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3日 星期三

刘放:我们为什么恨美国?

    陈泱潮 • 
这篇文章题目应当改为《反美宣传毒害中国人心!》

     21世纪的世界已呈多维多极状态。而由于中国崛起,中美两强并雄已成事实,并因此形成新的世界格局。虽然俄罗斯军力仍超过中国,但就综合国力和发展趋势看,中国都居世界两强之一。可以说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件大事,都离不开中国美国的参与。中美关系对世界举足轻重,决定着全球走向,直接影响世界和平和安全发展。
    
     中美的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龙头和重心。中美两国已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国,中美经济已是互为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美间贸易额已超过每年5000多亿美元。而且还在继续快速增长。因此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已成为中美两国重要的核心政策。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双方更应该登高望远,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
    
    习的这个讲话相当客观务实,点出了中美关系的实质,是迄今为止中国对美关系最明确的观点表述。这种定位也将会是今后处理中美关系的基点和准则。
    
    一,
    
    由于历史上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应该说今天中美双方彼此都仍存有戒心。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一直比较模糊。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朋友?合作伙伴?又或者是竞争对手?说不清楚。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情也很复杂很矛盾,有人爱有人恨,或是爱恨交加。有些人则骂归骂,将孩子家人送往美国留学、居留;将财产转移到美国。
    
    中美间的矛盾对立,可以上溯到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特别是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美成为交战对手。冷战时期,两个阵营更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美国是最凶恶敌人(后来加上苏修)”的观念深入人心。我们这些人几乎从娘胎里开始就接受了这种教育。1970年代,毛泽东为了对抗苏联,开始改善中美关系,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在越南战场,两国实际上仍在交战)。
    
    中美关系的转捩点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共摒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停止输出革命;而后引进市场经济,加入WTO,中美间意识形态的对立基本已消除。中美关系正常化了。
    
    但是中美间误解并未完全消除,矛盾冲突仍时有发生。这些矛盾既有现实利益的冲突,更源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阴影。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宣传媒体,甚至在军队,可以毫不讳言,反美、抨击美国仍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媒体和有关文件中通常出现的“西方敌对势力”、“反华势力”,实际上指的主要就是美国。许多人都仍然相信“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不久前,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的宣传片《较量无声》,明确指出美国正在竭尽全力企图从内部颠覆中国,从外部剿杀中国。
    
    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中国军方和理论界普遍认为,中美间必有一战。解放军少将罗援、戴旭,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阎学通教授等人都在他们的演讲和相关文章中再三强调了这一观点。以现代战争的涵义,中美之战指的就是核大战。解放军将领朱成虎在几年前一次演讲中,即详细表明了这一立场,并提出了在中美核战争中的具体打法(即放弃西安以东土地,与美国进行全面核战争的设想)。阎学通教授并极力主张晚打不如早打。
    
    这些观点未免过于偏激。他们显然夸大了中美间的矛盾。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下面加以论述。而对于中美必将打一场核战争的想法,更是幼稚和不负责任的。现代核战争将毁灭世界,没有谁会是赢家。这已经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共识。也几乎已是人所皆知的常识。以中美两国的核储量,足于将地球毁灭几次。没有谁有权利将世界推入核战争。
    
    这些看法虽不代表中国最高层的观点,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在军队有相当的影响,这已经是事实。这种思潮与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大相径庭。正如习所言,中美间除了合作互利,双赢共利,没有其他选择。双方都应以公平正义的原则,负起大国的责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二,
    
    
    因价值观念不同,加上对真相缺乏了解,人们对现近代史上几场战争的看法迥异。这也是中国人恨美国的主要原因。其实只要尊重事实,还原这些历史的真相,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辨析,是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的。
    
    先谈朝鲜战争。随着前苏联机密档案的公开,大量的资料已表明,这场战争是当年斯大林与金日成策划发动“解放”南韩的一场战争。北朝鲜军队直迫汉城,南韩政府在危急之际请求帮助,美国和联合国军队于是赴韩参战。而当联军节节胜利,直抵平壤,北朝鲜又请求中、苏支援。中苏协商决定,由苏联提供资源和武器,中国直接出兵参战。战争的结果,双方重新回到先前的“三八线”,没有谁是胜利者。但白白死了数百万人。其中包括数十万计的志愿军战士。战争既非美国发起,也没有美帝意图侵略中国这回事。然而这场战争保住了南韩。历史到了今天,南韩经济发展,民主富裕;而北韩专制封闭,民不聊生。对这场战争的是非功过,自有公论。
    
    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有相似之处。越南战争是北越政权为了统一对南越发动的“解放”战争。南越政权请求美国及西方国家帮助抵抗。而北越的背后是中国和苏联撑腰。中、苏都提供了大量资源和武器,中国也秘密派遣了不少军事人员参与作战。越南战争实际上是当时两个阵营在角力。战争是残酷的,越战造成大量平名死伤。后因美国国内反战呼声高涨,政府迫于压力,美国撤出越南战争,南越随之易帜。但战后的情况发展出乎人们想象。“解放”后的政治清洗,让数百万南越人逃亡海外,成为难民。不少人因此葬身大海。据知这些难民大部分为华人。同时,国家统一后的越南恩将仇报,视中国为敌人。中国也吃到了苦果。今天的西贡灯红酒绿更甚当年。美越关系也已正常化(比中越关系更为亲密)。如今评价这场战争,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然后谈谈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阿战的起因是塔利班劫持飞机恐怖袭击美国,造成3000多人死亡惨剧,这已等同于向美国宣战。美国于是决定扫除塔利班,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比较复杂。美国将伊拉克定性为流氓国家(萨达姆专制独裁,残杀了数十万平民,也是事实。媒体没有充分反映萨达姆下台后伊拉克民众欢呼喜庆的景况)。加上小布什误判萨达姆藏有大型杀伤性武器,因此而发动了伊战。攻打伊拉克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缺乏合法性。而美国也没有足够估计到伊斯兰国家宗教文化的复杂性,一厢情愿想在该地区推行民主政治,结果是这两个国家在战争结束后持续动乱,虽建立了初步民主,却没有带来和平与安宁。而美国也在这两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并备受指责,为人诟病。应该说,伊拉克战争是小布什的战略决策错误。
    
    必须指出,伊战本身伤亡不大。战后的大量平民死亡是不同教派自相残杀所致。
    
    而有些问题也已经得到历史证明。一是许多人原来认定美国发动这些战争是为了长期占领,达到控制世界目的。中国的一些军事专家更认为美国攻打阿富汗是意图从西部包围中国。事实是两年前美国已从伊拉克全部撤兵;并已决定2016年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兵。美国并未占领他们一寸土地。二是许多人都认定美国攻打这两个国家是为了掠夺他们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事实是美国并未从这两个国家拿走一滴油。阿富汗最大的铜矿开采合同被中国拿走,伊拉克的最大石油开采合同也被中国标到。美国其实是冤大头。
    
