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人士许志永失踪，仅因要赴“饭局”？

作者：陆杨

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永上周末失踪，遭拘禁30多小时回到家中。许志永说，当局“拘禁”他只是为了防止他们“聚餐”。有观察人士指出，尽管中共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但是上届班子的维稳模式还有惯性，他们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国保阻许聚餐拘其30小时*

北京知名维权人士、公盟研究中心负责人许志永11月25日晚上11点多回到北京家中，他11月24日上午8点左右被北京国保带走，“失踪”30小时。有网友说，许志永失踪可能跟他给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有关。

中共18大结束后推出习近平为总书记。许志永11月15日网上给习近平发出公开信，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已到尽头；这个体制没有前途；告别共产专制，易帜民主宪政，这不是邪路，这是唯一的人间正道。

许志永在公开信中还说，“如果您和我一样爱这个国家，希望您，像您的父亲一样，在任何恶劣环境下都能保有内在的良知，希望您展现您的勇气和智慧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人间正道……。”

许志永11月27日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告诉记者，他11月24日被国保带到一家宾馆拘禁，期间他们“没有提到那封信，我感觉主要是为了防止我们的聚餐。我们聚餐的活动是在（11月）24日。”

*公民圈行动当局不敢轻易对网友下手*

许志永提到的聚餐是上海的网络作家李化平（网名“挪威森林”）等人今年发起的一项城市公民圈行动。这项行动鼓励同一城市的网友相互认识，经常见面、聚会，以此形成一股力量，让当局不敢轻易对网友下手。

许志永说，北京的同城网友聚会目前是每个月搞一次。同城聚会已经搞了几次，之前还没有因为聚会被国保带走过。

跟许志永几乎同时被国保限制自由的还有北京的维权律师丁家喜和上海的李化平。

*阻聚餐北京律师被传唤*

丁家喜同一天对记者说，他被国保限制自由7个小时左右，也是阻止他去参加聚餐。“限制我的理由也是不让去聚餐。我是（11月24日）上午11点半在路上它截住我了，然后带我到派出所待了大约7个小时，然后送我回家。警察看着门，他的意思呢，只要你不去聚餐，都可以。”

丁家喜说，11月25日中午一个受到法律援助的拆迁户邀请大家去吃饺子，国保要求他不要去。丁家喜说，十八大期间和之前中国维稳，大家勉强接受了，但十八大之后还要持续那种政治敏感日的维稳模式，就非常没有道理。

*有聚餐还会去*

不过，许志永和丁家喜都表示，还会继续参加同城的公民聚会活动。许志永说：“公民肯定还是要聚餐的呀。公民在一起讨论一些时政，关心公众利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反正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推动公民社会健康成长，像我在公开信中写的一样，我们会继续努力。”

许志永11月26日在他的推特上写道，各地公民都聚餐，让他们忙吧。

北京知名维权活动人士胡佳推文写道，“当局阻止同城公民饭醉，是怕公民形成类组织化。”

随着十八大上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产生，人们希望新的中共执政者能够纠正过去十年形成的“维稳体制”。

*田奇庄：当局维稳体制短期还会维持*

河北省网络作家田奇庄经常参与公盟的活动，是公盟热心的志愿者。他认为，中共当局十年的维稳体制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上届领导班子政治模式有一个滞后效应。虽然说新班子上来了，但是上届的安保维稳措施，估计还要延续一段时间。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十八大之后维稳打压依旧*

十八大已经结束近十天，当局依然严厉打压维权异议人士，限制公民行动。湖北维权人士秦永敏十八大之前失踪，到现在没有音讯。浙江民主人士陈树庆和吕耿松近日先后被国保传唤。

群眾運動聖經(The True Believer: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打醬油的汗牛馬

 群眾運動聖經(The True Believer: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這本小書值得至少看一次.它簡直就是這個混沌世態的照妖鏡,看著別人,照著自己,突然驚覺冷汗一身,在這小地方,即使跳出威權走進民主,集體主義狂熱份子卻只增不減,不在諷刺,也非批評,它只是冷靜講出了群眾運動中的個體狀態,沒有誇張,更無矯辯,這些個體鮮明充斥在周遭,不管顏色,職業,階級,也不論運動是在街上,議場,或網路,而你竟然就是書中描述的一人,怎能不讓人心驚,這些特徵是社會大步向前時該揚棄的,但現實卻正走回路,人們如果期待一個集體主義國家那也罷了,偏那是我們以為已經丟棄的過去,翻開這書發現丟了集體主義軀殼,而它的靈魂卻在一路緊緊糾纏追隨不放,而書中指出只有一種狀態下的群眾運動可能是好的,就是一個已經長期崩解,透過所有正常手段都無法解救的社會,但我們是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們豈不該為這集體幽靈而有所警戒.

   如果一個失意者能像作者Eric Hoffer這樣觀察世界,他就能脫離書中的那種狂熱份子所面對的環境挑戰與心理反抗狀態.Hoffer說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膽大妄為,這就是狂熱份子的最初心理,做為一個不曾受過任何學校教育,父母早亡,七歲時不明原因失明,十五歲時又不知原因復明,被認為活不過四十歲,失意人似乎就是作者Hoffer自己的寫照,只是他沒有如此這般的陷入群眾運動中,反而在失意者中看到一種催化力量的產生,那種驅動個人成為狂熱份子的隱藏神力,正是本書從頭到尾貫徹的主題.Hoffer的觀察力與理解力甚至描寫詞語的精準,應該足夠讓大多數號稱社會評論家或觀察家,趨勢預言家的人感到汗顏,原來世間有對群眾運動心理觀察如此透徹的人,甚至連這些什麼評論家的思考行為都跑不出Hoffer論述的文字範圍中,因此這書絕對值得至少看一次,你會以為Hoffer看到的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當前正在發生所有民粹事務背後運作的邏輯,而讚嘆他片面真理的精準.

  Hoffer指出投身於群眾運動的都是一些永久性的畸零人,他們出於不同的原因認為自己的生命已經無可救藥的失敗,因而盲目投身於某種神聖事業,好讓個人的責任,恐懼,缺點通通掩埋丟棄,至於他投身的事業是政治活動也好,是宗教改革也罷,其間並無差異,是民主運動,是共產主義,或是是法西斯主義也都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只要那是一種有效運動,可以使他忘記自己,拋棄自我就好,而我們無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說服一個狂熱者拋棄他的大業,他害怕妥協,因此我們不可能讓他相信所信奉的主義信仰並不可靠,但他卻不難突然從一件神聖偉業轉投另一件神聖偉業的懷抱,他無法被說服,只能被煽動,對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業的本質,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這一段話對於群眾運動的參與者,特別是狂熱份子的形容,可以說是非常犀利精彩,不是要取笑那些神檀前的白蓮教徒,而是Hoffer不知在眼睛復明之後是如何養成觀察力,簡單一段話,竟然就把周遭常見的社運份子,政黨街頭運動,直銷成員,政論名嘴與主持人,網軍,宗教信徒,工會成員,人權或教改成員,等等一連串社會運動中常見的那類人特徵表現的極端清楚.雖然這是一本60年前的書,但拿到今日來看,狂熱份子的特性竟然依然一模一樣,絲毫不變,而這期間,世間已不知發生了多少場群眾運動,雖然真正達成改進社會的群眾運動寥寥無幾,但後繼者依然前仆後繼.

 這書探討主要是群眾運動中的積極階段,這個階段的群眾運動是由"忠實信徒"(true believer)所控制,而所謂的忠實信徒,是指有狂熱信仰,準備好隨時為一件神聖偉業犧牲的人,書中嘗試追溯這類人的起源和勾勒他們的人格特質,為了幫助實現這一目的,Hoffer提出一些假設,所有群眾運動的初期追隨者都以失意者居多,而失意者一般都是自願參加群眾運動的事實,所以,即使沒有外來的煽動遊說力量,失意感本身即足以產生忠實信徒特有的人格特徵,煽動遊說技巧是否奏教,端視其能否誘發和強化失意者所有的那些心理和行為傾向,這書即以此出發,配合蒙田隨意集的格式,在一條條簡略的條目中談出群眾運動參與者的心態,背景,情境,與一場群眾運動的三種參與者,言辭人,狂熱者,行動人與群眾運動由始至終的所有發展過程,雖然結構略嫌鬆散,串連間也未必有縝密的邏輯關係,但就是這種簡單輕鬆的筆法中,寫出我們常見的激情,暴力,狂亂運動背後的故事.

