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专机从重庆珊瑚机场起飞，下午一点抵达昆明。云南军政首脑龙云率领僚属到机场迎接，彩旗乐队，把冬天的春城烘托得热烈、欢 快。舱门打开了，由空军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齐齐、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看到欢迎的场面，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动、不安和 苦涩。他尽量显得从容，招手致意，拾级而下，与几张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车直驱龙云官邸。

　　当晚，他与主人谈至深夜。

 

　　出逃的第二号领袖

　 　第二天下午，他又带着十几位随行人员，乘坐由龙云向欧亚航空公司包租来的飞机，直飞法属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内。傍晚时分，这一行人住进了市区高朗街二十七 号，一栋西洋式公馆内。他们脱下从中国穿出来的一身厚重衣服，换上轻简的夏装。但他们心中并没有随之松快，反而感觉这片原为中国属土、现在的法国殖民地空 气过份闷热和凝重。窗外薄暮垂临，城市轮廓渐渐模糊不清，似乎也预示着他们前途的莫测。

　　没几天，一条重大新闻令中国和世界为之侧目：

　　“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汪精卫，一个神话的名字，忽然成了惊险小说中的人物。接下来的情节，有夜半刺客，日船北光丸号秘密接应，上海密谋，赴敌国日本首都东京媾和，还都南京成立第二个国民政府……

　 　就这样，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领袖，孙中山的忠实臂膀及其事业的首位继承人，脍炙人口的《总理遗嘱》起草者，当年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囚、视死如归的 少年英雄，拖着他那支令世人瞠目的人生败笔，一步一步走向耻辱的纪念碑，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汉奸。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著名的汉奸。

　　一九四○年，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发出通电，回顾中华五千年历史，虽也偶有叛国通敌之事，然尚未出过“视降敌为救国，称亡国为和平，助敌进攻而有理论，代敌招降而讲主义，颠倒黑白，丧尽廉耻，如汪逆兆铭其人者。”

　　在朝野一致的愤怒声讨中，汪精卫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年，终于日本战败投降前几个月枪疮复发，赴日治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场美机空袭的第二天，受防空洞的阴湿迸发肺炎，客死于名古屋。

　 　汪精卫的卖国罪，早已盖棺论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内，公开发表呼应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时，就注定要被中国人唾弃、痛恨，罪责难逃了。用 一句俗话说，叫做“永远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浙江萧山县海门镇，当地人把汪精卫夫妇雕刻成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跪像，围以石栏，唾迹斑斑，任人羞辱。这 是仿造杭州岳飞墓前，铁铸秦桧夫妇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给炸开，焚尸扬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土地上几经沧桑，许多陈年往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当年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摇身一变为最大的投资商，又到中国开 发经济来了。虽然总还有人，对几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对沦为慰安妇的凄惨经历、对细菌部队残忍的人体实验、对钓鱼台岛的纠纷、对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战争罪 责、对供奉在靖国神社战犯亡灵前的香火，耿耿于怀，时起抗议和争执，但毕竟掀不起太大的波澜，无法阻止中日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朝着“世世代代友好下 去”的方向发展。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轻易地淡忘，恶邻可以迅速地变为睦友，一切都可以转换、变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绝不能原谅。汪精卫仍然无形地跪在那里，接 受世人的无情嘲骂。

 

　　恨叛徒甚于恨敌人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仇恨自己营垒里的叛徒，远远超过仇恨敌人。也许并不只是中国人，也许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这要具体比较，不能一概而论。 但中国人的这一特点，我们是有深切体会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曾下令处决叛徒顾顺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过。如果我们据此认 为，周恩来嗜杀成性，那就错了。他只是对叛徒执行党的纪律，虽然叛徒的家属并没有义务要服从纪律，也并没有违反纪律。

