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
又是一个冷夏！奥运前夕的曼彻斯特，气温只有7到13摄氏度，不过，这倒不妨碍奥运火炬接力经过曼城的当晚，几乎全城市民都兴高采烈地拥挤在酒吧里，一点看不出气候变暖的迹象，也看不出金融危机的迹象。当然，这是置身欧元区之外的英国，他们有理由幸灾乐祸，就像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时心怀叵测的欧洲各国。就连欧洲的其他地方，此刻也正耽于足球民族主义的冲突之中，人们似乎无暇关心决定欧洲未来的布鲁塞尔峰会。
的确，自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失败之后，欧洲就仿佛坠入一个无尽的深渊：因为内部的纷争而错失了一次改变世界的机会。此后便每况愈下，气候峰会破产的阴影如同欧洲的梦魇一般挥之不去，出现在随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就像今年欧洲大陆的冷夏，嘲笑着气候变暖的预言，在戴维营G8峰会、墨西哥G20峰会、里约可持续发展峰会，欧洲的话语权和政治共识仿佛被莫名的力量所绑架。如同世界的磁极已经发生了偏转，而欧洲却不自知，因此陷入了混沌。
民众主义兴起
金融危机自身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出路。被金融资本绑架的国家及其代理人不可能自动释出他们的绑架对象，就像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在布鲁赛尔峰会前夕的警告，“没有什么万灵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大资本与右翼力量联盟的最忠实的看护人，默克尔一直坚持财政紧缩政策，不同意发行欧元债券，也拒绝为此提供最后担保。所以，相比希腊的两次选举和组阁努力——最终屈服在德意志帝国的欧元霸权下，法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选出了反对财政紧缩的社会党人奥朗德。
虽然奥朗德的当选仍然可以归之为党机器的产物，但是法国选民对萨科齐主义或者“默克齐”(Merkozy，欧洲民众对默克尔和萨科齐在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密切支持关系的戏称。)的拒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社会的选择。每一次系统危机都可能催生着新的社会整合，金融危机彻底拯救的唯一出路只能来自“金融-国家”之外的社会。
对这种通过社会整合而实现社会自救的思想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都只停留在卡尔•波兰尼最多福柯的意义上，并不熟悉洛克伍德-哈贝马斯(Lockwood-Habermas)的社会整合思想，更不敢面对革命也是一种保卫社会，激进主义往往才是启动社会自救的唯一机制。从去年年初北非茉莉花革命到以色列、西班牙的大规模抗议再到去年9月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当然也包括在希腊发生的激进行动，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的全球运动正在兴起，而且改变了日常政治。如同上世纪的大萧条来临，在全球金融危机延烧的5年中，世界的磁极开始向左偏转。
虽说在美洲大陆，这个偏转可能追溯到2008年奥巴马当选之刻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在欧洲，只有当金融危机逐渐深化并引发欧元危机然后整个欧盟一体化的危机，这一偏转才逐渐显现，人们也终于开始谈论起偏转的表象了。
比如说，6月25日的《纽约时报》，评论人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称一种“民众主义”(popularism)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粹主义(populism)正在兴起，政客们正在日益受到推特和博客以及民调的共同导引，只是他们也不知道究竟谁在真正引导那些新媒体。还是在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26个州对奥巴马总统全民健保案的违宪指控。奥巴马的欧洲式社会民主改革努力在连任关头站住了脚，被最高法院加固了。
弗里德曼看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势。仅仅在过去几年间，世界偏转的关键几年间，这一发展还被误认为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包括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特别是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今年5月总统竞选的胜利，也被认为相当程度上唤起了左派的民粹主义，以至于德国乃至全欧洲的社会党人今天都在谈论如何回到19世纪社会民主最初的民粹传统上去，彻底摆脱政党的官僚化和脱离基层的倾向。
