷，然为金人所胁，今已自归，唯陛下谅而处之。”于是以张邦昌为太保，封同 安郡王。

　 　但张邦昌终于没有被原谅。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挠和议贬至江宁的主战派朝臣李纲，他认为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临危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更号，宜正典 刑。遂将张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诛死。至于接受金人官职、俨然以“楚国佐命大臣”自居一班朝臣，如王时雍、吴开、莫俦等人，也都遭流放。历史学家称张邦昌为 “伪帝”，金人所封官职为“伪官”，所谓“楚国”亦被称为“伪政权”。“伪”字与“汉奸”一词联系到一起，就是从这里开始。张邦昌的“伪帝”与石敬瑭的 “儿皇帝”最大的不同，不是存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他是外国侵略军册封的，与自己邀请来帮忙的外国“友军”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张邦昌“伪”，而石敬瑭不 伪。“伪”者，假也。也就是不为咱们自己承认。

　 　张邦昌的节操当然不值得称道，不过倒不是一个为虎作伥、有意出卖国家利益之徒。仅这一点他就比石敬瑭要好。他如果不出面当“皇帝”，侵略军肯定会另选一 人来当，如后来金兵大举南侵，册立前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帝”。这是金人“以华制华”的政策。当然不是说，“我不当反正别人也会当，那还不如我当”。重要的 是看他怎么当。张邦昌至少做了两件好事。第一，促使金人退兵；第二，将政权主动交还给中国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伪官”的吕好问故意同金人说：“天生南 北风习不同，北兵在南不习水土，且少留兵无济于用，多留兵反而不便。”本来准备留兵实行长期占领、监卫的金军乃全部撤离。而后，张邦昌又依从吕好问等人的 主张，迎接因废居私第幸免于难的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宫，并遣使往谒康王劝进，最后自己跑到应天府请罪。照我看，黄潜善的处理意见是对的，有利于人心的归附。 李纲“正典刑”的主张则失之苛严，断绝了所有因迫于情势而暂时委曲求全的人员归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个伪政权，也就再没有张邦昌的故事发生，而 是一心一意奉金朝为正朔，与南宋为敌了。伪帝刘豫有心报效金人，又打不赢南宋，最后金人嫌他无能，派兵捉住，废为蜀王。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比迫不得已的 汉奸下场还是要好得多。

 

　　古代最大的汉奸秦桧

　 　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的时代，也是汉民族走向衰落的开始。程朱的理学，民间水浒梁山式的义气，史家欧阳修的节操说教，似乎都无济于事。复国主义的仇恨与 亡国危机的忧思，贯穿了南宋的一百五十年。对金朝是战是和，成了忠臣与汉奸的试金石。这样，就出了一种新的汉奸类型，即主和类汉奸，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 秦桧。

　 　说起秦桧，人们必然想起岳飞，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大民族英雄。他的故事妇孺皆知：文武全才，起兵抗金，精忠报国，大破兀术的拐子马阵，名震中原，引起 秦桧的忌恨及宋高宗的不安，连发十道金牌将他从前线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后来平反，封为鄂王，建庙于杭州，受后人祭拜。秦桧是岳飞故事中一个永 远的反派角色，一个阴险的陪衬，死后也未能逃过，被铸成铁人跪像置于岳墓前。本文因专门讨论汉奸，所以主要说秦桧，而以岳飞的故事作为陪衬。

　 　秦桧是主和的权相，岳飞是主战的名将，将相失和，主要是失在对金这一最重要的国策上。无论如何，秦桧诬杀岳飞，是一桩令人痛恨的政治阴谋，其恶毒不可饶 恕。不仅使原本国力虚弱的南宋痛失一位统帅级的军事人材，而且首开以“莫须有”罪名迫害异己的恶例。他之所以被称为汉奸，在很大程度上即因为此，因为他干 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人们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内奸？是不是金人派回来破坏抗战的间谍？从他自述的“逃生历险记”来看，可谓是破绽百出，难以自圆 其说。种种疑点，经无数民间传说、唱词、小说、戏曲的演绎，渐渐形成了比正史还要令人确信不疑的事实。以他生前的恶行，这种指控不是没有道理，也的确解 恨。但历史毕竟应该求实，不能以“莫须有”之道，还治“莫须有”发明者其身。

　 　以中国人对秦桧普遍的痛恨，他死后不久即遭道义上的鞭尸，果有充当金人内奸、间谍的铁证，一定早被载入史册。《宋史》是元朝所修，元先灭金而后灭宋，不 存在要为金人讳及为金人间谍讳的理由。我们从信史上，实在找不到秦桧充当间谍和内奸的证据。秦桧主和，无论是迎合上意还是出于私心，总还是一种政治主张， 不能以此作为定罪的根据。诬杀岳飞固然可恨，但也只能说明其人阴险、专横，不能说就是通敌。他是把岳飞作为主战派政敌，而非作为抗金英雄来杀的。否则，他 为什么只杀岳飞，而没有杀同样战功卓著的其他名将如韩世忠等人？历史上，杀功臣名将的事比比皆是。即如前面提到的李陵的祖父李广，为卫青所逼杀；李陵的叔 父李敢，则被霍去病暗杀。而卫青、霍去病也都是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

　 　南宋重相权。作为一名主政达十九年的宰相，评价秦桧一生功过，当然不能单以岳飞事件而论。他的对金主和政策，不是没有道理。事实证明，南宋是打不过金 的。历史学家大都觉得，当时金军横扫中国如秋风席卷落叶，打得宋高宗一逃再逃，直逃到海上才幸免被俘，居然没有最后灭掉南宋，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岳飞等将领在抗金战争中，虽然打了几场胜仗，稍敛金人的嚣张气焰，其实对于整个被动的情势并无重大影响，未能扭转战局。如果我们从金人而非宋人的角度来 看，就更清楚了：实际上，金人最大的失策便是与宋议和。假如它坚持要打，一鼓作气灭南宋而征服、统一全中国，胜算几乎是一定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就将完全 改写，金朝就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大朝代，而不是与另一个偏安于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并列在中国的史卷中。正是由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和了，造成南宋的命脉 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也恨了它一个半世纪，在更北方的蒙古人崛起之时，重蹈辽朝腹背受敌而终至灭亡的覆辙。