 好端端的人為什麼不走正常組織路徑,卻要透過群眾運動來表達意見或行動?那是在於吸引力與效果的不同,群眾運動和實務組織的吸引力的有一個基本不同,一般的實務組織能給人自我改善機會,吸引力是來自它能滿足個人利益.反之,一個群眾運動,特別當它還處於生氣勃勃的積極階段時,吸引到的並不是那些珍愛自我,而是那些渴望可以擺脫他們自我,脫離現況的人,而這正是失意者所需,一個群眾運動會吸引到一群追隨者,不在於它可以滿足人們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於可以滿足他們自我否定的熱望,覺得自己人生已敗壞到無可救藥,不會認為自我改善是值得追求的目標,個人前途的考慮已不足激發他們拼搏,也不足以讓他們產生信仰或作出一心一意的獻身,他們把自利心理看成是墮落邪惡的,任何出於為己謀的行為在他們看來都是註定失敗的,他們最深的渴望是過新生活,是重生,要是無法得到這個,他們就會渴望通過認同一件神聖事業而獲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價值感這些他們本來沒有的元素,一個積極的群眾運動可以同時提供他們這兩樣東西,如果他們皈依到一個群眾運動中去,就會在緊密無間的集體中得到重生,而如果他們只是在旁邊敲邊鼓,仍然可以得到自豪,信心和目的感這些元素,對失意者來說,群眾運動是一種替代品,可以替代他的整個自我,或是替代一些能讓他的生活可以勉強忍受的元素.而這種替代性參與務實組織無法獲得,而務實組織不能給予改善的.

 因此,從群眾運參與者的人數與特性可以看出這是一種什麼狀態下的世界,當局勢紛亂,失意者,斥貧者,偏狹厭惡道德者,罪犯,長期失業無能者,畸零人,野心家這些人越多,就越可能引發一連串的群眾運動.而想要避開這種可能造成混亂的世道,當政者必需想辦法將以上這些特殊份子的數量減到最小.唯有如此,即使社會存在言辭人,也不會有太多狂熱份子的追隨,自然沒有產生群眾運動的可能,但這種縮減並非透過強制手段,而是在實務組織良好運作下解決上面這些異人所面臨的問題,一旦讓這些失去自我的人在正道上找回自我,這些暫時走入魔道的人,就會脫離毀滅而回歸常人,而群眾運動自會消平,務實組織最的手段就是開明自主的法律與社會經濟.

   而在一個群眾運動的初期追隨者中,總會有一些是冒險家,他們希望把握機會,贏得名利和權位.另一方面,那些參與實務組織的人,有時也會表現出某種程度的無私奉獻.儘管如此,一個事實仍然是不爭的,實務組織除非能滿足其成員的個人利益,否則將無法久長;反之,群眾運動的活力與成長,則有賴它能否滿足成員自我否定的激情.當一個群眾運動開始吸引有事業野心的人加入,就是該運動已過了全盛時期的徵兆;它不再以創造新世界為務,而只求掌握和保有現在.因此,它不再是個運動而是一項事業.而運動成功後,這些冒險家就成了領導者,反以務實組織與強制的手段限制他人,雖然群眾運動期所強調的團結與主義精神仍在,但成功後的主要重點在掌握現在,控制現在,形成了有趣的現象.狂熱份子依舊不變,但領導者與行動人卻在務實組織與威權暴力下鞏固了他們個人所要的權力利益,滿足他們私人慾望.

 與Hoffer時代所見不同的是,群眾運動的型態早已有多種變形,不單只限在街頭,政治,但不變的是狂者份子的身形,表現依然一致,看看那些入口網站新聞群眾評論的網軍與群眾表現,無一不是書中所載的那種特徵,不過是將戰場移到一個虛擬的空間中,即使經濟,環境,政治,社會制度與過去相較無所不是向前大幅邁進,但潛藏的失意人,畸零人還是不曾減少,不知道這真的是社會問題,還是隱藏著深重的人性問題,覺得此議題頗為有趣,不管是言辭人,狂熱者,行動者,乃至於一場群眾運動的過程與結果,過去20年在這個小地方上不斷上演,並不是我們陌生的現象,只是從未有人能真的跳出其外,看一看這件事的全面長相,甚至連所謂的社會觀察者,文化人,評論家,充其量都只能是群眾運動中的言辭人或暗中領導的角色,而不曾真的看穿群眾運動,雖然它不一定是壞事,但那也只有在完全毀棄的社會中才有價值,一個現代民主的社會,寧願棄自我,棄自由,而要均等,無異另一種運動的開始,豈不該讓人警戒.

 Hoffer在15歲眼睛復明後,怕再次失明,於是每天花8~10小時閱讀,三年間就把一間舊書店的書全部看完,他本人則只有在需要時才從事經濟活動,主要是務農做工,最長的工作是擔任碼頭的搬運工,當時正是上個世紀美國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Hoffer是從生活周遭觀察中得出這本書的內容,並不是所謂知識份子獨居密室內想像的自慰文,是一本簡單但發人深醒的書,在我們這個群眾運動頻繁的地方裡,參與者,旁觀者,喜好者,厭惡者,花點時間看看自己的樣貌,縱使無所得,也是件有趣的事,值得看一次的書,