激进主义的合流
但是，如果眼光仅限于此，恐怕难以理解这半年来欧洲所遭遇的混乱，比如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动荡，也难以真正理解奥朗德上台的背景和意义。欧洲正在经受她固有的几个伟大传统的相互较量。其中之一是奥朗德选出的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的骄傲和价值观——平等。
奥朗德的政策主张，除了反对财政紧缩，还包括效法德国的共同参与制，要求1000名雇员的企业的监事会或董事会里必须至少有一名劳工代表。像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对金融资本绑架国家政策的抗议，继而奥巴马表示声援；萨科齐—默克尔以来的大资本联盟也开始被无情地扭转，其背后同样由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相似的激进主义在驱动，且不说奥巴马。
奥巴马作为一位从芝加哥南部开始从事社区工作的激进活动家然后当选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自2000年参选以来，屡屡被右翼保守分子攻击为共产主义分子。其激进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索尔•阿林斯基(SaulAlinsky，一位在大萧条时代开始投身芝加哥南区的社会运动、美国当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激进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以及左派神学，奥巴马自承的三位导师都是受阿林斯基主义影响的公认的激进牧师。奥巴马和阿林斯基的亲授门生希拉里•克林顿已经完全遵照了阿林斯基的激进主义原则，实现了激进运动的目标——夺取最高权力。
那么如何观察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背后思想呢？过去一年里，我先后搜集了四本激进主义的出版物，它们分别隐见于过去几年的历次骚乱、行动、抵抗和城市革命之中，为我们观察欧洲和世界向左转的思想驱动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一本是法国“隐形委员会”撰写的《革命将至》，早在2008年巴黎暴乱期间就印行出版。特别是2008年11月发生了160起火车破坏案件后，法国警方在Tarnac村逮捕了9名年轻人，怀疑他们是“隐形委员会”成员，对他们提出指控，而证据只有法国国营铁路时刻表、一副梯子和《革命将至》这本书。
Tarnac村的这9人中的一位朱莲•库帕(JulienCoupat)是其中最引人注目者，他33岁，法国高等社科院的哲学系学生。他以及这本书鼓吹的是匿名行动，为法国当局所恐慌，因为据此几乎可以重新定义巴黎13区的暴乱性质——没有暴乱，只有反抗。这种匿名行动是地道的无政府主义风格。与他同名的另一位朱利安(即维基解密创始人阿萨奇)，这些年来在做的维基泄密，也是同样的无政府主义匿名行动，今年6月跑到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寻求庇护。
台湾印行了《革命将至》这本书的中文版，去年秋天我访台时购得。当时，占领华尔街运动延烧至台湾，在台湾演变成争取各项劳工权利的“占领101大楼”行动。
该做点什么了
第二本，《时代的愤慨》，它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书，而是一份不足40页的小册子，不算注释的话，内文只有13页，由现年94岁的法国老战士德•斯蒂芬•黑塞尔(DeStephaneHessel)于2010年写作出版。
黑塞尔，是遗世不多的抵抗运动战士之一，这本小册子自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印行超过400万本，仅在去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最高潮的10月到11月期间就卖出了60万本，堪与1968革命期间人手一册的弗朗兹•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相媲美，被称作“就像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呼吁自由法国开展抵抗运动的演讲”，号召每个普通公民“变成真正的战士，而不只是躺在扶手椅里的知识分子”。
这位1917年出生在柏林的老战士，1941年加入法国抵抗组织，是墨林(JaneMo-lin，法国20世纪抵抗组织战斗社成员)的追随者。墨林的墓地坐落在巴黎西区的一座普通住宅小楼外，默默见证着抵抗战士的老去。黑塞尔进过集中营，战后作为外交家与埃莉诺特•罗斯福一起参与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起草，参加过20世纪法国历史上几乎每一场革命和运动，2004年获得“欧洲南北奖”。
