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知道「愛國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這句名言。
這句名言的原句為“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它點出十八世紀英國文豪薩繆爾．約翰森（Samuel Johnson，1709 ~ 1784），收在他祕書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所寫的《約翰森傳》裡。它的意思是說，在每個社會都有一種惡棍，打著「愛國」的招牌在圖自己之利。羅蘭夫人以前說：「自由、自由，多少罪 惡假汝之名而行」，現在這句話已可改為「愛國、愛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了。
今天的世界雖號稱全球化，已世界如村。但人們也都知道當今的世界其實正加速走在倒退的路上，美國以愛國為名，可以恣意的對別的國家發動侵略戰爭；也可 以藉著它壟斷全球媒體和意見的權力而任意挑撥別國內政，當最大最強的國家都永遠不厭倦的在玩著愛國者的遊戲，難怪其他每個國家都在如法炮製的「愛國」了。 就以台灣為例，我們的「愛台灣」口號叫得震天價響，不知道出了多少「愛台灣的惡棍」；而在中國大陸則有一堆「憤青」，隨便就把「愛國」變成一種道德民粹主 義，而在俄國、中亞、南亞、阿拉伯世界或非洲，「愛國」這個口號下甚至掩護著部落族群的相殺，「愛國」已成了當代最大的民粹主義，已出了無數「愛國惡棍」，在本書裡稱之為「愛國賊」。
每個國家都有「賣國賊」，但「賣國賊」很容易辨識，他們也很容易遭到譴責與懲罰，因此「賣國賊」雖然可惡，但其賣國的效果其實並沒有那麼大，但「愛國賊」則不然。
「愛國賊」以愛國為名，無論它是內神通外鬼，或是訴諸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但「愛國無罪」的詭辯下，它嚴重傷害到國家人民利益，它真正可惡之處乃是它 變亂了是非，混淆了人民的認知，其遺害會更長更久。今天美國的愛國反恐，當年納粹及法西斯的愛國團結，它們都犯了大罪，而罪的淵藪即是禍延好多代的思想毒 害。
「愛國賊」由於頂著愛國這種民粹的道德光環，因而有更大的「自鳴正義」的成分，他們在手段上遂更不收歛，也正容易殘酷失控，愛國法西斯民粹主義之所以可怕，即在於此。
本書的作者為日本留學北大的畢業生加藤嘉一，近年來中國發生許多起中國憤怒青年反日、反法等事件，由於躬逢其會，他有許多第一線的觀察，自是極具價 值。他談到中國大陸許多商人、明星，明明已入籍第三國，但為了賺錢而假扮一副愛國的嘴臉，他認為中國人經常把愛國主義變成一種牟求現實利益的實用主義，這 是愛國主義的浮濫化和廉價化，也是一種機會主義化，他的這部分觀點極有知識上的高度。近代中國從來沒有清楚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問題，許多問題都稀里糊 塗的混著過日子，它也造成了中國人在愛國問題上觀念極為混淆。中國人，人人嘴上說愛國，但人人皆想著拿外國綠卡及入籍，這是思想與行為的錯亂。
最近我應邀到香港開了一個中國軟實力的研討會，在會上我即表示，近代中國從未好好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課題。因此，近代許多概念在中國人社會裡都是魯迅 的「拿來主義」，不清不楚的拿來用而已。中國人崇洋媚外成風，國家意識低落，國家認同也相對偏低，這也造成了大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極為容易。中國目前在 經濟上已世界第二，但卻國家認同低落。因此我認為，在可見的未來，中國應該在國家建造上，重新打造規模和建造新的認知標準。沒有清楚的國家認同，產生不了 足夠的精神內聚力，這個國家的路是走不久的。
現在雖然號稱全球化，但人們也知道國家間的顛覆滲透其實是有增無減。杭士基（Noam Chomsky）即指出，美國最擅於在別的國家尋找「有價值的受害人」（worthy victims），如果有受害者符合它的利益，它即大力宣傳、捧為英雄，俾達到干涉別國事務之目的。這種惡意的干涉主義只會使得被干涉者更加憤怒，這乃是 當今世界上這種「干涉—反干涉」的鬥爭日益激烈的原因。當代義大利思想家波比歐（Norberto Bobbio），遂在《讚美溫柔》一書中指出：世界上的確有進步、落伍之分，但若進步者以其進步性歧視或侵略落伍者，那麼進步與落伍就亂了套，進步也變成 了更大的落伍。因此他認為世界要和平、和諧相處，首要之務乃是改變國際互動之道，因而他倡導一種非干涉的、互助的世界觀，進步國家要主動幫助落伍國家，使 這些國家樂於追求進步。近年來，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Nye）提倡「軟實力」論。法國思想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即認為「軟實力」仍是一種以支配為核心的權力觀，因而他認為「寧靜權力」（tranquil power）才更重要，即是一種與人為善、助人為善的權力觀。要讓世界上有些國家的人不會因為被別的國家的干涉而憤怒，一定要從權力的相互對待重新做起。
世界上有許多「愛國賊」，有了大國的「愛國賊」，就會有中等國家的「愛國賊」，最後是每個小國也都「愛國賊」當道，因此談「愛國賊」問題，可能還得落實到國際秩序這個核心環節。一個沒有以愛國為名的惡棍，才是世界應有的方向！