　 　宋代的军力衰弱，偏又好意气用事，老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前与金人联手灭辽，辽军虽大败于金，宋军也大败于辽，一副趁火打劫却碰了个硬钉子的萎琐相。及至 残辽西迁，宋又暗中与之相通，并收纳金人叛将，破坏与金的盟约，导致自身的灭国之灾。说到底，“靖康耻”是它自己不讲理、投机取巧引来的祸端，怪不得别 人。后蒙古人伐金，又来找南宋寻求联手，宋人只顾雪一百多年前的耻，却忘了前次的教训。金亡之后，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就守不住了。蒙古大军南下，宋人节节抵抗，前赴后继，仍无力回天，无数抗战志士也只能如文天祥，徒发“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悲喟而已。

　　议和与“拼死一战”

　 　辽是宋的世敌，如果宋能不计前嫌，联辽抗金而不是联金灭辽，北宋也就不会轻易覆亡。辽再坏，毕竟只是屡犯边关，远不及金之陷京掳帝来得恶劣。金是南宋的 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计前嫌，联金抗蒙古而不是联蒙古灭金，南宋也不会轻易覆亡。金再坏，毕竟还允许议和，留给你偏安的辽阔空间与长久时间，远不及蒙古人赶 尽杀绝来得凶残。两宋在国家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重大失策，在于不懂得政治学的敌友定理，以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代替理性判断与抉择，因而一错再错，一亡而再 亡。

　 　有人会说，与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战。所谓“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听起来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准则，但套用在国家、民族上，却是毫无道理。国 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像日本武士道那样“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杀，致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 这样，那么国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秦桧与金人签订的“绍兴和议”，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南宋争取了二十年的和平， 得到修养生息的机会。平心而论，秦桧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再现北宋时的繁荣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国运基础。

　 　汉奸的大批产生，自然是在外国入侵，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第一个高潮是宋代，第二个高潮是明末，第三个高潮则是日本入侵。中国自从出了个秦桧，以后所 有的汉奸都相形逊色，──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作为汉奸的知名度。秦桧简直就成了“汉奸”的代名词，直到再出了个汪精卫。

　 　汪精卫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如果不跟汪划清界限，有损党和领袖的形像。汪精卫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 的竞争对手，双方曾为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位置明争暗斗；抗战八年，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直断断续续。彻底否定汪精卫，即确定了蒋的合法性及历史上的地位。 从共产党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汪精卫是国民党著名左派，共产党的有力支持者，蒋介石发动“清共”，汪的武汉国民政府一度站在共产党一边，表示要讨伐蒋 介石，后来居然宁汉合流，一致反共。这种感情上的伤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条件，而不仅仅是敌友定理了。及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 出的旗号却是“和平、反共、救国”。旧恨新仇，集于汪氏一身，何况国民党已给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条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绝无再为他讲话之理。从一般民意方 面，“汉奸说”本是中国特产，无论文化传统、历史镜鉴、道德观念、民族情绪，都不会认为汪是一个好东西。从国际舆论方面，汪属于战败的日本侵略者阵营，从 未得到过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承认，到日本对美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已呈败相、日首相近卫向汪表示进一步交还中国（沦陷区）主权的时候，汪居然主动提出向英美宣 战，近卫劝都劝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观念较为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国家眼里，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卫当汉奸的动机

　 　史学家们对汪精卫的汉奸罪认识较为一致，唯在当汉奸的动机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对权力的追求，即所谓“领袖欲”；二是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软骨 症；三是与蒋介石搭成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中国无论是胜是败都不至于亡国；四是确信中国打不赢日本，迟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动；五是一贯亲日，死 心塌地投靠日本；六是与蒋介石内斗失利，负气出走铸成大错，只好一错到底。

　 　这六种动机，最为恶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当年汪精卫参加革命，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入狱，尝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 负少年头！”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于世。说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实在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在沦陷区，民间曾流传过这样的 故事：汪赴日和谈前夕，交卫士一把手枪，“如看到我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拔枪把我打死！”这个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说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 在大后方跟着大夥儿高喊抗战，则中国是赢是输，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选择的那条路，处处埋伏着杀机、险情，非软骨者敢走。第五条也难以成 立。汪精卫固然亲日，但毕竟是中国人。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组建同盟会的经历。这种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他 国民党元老也几乎都有。汪氏的亲日，为他对日议和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否则，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 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卖中国的利益、主权，而不至于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兵。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 自己民族的人实在反常和罕见。也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没有充份有力的证据。

　 　至于“负气出走铸成大错”，从他秘密出走河内，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周密和审慎，绝非起于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到河内发出主和的“艳电”，仍 不是没有退路，蒋介石派人送来护照和经费，希望他到欧洲游历，或乾脆回重庆再任要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实在劝不回头才让特务暗杀。就算是出于负气，如果 没有深思熟虑作底，亦即没有其他更深刻的动机，断不至如此。而“领袖欲”，他已贵为国民党副总裁，其言行举止足以影响中国的政局。他一生几经浮沉，深知政 治的无常，尤其战乱中的领袖难为和难当。就在他离开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后一起用餐时，他还提出要对南京、上海的失守负责，国民政府应总辞以谢罪天下。 蒋忿极，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与其说是“领袖欲”，还不如说是“表现欲”，即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向世人表明他要 不顾一切救民于水火。这与他当年谋刺清摄政王的行为动机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种动机，两相比较，“默契说”太牵强，不合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最能说得过去的是第四种动机，即固信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 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州国”；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 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中国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锁；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 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着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 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 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总而言之，“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 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黎东方《细说抗战》）

　　“不能打，也不应该打”，这是历史学家在抗战结束五十年后的客观评论，如果放在当时，则属于彻头彻尾的“汉奸言论”。汪精卫出走前，虽在公开场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战到底，私下却对抗战前景极为悲观，也就是“不能打，也不应该打”。

李零：革命是民主他爹

【摘要】我们吃够了“小人革命”的苦，但你不能全赖“小人”，忘了“小人”是在围困下“革命”。你就是杀鸡取蛋，也得先有个鸡。

走向帝国，也曾经是革命

中国革命，“反专制”一直是旗号。国民党、共产党都打这个旗号。

专制和民主，两种政体， 西方都有。它们怎么变成一黑一白，太值得研究。专制，本来是古典时代希腊对波斯的诬蔑，小国对大国的诬蔑。近代，这个概念被泛化，又被帝国主义拿来诬蔑东 方古国（东方专制主义），诬蔑亚非拉，诬蔑伊斯兰国家，诬蔑共产主义。他们把专制主义与绝对主义、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一锅乱炖，混合了不同 历史时期的不同概念。有人说，民主是西方的基因，专制是东方的基因，更是扯得没边。如果西方光有雅典，没有斯巴达，没有马其顿，没有罗马，没有中世纪，还 有欧洲吗？如果西方从来就民主，它还闹什么革命？