城区公安分局应急趋势分析及群体性事件主要对策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管理体制、利益关系和活动领域等都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原有模式逐渐被打破，利益冲突普遍，社会矛盾增多，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尤其是我市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住房拆迁、企业改制、工人下岗等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群体性上访的苗头日益增多，成为政府、街道、企事业单位和公安、信访等部门积极探索的新课题。
 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指群体性矛盾纠纷事件，它的参加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成百上千人，这类事件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和社会复杂性，如果处理不当则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而且从根本上讲，上述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因此，要做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需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群体事件的前期预防，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灵通情报信息，注重分析研判，工作人员认真履职尽责，注意工作方法，做好教育疏导工作，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一、当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一）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在现实维权工作中，群众处于弱势地位，当群众利益受到侵害，要求维护权益时，其维权诉求往往石沉大海，其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化解决，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就越陷越深，甚至产生了群众对社会的仇恨心理。矛盾一旦激化，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基层组织控制力弱化，基础工作不扎实。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社会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呈明显的弱化趋势，威信相对减弱，基层基础工作的能力受到约束，工作效果大打折扣。街道、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受到民众的怀疑，致使一些本该在基层解决的问题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民众的利益一旦受损，自然而然地将矛盾上交，借助群体的力量给政府施压，寻求政府权威的保护，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三）部分群众思想素质较为落后，干部工作能力亟待提高。在工作实践中，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的群众旧思想仍然严重，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行事，我行我素；有的基层干部不加强学习，工作能力差，处事不讲求方法，影响了党和政府及其干部在群众中形象，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就很难处理好矛盾纠纷。群众不信任的干部去处理矛盾纠纷，不但处理不了矛盾纠纷，甚至还有可能激化矛盾纠纷。矛盾纠纷激化了，就有可能导致群体事件发生。
 二、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
　　一是起因的复杂性。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复杂多样，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客观方面，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引发的具体利益冲突，大多出于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推行的措施不理解而产生。主观方面，主要是少数群众缺乏法治意识，使一些本来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矛盾演变成群体事件。
　　二是矛盾的对抗性。应该说，当前群体性事件中，大部分群众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少数群众提出的要求往往脱离实际，漫天要价，有的根本不合情理，有的更是无理取闹、胡搅蛮缠，公然对抗政府的行政行为。
　　三是较强的组织性。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有一定的酿发过程，常常有事件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有统一的口径和要求，有较为明确的分工，并有向组织严密、呈明显势力化发展的倾向。
　　四是事态的不测性。一些群体性事件动辄聚集数十人、上百人，情绪激动，言语粗犷，往往不听劝导，行为粗鲁，甚至进行过激行为，导致事态难以控制，后果无法预料，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插手制造事端，使事态更加复杂。
　　五是行为的违法性。一些群众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态，在“法不责众”心理的驱使下，拉帮结伙，组织策划，成群聚集在党政机关门口、交通要道和事故现场起哄、阻止施工、堵塞交通、干扰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事件激烈程度加剧，恶性事件上升，多数伴随着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
 三、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与建议
      群体性事件无论对和谐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还是对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必须根据当前社会实际，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收集掌握预警信息，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主动超前做好各项预防和处置工作。
 （一）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多部门协调联动处置机制。
      鉴于群体性事件诱发原因很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要做好处置工作，必须建立由党委政府领导同志具体指挥，以党政为主渠道、有关职能部门配合参与的指挥协调机构。指挥机构要根据有关职能部门提供的情报信息统筹决策，制定处置方案，明确分工，及时了解和分析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进程，并将化解矛盾的任务落实到相关部门和单位，限期解决。对于具体负责化解矛盾的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要加强思想政策教育培训，明确处理问题的原则，做好应对复杂问题的准备。
      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涉及大量的群众工作，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自始至终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关心群众的疾苦，真心实意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高度重视群众的反映和呼声。群众要求见面对话的，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的领导要及时到场，面对面的做好群众工作，实事求是解决应予解决的问题，努力消除群众的不满情绪。
 （二）建立依靠基层、超前工作的防范控制机制。
      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局，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还是街道、居委会，都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始终把维护稳定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紧抓不放。加强调查研究，强化责任感、使命感，以防为主，居安思危，超前工作，不断提高维护稳定的预防能力和工作水平。
 在预防控制工作中，一要深入细致做好隐患的排查工作，经常组织街道、居委干部和社区民警，深入基层调查社情民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发现潜在的问题和矛盾。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和有隐患的单位，要及时安排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帮助排查解决，消除事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时期。二要坚持齐抓共管，充分发挥综治、普法、大调解等基层组织的职能作用，建立健全信息网络，提高预警能力。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信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的积极作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广泛的开展政策新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形成关心、支持、参与防控群体性事件的良好局面。三要抓好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和责任追究。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从队伍建设入手，加大反腐败力度，使每个领导干部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群众利益出发，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解、密切干群关系，减少不安定因素。
 （三）建立及时准确捕捉信息、预测发展趋势的信息机制。
        要适应当前科技发展需要，大力加强情报信息建设，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做好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反馈，保证情报信息的灵敏高效，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各级各部门应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注意发现和善于发现各种潜在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及时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矛盾，治安问题的规律、特点和发展趋势。围绕党和政府出台的重大政策、举措，加强调查研究，把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关注的热点问题，努力做到防微杜渐。尤其要充分利用派出所、居委会、大调解等基层工作人员的优势，收集梳理预警情报信息。
 同时要通过依靠基层、依靠群众，大力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协作，不断建立和完善纵横交错、上下贯通、公秘结合、专群结合、高效动转、灵敏畅通的多方位、多层次信息网络和反馈制度，把信息触角伸向各个角落，力争做到信息队伍多元化，信息来源多样化，上下联系一体化，分析信息专业化，综合反馈网络化，力求做到超前预警、超前报警、超前处置。
 （四）建立务实、高效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机制。
         当前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化解矛盾。因此，党委、政府和各职能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在法律法规范围内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防止矛盾激化。
         一是实施改革、制定政策要贴近实际。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承受力，立足长远利益，着眼群众利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群众承受力、社会效应四者之间的关系，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到早调查、早预测、早准备，减少工作中的风险，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二是加强思想引导工作，增强群众的政策法律观念。各级各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和通俗易懂的方法，对群众开展经常性的政策法律教育、经济发展知识的教育，对群众关注的热点、疑点、焦点问题，要组织专人深入基层开展宣讲辅导，释疑解惑。使群众懂得表达意愿的正确方法、要求权益选择的合法手段，使广大群众了解政策，消除思想疙瘩。
       三是拓宽交流渠道，增强干群之间的信任感。要进一步扩大政务、厂务的公开，增加工作的透明度，消除群众的误解，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深入到群众之中，开展对话，诚心听取各种意见、批评、建议和要求，热情接待处理来信来访的群众。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正面教育，促进群众情绪的释放和矛盾化解。
       四是区别情况，分类处置。要坚持“宜疏忌堵、宜顺忌激、宜解忌结、宜散忌聚”的处理原则，严格区分事件性质，分类处置，做好群体事件参与人员的劝导分化。对群众提出的能够办理的要求，要及时加以解决；对暂时无法办理的合理要求，要明确答复解决的时间、办法和措施，并多做引导和疏导工作，理顺情绪消除隔阂；对不合理的要求，要坚持原则不让步。整个处置过程要坚持慎用警力的原则，采取克制和忍让的态度，争取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和信任，有效防止授人以柄，激化矛盾和酿成新事端等问题的发生。
       五是依法查处和打击少数策划者、煽动者。首先要加强控制教育，并运用政治的、法律的、教育的手段，迫使其放弃非法组织、策划行为。对其中极少数行凶打人，损坏公共设施或生产设备，严重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构成犯罪的，特别是暗中插手的邪教和敌对分子，要及时给予揭露的打击    
 （五）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
        由于处置群体性事件，都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各级各部门应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
       一是经费保障。为了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在处置阶段的工作积极性，要根据工作实际，在资金、装备上提供帮助，搞好后勤保障，消除职能部门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的后顾之忧。
       二是政策保障。要根据本地区不安定因素和发展趋势，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一些灵活的政策和行政措施，对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行为做出相应处理规定，并赋予有关部门一定权力，使他们大胆工作，有章可办。
       三是社会保障。由于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因经济利益引发的，因此必须运用经济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大力发展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健全社会保障、救援机制，为群众解决后顾之忧。
       四是组织保障。各级各部门的领导要加强学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群体性事件控制和处置的领导艺术。要切实依靠群众，一切为了为群众，认真分析群体事件隐患的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置措施，采取有效方法，扎实细致工作，依法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利益，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总之，积极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也不是党委政府、公安机关、信访部门和涉及单位几家的工作，需要各级各部门之间加强沟通协调，从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大局出发，从关心群众的角度出发，务实创新，群策群力，因地制宜，因情施策，真正把预防和处置群体事件当作重要工作抓紧抓好，努力构建文明、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秩序。

法国直接行动(A.D)

1979年6月，梅尼贡等人在巴黎成立了一个恐怖组织“直接行动”(A.D)，要用暴力来“铲除腐朽的社会制度”。为了能在国际恐怖组织中占一席之地，“直接行动”成立后将恐怖行动的矛头指向法国行政司法机构，袭击了劳工部、交通部、卫生部等等。他们宣称“要用具体的实际行动，来清洗美帝国主义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腐朽”。虽然“直接行动”的规模很小，但他们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准备工作细致而严密，恐怖手段残忍，加上巴黎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直接行动”很快闻名于世。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接行动”与联邦德国“红军派”结成联盟，暗杀了法国国防部国际事务局代理局长奥德朗将军和雷诺汽车公司总经理乔治·贝斯。1986年2月，“直接行动”的四名首犯被捕，这个规模最小的恐怖组织基本上一蹶不振。

柏林墙守卫案的判决

柏林墙守卫案的判决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柏林墙封闭时东德士兵逃亡镜头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记者彼德·列宾拍摄的这张流传极广的照片成为20世纪人类政治历史的重要见证之一。在所有关于这张照片的解说中，这段文字是最为简洁的：“1961年8月13日凌晨，在铁丝网网成的柏林墙即将封闭的一瞬间，一个参与围墙行动的东德士兵突然跃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一方。”然而，在其背后所凝聚的历史风云和血泪故事之复杂与惨烈实远非笔墨所能形容。

从1949年起至1961年8月13日止，逃往西德的东德人多达260多万，约占当时东德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不允许人民用手投票的政权往往也不允许人民用脚投票。1961年8月12日晚10时，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他的别墅里宣布了建柏林墙的决定，他说：“为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这样做。”

8月13日1时，东德国家人民军、警察部队和工人战斗队开始行动，一辆辆军车把士兵和铁丝网运到了工作地点。在夜幕的掩护下，士兵们在路面上钻孔、竖水泥柱然后架设带刺的铁丝网。黎明时分，一条蜿蜒于街道、住宅区、花园，横贯164公里边界线上的铁丝网建成了。

照片中的士兵是黎明中历史性的一跃。

据记载，最终完成的柏林墙全长170多公里，将柏林市192条大街一分为二。墙平均高4．2米，由水泥浇筑而成。柏林墙共有前后两道，其间留有100米宽的无人区巡逻通道，通道内设有防汽车壕、反坦克路障、电网、地雷、自动射击装置等，还设有无数望塔、地堡、警犬桩等设施，对强行闯关者可当场击毙。