    很多人不理解美国为什么赔钱赔命打这些战争。这个传统的基督教国家有救世情结;自由民主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他们正是为了价值理念而战。这也是美国为有些人所忌恨的根本原因。当然美国自己也有许多问题。这是另外的话题。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也让美国吸取了经验教训,自由民主只能由那些国家的人民自己去争取,任何越俎代庖都可能适得其反。而美国也已自知能量有限,感到力不从心。其后发生的中东民主革命,如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之战,美国再没有直接军事介入。
    
    四,
    
    作为一个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一直备受争议。美国有点霸气,以世界警察自居,喜欢对世界指手画脚。这是许多人的看法。美国对世界安全的关注也许有过线之嫌(如斯诺登事件)。但是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国家,处于美国这样的地位,掌握美国那样的武器,世界会怎么样都很难设想。
    
    然而不能否认这一事实:这个军事强国没有侵吞过别人的一寸土地。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驻有军队。而这些驻军都是拘于历史原因,应当地政府要求留驻的。换句话说是人家为了安全而让美国驻兵的。只要这些国家反对,美国断无留驻的理由。例如,美国在菲律宾苏比克海湾原有驻军,1991年菲律宾政府决定要美军撤离,美军便灰溜溜的全部撤走。
    
    美国当然会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资源丰富,制造业发达,出口和国际贸易是美国的经济命脉。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说法,和平、安全、稳定的世界秩序就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可以肯定,美国在世界上所作所为,也包括了维护这一“核心利益”。
    
    21世纪的世界已进入文明时代,侵略别国领土、抢夺别国资源的野蛮行为方式已成为历史。现代世界需要的是和平秩序,发展靠的是科技和生产力,国家间通过商业贸易,合作互助,利用游戏规则实行竞争。
    
    其实美国的能源自给率很高,随着页岩采油技术的突破,很快将完全自给。其石油进口部分,则大部分来自邻国加拿大。美加之间有几千公里几乎不设防的边境线。美国如真的想抢油,军队开过去,插上油管就是了。加拿大根本无还手之力。何苦要远去中东?美国如果要霸占人家领土,周边国家早就遭殃。而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就在美国眼皮底下,生存了几十年。冷战结束后,古巴已没有了苏联罩着,美国想灭她不费吹灰之力。
    
    而中国远在万里之外,说实话也已没有太多富余的资源。美国有什么理由要进攻中国,或者说要灭了中国?美国在小小的伊拉克尚且焦头烂额,她打中国能得到什么好处?能占到什么便宜?
    
    对中国崛起,美国也许会有点不适应。或者说有些不爽。中国的意识形态背景和现实始终让美国心存戒备。美国对中国也许有必要时的应对战略。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目标跟踪监视,对中国的军事科技成就忐忑不安,这都是事实。也许美国过虑了。但如上所述,美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中国开战。中美核战的结果是什么,美国对此更为清楚。中美间也肯定会有些利益矛盾,会有商业经济纠纷。但这些都可以通过协商,通过文明方式解决。而中美间更多的是共同利益,完全可以共存共荣,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但如果说美国希望中国改变观念,接受现代文明的价值,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自由民主大国,并支持这样的改变,则应该是事实。那些“颠覆”论者倒是勉强可以在这方面找到一点依据。问题在于,假如中国实现这样的转型,难道真的就那么可怕,就亡国灭种了吗?
    
    让中国对美国忌恨的,还有美国在中国与日本冲突、台海两岸关系,还有最近南海危机中所持的态度和立场。要知道,美日、美台间有安保条约协议。这是历史形成的。中日领土争端,美国至少在口头上必须做出姿态。但假如中日开战,美国已不可能直接参战助日,因为知道代价是什么。台海之间情况也一样。在这次南海危机中,美国以和事佬的身份说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种话没有任何法律效果和约束力,中国可听可不听。但毕竟这是有争议海域,也不能说美国就是站在越南一边,存心反对中国。
    
    中国作为大国,当然有权利发展相应的军力,保护自己的安全。但如果认为美国四处在围追堵截,到处在封锁中国,就有点言过其实。假如中国日后有了航母编队,走出东海南海,进入太平洋大西洋,相信没有谁有权力,以任何理由,设置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来阻止中国船队走向大洋大海。
    
    五,
    
    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中美间友谊关系其实源远流长。
    
    早在清末,美国就出资在中国建立了不少学校。这些学校包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共13所。
    
    庚子之乱后,美国将庚子赔款中的一半退还中国,利用庚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每年选派大量留美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社会的精英。又用此笔庚款筹建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美国并向英法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退还部份赔款。
    
    中国抗日战争中,在最困难的时刻,是美国向中国伸出援手。美国连续三次向中国提供了在当时来说是巨额数字的几亿美元贷款。又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战争机器几乎无法运转。这也最终导致了日本对美宣战。
    
    1941年,在美国政府支持下,陈纳德将军招募组建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支援中国抗日。他们英勇作战,击毁敌机217架。
    
    1942年,美国空军进入了喜马拉雅山脉人类飞行禁区,建立了“驼峰航线”,打破了日本对华封锁,大量战争物资经过这条世界上最艰难的空中运输线路运到中国。有6百多架飞机坠毁,一千余名机组成员未能生还。
    
    而在1945年,美国对日本投放了两枚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如果没有美国参战(苏联是在美国投放原子弹后才宣布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没有这两枚原子弹,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或何时才能结束,都不好说。
    
    另据《基辛格回忆录》,1960年代苏联曾计划以“外科手术”方式清除中国核原子基地,被美国阻止。
    
    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也在经济上、技术方面对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
    
    遍查历史,古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帮助过中国。美国其实有恩于我们。中华传统重情义,主张有恩必报,“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曾对美国衷心感谢。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美国也是赞颂有加。当时的《新华日报》对美国的评价都是正面的。试摘一篇片断于此:
    
    “每年这一天(指美国独立日),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世界还有希望。”——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我们现在对美国的仇恨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从何说起。是美国占了我们的地(如俄罗斯)?还是杀了我们的人(如日本)?或毁了我们的家园?好像都不是。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4年7月22日 星期二