芝加哥大学有个东方研究 所，我去过好几次。他们对波斯考古、波斯铭刻研究最深。现在事情很清楚，希腊跟波斯根本没法比。希腊化在亚历山大以前早就开始，是万邦来朝，波斯接纳的少 数民族文化（小亚细亚半岛的文化）。马其顿并不民主，亚历山大也很残暴。他是酒鬼，经常借酒撒疯，乱杀身边的人。有人抵抗，他就屠城。波斯波利斯就是让他 一把火烧掉。波斯败于希腊，是因为疆域太大，疲于应付，这边平了，那边又乱。有个美国专家说了，问题和美国差不多。

美国“样板戏”，《五百壮士》《亚历山大》，大家别上当。特别是《亚历山大》，活脱脱就是美国打伊拉克。

亚历山大的大，罗马帝国的大，是西方的旧梦，新梦是资本帝国的全球化。

中国，帝制最发达，两千多年，硕果仅存，当然可以戴上一顶“专制”的帽子，但这个标本，在古代绝对代表先进。18 世纪，欧洲的绝对主义，即所谓开明专制，就是效仿这种专制，咱们一点儿也不必脸红。

中国，近代闹革命，很多 人说，中国骨子里就不民主，一无是处。钱穆想不通。他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说，中国历史，岂能用“专制”二字一棍子打死。此公保守归保守，但话并不全 错。因为革命有革命的道理，历史有历史的道理，古代有古代的道理，现在有现在的道理。我们不能执古律今，但执今律古也不对。更何况，当时的中国正饱尝凌 辱，这个概念还包含了太多的西方偏见，基本上是个骂人打人杀人的借口。

其实，专制主义作为学术 概念是一回事，作为政治概念是又一回事。历史怪圈，很多人都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当年的走向帝国和近代的走向共和，同样是历史上的革命。革命就是翻天覆 地的大变化。近现代的革命，从长程的历史看，其实是二次革命，一个革命革了另一个革命的命，以前的地变成了天，以前的天变成了地。

我们和西方走上的是同一条路。

革命是民主他爹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全是进口好词，没错。咱们引入这些好词干什么？全是为了宣传革命。它们是和革命二字，一起从国外进口。

革命的追求是民主自由，没有革命，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事本来很清楚，谁都清楚。现在不同，大家革了100 年的命，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有人说，革命就是不民主，不自由，不合法，反人权，等于专制，这不是满拧？

革命是个社会矛盾的释放 过程，释放出来的毒素，当然有专制。它引发的乱局，也是新专制主义的温床。以毒攻毒，此事太正常。你不能说，暴烈的革命都不算革命，只有不流血的革命才叫 革命。其实，英国革命照样流血（前面流了太多的血）。美国革命更别说。谭嗣同都知道的道理，现在怎么全忘了？

造反，有林冲、宋江、卢 俊义这号的，也有时迁、李逵这号的。即便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君子革命”，民粹也好，暴力也好，这是革命的真相。你说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得温良恭俭 让，但你不能说，革命也得温良恭俭让，“小人”绝对不许参加。革命，没他们什么事，民主、自由、法制、人权，也没他们什么事，有他们就坏事。

现在，我们吃够了“小人革命”的苦，但你不能全赖“小人”，忘了“小人”是在围困下“革命”。你就是杀鸡取蛋，也得先有个鸡。

我们别忘了，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八个字全是欧洲革命的遗产。革命是民主他爹。你要讲民主，就别骂革命。骂革命，那是数典忘祖。

革命是西方民主他爹，也 是中国民主他爹。你骂这个爹，就别谈什么走向共和。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以民权与共和为号。特别是后一场革命，社会动员空前广泛，不仅群众基础 比从前大，就是“君子”，也比原来广。1957 年的“右派”，原来都是“左派”。中国革命，千不该，万不对，毕竟给中国立规矩。从此，中国才一洗耻辱，自立于世界之林。中国反专制，前赴后继，死了多少 人，你就送它两字：专制，有良心吗？

中国古代史，几千年，就两字：专制，一笔抹杀。近百年的革命，还是两字：专制，一笔抹杀。你拿这两字就把中国灭了，行吗？历史不能这么讲。

（破土摘编自李零，《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领袖专访：世界向右，巴西向左

破土　 2015-09-

【编者按】巴西无地农民运动 （MST）的斗争，是当今全球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斗争的典范。MST通过土地占领、非暴力的集体公民抗命行动，展现着人民力量改变社会现实的可能。近 日，破土君有幸访谈到MST的三位领袖，他们在此次访谈中详细介绍了MST组织行动的过程，支撑MST运动的三大支柱，以及MST在运动过程中如何处理性 别问题、联合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问题等。

这是一场涉及150万人的农民运动

破土：目前MST的规模有多大？

MST：MST成立于 1984年，那个年代正好是军政独裁走向结束的时候，当时工人运动也很蓬勃，农民占地运动也就随着开始。目前MST分两种情况，一种叫营地，一种叫定居 点。营地还是在占领的过程中，定居点则是所有家庭已经合法地拥有土地的使用权。现在定居点有2000个，有35万个家庭在定居点上生活。巴西有27个 州，MST的活动分布在24个州，大概有760个营地，有10万家庭，加起来一共有150万人。

破土：巴西一共有多少农民？加入MST的农民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MST：巴西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18%，一共有360万人口，参加运动的有200万左右。当然在这些参加的人里，不是所有人在各个区域都非常活跃，有些人只是在营地里协作日常的事务。

破土：MST在营地和定居点上是如何行动的？

MST：首先是占地，占 地完之后，MST就派人接管营地上的学校，所以MST的孩子受的教育跟主流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接受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这对运动持久性非常重要。同时在生 产方面，农户们的所有工作都是通过讨论让大家做决定。一般7~10户就组成个小队，然后4个小队组建一个大队，再往上到区、州这些级，最后就是组成全国的 委员会，其中每一个州要选两个人来参加全国的委员会，一定是一男一女，在底层组织里的统筹也是一男一女，起到男女平等的作用。所以一方面我们有调和性的组 织架构，在这之上还有功能性的架构，比如妇女工作、性别工作、教育工作、生产工作。人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家庭的集合里面讨论问题，而是跨家庭的。这150万 人口就这样形成了根据地。而跟中国的革命根据地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军队，也没有形成政府，可是已经形成了自我管理。