1963年6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发表演讲说：“自由困难重重，民主并不完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垒起一堵墙，把人民挡在其中，阻止他们逃离我们。”他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

在这张照片中的士兵跳跃之后的后继者们，只能选择跳楼、以重型机动车辆撞墙、翻墙、小汽车钻栏杆、开潜水艇、爬电缆卷筒、挖地下隧道、乘空中热气球等方式逃亡。

有统计说，在柏林墙存在的28年岁月里，共有5043人成功越墙逃入西柏林，957人死亡，260人受伤。此外还有约六万人被指控为“企图叛逃”而遭到为期平均十六个月的监禁。

法国大革命为何以恐怖独裁收场

来源：中妓委洗脑办

由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推荐，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国内正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阅读热潮[详细]。

此前，我们已有专题介绍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详细]。本期我们再谈谈另一个问题：法国大革命为何求民权，最终却得恐怖；求自由，最终却得独裁？

法国大革命求民权却得恐怖，求自由却得独裁

法国大革命初衷是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但结果却充满了暴力与恐怖，特别在“雅各宾专政”时代，独裁统治登峰造极——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随意践踏人权。最终大革命演变成一场悲剧，迎来了拿破仑的独裁统治。

革命政府“应当是依靠理智来管理人民，借助恐怖来统治人民的敌人”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推翻了君主立宪制政体，1793年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信奉自由主义的吉伦特派登台执政。但吉伦特派政府对反法同盟的武装干涉抵抗不力，被巴黎人民赶下台。1793年由罗伯斯庇尔领袖的雅各宾派掌握大权，成立革命政府。面对内外对革命政权的威胁，开始推行专制统治。罗伯斯庇尔认为，在革命时期，需要依靠暴力和恐怖来维系，“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不然就会与共和国同归于尽。在目前情况下，你们政策的第一条，应当是依靠理智来管理人民，借助恐怖来统治人民的敌人。”

按罗伯斯庇尔的说法，“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而自由的敌人在国内国外都存在。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一旦敌人被打垮，就应恢复立宪政府，即恢复“获胜的、安宁的自由制度”。由于现在是战时，“革命政府需要一种非常的能动性”，应当“行如霹雳”，粉碎一切反抗。因为不能“对和平和战争、对健康和疾病实行同一种对策”，所以革命政府拥有“强制力”——即恐怖统治。罗伯斯比尔提出：“难道强制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革命政府“对于人民的敌人除了处死以外别无选择”。

革命政府制定“嫌疑犯法令”镇压反革命，全国约有20万嫌疑人被逮捕

1793年9月17日，国民公会制定“嫌疑犯法令”，并明确规定，只要言论、著作不利于当局，未表现出忠于当局的贵族及其亲属，和未证明忠于当局而被免职的政府人员，都是嫌疑人，必须逮捕。从而加大了对保王党派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全国约有20万嫌疑人被逮捕。1794年2月26日，发布了宣布查封犯罪嫌疑人财产法令。同年3月3日，通过了将敌人财产给予贫穷爱国者的法令。

仅凭精神方面的证据就可被陪审员定罪为反革命，“脑袋如板岩似地纷纷落地”

随着革命政府的建立和巩固，恐怖逐渐正规化和合法化， 1794年4月16日革命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凡被指控为搞阴谋的犯罪嫌疑人，全国各地一律送交巴黎的革命法庭审判。法令颁布后，恐怖统治更进一步。嫌疑人的辩护权和预审均被取消，陪审员仅凭精神方面的证据就可以定罪，法庭只能在开释和死刑之间作出选择。大革命之敌的定义被大大扩展。法令的第6条列举了人民之敌的各种类型，即：“凡以践踏、诽谤爱国主义来赞助法兰西之敌者，凡图谋降低士气、败坏风俗、改变革命原则的纯洁性与活力者，凡以任何手段和披着任何伪装来危害共和国的自由、统一与安全，或力图阻挠共和国之巩固者。”

在当时，巴黎各监狱挤满了嫌疑犯达8，000多人，很让人担心发生犯人暴动。某些受到严重夸大的迹象使人们相信有人在搞“监狱阴谋”。因此不少嫌疑犯被处死。从1793年3月到7月22日期间，在巴黎被处死的有1，250人。可从大恐怖法令颁布到热月9日的一个多月里，竞有1376人上了断头台。据革命法庭公诉人富基埃一坦维尔描绘，“脑袋如板岩似地纷纷落地”。

民众的私产也在革命的名义下被限制和剥夺

在法国大革命中，“无套裤汉们”（即法国大革命中“劳动阶层、小手工业者、小商店主等）要求实行粮食和工资的最高限价： “……第2条：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须根据旧历年(1789-1790年底)的价格和它们的不同质量，一成不变地加以规定。第3条：对各种原料也应定价，以使受法律限制的工业利润、工资和商业赢利不仅能够让那些工匠、庄稼人和商贩得以谋生，而且可以使他们获得享乐的条件。”

他们还特别要求严格限制财产权：“第8条：必须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第9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第10条，任何人不得承祖过一定数量的犁铧所能耕种的土地，第11条：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月店铺。”

“无套裤汉们”的诉求被革命政府付诸实行。在1793年夏起，革命政府加强经济管制。 为了对抗反法同盟，革命政府向民众征用物资，征用工作以全部物质资源为对象。1973年5月起对粮食和面粉买卖实行管制，各市场上都张贴了“谷物的最高限价”，对违反规定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分子都处以死刑。农民交出了粮食、草料、羊毛、大麻，手工业者交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百姓们还得拿出武器、鞋子、被褥和被单。

为何革命的结局，背离了革命的初衷？

大革命为何背离了它的初衷，最终以恐怖与独裁收场？托克维尔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学者们的解释，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法国的那帮理论家们对人类有着深深的爱，但是对具体的人却很不耐烦”

罗伯斯庇尔曾经主张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人权的绝对性，但上台后，转而支持极权政府。他认为利用暴力打击“傲慢不逊之徒”是正当的，“共和国政府的残暴是由热心为善所引起的”。罗伯斯庇尔确信为保护革命的果实，即便手段残暴也合法，也就说目的能够漂白手段。问题是，对人权而言，只要有人，包括所谓的“敌人”被排除在人权的保护之外，只要人权不能落实到具体的每个人，人权本身就朝不保夕了。就像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柏克所说，“法国的那帮理论家们对人类有着深深的爱，但是对具体的人却很不耐烦，更为糟糕的是，索性把他们忘掉”。所以当声称代表人民人权的雅各宾政府宣布为了保护善良公民就能够将“敌人”置于死地时，法国人的人权就已经岌岌可危了。

对于这种以“人民的名义”进行革命的方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也进行了分析：“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托克维尔认为，专制君主有可能产生民主国家，类似法国大革命这种方式反而难以实现民主转型。事实上，民主主义者杰斐逊晚年也指出：“假若十八世纪的君主们能够致力于渐进性地改革环境，为了进步性的提高而做有益的进步性的调节，那他们的臣民就不会被迫通过流血和暴力去寻找轻率和破坏性的革新。”君主主导改革和民主转型，在很多有着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成功了，当然，也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试图实施这种改革却失败了。

法国长期的中央集权传统，使民众毫无“自治”经验，无力去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力

著名旅行家阿瑟·扬如此描述当年法国大革命时的社会情况：在巴黎，一切都在沸腾；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问世，但在巴黎以外，一切都是死气沉沉；人们很少印行小册子，根本没有报纸。可是外省民情激动，一触即发，只是尚未采取行动；公民们即便有时集会，也是为了听取巴黎传来的消息。阿瑟·扬在每座城市询问居民打算做什么时，其回答都如出一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做的。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一一巴黎成为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托克维尔说革命前“巴黎变成了法兰西的主人”。