魏京生:人民有抗议暴政的权利—— 纪念德国纳粹时期刺杀希特勒案70周年

【魏京生:人民有抗议暴政的权利—— 纪念德国纳粹时期刺杀希特勒案70周年】暴力有两面性。暴力的一方面是一种罪恶,但惩恶扬善却是善举。以暴力来结束一场更为灾难性的暴政,来维护自身与他人不受到暴政的人身侵害与经济掠夺,却是每位有良知、肩负起对社会责任的公民应尽的权利与义务。
2014年7月20日,是德国纳粹时期最大的刺杀希特勒案、即"女武神行动"发生70周年。在1944年7月20日的那次谋杀案中,在希特勒住地"狼穴"的会议室中正举行着德国最高军事会议。后备军参谋长克劳斯﹒冯﹒史陶芬堡上校将一枚定时炸弹置于桌下。引爆后,4人炸死,9人重伤,11人轻伤。暗杀主要对象希特勒却只受到轻伤,身上200多处被炸起的碎木刺伤,裤子被烧焦,耳膜被震破。暗杀行动失败后,盖世太保倾巢出动,全德约7000位直接与间接参与者被逮捕,其中4980位被立即杀害。
而在整个纳粹当政的12年中,全德国的抵抗纳粹运动前赴后继,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慕尼黑的"白玫瑰"组织,柏林的"红色乐队",德国中部多城市的"雪绒花海盗团",直到近20次直接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近7万7千德国公民因为抵抗纳粹而被纳粹的特别法庭、军事法庭或民事法庭处决。还有成几万、几十万德国公民,因为被怀疑参与抗议纳粹的活动,或是参与抗议纳粹活动的亲友和家属,都被送入集中营,大多最后致死。所以,德国不仅曾是一个纳粹的德国,也是一个反纳粹的德国。不仅是一个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大国,也是全面抗议战争的反战大国。诺贝尔最后决定将他的遗产用于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因为接受了他的好友、德国-奥地利反战女作家贝尔塔﹒冯﹒苏特纳的建议。
从德国的反纳粹行动中可以让人们看到,
一、暴政就是以践踏人权的行径来对付每一位国民,剥夺国民的人生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其结果将会摧毁一个国家,摧毁一个民族,以毒化的气氛来摧毁整个民族文化。所以,反抗暴政是全国人民天然的权利与义务。历史学家公认,20世纪的世界有三大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三者相比较,德国的反纳粹活动最为激烈。在这次"女武神行动"中,参与者相当多,相当广泛。后来发掘的文件显示,甚至罗马教皇都参与了这次事件,以致纳粹也在计划绑架和暗杀教皇。
二、人们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政治纠纷。因为这将减少全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但在现实中是否能够实现,这要看这位专制者是否尚保留一点人的理性。如果已经堕落成一个暴君,以绝对的暴力手段来镇压他的反对者,压榨他的人民,则人民只能采取暴力手段,以暴抗暴。纳粹当政后立即采取镇压异己的政策,然后修改宪法,人们已经无法通过合法手段推翻希特勒政权。为此,只留下暴力手段。"女武神行动"的直接实施者史陶芬堡上校反对纳粹政治,但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按照天主教教义,是不容许杀人的,所以他拒绝参加暗杀行动。但最后他看到纳粹政权这样残暴地屠杀德国内外的人民,从而改变了想法。若不刺杀希特勒,将会是道德层面上更大的罪恶。他带给军中抵抗运动新气氛。当崔斯考上校被分发至东线时,史陶芬堡就负责规划和执行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
三、人总会有被某种意识形态迷惑的时候。但人毕竟是有良知的。当一个人良知醒悟后,就要义无反顾地背叛自己的过去,以自己的生命代价来挽救自己的祖国与人民。"女武神行动"发起于德国军界,从士兵校官,直到将军元帅。组织者说服了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加入行列。隆美尔是第一位支持这一行动的现役元帅(另一参与者维茨莱元帅自1942年起处于退役状态)。隆美尔并不支持暗杀行动,认为这将造就出因为希特勒身亡、德国因而战败的情势,并将希特勒变成一位烈士。隆美尔认为应当逮捕希特勒并诉诸公审。暗杀事件后,隆美尔元帅被捕,并自杀身亡。另一位前陆军参谋长哈尔德也因为间接参与该行动而被送入集中营。
四、一个正义的行动不仅需要直接的施行者,也需要广泛的支持者。或者说,如果人们看到一个正义的事业,即使自己不亲自参加,也可以以种种形式来给予道义上、行动上的支持。女武神行动必须依赖后备军总司令弗里德里希﹒佛洛姆将军才能执行。必须将他拉拢至反抗阵营中,至少以某种方式令其保持中立。而佛洛姆如同大部分高级将领,虽然知道反抗集团私下针对希特勒的密谋,但既不予以支持,也不将其通报给盖世太保。也就是默认这一行动计划,一种间接的支持。事件后,他也被逮捕并处决。
五、不以成败论英雄。在行动前参与者都没有把握,是否真能将希特勒暗杀掉。其实,暗杀不仅是为了直接消除一位暴政者,暗杀行动的本身就向世人表明了一种抗暴的勇气与无畏的精神,就是对全国抵抗运动的一种激励。就如"女武神行动"的发起人、军官海宁﹒冯﹒崔斯考上校所说:"暗杀行动是必须的,不计一切代价。即使会失败,我们也要在柏林有所行动。实际的行动目的不再重要。现在要紧的是,让世人与历史看到德国有人反抗希特勒政权,没有一件事比这更重要的。"崔斯考在政变失败后隔天驾车前往德俄前线无人地带,以手榴弹自杀身亡。自杀前他告诉他的副官:"希特勒不仅是德国、也是全世界的敌人。在仅有几小时的时间里,我相信上帝会告知我,反对希特勒的奋斗是正确的。神曾许诺亚伯拉罕,若他能在罪恶之城索多玛中找出十位正直之人,将不会毁灭城市。因此,我希望上帝同样也不会毁灭德国。我们中没有人为自己的死亡所哀痛,同意加入我们的人都穿上了涅索斯的长袍。当一个人持有道德操守时,就应准备牺牲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念。"
对纳粹的抵抗所提供的经验教训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暴政。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7/70_20.html

2014年7月19日 星期六

秦晖:乌克兰问题解析 难有赢家的"欧罗迈丹"

【秦晖:乌克兰问题解析】难有赢家的"欧罗迈丹"
   曾因2004年"橙色革命"令全球关注的乌克兰近来又出现惊人的政治剧变:去年11月21日因亚努科维奇总统中止"入欧"进程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即"欧罗迈丹"(Euromaidan,由"欧洲"和"广场"两词根缀合成的一个新词,目前它已经进入英、德等语)运动在3个月间愈演愈烈,发展成全面反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的群众性街头运动。
   头两个月运动还是和平进行的,各方都能保持理智和克制。但进入2014年后便逐渐失控,1月22日示威者与警方在基辅格鲁舍夫斯基大街的冲突开创了死亡记录,3名示威者被打死,另一名前一天被捕的示威者当天被发现弃尸于市郊。暴力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对抗日益升级,并于2月18日演变成大规模流血冲突。最近的调查列举了有名有姓的平民遇难者102人,其中100人属抗议者,一人是围观者,一人为抗议者所杀,另有16名警方人员遇难,其中11名的姓名及死因已经公布。
   亚努科维奇至此身败名裂。他在事件初期还是理智的,后来就恼羞成怒,先派其亲信控制的"金雕"特警队进行镇压,但未成功,又多次下令调派军队镇压,军人却拒不奉命。黔驴技穷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步步退让,街头的群众却越来越激进。2月21日亚努科维奇终于落荒而逃,议会随即于22日凌晨以"总统不知去向"、"不能履行其职责"为由高票通过罢免总统、提前大选的决议。乌克兰又一次出现了通过街头运动实现政权更迭的异常现象。而俄罗斯则出兵乌克兰克里米亚,使乌克兰事件进一步升级为国际危机,令全世界深感忧虑。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想没有人会感到高兴。同情民主反对专制的人会为乌克兰民主化进程走了20年后还会发生如此乱象而痛心。
   无论人们对亚努科维奇或是季莫申科等人及其主张有什么看法,他们毕竟都曾经是通过公认的民主程序产生的总统或总理,怎么会闹到这样鱼死网破、举世震惊的地步?如果说2004年事件的是非还是比较清楚的,事件的善后也还差强人意(事件规模虽大却滴血未流,亚努科维奇作弊事实最后也几乎被公认,但他虽然因此落败,却并未断送政治生命,几年后还是在中规中矩的民主选举中上了台),那么这次的事件显然双方都有出格之处,善后也非常困难。
   就外部而言,俄罗斯对乌克兰"变天"固然气急败坏,乃至公然出兵干涉,但这肯定不是它最初的打算;欧美当然对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不满,乐于见到反对派得势,但也只是想延续乌克兰入欧进程,欧债危机中尚未恢复元气的欧盟并未准备好立即接纳乌克兰,更不想也没有能力接过一个因政治"休克"和俄国制裁导致经济崩溃的烂摊子,更何谈为此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了。
  