破土：和其他的农民运动相比，MST有什么不同？

MST：我们内部有三大支柱：一个就是斗争，占领就是斗争的一块，另外两个是组织和教育。整个的方针有三条：第一条是要土地，第二条是推动围绕土地和食物生产为中心的农政改革，第三条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跟一般的农民运动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这一点。那 么我们如何落实社会主义呢？就是在我们的营地，特别是定居点。因为营地还处在斗争中，而定居点已经组织生产。其中定居点里20%已经是集体经济，但这不是 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集体经济而是通过不断教育的过程，可是你到底要发展集体经济还是别的形式的经济，是由你们这个区自己决定的。30%是半集体经济，这一 部分很多是由农户来运作，也有合作社。剩下的50%是家庭运作。但是这些形式不是定下来就不再变化了，有的时候会从集体经济又到家庭经济，有的时候家庭经济过了一段时间走向了集体化，所以是有变动的。而总趋势是走向集体化。定居点上的生产要求是非转基因和生态农业。我们最近通过斗争要求政府开放采购，包括学校的营养午餐。政府采购的30%必须从农户生产采购。就这样我们生产的有机的、生态的食品就流向学校，所以学生吃的30%的食品都是有机食品。

破土：MST的组织性很强，人们为什么对运动那么坚定？

MST：这有两个层面的 原因：一个是精神层面，对精神层面的宣传很重要。政治教育很重要，我们有很多的学校来培训我们的积极分子和干部，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教育的。另一个 层面就是物质方面，在现实的斗争中，不管是占领土地运动，还是组建合作社成立小工业，都提高了人们的物质水平。

全球都在向右转，我们更要保持社会主义的火种

破土：从八四年以来你们的斗争是否有变化？

MST：是有变化的，原 来我们斗争的对象是大农场主，因为他们有土地。而自实行新自由主义以来，我们发现很多跨国资本进入巴西圈并了大量的土地来种植甘蔗、转基因大豆和桉树，同 时也把我们可以占领的土地空间给压缩了。由此开始我们斗争的对象转向了外国企业。另外鉴于巴西现在还处于运动的低潮，经济也在下行，整个运动处于低潮。所 以我们在做的是保持社会主义的火种，我们通过做两件事来保持火种：一方面是持续的斗争，不仅是占领土地，还占领市政府，迫使他们做一些政策上的改变；另一 方面就是通过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我们有一个学校专门培训积极分子和干部，而且这个学校对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都开放。MST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政治组 织，是一个社会运动。为什么不是政党的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在巴西人口里占18%，所以我们只代表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并不代表整个阶级，另一个原因是八十年 代巴西也同时出现过一个工人党，但是他们在进入竞选程序之后发生了蜕变，由原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转向了中产。加上竞选费用昂贵，所以MST至今不想成为政 党。

破土：MST既然不是政党，那么是怎样形成力量和政府博弈？MST的政治筹码从哪里来？

MST：MST的力量取 决于我们能动员多少人参加到运动中来，要是能动员更多的人来，那么力量就越强就更能激进化一些。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涉及150万人的运动。我们的运动中有 多激进？能不能使用一些冲突性的策略？这取决于我们的动员能力，还有社会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比如我们曾组织很多妇女到一个农场，把转基因大豆都给毁了，这 在当时是得到社会同情的。那么如果能得到社会同情，就可以做些更激烈的行动。这个运动是从八四年开始的，已经牺牲了1600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 是希望和平地运动，可是这不取决于我们。但我们有占领运动的时候我们首先面对的是警察和大农场自己的民兵，他们会出来反扑的。

破土：刚刚您提到，巴西左翼运动目前处于低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MST：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的危机，苏联解体对巴西的打击很大，再加上新自由主义，很多的左翼组织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给社会提供理解社会图景的钥匙。再者是社会方案的危机，也就是说很多的左翼组织放弃了社会主义，因此转而在现实的层面选择了妥协。第三是是组织方面的危机，左翼组织开始花很多精力进行政治竞选，组织工作开始走向这一方向，不再坚持他们原来的原则。

破土：你们在占领土地的过程中有没有成立工人纠察队？

MST： 巴西的土地非常集中，1%的人口拥有46%的土地，巴西的土地集中总是带来很多冲突和暴力。所以在营地，我们总是组织起来的。我们是有分工的，有些人从事 食物生产的事情，有些人关注安全，也就是纠察队，它要关注整个营地的安全问题。因为营地还处在占领的过程中，随时可能会有大农场的民兵过来捣乱，所以纠察 队会24小时工作。再者在我们在营地或者长征步行过程当中，我们总是有纠察队来关注安全的。在我们运动当中，估算各种不同力量的对比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敌 对力量和自己的对比。

没有女权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

破土：我们看到女性在运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不知道在MST的运动过程中会面临些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MST：在性别方面的工 作是非常重要的，在运动里我们有专门的性别委员会，而且在各个层次各个运动空间要保证50%的妇女来参加，有些时候可能不能保证，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另 外性别委员会关注性别问题，还包括少数性倾向的问题。因为巴西还是一个男权制度的国家，性别工作和占领工作是一样重要的。我们运动中有一个口号是：没有女权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

破土：在信息网络社会里，新的技术在斗争中是否起到作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MST：斯诺登向我们证 明，技术问题也是阶级斗争 。现在我们运动的领导层开始关注技术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学习怎么在运动中使用这些新技术。我们希望拥有自己独立的电子邮件服务器，从而掌握自己的信 息。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困难，比如在一些农村地区，用电和产生的费用都是问题，不过我们也在学习如何使通讯更加便捷。