托克维尔的意思十分明显，即对法国中央集权的不满。但是，在法国大革命后，这种中央集权并没有改变，革命政府集行政、司法、执法等于大权一身。相比中央集权，托克维尔更倾向于地方自治，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地方自治给予的高度评价，他认为，“乡镇是自然界中只要有人集聚就能自行组织起来的唯一联合体。同时，在各种自由中最难实现的也就是乡镇自由。为了进行有效的防御，乡镇组织必须全力发展自己，使乡镇自由成为全国人民的思想和习惯所接受”。托克维尔以新英格兰州为例，剖析了美国的乡镇自治，“人民主权原则支配着英裔美国人的整个政治制度；在推行人民主权原则的国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同等的权力，平等地参与国家的管理；每一个人的文化程度、道德修养和能力，也被认为是与其他任何同胞相等的。除非社会感到自己被个人的行为侵害或者必须要求个人协助，社会无权干涉个人的行动。这个学说，在美国是被普遍接受的”。看来，托克维尔认为实现民众真正行使权力，实现民主和自由，自治是一个极佳的方式，尽管“就整体说，国家将不会那么光辉和荣耀，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而且人民将不会闹事”。与美国的自治传统大相径庭，托克维尔认为“在欧洲大陆所有国家中，可以说知道乡镇自由的国家连一个也没有”。当然，法国也不例外。”

民众革命中热衷于侵犯私有财产，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向来是学者的批判火力点。托克维尔指出，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参考资料：《法国大革命史》，索布尔著；《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乔治·鲁德著；等

结语

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口号的法国大革命，在它狂飙式的推进过程中，未能维系它的初衷，反而走向了恐怖与独裁，究其原因，柏克所言——“法国的那帮理论家们对人类有着深深的爱，但是对具体的人却很不耐烦”，是最为值得深思的。

柏林墙下的生死通道

又到了11月9日，这个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1938年的那一夜，纳粹焚烧犹太教堂，砸抢犹太人店铺，开始了谎言掩盖下的大屠杀。而1989年的这一天，围困西柏林26年之久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东西德走向统一，德国自此走出了半个多世纪来纳粹及共产党独裁统治的阴影。

身在柏林的贾比希和远在德国南部的诺曼，如今都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这对当年西柏林大学的好友，永远不会忘记21年前令全德国人彻夜欢庆的柏林墙的终结，更不会忘记46年前，他们和朋友们一起成功突破封锁，完成了柏林墙下最大的一次营救行动。

一夜高墙起

1945年二战结束后，战胜国美英法苏把德国分成四个占领区，首都柏林由四个战胜国共管，苏联管辖东柏林。

1949年在德国和柏林西部的美英法占领区建立了实行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10月7日在苏联占领区内也相应地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由共产党统治实行社会主义的东德。西柏林成为共产主义体制包围之中的自由之岛。

从50年代开始西德创造了战后的“经济奇迹“，发展突飞猛进。而东德却由于背负着巨额的苏联战争赔款，又强制实行计划经济，国民经济日渐衰退。

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百姓走上街头，要求自由选举，苏联派出坦克血腥镇压了这次民主运动，从此人们纷纷逃离东德。苏联和东德政府想方设法围堵逃亡的潮流。

1961年8月13日清晨，当柏林市民一觉醒来时，突然发现西柏林四周筑起了一道屏障，全长约170公里，高达3.6米到4米，随后东德政府又进一步封闭了通往西德的边境。

亲友各东西

那一刻，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柏林一样，东西两大阵营的分裂冲突表现的如此尖锐激烈。好好的一条街道突然分成了两半，左边是东德，右边是西德，或者前半条街属于东边，后半条街在西边，一下子变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家庭被拆散，孩子，父母，好友，邻里，不能相互来往。

贾比希和父母生活在西柏林，但他所有的叔叔阿姨和表兄妹都住在东德，以往每次学校放假前他都向往着早早到东德表姐家做客。柏林墙一起，要见到表姐一家简直比登天还难。

诺曼是东柏林人。1961年整个夏天他是在北部的波罗的海边度过的。一回到东柏林，发现柏林墙建起来了，九月份开学后，大学的气氛也一下变了，学生们被告知，如果举止不像政府期望的那样，就会被开除学籍。大家马上感觉到，上头对来自民间的意见，反应比以前强硬多了。

柏林墙的东侧戒备森严，高耸的了望塔，暗藏的碉堡，探照灯、铁栅栏，电网，警犬，地雷带遍布墙根；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昼夜巡逻，一旦有人接近这里，便会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遭到枪击。

彼德．范希特揭示了东柏林逃亡者的血腥下场。这个18岁的男孩想翻过柏林墙到西柏林去。他已经爬到了墙头上，被东边警察发现开枪射击，他中弹摔到墙东边的地上，身受重伤，血流不止。他大声呼叫求救，墙西边的民众和西德警察眼睁睁看着他挣扎却无法接近，东边的警察眼睁睁看着他流血却无动于衷，只管自己聊天吸烟散步，50分钟后范希特停止了呼吸，两个面无表情的东德警察像拖一条狗一样拉走了他的尸体。

人心吓不住

毫无疑问，人们心里都害怕，但是追求自由的愿望超过了所有担心害怕的总和。他们在逃亡前想到过失败的后果，或者被抓，被关监狱，甚至被开枪打死。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逃亡。

有人采用假造外国护照通过边防哨所进入西柏林，万一被发现最多判几年监禁，不会有生命危险。也有不少人选择翻越高墙，泅水过河，甚至采用秋千或伞兵空降，以生命作赌注来摆脱专制。

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共有957人在墙下因试图逃离东德而丧生。然而更多的东德人在西柏林人的帮助下，成功地到达了西边。

诺曼是其中幸运的一个。柏林墙建起后几个月，通过朋友的帮助，他搞到了一份外国护照，成功来到西柏林，然而他的女朋友却留在了东柏林。临走前，朋友们对诺曼说，你到了自由的土地上，千万不要忘了东柏林的哥们，有机会一定要帮我们走脱。

到了西边后，诺曼继续大学学习，心里总想着朋友们的嘱托。他觉得有道德上的义务，把东边的朋友救到西边来。他们帮他逃离东柏林，自己不能只顾读书工作，不顾别人死活，何况那里还有自己时刻牵挂的女友。

贾比希经常牵挂的是东德的表姐一家。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心情，他依然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只要是一个理智清醒的人，生活在西柏林这样的地方，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只管埋头学习工作，所谓不卷入政治，对外界不闻不问，要么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努力去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他选择了后者，就像许许多多人选择的那样，特别是很多年青人都选择了挺身而出。

贾比希和诺曼一拍即合，决定在柏林墙下挖一条隧道，把东边的亲朋好友接到虽被柏林墙围困却充满自由的西柏林来。三十多个大学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机：父母亲，兄弟姐妹，伴侣，好友，他们心里牵挂的人留在了墙的那一边。亲情，友情，道义和勇气赐予这些年轻人不尽的力量，他们眼中这个在当时再自然不过的行动，成为此后二十多年鼓舞多少人摆脱独裁投奔自由的榜样。

整个工程持续了近两年时间，经历了一次失败，但最终取得成功。

他们在被柏林墙一分为二的著名的百瑙大街西侧选中了一家荒废的面包房作为起点，因为那里无人问津，且挖出来的大量泥土可堆到面包房的巨大地窖中，不会引起外人怀疑。

他们认准了往东的方向，挖了一年多时间，希望地道的出口通向墙东边的某家院落。在没有任何探测和计算的可能下，地道工程像瞎子一样摸索前进。他们白天各自上学，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晚上就聚集到旧面包房的地窖里，轮班挖土，没有先进的机械，也不敢弄出声响，一锹一锹的土被小推车运出地道。

挖了近一年，等到他们重见天日时，却发现地道的出口是在东边一个空旷的卖碳的广场上，并非像他们预想的人家后院。在这里进行营救行动显然危险太大。他们赶紧在广场视线所及的柏林墙西边的建筑上挂上白布，这是当时人们约定俗成的信号：风险太大，不要冒然行动。

即使如此还是有三个东柏林的女孩散步时偶然发现了这个洞口，试探性的一跃而下，不料却从此得到了向往的自由。不过第二天一早，来市场上卖碳的人发现了这个洞口，报告了警察，封死了洞口，第一次地道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地道显神威

年轻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尝到了面包房作为基地的甜头，于是还是从那里开始，换了个方向，继续向东边挖进。他们先垂直向下挖到10米深处，再横向前进，使地道从地下10米处通过柏林墙，到了东边后逐渐倾斜向上向前推进，10米深的地下总是渗出地下水，所幸水没有淹没通道，工程照常进行。

又挖了半年多，挖到离地面还有3米左右的地方，大伙忽然感到那里的土质特别松软，再向前挖不多久就到了一个坑里，钻出坑来一看，把大伙都乐坏了，简直是上天的杰出安排。原来这是一个废弃了好几十年的茅坑，在一所楼房的后院里，茅坑四面有墙有门有屋顶，已经好多年无人问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撞到了一个再理想安全不过的出口。 