众叛亲离的"铁腕"总统
   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件的过程显示出双方的首领似乎都约束不了自己的追随者:
   一方面,尽管国内许多亲俄网民对反对派如此"闹事"而当局却收拾不了很为不解,乃至埋怨亚努科维奇"软弱"、"右倾",其实亚努科维奇并非心慈手软之辈,他早就想使出"铁腕"了。但是尽管乌克兰军队的最高层都是亚努科维奇上台后这几年新换的,却没人接受他出兵镇压反对派的命令。
   2012年亚努科维奇刚提拔的乌军总参谋长弗拉基米尔·扎曼纳将军出身于前苏军驻东德的精锐坦克部队,接任他的尤里·伊利英将军原是苏军黑海舰队的海军军官,而且出生于白俄罗斯而非乌克兰,从履历看他们都绝不可能"亲欧反俄",只可能相反,亚努科维奇也正是因此提拔他们的。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亚努科维奇要他们镇压的命令。
   先是扎曼纳因"不支持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被撤职,亚努科维奇指派伊利英代替他,而伊利英更明确宣布:"作为一名军官,除了忠诚和确实地服务于乌克兰人民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选择,我没有,也绝不会发布任何犯罪的命令",军方旋即宣布中立。伊利英在政权更迭后即被解职,也可见他与反对派其实毫无瓜葛。但他宁可丢官也不愿把军队用于对内镇压,与先下令屠杀、后落荒而逃的亚努科维奇相比,他们究竟谁是"男儿"?
   军方不奉命,亚努科维奇只能靠"金雕"特警,可是尽管基辅的"金雕"早在年前11月30日就奉命开始以暴力驱散示威者,却因势单力孤收效不大。年后1月27日当局给他们大幅度加薪,并把人数扩充6倍,达3万多人,但重赏之下难有勇夫,除基辅的"金雕"开枪镇压打死不少人外,各省"金雕"仍然观望,西部一些省的"金雕"甚至在基辅开枪后发生倒戈、哗变,使反对派控制了当地局势。
   政权更迭后"金雕"成为众矢之的,被临时政府下令解散并宣称要追究责任,此举应该说很不明智。其实3万"金雕"如果都听命于亚努科维奇,即便军方中立,反对派也不可能成功。把他们都赶到对立面,致使一些人逃到克里米亚投奔俄军,新政权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军人抗命,特警怠工,亚努科维奇的党政骨干更是众叛亲离。2012年选出的本届议会(最高拉达)中,亚努科维奇建立的地区党本是第一大党,有208名议员,但"欧罗迈丹"刚发动,就陆续有议员退黨。去年年底地区党议席降至204名,今年1月开始流血后,退黨潮加剧,到2月21日降至177席,已经和议会中反对派主要三党的议员数相当,而且更重要的是未退黨的议员也纷纷改变立场。
   22日议会开会时,参会的38名地区党议员有36人赞成罢免亚努科维奇,只有2人未投票。次日地区党正式声明开除亚努科维奇,谴责"亚努科维奇和他的小圈子"发布"罪恶命令,导致人类受害,国库空虚,债台高筑,使党在乌克兰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并感叹党已被亚努科维奇绑架,"成了一个腐败家庭的人质"。2月24日地区党议会党团领袖阿列克·叶夫列莫夫宣布:地区党正转为反对派。而77名国会议员已在18日后的几天内退出地区党。25日,前总理基纳赫等32名前地区党议员宣布成立新党"经济发展党"并与亚努科维奇决裂。
   显然,亚努科维奇的阵营已经土崩瓦解。22日后他逃离基辅跑到东部俄语区各省,那里通常民众亲俄,地区党实力强大,但他在那里也未能找到立足之地。在哈尔科夫他不敢公开露面,只是开了个事后播出的室内会议,在更东边"更亲俄"的顿涅茨克、他本人早年的发祥地,他更是连室内会议都没开就悄然离去,而且想从那里出境赴俄也被堵回。甚至到了俄族人控制的克里米亚他都不敢见人,而是径直到了俄军基地附近才解散了自己的卫队,转头进了俄军的地盘。后来俄罗斯之所以直接出兵,正是因为其"代理人政治"已经完全瘫痪,不得不自己走到前台了。
  