破土：MST跟宗教有没有什么关系？

MST：首先要明白的是 巴西是一个宗教非常普遍的国家，大概95%的巴西人都是信教的，我们的很多同志也都是信教的。MST对所有宗教都是尊重的，在六七十年的巴西，拉美开始出 现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对基督进行了重新阐释，将其视为革命者，反抗帝国的革命者。在解放神学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工人运动、城市运动都受到教会的支持。在当 时刚刚成长的运动中，只有天主教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所以天主教的网络在过去30年对于MST发展为全国性运动帮助很大。而现在我们自己可以构建自己的文化 符号、价值符号，通过表演、唱歌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从而来动员大家，不一定要通过宗教进行动员。总的来说，运动的起步是通过宗教，而在这30年后已经发 生了转变，我们已经把它翻译成更带左翼色彩，更带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更能代表自己理想的一系列符号。

破土：MST是怎样去支持城市里的工人运动的？

MST：关于怎样和城市 里的工人阶级有政治上的联合，除了刚才讲的提供食物之外，我们还可以和城市工人有共同的行动，比如说在占领土地的时候，工人是可以来一起参加的，而工人罢 工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参加，我们彼此相互支持。我们还会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比如健康、教育等等。我们给城市提供健康的食物，不仅支持了城市工人，还可 以争取城市部分的中产阶级。按传统观点来说，城市中产阶级对我们是不友好的，他们认为“MST是一些懒骨头，是来抢别人土地的人。”

愛國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

許多人都知道「愛國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這句名言。
　　這句名言的原句為“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它點出十八世紀英國文豪薩繆爾．約翰森（Samuel Johnson，1709 ~ 1784），收在他祕書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所寫的《約翰森傳》裡。它的意思是說，在每個社會都有一種惡棍，打著「愛國」的招牌在圖自己之利。羅蘭夫人以前說：「自由、自由，多少罪 惡假汝之名而行」，現在這句話已可改為「愛國、愛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了。
　　今天的世界雖號稱全球化，已世界如村。但人們也都知道當今的世界其實正加速走在倒退的路上，美國以愛國為名，可以恣意的對別的國家發動侵略戰爭；也可 以藉著它壟斷全球媒體和意見的權力而任意挑撥別國內政，當最大最強的國家都永遠不厭倦的在玩著愛國者的遊戲，難怪其他每個國家都在如法炮製的「愛國」了。 就以台灣為例，我們的「愛台灣」口號叫得震天價響，不知道出了多少「愛台灣的惡棍」；而在中國大陸則有一堆「憤青」，隨便就把「愛國」變成一種道德民粹主 義，而在俄國、中亞、南亞、阿拉伯世界或非洲，「愛國」這個口號下甚至掩護著部落族群的相殺，「愛國」已成了當代最大的民粹主義，已出了無數「愛國惡棍」，在本書裡稱之為「愛國賊」。
　　每個國家都有「賣國賊」，但「賣國賊」很容易辨識，他們也很容易遭到譴責與懲罰，因此「賣國賊」雖然可惡，但其賣國的效果其實並沒有那麼大，但「愛國賊」則不然。
　　「愛國賊」以愛國為名，無論它是內神通外鬼，或是訴諸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但「愛國無罪」的詭辯下，它嚴重傷害到國家人民利益，它真正可惡之處乃是它 變亂了是非，混淆了人民的認知，其遺害會更長更久。今天美國的愛國反恐，當年納粹及法西斯的愛國團結，它們都犯了大罪，而罪的淵藪即是禍延好多代的思想毒 害。
　　「愛國賊」由於頂著愛國這種民粹的道德光環，因而有更大的「自鳴正義」的成分，他們在手段上遂更不收歛，也正容易殘酷失控，愛國法西斯民粹主義之所以可怕，即在於此。
　　本書的作者為日本留學北大的畢業生加藤嘉一，近年來中國發生許多起中國憤怒青年反日、反法等事件，由於躬逢其會，他有許多第一線的觀察，自是極具價 值。他談到中國大陸許多商人、明星，明明已入籍第三國，但為了賺錢而假扮一副愛國的嘴臉，他認為中國人經常把愛國主義變成一種牟求現實利益的實用主義，這 是愛國主義的浮濫化和廉價化，也是一種機會主義化，他的這部分觀點極有知識上的高度。近代中國從來沒有清楚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問題，許多問題都稀里糊 塗的混著過日子，它也造成了中國人在愛國問題上觀念極為混淆。中國人，人人嘴上說愛國，但人人皆想著拿外國綠卡及入籍，這是思想與行為的錯亂。
　　最近我應邀到香港開了一個中國軟實力的研討會，在會上我即表示，近代中國從未好好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課題。因此，近代許多概念在中國人社會裡都是魯迅 的「拿來主義」，不清不楚的拿來用而已。中國人崇洋媚外成風，國家意識低落，國家認同也相對偏低，這也造成了大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極為容易。中國目前在 經濟上已世界第二，但卻國家認同低落。因此我認為，在可見的未來，中國應該在國家建造上，重新打造規模和建造新的認知標準。沒有清楚的國家認同，產生不了 足夠的精神內聚力，這個國家的路是走不久的。
　　現在雖然號稱全球化，但人們也知道國家間的顛覆滲透其實是有增無減。杭士基（Noam Chomsky）即指出，美國最擅於在別的國家尋找「有價值的受害人」（worthy victims），如果有受害者符合它的利益，它即大力宣傳、捧為英雄，俾達到干涉別國事務之目的。這種惡意的干涉主義只會使得被干涉者更加憤怒，這乃是 當今世界上這種「干涉—反干涉」的鬥爭日益激烈的原因。當代義大利思想家波比歐（Norberto Bobbio），遂在《讚美溫柔》一書中指出：世界上的確有進步、落伍之分，但若進步者以其進步性歧視或侵略落伍者，那麼進步與落伍就亂了套，進步也變成 了更大的落伍。因此他認為世界要和平、和諧相處，首要之務乃是改變國際互動之道，因而他倡導一種非干涉的、互助的世界觀，進步國家要主動幫助落伍國家，使 這些國家樂於追求進步。近年來，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Nye）提倡「軟實力」論。法國思想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即認為「軟實力」仍是一種以支配為核心的權力觀，因而他認為「寧靜權力」（tranquil power）才更重要，即是一種與人為善、助人為善的權力觀。要讓世界上有些國家的人不會因為被別的國家的干涉而憤怒，一定要從權力的相互對待重新做起。
　　世界上有許多「愛國賊」，有了大國的「愛國賊」，就會有中等國家的「愛國賊」，最後是每個小國也都「愛國賊」當道，因此談「愛國賊」問題，可能還得落實到國際秩序這個核心環節。一個沒有以愛國為名的惡棍，才是世界應有的方向！
南方朔