柏林墙下的地下通道示意图，左边是西柏林，右边是东柏林

140多米长的地道挖好了，下一步就是要通知东柏林的亲朋好友在约定的时间到地道口集中。

当时东柏林人没有可能到西边去，西柏林人凭西德护照可以出入西柏林，但进出都要通过柏林墙下东德关卡的严格检查，连一张小纸片都不能带入。

于是大学生们列出了所有他们在东柏林的亲朋好友的姓名住址，又找到了一批将去东柏林又乐于支持营救行动的西柏林人，让每个人熟记名单上的几个人名和地址，这些信息必须刻入记忆中，因为他们没有可能携带任何信息载体进入东德。然后还要记住行动开始的时间，集合地址和暗号。

信使们出发了，去东柏林找寻他们的目标，把团聚的希望带给他们。第一次营救时间定在1964年10月3日晚上，因为当年夏天在日本东京举办奥运会，接头暗号定为“东京”。

第一个晚上的营救进行得非常顺利，总共有29人通过地道来到西边。大学生们作了周密安排，派三个人先穿过地道在东柏林的入口接应：一人躲在在前楼大门的暗处，如果是楼里的居民进门，一般都直接上楼，如果是要逃亡的人进来，则是小心翼翼四处张望，在暗处接应的人这时候就出来询问，如果对方说对了暗号，就把他们领入后院，交给在那里接应的人，那人再把他们带到茅坑前，由第三个接应者把他们送入通道。为防不测，每人还带了手枪。为便于通讯他们还在地道里拉了电话线，东边有人下去后，西边可以马上准备接人。

大学生们信心倍增，决定只要地道不被发现，他们可以每天晚上通过它把东柏林人接过来。

不过第二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到了半夜12点左右，预定的28个亲友都顺利通过地道后，西边的营救组通过电话让东边的三个接应人员再等十分钟，看还有没有其他人要来。那天诺曼负责守护茅坑边，他回忆说，就在这时候从前门进来两个人，行动谨慎，对接应的人说，他们也想逃到西边去，但没有说暗号“东京”，前边的人叫他们马上到后院下地道，可他们却犹犹豫豫，说还要到外面再叫一个人一起走，然后转身走了。

诺曼和守在后院的同伴觉得不对劲，正想叫前门的同伴一起撤离，大门被推开了，刚才那两个人又来了，还跟来了两个警察，果然那两人是东德的便衣特务。警察拿枪对着前边的接应者，叫他跟他们走，这个西柏林的大学生沉着冷静，在黑暗中一步一步慢慢向后院退，在后院的同伴看到这一幕，马上拔出枪，一边大叫“危险”，提醒通道口的诺曼，一边向空中鸣枪，以吸引警察的注意力。乘着警察反应不及，诺曼和两个伙伴飞奔到茅坑边，先后跃入，迅速爬回西柏林。这条生死通道在救出了57个东柏林人后被迫关闭了。

直到25以后柏林墙倒塌了，诺曼回到东柏林查找档案，才获悉当年他们逃脱时地道那头发生的一切。同伴开枪警告的子弹阴差阳错的擦破了站在前面的东德警察的肩头，他大叫着倒向身后的同事，后面的警察听到枪声后拔枪还击，混乱中射到前面正在倒下的同事，把他送上了黄泉之路。

结果那个冤死的东德警察成了英雄，东德媒体大做文章，说有一群西柏林暴徒挖通地道跑到东边来骚扰人民警察，英勇的警官在抵抗暴徒时献出了年轻生命等等，还把楼前的街道以那个被同事打死的警察的名字命名。没有一家东德媒体敢说出地道的真实用意：把东边向往自由的人救过去。

有情人团聚

一切有如神助，在营救行动的第一夜，诺曼亲手把心上人接到了西边，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像的惊喜。

这个勇敢的女孩从男朋友离开后，就一直试图从东柏林逃到西边来。在一次逃跑的时被发现，判坐牢两年，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就在营救行动即将开始的10月3日中午，诺曼从学校考完试回家，意外收到她半年前从东柏林寄来的一封信，说她被提前释放，地址也换了。

诺曼喜出望外，立刻到处找人，总算找到一个当天下午从西柏林去东柏林的人，托他给女朋友捎信，晚上去地道口等。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不知道送信的人能否把信带到，也不知道她的地址是不是还有效。

晚上诺曼负责在茅坑边上接人，大约十点多，前面的同伴交给他一个女孩，还叮嘱说要小心照顾她，因为她特别紧张。诺曼接过那个女孩，在黑暗中他就认出了这正是他的女朋友。

贾比希的表姐没有那么幸运，营救行动那两天，她正好回东德老家，不在东柏林，错过了回归自由，亲人团聚的良机。

盼得自由归

地道行动成功后，东德政府加强了对柏林墙上下的所有出入可能的控制，再要想通过挖地道逃脱不太可能，贾比希和朋友们开始考虑通过其它途经救助东德人。

当时的东德人可以去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从那里去民主自由的西德或奥地利，边境的检查不像东德那样严厉。贾比希和另一个朋友把一辆旧车作了改装，可以在行李箱里藏下一个人，他们就用这辆车把一个个东德人，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带往西德。

直到1967年秋天，他们的智慧被捷克警察识破，两个人都被关进了捷克监狱。幸好当时捷克正在经历“布拉格之春”，改革派政府有意摆脱专制，虽然最后变革被镇压，但那段时间捷克斯洛伐克各方面都有所松动，贾比希在蹲了几个月大牢后就被放回西柏林，而他的朋友则不幸被押回东德，关了十年，最后被用来和一个在西德被抓获的东德间谍交换，终于也回到西边。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访问西柏林时，面对布兰登堡门前的柏林墙说：“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吧! ”

1989年是风云多变的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一浪接一浪，国际共产主义体系风雨飘摇。89年6月，东德共产党的总书记昂纳克还宣称：“只要柏林墙存在的条件还在，它将50年不倒，100年不倒。”

10月9日东德莱比锡爆发了著名的星期一示威活动， 人们要求自由选举，摆脱几十年来共产主义专制对人们的禁锢。10月18日昂纳克迫于压力辞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整个东德政府陷于完全瘫痪的状态。

1989年11月9日，东柏林市委书记沙波夫斯基宣布了一条模棱两可的新旅行法, 开放柏林边界的通道。矗立了28年的柏林墙在转眼之间就被两边汹涌的人潮推倒了。人们不再需要地道和假护照，重新可以呼吸道自由的空气，东西德人通宵达旦地欢庆，享受着亲友相逢的喜悦，节日的气氛经久不消。

贾比希和诺曼时常会想起当年的一幕，不管是在当年的高压下，还是如今轻松的环境里，他们始终相信，无论什么样的高墙，都不能阻挡人性和自由。

谈《旧制度与大革命》：官员最需要读懂

中妓委

近期，有一本书在国内正在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阅读热潮，那就是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有心的读者会发现，如今不仅在实体书店难以买到这本书，就连网上的卓越图书和当当书城，显示该书“暂时缺货”已经很长时间了。

这本书备受追捧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因为新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推荐。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怎样的书?王岐山为什么推荐大家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样一本旧书，对转型期的中国能带来何种启示?