　 　文革中的刘少奇，是被当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资派，而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就给他定了死性，罪无可赦了。 走资派顶多是党内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东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不悔改，如邓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叛徒则不然，只有死 路一条。内奸、工贼也差不多。中共党内的整人专家康生，深知这一招的厉害，他不像其他中央文革小组的书生那样，只会傻傻地以“跟毛”还是“跟刘”来划线， 他是发动“抓叛徒”，一抓一个准。康生的老谋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的，延安整风时他只是“抓特务”为主，那就差远了。文革 后期，江青也学会了此招，要整周恩来，挑来挑去挑了一顶“投降派”的帽子。为什么单挑这一顶？因为投降派一“投”过去，结果就是叛徒。经历过无数风浪，以 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着应对著称的周恩来终于沉不住气了，推进手术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为业，自己也有一块“叛徒”的心病，据说一九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旋即放了出来。直到去世前夕，他已经当上党的副主席，宠幸未 衰，在昏迷中犹喃喃有词：“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三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四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我绝 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我绝没有……”惊恐之状，不亚于周恩来。及至“四人帮”倒台，他们最大的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张春桥曾 在上海被捕入狱变节，姚文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纪最轻的王洪文才实在与叛徒扯不到一起去。当然，还有那位文革小组长，在林彪事件中首当其冲被抛出来 的陈伯达，以及被陈伯达整倒的最后一位高层人物陶铸，也都被证明当过叛徒。只不过陈伯达整人的时候不是叛徒，挨整的时候就发现是叛徒了；而陶铸挨整之时发 现是叛徒，平反之时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坏的敌人，已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条公式。

　 　“正常的”敌人固然可恨，倒还情有可原，因其立场、观点、利益与自己相左。叛徒则不然，叛徒照道理应该是咱们这一边的，或原本就是咱们这一边的，却经不 起威逼利诱，熬打不过，竟然屈从敌人的意志，倒戈相向，教“自己人”防不胜防，起到了敌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叛徒干的就是从 内部攻破的事。这里至少有两点，说明叛徒比敌人更为可恶。第一，叛徒没有气节，人格上可鄙。如果敌人是狼，叛徒则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第二，叛徒知 悉内情，危害性更大。敌人是明摆着的狼，叛徒则是“披着羊皮的狼”。

　　敌友定理与叛徒定理

　 　政治学有一条重要的定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只概括了“敌”和“友”对于“我”的关系，可称为敌友定理。朋友和敌人，都不是 “我”，即不是“自己人”。对于“自己人”而言，政治学应该有另外一条定理：如果不是永远的自己人，那就是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可称之为叛徒定理。

　 　敌友定理从感情上不大好接受，道理上则无法反驳。叛徒定理恰恰相反，感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逻辑上却不大说得过去。敌友定理符合现代宽容精神，与灵 活、妥协、理解、纵横捭阖的政治艺术一致。叛徒定理则毫无宽容可言，僵硬、刻板、偏执、狭隘。可以这样认为，敌友定理是理性定理，叛徒定理是情绪定理。鲁 迅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不光是政治，在一般人际关系中，这两条定理也是成立的。说到底，人际关系也是一种政治。有一种说法，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指女人在人际关系的应对上，常表现得比男人技高一筹。）

　　问题是，“友”与“我”怎么区别？

　 　国共合作，国与共是“友”，共产党内部或国民党内部是“我”。但许多人一开始就拥有国共双重身份，怎么分得清楚呢？是不好分，所以要清党，你到底是国民 党还是共产党，赶紧拿主意吧。拿定了主意，我才好下手，杀谁和不杀谁。从此以后，国是国共是共，分得清清楚楚了，再投过来或投过去，哪怕对方又成了朋友， 也要拿你当叛徒。张国焘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从延安溜出来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的，照道理当时应该是投友而非投敌，但张国焘却被当做叛徒。王明也是一个叛 徒，他投了苏联“老大哥”。老大哥本来一点都不是敌人，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友；但根据敌友定理，它总有一天会变成敌。你从“我”变成“友”，说明你迟早会变 成“敌”，进而说明你最终是永远的敌人。也就是说，投友几乎等于投敌。总而言之，都叫做投降派。

　 　彭德怀上《万言书》，讨论的只是经济问题，后来一吵一吵，就当成野心家了。野心家其实也没什么，不想当领袖的元帅绝不是好元帅；但另一顶帽子就可怕了： 里通外国。这顶帽子一扣，很多年以后，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觉得他活该被打倒。如撰写周恩来传记的韩素音教授，仍然认为打倒一个里通外国的彭德怀，比打倒一 个不懂经济的毛泽东要好得多。里通外国本来是捕风捉影，就算是通，也是通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但这就有张国焘、王明之嫌。彭德怀的罪状虽多，致命 的却是这条罪嫌。因为谁都不会反对：里通外国的领袖是最坏的领袖。