"见好不收"的反对派

   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派的组织程度也是相当的差。整个运动由许多党派组成,从左派的社会党到极右的乌纳翁索 (UNA-UNSO,"乌克兰国民公会-乌克兰民族自卫"的简称,一个由退伍兵发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从国会中有相当影响的三大反对党(祖国党、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和斯沃博达党)到无数院外小党派、非政党类型的NGO和其他民间团体,从基辅市民到各省人士,尤其是基辅市中心"广场运动"的几十万参加者到中后期约有半数是来自基辅以外的乌克兰各地——这是现代史上首都广场运动旷日持久时常见的一种现象。
   这些外地参与者如果不是当权者纯粹用钱雇佣来做戏的,而是真正"热血沸腾"、不惜劳顿远道前来的"愤青",就往往会比本地市民更激进,有"既然来了就不能无功而返"的劲头,同时也更不受本地反对派组织的控制——或者说,本地反对派只有迎合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如果本地反对派中也存在影响力竞争,而且又缺乏像曼德拉那样拥有强大道义资源和"受难圣徒"形象的人物来呼唤理性,那就很容易出现哗众取宠、"比赛激进"的场面,造成"见好不收"、难以妥协的困境。
   整个"欧罗迈丹"运动中反对派的代表曾与亚努科维奇当局不断谈判,并且多次达成妥协。前期的妥协可能是亚努科维奇的缓兵之计,但2月16日、21日的两次妥协是在亚努科维奇逐渐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达成,他显然是大势已去,几乎接受了反对派的所有条件,很难说还是缓兵之计了。然而当反对派代表到广场上向群众宣布协议时,得到的或者是"群情振奋,要求乘胜追击"的欢呼,或者是不屑妥协、不满代表"软弱"的嘘声,唯独很少对妥协的响应。
   事实上,2月22日议会所做的各项决议,大都是前一天反对派代表、亚努科维奇本人与波兰、法国和德国的欧盟调停人三方签署的协议内容:恢复2004年议会制宪法,年内提前大选,通过新选举法并成立(不受当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否决紧急状态,释放被捕者,政府、反对派与欧盟三方联合调查流血事件真相,抗议者撤出占领的公共建筑,没收非法武器。反对派的胜利是那么明显,以至于俄罗斯调停人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议会后来调整的无非是把年内大选确定为5月25日。协议未提到的释放季莫申科其实也是顺理成章(54个地区党议员和32个共产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反倒是反对派议员有个别不赞成)。而由于亚努科维奇逃走,程序复杂的弹劾总统变成了简单的罢免总统。
   可以想见,如果反对派能够在协议签署后迅速履约撤出公共场所,不给亚努科维奇以逃走的借口,他留在基辅议会同样会通过除罢免他之外的各项决定,而弹劾他则因程序复杂不可能很快进行。这样到新大选时他再下台,整个程序就会完美无缺。俄罗斯再恼羞成怒也难找到干涉的借口了。
   但是协议在广场宣布时遇到的嘘声、获释的季莫申科到场号召民众坚持不撤、秩序恢复的缓慢和胜利者报复的威胁,都使得亚努科维奇不但有了逃走的理由,而且后来还反过来指责反对派并未接受先前的协议。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即便那样,亚努科维奇还是会出走,俄罗斯还是会干预,但那就更显得强词夺理了。
   曾经有段著名的对话:"为什么广场运动总是以(被镇压)失败告终?""因为不失败它是不会告终的。"当然这里通常指的是专制国家,其实在专制国家也有以全胜告终(专制者被推翻)的事例,但应该说,在专制国家广场运动的确很少以妥协告终。不过民主国家就不是这样,民主国家的广场运动,从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1963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1968年的巴黎学潮,世纪之交西雅图、巴塞罗那等地的反全球化大示威,到前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都是在既没有"胜利"也没有被镇压的情况下告终的。
   问题在于,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是个专制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已经20多年了。尽管其民主制度还远谈不上完善,但已经不能说那里还是专制制度。亚努科维奇2010年上台后把议会制宪法修改为总统—议会制宪法固然增加了他滥权的可能,但即便是完全的总统制宪法,在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与民主抵触而不可接受的。亚努科维奇作为个人可能贪腐,可能滥权,甚至可能(在亲欧疏俄的乌克兰人看来)"卖国",但"欧罗迈丹"之前的乌克兰国家基本上还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并不是不会有广场运动,但这类运动在民主条件下通常都能够"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乌克兰人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呢?"欧罗迈丹"式的场景如果发生在20年前,它被镇压会引起人们广泛同情和声援,它的胜利会引起人们普遍欢呼,但20年后还出现这样的场面,就未免令人遗憾了。
  