新任中纪委书记的推荐使该书进入大众视野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王岐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时，王岐山在总结讲话中讲到反腐“更希望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并推荐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称“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译本在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这本书自有中译本后，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关注对象，并被列为政治学的必读书目。这一次，因为推荐者的特殊身份，这本书从“圈子读物”变得广为人知，进入了更广泛人群的视野。

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已经在高校中及知识界人士的言谈中成为热点话题。有学者一两年前就已将它作为重点著作，与学生一起研读，并写下读书心得在网上与公众分享。

“两年之前，我就带领自己的学生阅读和研究这本书。那时它还是一本非常小众的读物，没想到这次因为高层的推荐，它一下子火了起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告诉记者。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

“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读很多遍才行，仅‘看一下’是不够的。”一位专门研究法国史的专家表示。

托克维尔“悖论”引发的争议由来已久

法国大革命作为一场激烈的社会政治革命，进步性不容置疑。托克维尔在书中指出，大革命并非在完全停滞的状态下发生，而是在改革已经启动，统治已经显得开明，社会已经看起来繁荣的条件下发生。“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旧制度的某些部分已经废除时，人们对余下的部分更加不能忍受，也更加怀抱铲除的希望。

“繁荣却引发革命，这就是所谓的托克维尔‘悖论’。”《公共论丛》主编、《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王焱向记者介绍。托克维尔“悖论”引起了知识界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

读懂托克维尔就必须了解其人其时代，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林猛认为。托克维尔出生在贵族家庭，早年热衷政治活动，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曾出任外交部长。作为“最后的贵族”阶层的成员，作者有别于普通社会学者，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阐述正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对社会变革的冷静观察。

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这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托克维尔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但托克维尔仍能对大革命持客观、公允甚至部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深切认识到，自启蒙运动、美国独立以来，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为继，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终其一生，他都对民主政治对平等的重视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这一点早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有所体现: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受访专家表示，托克维尔的这种视角，恰恰是改革者的视角。中国改革，官员和学界的作用必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更为突出，是最需要读懂这本书的两个群体。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权力执行阶层的启示录。

“自由的丧失和重建是我们在读过该书后应该思考的命题。”林猛表示。

居安思危是当政者应有的思考

有网友发表评论称:“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好书，要看看，对于厘清原来的错误思想很有帮助。”也有网友表示，历史的档口，当权者和民众都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历史使人明智，现实问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寻找的过程就是反思的过程，有反思就会有进步。

中国社会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的时期。当前腐败案件多发高发，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很大程度与“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有关。受访专家认为，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处理社会政治矛盾既有技术问题，如“润物细无声”还是“搞出大动静”，也有远在技术问题之上的本质问题，就是权力将要受到怎样的制度约束。

新的改革如何启动?新的制度顶层设计如何展开?这需要大的政治智慧。

沿着托克维尔“悖论”的思路似乎可以顺势推出，不改革反而利于维持社会的平衡。受访专家表示，这其实是最容易误读的地方。

专家认为，实际上托克维尔正是在提醒社会变革的主导者，必须革新出一种能够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不改革死路一条”，虽然已经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中国官方共识，而认识到这一点其实还远远不够。《旧制度与大革命》警示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时，虽然没有给出更具体的建议，但书中得出了促进社会真正进步的制度创新不是革命能达到的结论，这正说明改革者必须直面制度创新。

“并不是改革就造成灾难，或者说改革招致革命。”王焱看来，在这本书受到追捧的时下，更要保持一份读书人的清醒。对于学界来说，虽然认识到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期，但学界应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识到，对社会变革的研究不能脱离旧有制度体系，当前中国改革，是要解决发展中的矛盾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对旧有体系的全盘忽略。

有专家指出，这本书在中纪委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被推荐，虽然可以被理解为让人们对反腐的紧迫性、反腐效果关乎政权生死存亡有更为深切的认识，但反腐本身就不只是惩罚贪腐官员，只有以提高制度的整体有效性为基础，腐败的预防和惩罚才能有所成效。

“有人提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走得十分平稳，在未来的改革之路上是否会有风波的危险?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可怕，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难。”何兵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法治的平台。通过法治实现民主，先法治后民主。”

“法治的作用非常重要。人们期盼的改革并不是要每个公民都去寻求权力。”何兵表示，唯有培育公民热爱自由的民主精神，才能使我们的国家顺利转型，才可能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当下迫切解决的是以法治国、进一步树立规则。”何兵强调说。

“这本书给我们的思考和借鉴是，当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不要使个体直接面对国家，要有‘中间地带’的缓冲，比如媒体、司法，甚至一个能辩论是非的平台，如果具备这些条件就可以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迎向民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这样认为。

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启示录”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读。2012年上半年，该书突然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阅读热潮；十字路口的国人，似乎很希望从这本一个半世纪前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到某种启示。[详细1][详细2]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怎样的书？这样一本旧书，能给当下的中国带来何种新的启示？

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权吞没，严格来说，是被巴黎所吞没。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之后，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

“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六、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够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托克维尔说：

“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的理解是：“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主子”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结语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在该书的《前言》里，托克维尔又说：“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柏林墙（Berliner Mauer）

18岁的彼得·菲西特，他已经爬到了柏林墙的顶部，只需要再加最后一把劲就可以翻过墙。这个时候枪声响了

    环绕西柏林的一道围墙。东德政府根据人民议院1961年8月12日通过的法令，于8月12～13日夜间修筑。目的是制止东德居民包括熟练技工大量流入西德。原为铁蒺藜围成的路障，后改筑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在正式的交叉路口和沿线的观察塔楼上设置警卫。1970年，虽然东西德之间关系有所改善，东德政府还是把柏林墙加高到3米以阻止居民逃向西方。到1980年，围墙、电网和堡垒总长达1369千米。除筑墙外还严格限制西柏林与东德之间的人口流动。后根据东、西德政府 1971年12月20日签署的协议，限制略有放宽。1989年下半年，东欧各国政局剧变。民主德国在向德国西部移民浪潮的冲击下，于同年 11 月9日，将存在28年零3个月的柏林墙推倒，促进了德国的统一。
　　
    在欧洲土地上，尚有过一道修筑最为坚固但又最为短命的长城——这便是德国境内的“柏林墙”。柏林墙与朝鲜半岛上的“三八”水泥墙一样，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又都为水泥所筑，可称得上是欧亚大陆上的两条“姊妹墙”。
　　
    柏林墙（Berliner Mauer），正式名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是德国首都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在己方领土上建立的围墙，目的是隔离东德（含东德的首都东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从而阻隔东西柏林之间市民的往来。柏林墙的建立，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61年建造，1989年拆除，两德重归统一。柏林墙的建立，是德国历史上难以抹去的一道伤疤，这个民族那时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再次分裂。

    背景

    柏林墙一段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和柏林被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分成四区。1949年，苏联占领区包括东柏林在内成立德意柏林墙，有警察的那端为东德。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定在东柏林，而美英法占领区则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设在波恩。美英法苏的占领协定保证联邦德国和西柏林之间的空中走廊。西柏林在联邦德国法律和西柏林基本法都规定是联邦德国的领土，然而，美英法三国认为规定和现状相抵触而推迟实施，所以西柏林一直都不是西德的领土，直至冷战结束、两德统一。
　　
    最初柏林市民是能在各区之间自由活动的，但随著冷战紧张气氛的提升，1952年东西柏林的边界开始关闭。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逃入西柏林。

一名小女孩想去原本熟悉的柏林墙的另一侧

    历史

    柏林墙在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造，一开始只是铁丝网，后来被大量换成真正的墙。东德称此围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但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建围墙的真正目的是不让东德人逃入西柏林。
　　
    柏林墙有超过155公里长，约3—4米高，主要可分为：

　　第零层防线：302座瞭望台

　　第一层防线：约3.5米高、光滑、淡色的水泥墙，有的地方附铁丝围拦和警报器

　　第二层防线：钢制拒马

　　第三层防线：2米高的铁丝围拦

　　第四层防线：音响警报缆

　　第五层防线：铁丝网（通电的）

　　第六层防线：碉堡（共22个）

　　第七层防线：用来引导（滑）警犬的缆线（共600只警犬）

    第八层防线：6—15米宽的无草皮空地，可以留下逃亡者的脚印，埋有地雷。

　　第九层防线：3—5米深的反车辆壕沟

　　第十层防线：5米高的路灯

　　第十一层防线：武装警卫（共14000人）

　　第十二层防线：2米高的通电铁丝网，附警报器

　　第十三层防线：空地

　　第十四层防线：第二道水泥墙，3.5—4.2米高、15厘米厚，可以抵挡装甲车辆的撞击

　　第十五层防线：有些地方需要游过施普雷河（Spree）

    1987年6月12日，罗纳德·里根访问西柏林时，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发表演说：“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在该墙建立后，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等方式翻越柏林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最令人心痛的是，1961年，一位东德青年在翻越柏林墙时，被东德军队残忍打死，年仅十七岁！！！！他成为柏林墙下第一位罹难者也是最年轻的一位牺牲者！！
　　
    1989年11月9日，新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由于当时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对上级命令的误解，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将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此事件也成为“柏林墙倒塌”，虽然围墙不是自己结构倒塌，而是尔后被拆除。柏林墙的倒塌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东西方冷战终结的开始，也是东西柏林和东西德统一的标志。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和柏林完成统一。
　　
    今天，在柏林仍保留有一小段围墙的遗迹以作为纪念和历史见证，不断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参观。