　 　另一位元帅林彪，不仅“想当领袖”，而且还真当成了副领袖。他的结局是“叛国投敌”，投苏联。其时苏联已按照敌友定理，从朋友变成了敌人，从最好的朋友 变成了最坏的敌人。为什么最好和最坏？因为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共产党是天下一家的。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不仅是友党，更是兄弟党。也就是说，是“亦友亦 我”的关系。所以苏联修正主义被称为叛徒，一举取代头号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成为最坏。林彪深知此一去，自己一世英名不仅毁于一旦，死后也永无翻身之日。被 妻儿叶群、林立果怂恿挟持出逃之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宁可坐等毛来收拾，或者逃到广州去另立中央。他眼噙泪花说：“我至少还是个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是林彪企图守住的最后底线。他知道无论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只要守住这条底线，就还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否则便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蒋 介石被共产党封为“人民公敌”，到头来其民族气节仍为毛泽东所赞叹。中共与苏共亲如兄弟，为了坚持民族气节，毛泽东不惜与赫鲁晓夫公开翻脸，不吃肉也要硬 顶下去。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你身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哪个比重大？他想了想回答：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最坏的叛徒：汉奸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所有的叛徒中，最糟糕的是民族的叛徒。道理很简单，没有比“我族”或“我国”更大的“我”了。如果你背叛的是“我党”，至少 敌党还可能拿你当回事；你背叛的是某阶级，比方当了工贼，至少敌对阶级会喜欢你；而你要是竟敢以本民族为敌，这世界上恐怕没人能原谅你了。你可以改变自己 的党派、信仰、阶级，却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种属。

　 　中国对于本民族的叛徒有一个专用名词：汉奸。汉奸，英文译作“traitor (to China)”，即“（中国的）卖国贼”。这样翻译有些别扭和累赘，不如原中文词那样简洁。英文本来只有“卖国贼”一词，至于卖的是哪一国，是英国，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要到时候再说。“卖国贼”的定义很清楚，那就是必须犯了叛国罪。“汉奸”一词，看起来简洁，但是究竟如何定义，却不那么清楚。如 《语言大典》这么解释：“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这样的解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有点只可会意，不可言传的意思。“投靠”、 “走狗”、“败类”，都是含义模糊并且带感情色彩的词。比方怎样才算“投靠”？投降算不算？为人家工作呢？在那边定居呢？娶了人家的公主呢？再反过来，如 果没有发生战争，对方也不是侵略者，你向它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叫汉奸了吗？

　　汉奸一词在中国十分流行，因其词义的模糊，常常造成滥用之势。结果到处是汉奸，一不小心就可能当了汉奸──

　　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自嫁到日本，随俗改为日本姓氏再与中国球员交手，因其仍奋力拼搏毫不手软，被中国观众大骂为汉奸；

　　同样是从国家队退下来的乒乓球运动员陈静，代表台湾在百年奥运会力战前队友，差点夺走中国队计划稳拿的女单金牌，也被骂为汉奸；

　　外国公司驻中国的代理，以前上海滩称做“买办”，只要他们在与中方洽谈生意时一心维护本公司的利益，就被指为汉奸；

　　外资或合资企业内部发生涉外纠纷，中方高级主管批评、惩罚中国职员，也叫汉奸；

　　偷越国境，尤其偷越到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

　　在海外发表言论，批评中国，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有损国家的“整体形像”；

　　因各种原因要求得到外国的政治庇护；

　　被敌国军队生俘；

　　不喜欢中国，或者喜欢外国超过喜欢中国……。

　　还可以列举许多。有人会说，他们被骂为汉奸，可能带有戏谑的成份，当不得真。那么好，在这些可能的戏谑后面，隐藏着一种怎样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戏谑过后，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出了其中包含的荒诞？

　　关于“汉奸发生学”

　 　一九九五年七月号的《读书》杂志，发表了陈建功、王蒙、李辉的一篇三人谈《时代变化与感觉调整》，提到“汉奸”一词，王蒙认为：“在洋场上我们的一些同 胞也有丢人现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体的事情，失格失态。……我们的一些朋友就大骂‘汉奸’，我相信这种情绪和态度是非常正义的，但‘汉 奸’这个词还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不是处在被侵略占领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说这个人有点儿奴颜婢膝，有点儿丢份儿，有点儿失格，但与‘汉奸’的罪名距离还是 很大的。”李辉认为：“对那些到中国来工作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们抱有好感，他们对中国越亲近，我们越感到他们可爱；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思路对待那些出 国谋职谋生或求学的同胞，以致轻率地斥之为‘汉奸’，要按这种逻辑，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就变成‘美奸’，‘英奸’了吗？”