"政变"还是"革命"
   "欧罗迈丹"运动的参与者构成复杂,应该说也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正常情况。可是各党领导人甚至对自己的党都很难有效控制,却是乌克兰的特点。而越是难于控制,
   越是需要"哗众取宠",慷慨激昂、不依不饶的越多,理性平和、有理有节的呼声越少。坐了两年牢的季莫申科出狱后呼吁"追穷寇",与坐了28年牢的曼德拉出狱后呼吁和解形成鲜明对比。
   在季莫申科获释、临时政府成立前,反对派经常出面的"三剑客"中,经济学家亚采纽克及其知识界为骨干的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应该是西方最为看好的自由民主派政党,但在乌克兰其影响力远不如有争议的季莫申科及其祖国党。另外两位,一个是前拳王克里琴科,另一个是不仅反俄、而且时有反犹太、反波兰言论的极右翼人士贾尼波克,他所属的斯沃博达党常被视为"反俄但未必亲欧"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西方民众和舆论尽管基于普世价值大都同情"欧罗迈丹",但对这两个人是很有保留的。
   历史上广场运动难免有过火行为,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规模宏大,却难得滴血未留,秩序井然,国际上印象很不错。这次就不同了,尽管人们通常都认为(甚至前执政党也认为)亚努科维奇及其受命者应对流血牺牲负主要责任,但示威者中也有打死人的极端分子,有"蒙面人"与特警的武力对抗,则是新政权下的调查也承认的。西方的抗议运动也有"占领华尔街"之类的出格之举,但占领政府机构、焚烧公共建筑就太过分了。俄罗斯对此的愤怒不是没有来由的。
   俄罗斯现在说整个"欧罗迈丹"是"暴徒"搞的一场"政变",在俄罗斯以外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多。因为如果不管价值判断上的褒贬,就事实而论"政变"通常是"体制内"的军政势力搞的流血或不流血的非法夺权。就连俄国的"十月革命"剧变后被不少人称为"十月政变",也是因为十月前"两个政权并存"状态下,"两个政权"之一的苏维埃已经属于体制内(临时政府从未宣布取缔苏维埃),它用暴力(即非法手段)推翻原来"并存"的另一个政权(临时政府)可以说是"政变"。如果是体制外的势力推翻政权,褒义或不分褒贬的可以叫"革命",贬义的就该叫"叛乱"了。
   乌克兰这次的"欧罗迈丹"是体制外的广场运动施加压力,通过体制内的2月22日议会决议实现的权力更迭。从议会决议来讲,尽管程序有瑕疵(根据2010年宪法议会不能罢免、只能弹劾总统,尽管当时议会已经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但亚努科维奇并不承认),但基本应当说是合法的,因为正如议会方面所说:亚努科维奇诚然是民选总统,但他既以出逃来拒绝履行职责,就自然失去了总统资格。然而从体制外的广场压力而言,则确实不仅有合法压力(和平示威),还有非法压力——占领政府建筑、武力对抗警方等。所以西方现在多把欧罗迈丹称为"革命"或"革命与改革的结合"。就事实判断而论,说"欧罗迈丹"是一场"革命",实比说它是"政变"要合乎逻辑,因为它在体制内程序上说不上非法,但体制外压力则的确有激进、"剧变"乃至流血的特征。
   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在逻辑上可以有渐进改革和"剧变"革命的区别,革命也未必是暴力的——剧变也可以是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但是在民主体制下逻辑上应该是只有合乎程序的政府更迭,而不应有革命的。东欧当年在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大多都是"天鹅绒革命",可是乌克兰不仅在民主化进程走了20多年后还发生了"革命",而且还不是"天鹅绒革命",而是流了不少血,这怎么说也是个不幸的大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左右"、"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俄欧争夺乌克兰,真的要明火执仗吗?
   现在人们谈到乌克兰的国内斗争,大多承认这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主义"之争,而是国家认同上的"东西"之争、"亲欧"与"亲俄"之争。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尽然。
   乌克兰独立以来20多年政治一直不能稳定,但是前十多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东西之争。当年乌克兰独立时各州都进行全民公决,全乌84.2%的选民投了票,其中92.3%的票赞成独立。与西部几乎全民赞同相比,东南部俄语区的赞成率稍低,但也是压倒优势。如今号称最"亲俄"的最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当时支持乌克兰独立的也占到 83.86%和83.90%,反对者只有13%和12%。连俄罗斯族占绝对优势的克里米亚,甚至黑海舰队官兵,多数也投了赞成票。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的要塞城市、90.6%的居民讲俄语的塞瓦斯托波尔,57.1%的投票者支持独立,只有39%的人反对。
   需要指出的是:与今天的选举结果常受部分人质疑不同,1991年的独立公投至今无人提出舞弊指责。就党派而论,当时从民族主义的鲁赫运动到乌克兰共产党人,各有影响的派别都赞成独立。正如时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古连科称:"如果我们不为独立投票,将会是一场灾难。"包括克里米亚人在内,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国家认同之争和东西对立。
   之所以出现如此强大的独立呼声,主要是由于历史上乌克兰的离心传统和俄苏时期的旧怨,以及因8.19政变陡然升级的对苏联政治风险的担忧,也与乌克兰当时经济和生活水平高于全苏平均值、也比俄罗斯略高有关。苏联解体进程的特点之一,就是越是富裕的共和国越想摆脱"穷亲戚"。最富的波罗的海三国追求独立最早,最坚决,乌克兰次之,最穷的中亚诸国其实是在三个"斯拉夫老大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签订《别洛维日耶协定》决定结束苏联后,才无奈地跟风独立的。
   独立公决时的乌克兰人普遍乐观,认为他们和脱离帝俄后的芬兰、脱离苏联后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会变得更富裕。克里米亚的多数俄族人赞成独立,更是出于这种因素。
   但实际上,以重工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在上游(原材料、能源)、下游(销售市场)和中游(技术协作与知识产权共享)各方面对苏联经济的依赖程度,既高于工业不太发达的小国,也高于虽发达但国家小、西方经济体系易于吸纳和帮助的波罗的海国家,更高于本身体量庞大、相对更能自成体系维持一体化的俄罗斯。因此,尽管乌克兰独立后的经济体制转型远远没有那些号称搞了休克疗法的"新欧洲"国家、甚至没有俄罗斯那么激进,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沉重得多。
   独立后乌克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很快变得不如俄罗斯,当然更不如已经"入欧"的西邻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这使得一些人,主要是东部俄语居民,对独立产生悔意,出现亲俄情绪,而另一些人,主要是西、中部乌克兰人更急于向"新欧洲"看齐,争取加入欧盟。于是历史上就存在的"东西差异"便被逐渐激活。
   尽管如此,很长时间内这种差异并没有在乌克兰政治中成为焦点。
   独立后不久乌克兰就陷入党派纷争,但前十年的纷争和其他东欧国家转型期的党派之争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与俄罗斯内部的党派之争几乎是同步的。1991-1996年,乌克兰政争的焦点是府会(总统府与议会)之争、制宪冲突。与1991-1993年间俄罗斯总统-议会之争导致"炮打白宫"事件相仿,独立后乌克兰也出现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对立。苏联时期的1978年宪法已过时,但乌克兰新宪法一直在争论中难产。
   1994年俄罗斯的府会之争以叶利钦获胜、通过总统制宪法而告终,乌克兰的府会之争却更趋严重。东部军工企业出身的强人库奇马总统号称是"乌克兰的叶利钦",要求强化总统权力以加快经济转轨。同样以东部为基地、却抵制转轨的左派(以乌克兰共产党为代表)和以西部为基地的右派则形成反库奇马联盟,利用议会掣肘库奇马。这样的政争既非左右对立,亦非东西对立。库奇马的手段比叶利钦更圆滑,他不用"炮打白宫"的强硬手段,只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终于在1996年战胜反对派,通过了以总统制为基本原则的新宪法,结束了独立6年来的府会之争乱局。
从府会之争到左右之争:亲俄寡头的崛起
   总统制下的乌克兰党争进入第二阶段。正如叶利钦战胜"白宫"后的俄罗斯党争形势变成叶利钦当局与俄共的对立一样,1996-2002年乌克兰的政争也转变为左右之争。这一时期库奇马利用总统制下的强势地位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使经济出现回升。但市场化,尤其是强人主导的市场化,造成寡头崛起,民众不满,给以乌克兰共产党为首的左派反对党积累了深厚土壤。