零八宪章: 王德邦：试论中国民主转型中的民间自我建设

零八宪章: 王德邦：试论中国民主转型中的民间自我建设: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中国社会面临由极权向民主的历史性剧变，虽然影响这个剧变的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世界局势等等诸多因素，但中国民间力量（指一切外在于官方体制而努力促进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力量）成长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快慢与优劣。近些
年来，中国民间力量和公民社会虽然得到很大成长，但由于严酷的政治环境的阻碍，使民间力量在成长中存在许多有待提升与改善的方面，因此，民间力量与其所担
负的推进民主转型的历史使命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本着对中国民主转型路径进行认真探索的精神，笔者不揣冒昧提出若干思考与建议供大家讨论批评。

 

毋庸置疑，中国虽为极权社会，但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可能不会象东欧那样剧变，也可能不
会象近年一些国家那样颜色革命，而是走出一条自己转型的独特路径。但不管如何独特，民间自身成长却是无法绕越的课题。对民间力量而言，社会诸多变革的复杂
因素中，真正可以自己把握、主导的也就是自身，因此虽然对社会大势预测、探讨有必要，但脚踏实地做些促进民间成长的工作，寻求民间持续健康成长的空间，确
更有现实意义。

 

从前东欧极权严酷环境下民间力量成长的经验来看，立足做自己该做的、能做的、做得成的事，即致力“建设你自己”，而不做那些不现实且危险甚至代替上帝挽救社会的事，如“打倒委员会”，显然是一条值得认真探讨的路径。

 

参照前东欧民间力量成长的经验，结合中国当下面临的实际困境，中国民间力量成长空间可以在如下一些方面进一步加以拓展。

 

一、在核心价值中寻找些话语空间

 

从历史大势来看，中国必将走向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现代文明，已经没有多少人怀
疑，更没有多少人公开反对。虽然反宪政的声浪仍不时在中国响起，但他们本质上不是在捍卫价值，而是在捍卫手上特权与口袋金钱。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统治集
团（当然包括那些权贵集团）甚至比民间更清楚认识到这种历史的趋势与时局的变频，否则他们不致那么急迫地将妻儿移向民主国家，将财产转往法治国家。也就是
说，在今日中国社会的价值层面上，那种截然对立已经在外表上显得日益模糊。对此，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概括的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见端倪。

 

无可否认，这24字的核心价值从字面上与一百多年来中国先贤们不息的追求目标有相通处，
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诉求，与《零八宪章》的精神有相通处。然而，如果因此就觉得中国已经大变或大变已至，那显然过于乐观且与现实不符。事实上，中国在许
多的现实表现上与此核心价值相左，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如官方一则宣示自由、平等，一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则宣讲民主、法治，一则坚持一党专政；一则标榜
市场经济，一则大搞权贵经济。这种官方宣示社会核心价值与现实行动的悖谬，在支撑后极权社会的谎言与恐惧两根支柱上可以获得解释。

 

然而，统治集团之所以假借这些核心价值来说谎，其实在一定程度说明他们知道这些价值的正
确与不可违背。唯其如此，才有假借的意义与必要。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假借与内心知道这些价值的意义，他们企图当假来欺骗的说谎才可以成为民间力量当真来追求
的对象。民间将官府的承诺当标尺，来不断衡量官府的行止，并努力以自身的行动来践行官府宣示的核心价值，行出现代文明公民的示范，这显然是揭开谎言，出离
恐惧，警醒世人，规制邪恶，匡扶正道，瓦解极权的有效途径。

 

同时，将统治集团宣示的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尊重人权以及宪法中赋予公民权利的条款努力
以信奉的姿态、遵行的准则来践行，促成官方这些书面的口号与承诺得到切实的兑现，这显然也是官方不好公开否定与打压的。也就是说，在极权社会要充分利用那
些被极权统治假借来的现代文明价值理念，以赢得合法宣讲普及这些普世文明价值的空间。

 

二、坚持非暴力抗争的原则

 

极权从来不惧怕敌人，而恰恰害怕失去敌人。因为敌人的存在是极权存在与延续的基础。从人
类极权的起源来看，基于资源与人类增长的矛盾，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则被一些极端自然主义者引入社会下，生存竞争离弃和平共存而走向以他人为
敌，演化出先进阶级消灭其他阶级的阶级斗争说与优秀民族统治灭绝其他民族的民族优秀论，进而变现成纳粹德国与红色苏俄，终至为祸人间。这种极权遗毒延续至
今，融合了阶级斗争与民族优秀双重意识，对外挑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争斗，对内祭出阶级专政不输理，掀起一场场违法侵权的清洗“敌对势力”运动，通过内
外树敌，以寻求极权存续的依据，强化极权统治的必然与重要，掩盖自身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倒行逆施。

 

在这种极权树敌求生的社会，任何指向权力甚至政治的诉求，都会被上升到敌人的高度而堂皇
地予以镇压。就此刘晓波先生提出的“没有敌人”，在一定程度正是针对这种极权依赖敌人寻求存在合法性的本性的痛击，通过去敌化来抽空极权存续的理据，掘毁
极权建立的根基，衰竭极权镇压的原始动能。

 

当然，作为极权社会民间立场的“没有敌人”，并非是一个策略意义上的反击，而是一种现实
理念与行动的表述。它与前波兰卡隆的“不要打倒委员会，而是建设你自己”，米奇尼克的“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才能进行”、“在现有宪法赋予的框
架之内活动”，以及捷克哈维尔等人的《七七宪章》阐述的“你必须做到你自己所承诺过的”及追求真实的生活的精神，是一脉相承。“没有敌人”是前东欧极权社
会民间力量成长经验的中国表述，它由传统的打倒、推翻敌人等等革命思维转向在现存规则与法制框架内建设自己、成长自己的和平改变社会的思维。

 

认识极权对敌人的依赖，就会理解暴力革命的渲染会成为极权存续的救济，会给极权匮乏的合法性提供补充。在一定时期，暴力的宣示与敌人的存在甚至成为极权的续命丹。所以在社会变革的改良与革命的路径及暴力与和平的手段的选项上，“没有敌人”具有非暴力抗争的性质。

 

三、寻找良心的接口

 