　 　《读书》是中国文化界享有声誉的杂志，以敢于发表有胆有识的文字著称，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笔活跃见长。然而直到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才由他们出面在 这样的刊物上，代表中国的思想界为长期以来蒙受“汉奸”罪的数十万“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同胞”平反。这个玩笑实在开得也太大了。

　 　同样是这家杂志，同年的十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李零的《汉奸发生学》，专门讨论“汉奸机制”，即汉奸是怎样被逼无奈而产生的。他举了历史上几个著名汉奸的例 子：伍子胥引吴兵灭楚，申包胥请秦军复楚，越王勾践尝吴王夫差之粪，李陵兵败而降匈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几个人除了吴三桂，都是历史上的“正面形 像”。伍子胥灭楚，是因为楚王无道，听信谗言，夺媳杀子，株连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吴国，引兵灭楚，掘墓鞭尸。他连夜过昭关的故事，早已改编为名 满京城的京剧剧目。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为了实现“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的诺言，竟如秦乞师。人家不答应，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终于哭来了救兵， 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幸好秦军功成即退，没问他要土地要劳务费。越王勾践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谦事敌、丧权辱国，乃至尝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 此“卧新尝胆”其实是恶心丧胆，都成了“笑得最后”的必要代价与铺垫。伍子胥、申包胥、勾践都是汉以前的人物，严格地讲不能算“汉奸”，那时还没“汉” 呢。拿他们举例，是为了说明“汉奸”发生的原理，即动机的正义性：讨伐暴君、光复祖国、忍辱复仇。

　 　第一个真正的汉奸是李陵，他身为汉朝将军，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为妻，终身不归汉。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崇高的、正义的动机，作为人们往后为 他翻案的借口。他走上这条不归路，是被逼出来的：武帝任人唯亲重用无能、发给的兵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五千对抗匈奴主力八万、友军拒不救援坐视其全军覆 没、公孙敖谎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诛……。所谓“汉奸机制”，李陵一案最为典型。虽然没人说他不是汉奸，但总觉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 的嫡孙，又有太史公司马迁为他讲公道话而惨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实实做人家的驸马，并没领兵前来攻汉，因而还能获得相当大的同情。如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 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据《汉书·匈奴传》，公元前九六年，即汉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诛不过两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领兵三万余骑追击汉军，在浚稽山转战九日。此役以“伤奴甚众”，匈奴退兵告终。）

　 　最后一个吴三桂，是导致清朝入主中原的关键人物。历史学家对他大都是贬，也就是“反面形像”。同样是当汉奸，动机一点都不崇高：“冲冠一怒为红颜”；脑 袋也不清楚：说好了只是联清平闯，打到后来却变成了投清灭明；操守则更谈不上了：投了一次就算了，好好地当你的汉奸，还能做成个洪承畴、范文程一类人物， 也不失为一种功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近年有李治亭著《吴三桂大传》，将这个人们印象中“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发现以 前的很多误解。他引清兵入关，本想当申包胥，不料却当了个伍子胥。不论是什么胥，总之他这汉奸当得也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甚至还有些悲壮和负责任，不能 简单归为“反面人物”一类。何况今日之中国，早已是胡汉一家，当年的“汉奸”，其实是站在“历史的正确选择”一边，为优秀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取代昏庸无道、 腐败无能的汉族统治者贡献力量。拿吴三桂来说，如果不是他引狼入室，充当侵略军的马前卒，领着中国人打中国人，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朝代怎么可能那样迅速地 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到底是他的功还是他的过？硬要以“功过”来评定，那他最大的过应该是最后对侵略者的背叛，即反叛清朝，破坏新秩序下的安定团结，而 绝非当汉奸这档子事。

　 　《汉奸发生学》当然没说到这些，只是举了这些“好汉奸”的例。这些汉奸既好，当汉奸又实出无奈，所以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们，要指责也只好去指责迫使他 们当汉奸的“机制”。此文一出，引起反响。上头怪罪下来，追查《读书》“替汉奸开脱”的责任。发生在三年前的“汉奸发生学”，遂无法再发生下去　

 

　　李陵有没有投降的权利？

　　中国的历史上，值得讨论的汉奸当然不止这几位，作者单挑了那些好说的说，不好说的都避开了。让人觉得，汉奸的发生大致有两种，一是出于正义，一是迫于无奈。这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照，甚至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其他的机制呢，可惜没能说下去。