南方朔
這句名言的原句為“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它點出十八世紀英國文豪薩繆爾．約翰森（Samuel Johnson，1709 ~ 1784），收在他祕書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所寫的《約翰森傳》裡。它的意思是說，在每個社會都有一種惡棍，打著「愛國」的招牌在圖自己之利。羅蘭夫人以前說：「自由、自由，多少罪 惡假汝之名而行」，現在這句話已可改為「愛國、愛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了。
今天的世界雖號稱全球化，已世界如村。但人們也都知道當今的世界其實正加速走在倒退的路上，美國以愛國為名，可以恣意的對別的國家發動侵略戰爭；也可 以藉著它壟斷全球媒體和意見的權力而任意挑撥別國內政，當最大最強的國家都永遠不厭倦的在玩著愛國者的遊戲，難怪其他每個國家都在如法炮製的「愛國」了。 就以台灣為例，我們的「愛台灣」口號叫得震天價響，不知道出了多少「愛台灣的惡棍」；而在中國大陸則有一堆「憤青」，隨便就把「愛國」變成一種道德民粹主 義，而在俄國、中亞、南亞、阿拉伯世界或非洲，「愛國」這個口號下甚至掩護著部落族群的相殺，「愛國」已成了當代最大的民粹主義，已出了無數「愛國惡棍」，在本書裡稱之為「愛國賊」。
每個國家都有「賣國賊」，但「賣國賊」很容易辨識，他們也很容易遭到譴責與懲罰，因此「賣國賊」雖然可惡，但其賣國的效果其實並沒有那麼大，但「愛國賊」則不然。
「愛國賊」以愛國為名，無論它是內神通外鬼，或是訴諸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但「愛國無罪」的詭辯下，它嚴重傷害到國家人民利益，它真正可惡之處乃是它 變亂了是非，混淆了人民的認知，其遺害會更長更久。今天美國的愛國反恐，當年納粹及法西斯的愛國團結，它們都犯了大罪，而罪的淵藪即是禍延好多代的思想毒 害。
「愛國賊」由於頂著愛國這種民粹的道德光環，因而有更大的「自鳴正義」的成分，他們在手段上遂更不收歛，也正容易殘酷失控，愛國法西斯民粹主義之所以可怕，即在於此。
本書的作者為日本留學北大的畢業生加藤嘉一，近年來中國發生許多起中國憤怒青年反日、反法等事件，由於躬逢其會，他有許多第一線的觀察，自是極具價 值。他談到中國大陸許多商人、明星，明明已入籍第三國，但為了賺錢而假扮一副愛國的嘴臉，他認為中國人經常把愛國主義變成一種牟求現實利益的實用主義，這 是愛國主義的浮濫化和廉價化，也是一種機會主義化，他的這部分觀點極有知識上的高度。近代中國從來沒有清楚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問題，許多問題都稀里糊 塗的混著過日子，它也造成了中國人在愛國問題上觀念極為混淆。中國人，人人嘴上說愛國，但人人皆想著拿外國綠卡及入籍，這是思想與行為的錯亂。
最近我應邀到香港開了一個中國軟實力的研討會，在會上我即表示，近代中國從未好好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課題。因此，近代許多概念在中國人社會裡都是魯迅 的「拿來主義」，不清不楚的拿來用而已。中國人崇洋媚外成風，國家意識低落，國家認同也相對偏低，這也造成了大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極為容易。中國目前在 經濟上已世界第二，但卻國家認同低落。因此我認為，在可見的未來，中國應該在國家建造上，重新打造規模和建造新的認知標準。沒有清楚的國家認同，產生不了 足夠的精神內聚力，這個國家的路是走不久的。
現在雖然號稱全球化，但人們也知道國家間的顛覆滲透其實是有增無減。杭士基（Noam Chomsky）即指出，美國最擅於在別的國家尋找「有價值的受害人」（worthy victims），如果有受害者符合它的利益，它即大力宣傳、捧為英雄，俾達到干涉別國事務之目的。這種惡意的干涉主義只會使得被干涉者更加憤怒，這乃是 當今世界上這種「干涉—反干涉」的鬥爭日益激烈的原因。當代義大利思想家波比歐（Norberto Bobbio），遂在《讚美溫柔》一書中指出：世界上的確有進步、落伍之分，但若進步者以其進步性歧視或侵略落伍者，那麼進步與落伍就亂了套，進步也變成 了更大的落伍。因此他認為世界要和平、和諧相處，首要之務乃是改變國際互動之道，因而他倡導一種非干涉的、互助的世界觀，進步國家要主動幫助落伍國家，使 這些國家樂於追求進步。近年來，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Nye）提倡「軟實力」論。法國思想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即認為「軟實力」仍是一種以支配為核心的權力觀，因而他認為「寧靜權力」（tranquil power）才更重要，即是一種與人為善、助人為善的權力觀。要讓世界上有些國家的人不會因為被別的國家的干涉而憤怒，一定要從權力的相互對待重新做起。
世界上有許多「愛國賊」，有了大國的「愛國賊」，就會有中等國家的「愛國賊」，最後是每個小國也都「愛國賊」當道，因此談「愛國賊」問題，可能還得落實到國際秩序這個核心環節。一個沒有以愛國為名的惡棍，才是世界應有的方向！
南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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