什么时候也不要看轻极权镇压变革的残酷本性。在捍卫既得利益面前，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会
为镇压者奠定坚实的信心与决心。但是也不应该抹煞人性中的天良，要对统治集团中存有天良未泯之士保持信心。在制度的绝望下，社会变革需要依赖良心，所以，
在极权社会不要给制度以出路，但要给人以出路。这无论从中国佛教中佛性众生与立地成佛，还是基督教上帝造人时在人口中吹入了灵，以及从人类历史事实来看，
追随良心而行者什么时候也没有专属于某个群体，而那种以阶层、群体来划分社会，甚至标示敌我的方式，本质上仍是极权思维作祟。因此，中国社会的变革什么时
候都应该给所有人，包括体制内官僚，留有参与甚至主导的余地。为此中国民间寻找发现那些体制内本乎良心的声音，通过彼此呼应，形成对接，甚至互动，显然是
必要的。

 

对此，《零八宪章》结尾的表述“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
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
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是值得铭记与践行的。

 

四、坚持价值准则与价值坚守，而不是为反对而反对

 

前东欧异议人士不愿将自己称为反对派，甚至也不愿将镇压自己的当局当作敌人，而只称为对
手或对方。这除了贯穿着在宪法框架内行动与追求真实的生活原则外，还有并不完全否定对方的善意。米奇尼克甚至说：“目前他（统治者）想使得事情能有一点挽
回，赢得一点美名。作为老虎，或许它也会想到逐步地改变自己原来的食物习惯，不管这是否真正能够做到。”这种认同统治者有改变意愿的思维，是给对手留出足
够的空间，从而也给自己争得空间。

 

本着“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任何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言行举措，无论是谁，无论基于当时什
么样的情境，只要客观效果是利民利国的，都当毫不吝啬地给予鼓励。对此民间力量需要警惕自己，不要为反对而反对，要有价值准则与价值坚守，对于那些就算是
对手所行的符合文明价值的言行，也要勇于认同，甚至敢于为其鼓掌。民间力量对于对手，既要敢于批判，也要敢于赞扬。虽然从民间立场而言，有时鼓掌赞扬甚至
比冒险批判更艰难，更需要勇气与自信，但为了民族与国家进步，这种勇气与担当显然是不可或缺。

 

五、在“三民主张”上建设自己

 

如何促进中国民间力量持续健康快速成长？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提出的“三民主张”，即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是促进民间力量成长的有益探索。

 

在这个极权颠覆人类价值与原则的时代，启蒙公民意识就是要唤醒人们尊严、权利、平等等等
意识，让被颠覆的价值回归正位。所以，当下努力借助官方公布的核心价值与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来清洗极权遗毒，再造公民意识，是合法、安全而有效的。同
时，在现实中随着公民权利、尊严意识的复苏，必然相伴而起各种维权运动，在维权中自然促成公民社会成长。随着公民社会日益壮大，各种公民团体内部及公民团
体相互协调成为必要与必然，为了有效达成共识，形成决定，民主程序就自然被引入并实践。所以，“三民主张”是中国民间力量健康成长、自然演进、一步步提升
的系统工程。也是“建设你自己”的中国经典注解。

 

面对极权政体，中国民间力量如何有效争取合法空间成长自己？如何最广泛集结社会一切变革
力量？方法与路径当然是多方面的，任何在现代文明原则下的探讨都是有益的。从世界诸多极权社会转型的民间力量成长经验来看，民间力量去除自身意识中的极权
遗毒，不要在以极权反极权的怪圈中踌躇，跳出极权雾霾，成为一个真正现代文明公民，这是结束极权，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为此，将历史上社会转型注
重消灭敌人的眼光，转向改造、建设、壮大自己上，这种转变对于结束极权开启现代文明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意义。

来源：民主中国

奇闻录: 一日段子荟萃 9-9

奇闻录: 一日段子荟萃 9-9: @lihuaixio4427：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知道朝鲜战争是谁发动的；不明白26年前天安门的热情；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辛苦劳动但是一直很贫穷。他们啥都不知道，他们没能力分辨是非，重要的是他们也不想知道。但是一旦有人...