　 　我们再来讨论李陵，不妨就从发生机制着手。假设他不是教匈奴闻风丧胆的名将李广之后，假设司马迁没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设汉武帝不搞任人唯亲，假设拨给他 的兵马充足强壮，假设没有小人谗言致使他全家被诛，假设没有这一切“机制”，他只是兵败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汉律当然是绝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设 都是反的也不可以。我们讨论的不是汉律而是道义。不允许自己士兵、将军失败后向敌人投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未免太残忍了。投降无疑是一种耻辱，但如 果你尽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气，陷入重围和绝境无法解脱，那就虽辱犹荣。李陵正是这样的情况。

　 　战争也是一种“游戏”，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中国古代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现代战争更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禁止杀害和虐待俘虏、禁止攻击红十 字救护人员、禁止攻击平民等等国际条约。固然现实中常有违约的暴行发生，如南京大屠杀之类，但它作为国际间公认的准则是不可动摇的。军人的职责是战斗，而 不是白白送死。在无法取胜和解围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权利，他有投降后保持尊严的权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视和迫害的权利。美军飞行员遭敌方击落生 俘，被迫在电视上供认自己的罪行、指责自己的政府，一旦释放归乡，他仍然会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五十年代，在朝鲜战争中被俘虏的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官 兵，经过反复斗争、谈判交涉回到中国，却受到二十多年的歧视、审查、迫害。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异？这差异到底是制度使然，还是文化观念的不同造成的？ 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中共一直享有“优待俘虏”的美誉，包括优待“双手沾满共产党鲜血”的国军将领，优待顽固凶恶的日本士兵，即使在敌己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 江西苏区时代也是如此。能优待俘虏，却不能原谅当过俘虏的自己人。这大概不能说成是一种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美德吧？

　 　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基本形成于汉代。秦统一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经两汉约四百年而有汉族。后来又不断融进北方 各族的血缘，才有今日的“大汉族”。汉族的第一个心腹大敌──匈奴，大部份终于融入汉族。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据平阳建汉称帝，竟以汉朝皇室刘氏子 孙自居，口口声声“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为汉家的列祖列宗光复丢掉了数十年的江山社稷。既然迟早是汉一家，指责当年的李陵为“汉 奸”，又有何意义呢？

 

　　石敬瑭·张邦昌·刘豫

　 　五代时的石敬瑭，是另一类汉奸。他向契丹乞兵灭后唐，建后晋称帝。为了达到目的，许诺事成之后割燕云十六洲予契丹，并以父礼事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就是当 “儿皇帝”。其部将刘知远劝谏：“称臣足矣，何必称父；赠以金帛可矣，何必割地。”石敬瑭求兵心切，竟不听从，接受耶律德光册封的中国皇帝，国号晋。史称 后晋。十六州既失，中国北方的门户大开；每年还要向契丹输绢三十万匹，造成国力衰弱。石敬瑭在位仅六年而死，侄石重贵即位，两国关系终于破裂，耶律德光大 举进兵，灭后晋。

　 　割地是丧权，称“儿皇帝”是辱国，石敬瑭的汉奸罪主要是这两条，再加上纳贡这条较轻的罪。身为一国之主，竟认他国元首为父，固然有失体统，但实际上并不 如纳贡这一条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来得严重。也就是说，辱国是虚的，交钱（货）是实的。中国一贯重面子不重里子，所以讨论历史往往避实就虚，颠倒轻重，以此为 第一奇耻大辱。其实石敬瑭以前，大唐曾与吐蕃订立过“甥舅之盟”，即唐天子为舅，吐蕃赞普为甥。“舅甥”比“父子”好听一些，却也有辈分之差。人家吐蕃就 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既然后来同为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听少数民族称汉族为“舅”、为“伯”，就那样饶不得汉人尊别的民族一声“父”？何况石敬瑭也不是汉人， 是沙陀人。沙陀人本为西突厥的一个部落，先投吐蕃，后归附唐朝，逐渐汉化。所以称他为“汉奸”，也有些牵强。