黑塞尔的主张很简单，感觉愤慨的能力和自由是人的本质。他号召重新唤起抵抗精神，反对金融资本，反对小布什、布莱尔、萨科齐等践踏理想的伪民主主义者，捍卫平等权利。黑塞尔的理想主义鼓舞，“兴奋起来，做点什么”，也因此同时出现在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乔姆斯基和茶党领袖罗•保罗的海报上。
虽说黑塞尔所说的愤慨(Indignation)，在英文版中被译成愤怒(Outrage)——前者更显理性，容易被运动精英用来自我赋权，制造出民粹主义的效果，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表达的99%对1%的愤慨；而后者似乎更盲动一些，像1968年革命风暴的气氛，但却同样合乎美国阿林斯基主义的策略原则：愤怒可能是大众最有力量的权力所在。
第三本，《这能改变一切：占领华尔街和99%运动》，是美国《是》(Yes)社运杂志编辑的有关占领华尔街运动始末的文集，也几乎就是一本运动指南，对全球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中，最有趣的是，运动的起源完全受埃及开罗塔西尔广场运动的启发。一群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作家、社运活动分子、还有IT民工，在华尔街和百老汇附近的海狸街16号4层楼的一处艺术家聚会的空间，萌发了效仿占领塔西尔广场的想法。
2011年7月，他们在加拿大一份独立的反资本主义杂志Adbusters上呼吁，“你们准备好塔西尔时刻了吗？”当月就得到9万人的响应，随后在海狸16号成立了“纽约市大会”。其中一对西班牙夫妇曾经短暂回国目睹了西班牙马德里5月15日愤怒的两万市民举行的抗议活动，回到海狸16号后与众人分享，开始谋划“一次和平的革命”。
约30人规模的活动分子——也就是海狸16号的主要成员，跟2011年2月18日塔西尔广场10万人示威的组织者规模差不多，第一次组织到市政厅抗议削减预算。一位来自希腊的艺术家深受感染，迫不及待地加入进来，将原来毫无固定诉求的聚会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市民大会。
很大程度上，这是拜纽约警察的强力镇压所赐，也因为新媒体的传播和参与。他们的行动迅速上了电视和当地大报的封面，一场示威变成每天继续的占领，并扩散到波士顿、洛杉矶……占领行动的力量，在那些欧洲的参与者眼中，来自塔西尔广场、来自希腊和西班牙，他们“不是为了美国经济危机，而是为了世界的危机”。
而最大的危机，推动全球向左偏转的动力，抵抗或者占领运动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其实不仅是华尔街，也不只是欧洲或全世界的公司对国家的绑架，还有如著名斯洛文尼亚政治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在现场演讲所定义的，这场席卷全球的运动反对的是全球资本主义。那些被整体视作外来者的劳动阶级被迫忍受经济和暴力的双重压迫，忍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和大资本、地方化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暴力压迫，任何看上去荒谬偶然的导火索都可能点燃这一愤怒，将此“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不满演变为全面的城市阶级战争，而非简单意义上的骚乱。
挑战全球资本主义
“城市阶级战争”，这也是第四本书——纽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授戴维•哈维(DavidHarvey)的《造反城市》一书的主线。现实事实的发展不过是它的重复和延伸，只要全球资本主义没有真正受到挑战并且被迫作出修正。
如何达成呢？迄今为止，至少从布鲁塞尔峰会传出的讯息来看，世界往左偏转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幻想系统自身作出修正是不现实的，还需要社会的、激进力量创造出各种新的抗争形式，尤其是新媒体和想象力。
新媒体的出现可能最终在网络化过程中形成人类社会的内生大脑，促进和传播想象力和各种抗争的创新。这一社会革命大大降低了传统政治革命所需的组织和动员门槛，使得革命可能加速到来。
在实际过程中，连黑塞尔都以94岁高龄的耄耄身躯坚持写作，坚持亲自到大学演讲，最终推动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人奥朗德赢得大选。那么，这一过程最终依赖于每个普通公民都成为真正的战士，而非如我在曼彻斯特办公楼里所见，每日阴郁天气中，都是副阴郁的面孔，唯有清洁工最快乐，与每个人打招呼谈足球。
重要的是，这一进程有赖于每一位社运活动分子发挥出创造力，团结在最有创造力的人周围，就像苹果粉丝对乔布斯的爱戴。因为穿透陈旧僵化制度的边界，打破资本政党的联盟，瓦解全球资本主义，全赖最富有创造力、最具想象力的抵抗，这也是奥巴马精神导师阿林斯基的基本原则之一，绝不按照系统熟悉的方式来行事。而如黑塞尔所说，创造就是抵抗，抵抗就是创造！
（摘自2012年8月16日《法治周末》）