南桥：不敢与民同乐的中国阅兵

离阅兵的日子愈来愈近，一种诡异的紧张气氛也愈来愈浓。天津爆炸、股市暴跌，丝毫不影响最高当局搞大阅兵的决心。官方媒体开始了对大阅兵的宣传，这 种宣传类似于2008年奥运前歌舞升平八方来朝的渲染，只是这一次效果恐怕不如08年了，老百姓已经有点疲了，知道热闹过后百姓生活依旧艰辛，国家的宴席 不一定是百姓的喜庆。
阅兵前，北京人的头上终于出现了一片蓝天，官媒毫不含糊地称之为“阅兵蓝”。这是政府强令停了众多企业，限制汽车出行，甚至封了乡下农民做饭的柴灶 而换来的，雾霾暂时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在那一天阅兵的几十分钟里，天安门城楼的上空天是蓝的。其实，只要有点脑子就不难想到，这个阅兵蓝，和奥运 蓝、APEC蓝一样，是颇为丢人的事实，只是再一次提醒国际和国人，中国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其他环境污染，是过去几十年不顾一切发展的中国模式造成的。
令阅兵当局更加紧张的是维稳。中国现在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不是最强的国家，可能还有不同的算法，但是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维稳警力，最庞大 的监控系统，最完备的网络封锁和舆论监视力量，最昂贵的国内安全保障，则显然是没有异议的。习近平曾经一度发出过让人困惑的资讯，一边七不讲，不讲宪政不 讲司法独立，一边高调说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让好多善良的人心生希望，说不定习近平有以后逐渐走向开明政治的打算，现在则没有人抱这个希望了。习总书记是一 个“任性”的人，打虎任性，打维权律师上访平民更任性。他当然知道，这样一来，他的宣传部门大力营造的太平盛世表像下面，不安因素多了去了。
阅兵前，皇上宣布大赦，历史上这样的时候百姓要山呼万岁的。可现在的百姓闻之表情冷漠。谁都知道你连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都不会放，七十多岁的女记者也不会放，一边还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还在连夜抓捕维权律师。
于是，在不惜代价制造阅兵蓝的同时，维稳维安的压力让京城鸡飞狗跳。人们在网上出示的证据披露，边疆民族地区老百姓买一把做饭的菜刀也要申请批准， 颁发购买证明。与此同时，习近平在最高规格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以大话空话的特征，再次证明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民族地区人民痛苦而不 满，政治形势紧张而中国政府拒绝改革，拿不出一个改善的办法来。
从北京来的消息说，阅兵前北京实行了大清查。当局不放心的异议人士，要么监视了起来，要么配合当局外出旅游，或者外出旅游再加警察陪同监视。北京的 上访人员被围截遣送回乡，满城都是红袖箍，动不动就得出示身份证，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车辆进京要进京证，没有进京证连加油站都拒绝加油，于是出现了司机在 公路上推着汽车一步一步走出北京的镜头。
中国的阅兵，继承的是纳粹德国的美学，即法西斯美学。这种美学风格的关键词是力量、胜利、领袖意志、集体、忠诚、坚决和冷酷。实现这种美学的方法和 技术其实是非常简单而笨拙的，那就是重复和整齐，用大量渺小的没有个性的个体进行简单的空间和时间重复，用重复来造成一种庞大的空间外观，所谓“震撼人心 的力量”就是这样来的。法西斯美学是一种集体美学，在这种美学中是看不见个体的，更看不见个体的自由意志，看不见个体的生活和生命。中国人学法西斯美学， 在08奥运的开幕式上达到了毕业交卷的水平。张艺谋凡导演这样的大场景，比如《黄金甲》，都深得法西斯美学的精髓。重复、重复、重复，就是一堆垃圾也能变 成黄金甲。将来的人们会把08北京奥运开幕式和1936年柏林奥运开幕式并列，在美学上这两次奥运开幕式的立意是一致的。中国人搞奥运开幕式，不可能去学 伦敦奥运或者亚特兰大奥运，那种全民同乐的风格，想学也学不像的。
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4年就搞了一次登基加冕性质的大阅兵。中国这次大阅兵，其美学风格不会超出1934年希特勒阅兵。不过，当年希特勒阅 兵的时候，军队分列式走过柏林的大街，希特勒是在街上检阅军队，大街两旁挤满人群，街道两边住宅楼的窗口，挤满了人头。希特勒至少还想到与民同乐以凝聚民 心。习近平倒不是不想凝聚民心，却不敢与民同乐。北京阅兵前，阅兵队伍走过的街道两旁的单位住户都已经得到通知，阅兵期间，所有人统统得离开，更谈不上在 楼上窗口围观了。
中国的阅兵，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现场观众的阅兵。除了习近平等领导在百米以外的天安门城楼上遥望，还有李芬斯塔尔的弟子们天上地下的摄像机以外，那雄壮的、庞大的、整齐划一的、压倒一切的、不可阻挡的、机器人一般的军队方阵，是没有几个人现场观看的。
中国的阅兵，学的是法西斯，却是连法西斯都不如的阅兵。

《悉尼先驱晨报》伊斯兰国，俄国和中国，都是法西斯国家

皮特·海切尔
朱莉亚.吉拉德在她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曾宣称“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需要进入令人一个新的时代”。
在那911年代的最末，她宣称：“在新的时代，国家的行为——而不是非国家的行为，将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思想驱动并塑形。”
换句话说，是时候忘掉那些以恐怖分子，把眼光重新转回传统的国家间博弈来了。比如说，现在紧张的中美关系。
当托尼.阿伯特担任反对党领袖时，他宣称：“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安全威胁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不稳定的世界。” 两年后，阿伯特作为总理发布的国家安全声明中，满篇都是恐怖主义以及新黑暗时代的崛起，上周的讲话里他对于国与国之间博弈带来的危险只字未提。
诚然，伊斯兰国的野蛮人们被我们文明世界所关注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把眼光过分投入到新的危机时，却忘记了旧的危险已经要卷土重来了。
俄罗斯于2008年入侵了格鲁吉亚，今天它正在侵略乌克兰——尽管普京百般狡辩否认他的侵略行为。俄罗斯恢复了核武轰炸机对美国海岸线的巡逻，同时对欧洲进行武装恐吓。
反对党领袖涅姆佐夫与周末被枪杀，他本计划推动一个反普京的游行，并同时发布关于俄罗斯武装入侵乌克兰的决定性证据，据传这些证据将对普京政权造成极大的舆论伤害。而普京，拒绝承认自己参与了这次谋杀。
另一边，中国一直不放弃对邻国领土的主权主张。尽管这几个月来中国很聪明的淡化了言论。但是同时他们却高歌猛进的至少四个岛链上修建军事基地和防御 工事，尽管这些岛屿在5个国家间有主权争议。根据上个月南沙群岛的卫星照片显示，以前的小小岛屿现在变成了大量的直升机停机坪，跑道，港口和设施，以支持 大量兵力进驻。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有条理的，精心策划的活动，目的是在南沙群岛链建立一个拥有完善空运海运能力的堡垒，以对抗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 台湾等国。北京本来曾承诺过不会在此施行挑衅式举动。当美国认为中国的施工行为会造成地区不稳定而要求北京停止时，北京竟不予理会。
阿伯特在批评吉拉德的安全观过于狭隘时，没有看到自己的安全观同样不完整。两位总理都太过听风就是雨了。事实是，澳大利亚和自由世界必须正视所有的 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国与非国带来的危险不一定需要被分割开来，一个被重视另一个就被忽略。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把以上这些危险都用一个政治理念来概括—— 法西斯主义。
俄罗斯，中国，所谓的伊斯兰国政权都是法西斯。
法西斯的决定性特征？ 首先是专制。 其次，权力高度集中。 第三，国家高于个人。
普京妄言：“西方打算拔掉俄国熊的爪子和牙齿”，并试图恢复“俄罗斯的伟大”。中国试图克服西方帝国主义给他们带来的百年耻辱，而一直对中国的孩子们洗脑“勿忘国耻”。而ISIS则宣布要恢复哈利法，恢复伊斯兰教的伟大。
虽然在政体表面上上面三家各有不同，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是法西斯主义实体，它们放弃民主自由，追求暴力，对外扩张不愿受道德与法律的约束。
总之，西方的领导人们不应该再玩文字游戏了。以上三个上升中的威胁都是自由的敌人。它们否认自由，并且横行霸道欺压邻国。
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复苏，而陷入经济泥潭的欧洲和困于政治内斗的美国都还没有意识到它们要面对的危险愤怒的敌人是谁。
—
评论：澳村卖这么多铁矿石给法西斯国家造飞机大炮航母坦克，肯定也是邪恶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