　 　耶律德光灭晋后，在中国建立大辽，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个月便北返，行至滦城突发病死。其侄兀欲被将士拥立于镇州，称天授皇帝，是为辽世宗。他这个帝位 来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祖母述律太后的坚决反对。当年述律太后宠立次子耶律德光，迫使长子东丹国王突欲愤投世敌南唐，为唐明宗赐姓李并更名曰慕华。“慕 华”者，仰慕中华也，彻头彻尾地当了“契丹奸”。这种人的儿子，怎能承继契丹之大统？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败其祖母。辽朝虽为外族政权，后来却努力汉 化，二百多年后为金所灭时，辽人几乎已全部成为汉人。辽史也与宋史、金史并列，为中国的正史。如果不考虑动机，只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当初石敬瑭割让中 国大片土地予契丹（面积、人口皆超过契丹本土），使之日益强大的同 时，加速并彻底被汉化，最终成为中国的一部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金朝灭辽，有宋朝的参与。从宋的角度，要恢复“中国”的版图；从金的角度，则要趁机扩展势力范围，而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关外藩邦。于是金宋开战，靖康二年 四月，金人攻陷汴京，掳徽钦二帝、后妃、宗室、大臣共三千余人北返，北宋乃亡。金军走之前，特地立了一个中国皇帝，这就是我们要讨论又一个著名汉奸张邦 昌。

　 　石敬瑭虽是“儿皇帝”，毕竟还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朝代，为残唐五代之一。张邦昌接受册封称帝的“楚国”，却只存在了顶多个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赵构即 在应天府登基，是为南宋朝廷的“开国之君”宋高宗。张邦昌甩下“楚帝”不当，亲到应天府谒见高宗，伏地恸哭请死。他本是宋朝的廷臣，并不想当皇帝，接受金 人的册封实在是不得已。高宗赵构问中书侍郎黄潜善如何处置？黄答：“邦昌罪在不贷，然为金人所胁，今已自归，唯陛下谅而处之。”于是以张邦昌为太保，封同 安郡王。

　 　但张邦昌终于没有被原谅。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挠和议贬至江宁的主战派朝臣李纲，他认为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临危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更号，宜正典 刑。遂将张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诛死。至于接受金人官职、俨然以“楚国佐命大臣”自居一班朝臣，如王时雍、吴开、莫俦等人，也都遭流放。历史学家称张邦昌为 “伪帝”，金人所封官职为“伪官”，所谓“楚国”亦被称为“伪政权”。“伪”字与“汉奸”一词联系到一起，就是从这里开始。张邦昌的“伪帝”与石敬瑭的 “儿皇帝”最大的不同，不是存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他是外国侵略军册封的，与自己邀请来帮忙的外国“友军”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张邦昌“伪”，而石敬瑭不 伪。“伪”者，假也。也就是不为咱们自己承认。

　 　张邦昌的节操当然不值得称道，不过倒不是一个为虎作伥、有意出卖国家利益之徒。仅这一点他就比石敬瑭要好。他如果不出面当“皇帝”，侵略军肯定会另选一 人来当，如后来金兵大举南侵，册立前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帝”。这是金人“以华制华”的政策。当然不是说，“我不当反正别人也会当，那还不如我当”。重要的 是看他怎么当。张邦昌至少做了两件好事。第一，促使金人退兵；第二，将政权主动交还给中国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伪官”的吕好问故意同金人说：“天生南 北风习不同，北兵在南不习水土，且少留兵无济于用，多留兵反而不便。”本来准备留兵实行长期占领、监卫的金军乃全部撤离。而后，张邦昌又依从吕好问等人的 主张，迎接因废居私第幸免于难的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宫，并遣使往谒康王劝进，最后自己跑到应天府请罪。照我看，黄潜善的处理意见是对的，有利于人心的归附。 李纲“正典刑”的主张则失之苛严，断绝了所有因迫于情势而暂时委曲求全的人员归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个伪政权，也就再没有张邦昌的故事发生，而 是一心一意奉金朝为正朔，与南宋为敌了。伪帝刘豫有心报效金人，又打不赢南宋，最后金人嫌他无能，派兵捉住，废为蜀王。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比迫不得已的 汉奸下场还是要好得多。

 

　　古代最大的汉奸秦桧

　 　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的时代，也是汉民族走向衰落的开始。程朱的理学，民间水浒梁山式的义气，史家欧阳修的节操说教，似乎都无济于事。复国主义的仇恨与 亡国危机的忧思，贯穿了南宋的一百五十年。对金朝是战是和，成了忠臣与汉奸的试金石。这样，就出了一种新的汉奸类型，即主和类汉奸，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 秦桧。

　 　说起秦桧，人们必然想起岳飞，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大民族英雄。他的故事妇孺皆知：文武全才，起兵抗金，精忠报国，大破兀术的拐子马阵，名震中原，引起 秦桧的忌恨及宋高宗的不安，连发十道金牌将他从前线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后来平反，封为鄂王，建庙于杭州，受后人祭拜。秦桧是岳飞故事中一个永 远的反派角色，一个阴险的陪衬，死后也未能逃过，被铸成铁人跪像置于岳墓前。本文因专门讨论汉奸，所以主要说秦桧，而以岳飞的故事作为陪衬。