   1994年议会选举,乌共取得96席,加上农民党的19席、社会党的25席,"左派联盟"三党共占有1/3以上议席,社会党主席莫罗兹成为议会议长,议会多数委员会也由左派领导。1998年再次大选,结果更加左倾,乌共得票率达到约25%,比上届多获58席,一党囊括议会全部议席的40%,连同盟友,左派控制的议席已达半数。这是迄今乌克兰政局最"左"的时期,库奇马政府面临左派的强大压力。
   由于库奇马所代表的寡头集团主要形成于东部大型国企的私有化过程,而不满私有化的左派基础也主要是东部原国企工人,这种东部寡头与东部草根民众的对立自然属于左右对峙,没有什么东西色彩。而当时的西部"右派"可分为反俄的民族主义者(一般视为"极右派")与支持私有经济的自由派(一般视为中右派)。西部由于没有东部那样的大型国企私有化寡头,中右派主要是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民间自由派。他们在支持市场化改革方面与库奇马接近,与乌共对立。
   民族主义的"鲁赫"右派由于在独立之初(库奇马之前的克拉夫丘克时期)执政,成为当时经济大滑坡的替罪羊,影响剧减,在1998年议会中只剩32席,比上届减少60%,几乎退出了主流政治。于是,库奇马联合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对以乌共为首的左派展开反击。出身东部寡头巨富的亚努科维奇与出身西部经济学家的民间自由派尤先科,后来是橙色革命中的冤家,当时却是站在库奇马一边的盟友。
   1999年总统选举,库奇马依靠上述联盟获胜连任,那时经济也止跌回升,库奇马利用民气,不失时机地于2000年1月联合11个中、右党团形成议会多数派,发动"议会革命",一举从左派手中夺走了议长、第一副议长和议会各委员会的领导职务。4月间,库奇马又发动全民公决,再次扩大总统权力,左派阻止未遂,再受挫折。2002年乌克兰第四届议会选举,乌共只得66席,比上届剧减108席,由第一大党降为第三,可谓空前大败。2006年大选,乌共只获得3.66%的选票,议席更跌到21席。尽管此后稍有上升,终难恢复元气。这期间乌共发生分裂,分离出的小党乌共(复兴)未能进入议会,乌共与社会党关系破裂,农民党则已瓦解。左派总的来讲已经不成气候了。
   库奇马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反共亲俄"策略。作为寡头政治家,他在国内坚持推行左派深恶痛绝的经济转轨,国际上却明显"亲俄",在前南斯拉夫危机、北约东扩、车臣冲突等问题上偏向俄罗斯立场,并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一起积极推动独联体内"斯拉夫三兄弟"的"一体化"进程。因此他不仅得到了叶利钦、普京的支持,而且俄乌经济联系的恢复也进一步拉动了乌克兰的经济复苏。由于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乌经济联系,东南部率先受益,遂使乌共更陷尴尬。
   "反右亲俄"的乌共,其反右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主要是靠"亲俄"吸引独立后吃了苦头的东部选民而一度兴旺。如今"亲俄"的招牌被人夺去,乌共亲俄,俄罗斯却不亲共。无论是"民主派"叶利钦还是"民主倒退"的普京都是打压俄共的,自然也不会喜欢乌共。他们喜欢的是乌共的对手库奇马。
   俄共虽然由于思想陈旧,未能像许多东欧的前共产党后继者那样改行民主社会主义后、在"左右轮回"的民主政治中东山再起,但通过淡化意识形态、转向"爱国"和民族主义,俄共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支持率。乌共却由于"亲俄",在乌克兰根本不可能树立"爱国"及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形象,其尴尬自然更甚于俄共。作为共产党不能像俄共那样打"爱国"牌,作为"亲俄"者又无法与库奇马争风,乌共前景黯淡是难免的。
"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
   但是,使乌共无法仿效俄共的上述原因,同样也使库奇马难以比肩叶利钦和普京。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在俄罗斯1990年代共产党与民主派的斗争结果是谁也没能取胜,从叶利钦后期到普京的俄当局固然是逐渐背离了民主派的初衷而走上"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人政治之路,俄共也没能靠意识形态取得复兴,其支持率自叶利钦后期达到峰值后就不断衰落,只能靠"爱国"民族主义维持最大反对党地位。于是俄罗斯的政治从府会之争、左右对峙之后,到普京时代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以民族主义旗号求同存异,在民主虽有相当程度倒退但仍然保持多党议会政治的状态下,实现了剧变后从未有过的政局相对稳定。
   然而,如果说乌克兰的前两个阶段与俄罗斯相当类似,进入第三阶段后却与俄罗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政局不是趋于稳定,而是越来越乱。道理很简单: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不是"亲俄"而是"反俄"的。在俄罗斯,普京可以靠民族主义掌权,俄共可以靠民族主义当反对派老大,但库奇马与乌共的"亲俄"却使他们谁都不可能拉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大旗当虎皮。
   在左右对峙阶段,库奇马的"反共"使得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互相靠近,而西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至少也不会以库奇马为头号敌人。但是乌共这个对手衰落后,库奇马的"亲俄"却引起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民间自由派与寡头自由派也转趋对立,以中西部乌克兰为基地的民族主义者和民间自由派在"亲欧疏俄"的立场上联合起来,与寡头自由派控制的东部地区矛盾越来越凸显,终于酿成了以东西之争为背景的"橙色革命"。
   早在库奇马当政后期,他不断强化总统权力的做法已受到关于"民主倒退"的批评,但新的抗争不再有"左右"分野。这是因为库奇马"亲俄更亲寡头"的政策虽然迎合了东部亲俄倾向,却打击了反寡头的、除乌共以外的左派,同时亲俄太甚引起具有反俄传统的西部"右派"不满,"民主倒退"更引起中右的自由民主派和中左的社会民主派共同反感。于是乌克兰又出现了"左右"混合的反对派运动。
   2001年乌克兰发生反对库奇马的三·九政治风潮,但过去领头反库奇马的乌共并未参与,反而与库奇马同受冲击。社会党成为反库奇马运动的左翼,而右翼则是从"鲁赫"衍生的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2001-2002年间政治风波不断,尤先科总理与库奇马分手。在宪法规定总统连任只能一次、2004年必须交班的情况下,库奇马开始培养东部亲俄寡头、顿涅茨克州州长亚努科维奇为接班人,继2002年任命其为总理后,2004年又支持其竞选总统,从而由"大选舞弊"风波引发了那年的"橙色革命"。
   橙色革命意味着乌克兰政治进入了俄罗斯支持的东南部势力(以亚努科维奇为代表)和先前反库奇马的"左右联合反对派"形成的亲欧西部势力(当时以尤先科为代表)的对垒状态。"东西对立"具有更多的民族矛盾性质。笔者曾指出与"阶级矛盾"联系的"左右对立"相比,民族对立与国家认同的对立是更难化解的。而俄、欧各拉一边使问题更难解决。
   即便比"左右之争"更难化解,这"东西对立"也不是一开始就你死我活的。甚至"东西"阵营的边界那时也不是很分明。不仅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几年前都出自库奇马麾下,橙色革命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季莫申科也曾在库奇马时代当过副总理。乌克兰那时毕竟已经搞了十几年的民主政治,人们并非不了解妥协和多元化的必要。橙色革命虽然是亚努科维奇败北,但正如一位俄罗斯评论家所说:"所谓的亲俄候选人,如果他只以微弱多数获胜,他的胜利就会有争议,这使他无论如何不会像原先承诺的那样奉行亲俄路线。亲西方候选人也一样,如果他也以微弱多数取胜,他的胜利同样会有争议,他也永远不会奉行反俄政策。"
"亲俄"与否的模糊性:季莫申科的角色演变
   橙色革命后亚努科维奇仍是亲俄派领袖,而橙色阵营却很快发生了分裂。最近我国网上有个"亲俄"热帖《季莫申科的十年》说:"2004年前任总统尤先科和她一起搞掉亚努科维奇,2005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2007年尤先科和她搞掉亚努科维奇,2009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2010年亚努科维奇和她搞掉尤先科,2011年亚努科维奇把她送进监狱,2014年亚努科维奇逃亡,她又回来了。"
   这个贴子有许多事实错误:橙色革命时尤先科并不是什么前总统。革命后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确实很快分道扬镳,2005年尤先科以重组政府免去季莫申科的总理之职,提名自己政党的叶努哈罗夫接任,但谈不上联合亚努科维奇,只是次年议会选举中尤先科自己的政党大败,依宪才不能不提名议会第一大党而且能形成执政联盟的亚努科维奇组阁。