又是一个冷夏！奥运前夕的曼彻斯特，气温只有7到13摄氏度，不过，这倒不妨碍奥运火炬接力经过曼城的当晚，几乎全城市民都兴高采烈地拥挤在酒吧里，一点看不出气候变暖的迹象，也看不出金融危机的迹象。当然，这是置身欧元区之外的英国，他们有理由幸灾乐祸，就像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时心怀叵测的欧洲各国。就连欧洲的其他地方，此刻也正耽于足球民族主义的冲突之中，人们似乎无暇关心决定欧洲未来的布鲁塞尔峰会。
的确，自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失败之后，欧洲就仿佛坠入一个无尽的深渊：因为内部的纷争而错失了一次改变世界的机会。此后便每况愈下，气候峰会破产的阴影如同欧洲的梦魇一般挥之不去，出现在随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就像今年欧洲大陆的冷夏，嘲笑着气候变暖的预言，在戴维营G8峰会、墨西哥G20峰会、里约可持续发展峰会，欧洲的话语权和政治共识仿佛被莫名的力量所绑架。如同世界的磁极已经发生了偏转，而欧洲却不自知，因此陷入了混沌。
民众主义兴起
金融危机自身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出路。被金融资本绑架的国家及其代理人不可能自动释出他们的绑架对象，就像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在布鲁赛尔峰会前夕的警告，“没有什么万灵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大资本与右翼力量联盟的最忠实的看护人，默克尔一直坚持财政紧缩政策，不同意发行欧元债券，也拒绝为此提供最后担保。所以，相比希腊的两次选举和组阁努力——最终屈服在德意志帝国的欧元霸权下，法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选出了反对财政紧缩的社会党人奥朗德。
虽然奥朗德的当选仍然可以归之为党机器的产物，但是法国选民对萨科齐主义或者“默克齐”(Merkozy，欧洲民众对默克尔和萨科齐在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密切支持关系的戏称。)的拒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社会的选择。每一次系统危机都可能催生着新的社会整合，金融危机彻底拯救的唯一出路只能来自“金融-国家”之外的社会。
对这种通过社会整合而实现社会自救的思想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都只停留在卡尔•波兰尼最多福柯的意义上，并不熟悉洛克伍德-哈贝马斯(Lockwood-Habermas)的社会整合思想，更不敢面对革命也是一种保卫社会，激进主义往往才是启动社会自救的唯一机制。从去年年初北非茉莉花革命到以色列、西班牙的大规模抗议再到去年9月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当然也包括在希腊发生的激进行动，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的全球运动正在兴起，而且改变了日常政治。如同上世纪的大萧条来临，在全球金融危机延烧的5年中，世界的磁极开始向左偏转。
虽说在美洲大陆，这个偏转可能追溯到2008年奥巴马当选之刻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在欧洲，只有当金融危机逐渐深化并引发欧元危机然后整个欧盟一体化的危机，这一偏转才逐渐显现，人们也终于开始谈论起偏转的表象了。
比如说，6月25日的《纽约时报》，评论人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称一种“民众主义”(popularism)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粹主义(populism)正在兴起，政客们正在日益受到推特和博客以及民调的共同导引，只是他们也不知道究竟谁在真正引导那些新媒体。还是在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26个州对奥巴马总统全民健保案的违宪指控。奥巴马的欧洲式社会民主改革努力在连任关头站住了脚，被最高法院加固了。
弗里德曼看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势。仅仅在过去几年间，世界偏转的关键几年间，这一发展还被误认为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包括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特别是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今年5月总统竞选的胜利，也被认为相当程度上唤起了左派的民粹主义，以至于德国乃至全欧洲的社会党人今天都在谈论如何回到19世纪社会民主最初的民粹传统上去，彻底摆脱政党的官僚化和脱离基层的倾向。
激进主义的合流