　 　秦桧是主和的权相，岳飞是主战的名将，将相失和，主要是失在对金这一最重要的国策上。无论如何，秦桧诬杀岳飞，是一桩令人痛恨的政治阴谋，其恶毒不可饶 恕。不仅使原本国力虚弱的南宋痛失一位统帅级的军事人材，而且首开以“莫须有”罪名迫害异己的恶例。他之所以被称为汉奸，在很大程度上即因为此，因为他干 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人们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内奸？是不是金人派回来破坏抗战的间谍？从他自述的“逃生历险记”来看，可谓是破绽百出，难以自圆 其说。种种疑点，经无数民间传说、唱词、小说、戏曲的演绎，渐渐形成了比正史还要令人确信不疑的事实。以他生前的恶行，这种指控不是没有道理，也的确解 恨。但历史毕竟应该求实，不能以“莫须有”之道，还治“莫须有”发明者其身。

　 　以中国人对秦桧普遍的痛恨，他死后不久即遭道义上的鞭尸，果有充当金人内奸、间谍的铁证，一定早被载入史册。《宋史》是元朝所修，元先灭金而后灭宋，不 存在要为金人讳及为金人间谍讳的理由。我们从信史上，实在找不到秦桧充当间谍和内奸的证据。秦桧主和，无论是迎合上意还是出于私心，总还是一种政治主张， 不能以此作为定罪的根据。诬杀岳飞固然可恨，但也只能说明其人阴险、专横，不能说就是通敌。他是把岳飞作为主战派政敌，而非作为抗金英雄来杀的。否则，他 为什么只杀岳飞，而没有杀同样战功卓著的其他名将如韩世忠等人？历史上，杀功臣名将的事比比皆是。即如前面提到的李陵的祖父李广，为卫青所逼杀；李陵的叔 父李敢，则被霍去病暗杀。而卫青、霍去病也都是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

　 　南宋重相权。作为一名主政达十九年的宰相，评价秦桧一生功过，当然不能单以岳飞事件而论。他的对金主和政策，不是没有道理。事实证明，南宋是打不过金 的。历史学家大都觉得，当时金军横扫中国如秋风席卷落叶，打得宋高宗一逃再逃，直逃到海上才幸免被俘，居然没有最后灭掉南宋，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岳飞等将领在抗金战争中，虽然打了几场胜仗，稍敛金人的嚣张气焰，其实对于整个被动的情势并无重大影响，未能扭转战局。如果我们从金人而非宋人的角度来 看，就更清楚了：实际上，金人最大的失策便是与宋议和。假如它坚持要打，一鼓作气灭南宋而征服、统一全中国，胜算几乎是一定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就将完全 改写，金朝就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大朝代，而不是与另一个偏安于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并列在中国的史卷中。正是由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和了，造成南宋的命脉 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也恨了它一个半世纪，在更北方的蒙古人崛起之时，重蹈辽朝腹背受敌而终至灭亡的覆辙。

　 　宋代的军力衰弱，偏又好意气用事，老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前与金人联手灭辽，辽军虽大败于金，宋军也大败于辽，一副趁火打劫却碰了个硬钉子的萎琐相。及至 残辽西迁，宋又暗中与之相通，并收纳金人叛将，破坏与金的盟约，导致自身的灭国之灾。说到底，“靖康耻”是它自己不讲理、投机取巧引来的祸端，怪不得别 人。后蒙古人伐金，又来找南宋寻求联手，宋人只顾雪一百多年前的耻，却忘了前次的教训。金亡之后，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就守不住了。蒙古大军南下，宋人节节抵抗，前赴后继，仍无力回天，无数抗战志士也只能如文天祥，徒发“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悲喟而已。

　　议和与“拼死一战”

　 　辽是宋的世敌，如果宋能不计前嫌，联辽抗金而不是联金灭辽，北宋也就不会轻易覆亡。辽再坏，毕竟只是屡犯边关，远不及金之陷京掳帝来得恶劣。金是南宋的 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计前嫌，联金抗蒙古而不是联蒙古灭金，南宋也不会轻易覆亡。金再坏，毕竟还允许议和，留给你偏安的辽阔空间与长久时间，远不及蒙古人赶 尽杀绝来得凶残。两宋在国家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重大失策，在于不懂得政治学的敌友定理，以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代替理性判断与抉择，因而一错再错，一亡而再 亡。