    （编辑：魏巍）

“柏林墙”到底是一种什么墙？

作者：李宪徐

    在《解放》（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拍摄的影片）中，苏联红军攻破柏林的情景历历在目，但不知道为什么之后近50年的冷战，却因为柏林存在一个分开东西柏林的一堵墙。因为对那堵墙之历史缺乏更多的了解，知道今天，在这堵墙被推倒20年后的今天，自己心里对那堵墙没有更深刻的印象。

    既然缺乏理解，难免产生想要了解的欲望。这就是这里列出如此幼稚问题让自己思考思考的原因。“柏林墙”到底是一种什么墙？为什么会有这堵墙？世界不同的人们为什么对这堵墙有那么多不同的体会和感受以及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堵墙？

    墙还能是什么？墙是一种隔离，一种分开，一种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必须使用的一种特别的手段。这样中性的表述，不知道是否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同？多年前曾有这种说法，中国的墙是最多最长的，那个伟大的长城不过也是一堵墙。当然，如此把长城和柏林墙联系在一起，似乎有欠公允，但是不是如此呢？

    似乎还听说过，美国在美墨边境也修建了一堵墙，大概是为了防止非法越境和非法移民的；以色列也在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上也修建了一堵墙。当然，修墙都有不得不修的道理；同样拆墙也有不得不拆的情况。在上个世纪那场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因为柏林被不同的政治主体控制，产生了因为不同管制方式分需要，那个墙终于被修建起来了；也是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开始的某个时候，这堵墙又有了被拆除的必要，骤然间“这堵墙”不存在了……

    现在，这堵墙被拆除或被推倒已经20年的时间了，面对这堵墙，有人称庆，有人忧伤。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肖恩·畏伦茨在2008年写道，里根“成功协助冷战最终结束，这是美国总统实现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可能是自1945年以来唯一的伟大成就”（见《外交手腕与决心让里根赢得冷战——美刊分析柏林墙为何倒塌》，《参考消息》200年11月2日转载美国《时代》周刊11月9日的文章，作者是《时代》周刊的副总编辑罗梅什·拉特内萨尔）。

    对柏林墙的倒塌，西方无疑都是在“称庆”的，这一点无庸讳言。虽然都在反思资本主义模式，反思统一之后的德国如何如何的“问题多多”，德国东西差距如何如何之大，还有很多人希望回到甚至怀念已经过去的冷战时光。不知道我们该怎么看，我们的心态也许有点特别，因为我们既不是属于柏林墙的西边，也不完全属于柏林墙的东边……

    柏林墙倒塌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问题是，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的，上个世纪90年代，是柏林墙东边的社会最为艰难的时候，从一个为某种理想而奋斗的理想化社会，重新回归到“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怎样都会令人感到惋惜甚至会有某种惆怅无奈的心态。

    在西方那个欢欣鼓舞的短暂时刻过后不久，人们就日益感受到无论河东还是河西，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人啊，就是这样一个物种，为那个崇高理想奋斗之后，才发现原来的想法有点简单。柏林墙东边的人们拼命的涌向墙那边，其实那边和这边又有多少不同呢？里根为冷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戈尔巴乔夫也完成了那个历史时刻给予他的那个使命。这边与那边，那边与这边，到底是哪一边呢？

  中国航天员杨利伟在太空中有一个伟大的发现，也许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即在太空中是看不到中国的万里长城的，这和以前的一个说法（最近看《大决战》，其中就说到从太空中可以看到万里长城这个说法，可惜已经被杨利伟证伪了！）那么伟大而且存在几千年之久的万里长城都看不到，更甭说柏林墙了！

    所以，所谓的柏林墙，也许不是存在于现实中，更主要的是存在人们的心里面。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理解不了的问题，就怕我们的理解能力不够。似乎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只要有足够的宽容，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当然类似的说法很多，还是居于有意无意之间吧，那么在意干吗？

    （编辑：魏巍 杨佴旻）

柏林墙，从未在世界上倒下！？

 柏林墙——当全世界都在纪念这堵墙坍塌20周年的时候，这又是一个契机供人们回首那不堪的往事，并思考历史与现状的呼应。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我们终于还是惊讶的直视了一个事实：一堵柏林墙在德国倒下，无数堵柏林墙却建立在世界上。柏林墙，从未在世界上倒下！？

    无论世界上的这些墙是坚固的矗立在土地上，还是无形的隐藏在人们的精神中，它总是在阻隔、封闭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喜欢把自己分隔成各种群类、阶级、主义，各自信仰着自己的价值与体谅，也正由此产生了相对局限的视野与判断力。而当权者又是决策的领导者，以至于普通民众只能顺势的被分来分去，民众的自由谁人体谅？更不用说那些等待人类共同去解决的问题。

    德国的柏林墙已经成为历史，人们也始终在思考着和平的价值与纷争的痛苦。利益有阶级、派别之分，自由却不该被束缚在利益的协议与条律当中。阶级、派别永远代表不了自由，因为自由属于人民！

    （编辑：魏巍　杨佴旻）

就是那么一堵墙

作者：长平

    即便没有亲眼看见那些砖块、水泥和铁丝网的飞溅，我们这一代人也都是柏林墙倒塌的见证者。过几天就是此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了，除了感慨逝者如斯，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这二十年来，这堵墙和它的倒塌对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柏林墙是社会主义国家东德修建的，时间是1961年8月13日，直接原因是大量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逃亡西德，导致东德空心化，但是东德政府告诉民众说，这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罪恶”挡在外面。可惜这“罪恶”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用脚投票”，翻墙行动前仆后继，抗议之声不绝于耳。中国的孟姜女没有哭倒长城，东德的民众在1989年11月9日真的砸开了柏林墙。

    以保护的名义行控制之实，这是政客们的常见伎俩，可惜在现代社会早已经失效。柏林墙立起之后，就成为阻隔文明的冷战的象征了。它的倒塌，又成为建设新的世界秩序的标志。高墙深院，其实质就是掩耳盗铃的画地为牢。

    彼时的德国被战胜国四分五裂，这堵墙更成为阻碍国家统一的屏障。由于传统的观念，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国当时的态度是倾向于支持德国统一的。但是墙倒之后，尤其是德国随之统一之后，我在头几年的深秋都找来《参考消息》等官方媒体看，发现其纪念文章都有些怪腔怪调，主要在讲统一之后东德、西德互相不满，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那时候很多人读了《参考消息》，恐怕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柏林墙还是不拆的好。

    而我自己的印象则是，《参考消息》本身就是一堵墙，横亘在中国视角和国际视野之间。事实上，这二十年的历史，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各地建墙拆墙的过程。现在很多德国人，曾经的东德人和西德人，也没有真正超越那堵墙。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墙》，说的是生死之间立着一道墙，那就是恐惧。只要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人就可以获得自由。这个主题似乎也可以作政治解读，政客们筑墙自缚的原因，就是出于对政权死亡的恐惧。然而，自由从来没有停止它的召唤，翻墙和拆墙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经过了柏林墙倒塌的历史之后，人们对于建墙行为都会有些敏感。因此，并非巧合的是，在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子里，网络“翻墙”越来越“时髦”，成为一种特别的回响。六十年代，德国有艺术家为了讽刺柏林墙，在中国长城的照片上写道：“来自柏林的问候。”这句话至今似乎仍然有效，不过应该写在互联网上，并给问候加上一个日期：“来自二十年前” 。

与此同时，我也看见人们内心的高墙日渐垒砌。人们被分为左派和右派，敌人和朋友，男人和女人，西方和东方，七○后和八○后……每一次划分都是一次建墙的过程。尤其是这几年，网络意见出现较大的分歧。

    “翻墙”固然是一种努力，但是柏林墙的故事告诉我们，拆墙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对于观念之墙，拆墙的办法不是去捶砸，而是耐心地沟通。每捶砸一次，都可能立起一堵新墙。在各种观念之墙面前，建立多元的理性对话机制，才是通往无墙世界的正道。

    （编辑：魏巍 杨佴旻）

梭罗：瓦尔登湖

目录（徐迟 译）

 

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美] 梭罗著

瓦尔登湖

徐迟 译

译序

经济篇（一）

经济篇（二）

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

阅读

声

寂寞

访客

种豆

村子

湖

倍克田庄

更高的规律

禽兽为邻

室内的取暖

旧居民；冬天的访客

冬天的禽兽

冬天的湖

春天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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