但是，如果眼光仅限于此，恐怕难以理解这半年来欧洲所遭遇的混乱，比如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动荡，也难以真正理解奥朗德上台的背景和意义。欧洲正在经受她固有的几个伟大传统的相互较量。其中之一是奥朗德选出的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的骄傲和价值观——平等。
奥朗德的政策主张，除了反对财政紧缩，还包括效法德国的共同参与制，要求1000名雇员的企业的监事会或董事会里必须至少有一名劳工代表。像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对金融资本绑架国家政策的抗议，继而奥巴马表示声援；萨科齐—默克尔以来的大资本联盟也开始被无情地扭转，其背后同样由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相似的激进主义在驱动，且不说奥巴马。
奥巴马作为一位从芝加哥南部开始从事社区工作的激进活动家然后当选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自2000年参选以来，屡屡被右翼保守分子攻击为共产主义分子。其激进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索尔•阿林斯基(SaulAlinsky，一位在大萧条时代开始投身芝加哥南区的社会运动、美国当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激进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以及左派神学，奥巴马自承的三位导师都是受阿林斯基主义影响的公认的激进牧师。奥巴马和阿林斯基的亲授门生希拉里•克林顿已经完全遵照了阿林斯基的激进主义原则，实现了激进运动的目标——夺取最高权力。
那么如何观察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背后思想呢？过去一年里，我先后搜集了四本激进主义的出版物，它们分别隐见于过去几年的历次骚乱、行动、抵抗和城市革命之中，为我们观察欧洲和世界向左转的思想驱动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一本是法国“隐形委员会”撰写的《革命将至》，早在2008年巴黎暴乱期间就印行出版。特别是2008年11月发生了160起火车破坏案件后，法国警方在Tarnac村逮捕了9名年轻人，怀疑他们是“隐形委员会”成员，对他们提出指控，而证据只有法国国营铁路时刻表、一副梯子和《革命将至》这本书。
Tarnac村的这9人中的一位朱莲•库帕(JulienCoupat)是其中最引人注目者，他33岁，法国高等社科院的哲学系学生。他以及这本书鼓吹的是匿名行动，为法国当局所恐慌，因为据此几乎可以重新定义巴黎13区的暴乱性质——没有暴乱，只有反抗。这种匿名行动是地道的无政府主义风格。与他同名的另一位朱利安(即维基解密创始人阿萨奇)，这些年来在做的维基泄密，也是同样的无政府主义匿名行动，今年6月跑到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寻求庇护。
台湾印行了《革命将至》这本书的中文版，去年秋天我访台时购得。当时，占领华尔街运动延烧至台湾，在台湾演变成争取各项劳工权利的“占领101大楼”行动。
该做点什么了
第二本，《时代的愤慨》，它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书，而是一份不足40页的小册子，不算注释的话，内文只有13页，由现年94岁的法国老战士德•斯蒂芬•黑塞尔(DeStephaneHessel)于2010年写作出版。
黑塞尔，是遗世不多的抵抗运动战士之一，这本小册子自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印行超过400万本，仅在去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最高潮的10月到11月期间就卖出了60万本，堪与1968革命期间人手一册的弗朗兹•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相媲美，被称作“就像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呼吁自由法国开展抵抗运动的演讲”，号召每个普通公民“变成真正的战士，而不只是躺在扶手椅里的知识分子”。
这位1917年出生在柏林的老战士，1941年加入法国抵抗组织，是墨林(JaneMo-lin，法国20世纪抵抗组织战斗社成员)的追随者。墨林的墓地坐落在巴黎西区的一座普通住宅小楼外，默默见证着抵抗战士的老去。黑塞尔进过集中营，战后作为外交家与埃莉诺特•罗斯福一起参与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起草，参加过20世纪法国历史上几乎每一场革命和运动，2004年获得“欧洲南北奖”。
黑塞尔的主张很简单，感觉愤慨的能力和自由是人的本质。他号召重新唤起抵抗精神，反对金融资本，反对小布什、布莱尔、萨科齐等践踏理想的伪民主主义者，捍卫平等权利。黑塞尔的理想主义鼓舞，“兴奋起来，做点什么”，也因此同时出现在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乔姆斯基和茶党领袖罗•保罗的海报上。