　 　有人会说，与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战。所谓“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听起来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准则，但套用在国家、民族上，却是毫无道理。国 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像日本武士道那样“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杀，致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 这样，那么国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秦桧与金人签订的“绍兴和议”，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南宋争取了二十年的和平， 得到修养生息的机会。平心而论，秦桧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再现北宋时的繁荣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国运基础。

　 　汉奸的大批产生，自然是在外国入侵，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第一个高潮是宋代，第二个高潮是明末，第三个高潮则是日本入侵。中国自从出了个秦桧，以后所 有的汉奸都相形逊色，──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作为汉奸的知名度。秦桧简直就成了“汉奸”的代名词，直到再出了个汪精卫。

　 　汪精卫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如果不跟汪划清界限，有损党和领袖的形像。汪精卫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 的竞争对手，双方曾为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位置明争暗斗；抗战八年，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直断断续续。彻底否定汪精卫，即确定了蒋的合法性及历史上的地位。 从共产党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汪精卫是国民党著名左派，共产党的有力支持者，蒋介石发动“清共”，汪的武汉国民政府一度站在共产党一边，表示要讨伐蒋 介石，后来居然宁汉合流，一致反共。这种感情上的伤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条件，而不仅仅是敌友定理了。及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 出的旗号却是“和平、反共、救国”。旧恨新仇，集于汪氏一身，何况国民党已给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条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绝无再为他讲话之理。从一般民意方 面，“汉奸说”本是中国特产，无论文化传统、历史镜鉴、道德观念、民族情绪，都不会认为汪是一个好东西。从国际舆论方面，汪属于战败的日本侵略者阵营，从 未得到过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承认，到日本对美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已呈败相、日首相近卫向汪表示进一步交还中国（沦陷区）主权的时候，汪居然主动提出向英美宣 战，近卫劝都劝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观念较为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国家眼里，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卫当汉奸的动机

　 　史学家们对汪精卫的汉奸罪认识较为一致，唯在当汉奸的动机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对权力的追求，即所谓“领袖欲”；二是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软骨 症；三是与蒋介石搭成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中国无论是胜是败都不至于亡国；四是确信中国打不赢日本，迟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动；五是一贯亲日，死 心塌地投靠日本；六是与蒋介石内斗失利，负气出走铸成大错，只好一错到底。

　 　这六种动机，最为恶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当年汪精卫参加革命，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入狱，尝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 负少年头！”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于世。说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实在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在沦陷区，民间曾流传过这样的 故事：汪赴日和谈前夕，交卫士一把手枪，“如看到我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拔枪把我打死！”这个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说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 在大后方跟着大夥儿高喊抗战，则中国是赢是输，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选择的那条路，处处埋伏着杀机、险情，非软骨者敢走。第五条也难以成 立。汪精卫固然亲日，但毕竟是中国人。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组建同盟会的经历。这种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他 国民党元老也几乎都有。汪氏的亲日，为他对日议和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否则，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 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卖中国的利益、主权，而不至于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兵。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 自己民族的人实在反常和罕见。也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没有充份有力的证据。

　 　至于“负气出走铸成大错”，从他秘密出走河内，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周密和审慎，绝非起于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到河内发出主和的“艳电”，仍 不是没有退路，蒋介石派人送来护照和经费，希望他到欧洲游历，或乾脆回重庆再任要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实在劝不回头才让特务暗杀。就算是出于负气，如果 没有深思熟虑作底，亦即没有其他更深刻的动机，断不至如此。而“领袖欲”，他已贵为国民党副总裁，其言行举止足以影响中国的政局。他一生几经浮沉，深知政 治的无常，尤其战乱中的领袖难为和难当。就在他离开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后一起用餐时，他还提出要对南京、上海的失守负责，国民政府应总辞以谢罪天下。 蒋忿极，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与其说是“领袖欲”，还不如说是“表现欲”，即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向世人表明他要 不顾一切救民于水火。这与他当年谋刺清摄政王的行为动机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种动机，两相比较，“默契说”太牵强，不合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最能说得过去的是第四种动机，即固信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 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州国”；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 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中国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锁；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 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着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 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 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总而言之，“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 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黎东方《细说抗战》）

　　“不能打，也不应该打”，这是历史学家在抗战结束五十年后的客观评论，如果放在当时，则属于彻头彻尾的“汉奸言论”。汪精卫出走前，虽在公开场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战到底，私下却对抗战前景极为悲观，也就是“不能打，也不应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