虽说黑塞尔所说的愤慨(Indignation)，在英文版中被译成愤怒(Outrage)——前者更显理性，容易被运动精英用来自我赋权，制造出民粹主义的效果，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表达的99%对1%的愤慨；而后者似乎更盲动一些，像1968年革命风暴的气氛，但却同样合乎美国阿林斯基主义的策略原则：愤怒可能是大众最有力量的权力所在。
第三本，《这能改变一切：占领华尔街和99%运动》，是美国《是》(Yes)社运杂志编辑的有关占领华尔街运动始末的文集，也几乎就是一本运动指南，对全球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中，最有趣的是，运动的起源完全受埃及开罗塔西尔广场运动的启发。一群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作家、社运活动分子、还有IT民工，在华尔街和百老汇附近的海狸街16号4层楼的一处艺术家聚会的空间，萌发了效仿占领塔西尔广场的想法。
2011年7月，他们在加拿大一份独立的反资本主义杂志Adbusters上呼吁，“你们准备好塔西尔时刻了吗？”当月就得到9万人的响应，随后在海狸16号成立了“纽约市大会”。其中一对西班牙夫妇曾经短暂回国目睹了西班牙马德里5月15日愤怒的两万市民举行的抗议活动，回到海狸16号后与众人分享，开始谋划“一次和平的革命”。
约30人规模的活动分子——也就是海狸16号的主要成员，跟2011年2月18日塔西尔广场10万人示威的组织者规模差不多，第一次组织到市政厅抗议削减预算。一位来自希腊的艺术家深受感染，迫不及待地加入进来，将原来毫无固定诉求的聚会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市民大会。
很大程度上，这是拜纽约警察的强力镇压所赐，也因为新媒体的传播和参与。他们的行动迅速上了电视和当地大报的封面，一场示威变成每天继续的占领，并扩散到波士顿、洛杉矶……占领行动的力量，在那些欧洲的参与者眼中，来自塔西尔广场、来自希腊和西班牙，他们“不是为了美国经济危机，而是为了世界的危机”。
而最大的危机，推动全球向左偏转的动力，抵抗或者占领运动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其实不仅是华尔街，也不只是欧洲或全世界的公司对国家的绑架，还有如著名斯洛文尼亚政治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在现场演讲所定义的，这场席卷全球的运动反对的是全球资本主义。那些被整体视作外来者的劳动阶级被迫忍受经济和暴力的双重压迫，忍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和大资本、地方化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暴力压迫，任何看上去荒谬偶然的导火索都可能点燃这一愤怒，将此“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不满演变为全面的城市阶级战争，而非简单意义上的骚乱。
挑战全球资本主义
“城市阶级战争”，这也是第四本书——纽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授戴维•哈维(DavidHarvey)的《造反城市》一书的主线。现实事实的发展不过是它的重复和延伸，只要全球资本主义没有真正受到挑战并且被迫作出修正。
如何达成呢？迄今为止，至少从布鲁塞尔峰会传出的讯息来看，世界往左偏转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幻想系统自身作出修正是不现实的，还需要社会的、激进力量创造出各种新的抗争形式，尤其是新媒体和想象力。
新媒体的出现可能最终在网络化过程中形成人类社会的内生大脑，促进和传播想象力和各种抗争的创新。这一社会革命大大降低了传统政治革命所需的组织和动员门槛，使得革命可能加速到来。
在实际过程中，连黑塞尔都以94岁高龄的耄耄身躯坚持写作，坚持亲自到大学演讲，最终推动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人奥朗德赢得大选。那么，这一过程最终依赖于每个普通公民都成为真正的战士，而非如我在曼彻斯特办公楼里所见，每日阴郁天气中，都是副阴郁的面孔，唯有清洁工最快乐，与每个人打招呼谈足球。
重要的是，这一进程有赖于每一位社运活动分子发挥出创造力，团结在最有创造力的人周围，就像苹果粉丝对乔布斯的爱戴。因为穿透陈旧僵化制度的边界，打破资本政党的联盟，瓦解全球资本主义，全赖最富有创造力、最具想象力的抵抗，这也是奥巴马精神导师阿林斯基的基本原则之一，绝不按照系统熟悉的方式来行事。而如黑塞尔所说，创造就是抵抗，抵抗就是创造！
（摘自2012年8月16日《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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