   2007年因政治僵局提前再选议会,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仍是第一大党,但因无人愿与之结盟、凑不成多数无法组阁(主要是上年与亚氏结盟的共产党与社会党这时都已与他闹翻,所以要说这次亚氏下台有谁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与其说是季莫申科,不如说是乌共),尤先科遂再度提名第二大党且有能力结盟执政的季莫申科。这时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党已濒解体,其后继派别有的支持季莫申科,但并非季的主要盟友。至于"2009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则纯属子虚乌有。事实是季莫申科作为总理一直执政到2010年,才因亚努科维奇赢得总统大选后另组政府而被迫下台。
   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尽管尤先科与季莫申科是各选各的,但他们都没有帮亚努科维奇。当时尤先科的得票数已无足轻重(到第二轮选举时,已被淘汰的尤先科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投了季莫申科的票),季莫申科是亚努科维奇的主要对手,后者以微弱多数胜了前者,这怎么是"亚努科维奇和她搞掉尤先科"?倒是该贴没有提到"2011年亚努科维奇把她送进监狱"时尤先科曾经出来作证。但尤先科要证明的恰恰是季莫申科与俄罗斯商定的天然气价格太有利于俄罗斯,而亚努科维奇当局也恰恰是以这个"亲俄"罪名判了她的"渎职罪"。如此说来,这件事情上倒是亚努科维奇在"反俄"了。
   但这个热帖的确反映了2004-2011年的乌克兰政局敌友多变,分合不常。甚至亲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以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而论,公认为"反俄"的季莫申科其实出生、成长、受教育都在东部俄语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而且也是从被东部俄语选民(基洛夫格勒州1996年)选进议会开始涉足政坛。
   季莫申科自谓过去一直讲俄语,只是在加入政府后才学讲乌克兰语,但俄语仍比乌克兰语流利。另一方面,亚努科维奇虽为公认的东部寡头,与俄罗斯关系千丝万缕,但他在与俄天然气谈判中的立场似乎比季莫申科更强硬。而乌克兰"入欧"进程,虽然"西部人"嚷嚷很早,实际谈判恰恰是在亚努科维奇任总理和总统期间开始的,而且在他2013年11月中止进程引发大乱之前进展也不能说慢。
   所以,尽管"西部亲欧,东部亲俄"的矛盾确实很难化解,但这次危机之前也并不是壁垒分明,你死我活。我国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俄罗斯支持的人一定偏左,西方认可的人就是右派。其实亚努科维奇"亲俄"是否一贯尚可讨论,他作为对东部大型国企搞权贵私有化而形成的寡头巨富群体的代表倒是更为鲜明。尤先科主张市场经济很明确,但也提出对某些大型国企(如克里沃罗格化工厂)私有化黑幕要立案调查。
   倒是季莫申科虽然也是富豪而且引起非议,但她从流通领域(从开录像带出租连锁店到倒腾天然气)发家,对大型生产性国企私有化则一向指责甚厉,乃至主张全面清算。她任总理时,曾计划将3000个公司重新收归国有,但未及实行就被解职。她也反对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私有化。部分乌克兰政治家与学者认为她的政策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倒未必,说她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应该是对的。
   不仅如此,季莫申科最初参加橙色革命主要也并非出于"东西"情结。无论她是否是"真正理想主义者",也无论她自己的财富是否清白,至少作为一个选举政治家(所谓政客),她当初反亚努科维奇的理由确实是以民粹主义价值观来清算亚氏的权贵私有化,而很少提及"东西""欧俄"问题。
   由于季莫申科早期的东部背景,更由于她在格鲁吉亚事件中持现实主义的低调态度,反对尤先科严厉指责普京侵略(实际上却无力支援格鲁吉亚)的做法,以及她在进口天然气谈判中被认为是屈从俄罗斯的态度,在橙色革命后普京甚至一度很看好她。当时俄罗斯认为亚努科维奇已经玩完,季莫申科可能是替代的亲俄派,因而对她评价甚高,在她与尤先科的矛盾中更是偏向于她。但是后来季莫申科不像真正亲俄,更没想到亚努科维奇很快东山再起,并且狠整季莫申科。普京权衡后还是觉得应该在亚氏一方押宝。但季莫申科成为"反俄英雄"显然也不是必然的。
矛盾为何突然激化?
   事实上,"东西之争"激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外部条件。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人用兵,严重加剧了多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疑惧。他们觉得没有西方的保护就随时可能被俄罗斯吞噬。不久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乌克兰,乌经济遭受重创。人们又从经济上更加感到乌克兰需要保护。但到底向东还是向西寻求这种保护,对立就更加凸显。应该说如果两边都能给予保护,所有乌克兰人都不会反对。但如果二者只能得一,那么亲俄乌克兰人的危机感就远不如亲欧乌克兰人。因为有了格鲁吉亚事件的教训后,前者尽管亲俄,却并不担心欧洲会侵略乌克兰;而后者不但亲欧,还非常担心俄罗斯的霸权威胁乌克兰的生存。至于入欧还是靠俄,哪边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大,反倒是次要的。
   今天我们这里常有些自作聪明者算计欧盟能够给乌克兰的好处是否足以弥补与俄罗斯交恶会带来的经济损失。这样的论证如果说在格鲁吉亚事件以前还能有点说服力,在此以后就会被嗤之以鼻了。
   所以加快入欧对于亲俄乌克兰人的刺激,远不如中止入欧对亲欧乌克兰人的刺激大。亚努科维奇如果只是亲俄,东部人会支持他,而西部人的抵制也是有限的,这就是他在"橙色革命"后能够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但是亚努科维奇如果绝欧,西部人就要拼死反抗,而东部人倒不见得会大力支持他——欧罗迈丹之后亚努科维奇在东部也无法立足,连地区党也抛弃了他,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而对于这一点,恐怕俄罗斯与亚努科维奇自己都没有充分的估计。亚氏贸然绝欧,点燃了火药桶,欧罗迈丹运动就这样爆发了,而且其力度是出乎他们预料的。于是运动一起,亲俄派就节节后退,但运动却"见好不收",终于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
乌克兰民主的"哥萨克传统"
   当然,"见好不收"的也不仅是"亲欧"一边,亚努科维奇也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主儿。2010年他刚当上总统,次年就把季莫申科判刑入狱,乌克兰国内和国际上都广泛地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审判"。这不是说早年贫寒、开录像带出租店起家、后来暴发成"天然气公主"的季莫申科致富史就没有嫌疑之处,问题是亚努科维奇这些通过大型国企私有化暴发的东部寡头在一般公众看来更黑,而季莫申科就是以声言追究寡头私有化黑幕而声名鹊起的。2010年总统选举中她仅以3%之差负于亚努科维奇,亚氏一上台就逮捕、审判季莫申科,当时指控她涉嫌贪污乃至谋杀等一系列大罪,但审了一年半,这些嫌疑仍未能证实,最后司法当局宣布对她的"十宗罪案"乃至"更多的罪案"仍然继续调查,却单独以她主持俄乌天然气进口谈判接受了俄国的高价这样的理由先判了她"滥用职权",服刑7年。这个审判令举世哗然,被指责为"选择性执法"、"政治迫害",不仅在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国家遭恶评,甚至俄罗斯舆论也有非议,欧洲人权法院、欧洲议会以及国际透明组织、自由之家、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国际NGO组织都强烈抨击这一审判。与此同时,亚努科维奇当局还对季莫申科阵营的人,包括她的政治盟友、同僚、军人和她聘请的律师也进行类似的追查和审判,同时却对自己阵营的腐败案百般包庇。无怪乎季莫申科获释后来到广场上也要号召其追随者"宜将剩勇追穷寇",穷究亚努科维奇党羽了。
   像这样不依不饶的做法,政治就很难稳定。但为什么乌克兰政治中的各方都喜欢这么干?本文前述格鲁吉亚事件后的危机感,国家认同和民族矛盾相对于"左右"矛盾而言的非理性都是原因。但是,在乌克兰悠久的历史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使人觉得"哥萨克传统"的因素也不能被忽视。
   人们谈到俄罗斯实行民主制度的困难,通常都要提到俄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悠久传统。乌克兰政治长期以来受到俄罗斯影响,甚至如前所述,2004年以前的党派斗争模式演进都类似于俄罗斯,但是从形式上看,乌克兰人的文明史似乎与俄罗斯截然相反,自从"乌俄共祖"的基辅罗斯时期结束、乌克兰人作为有别于东北罗斯(莫斯科罗斯,即后来的俄罗斯)的族群形成自己的特性以来,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的君主专制制度。除了受到外族(俄罗斯、波兰、奥斯曼土耳其等)奴役外,乌克兰人的"自治"历史一直是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历史。可以说,除了宪政(契约、妥协)的要素比较缺乏外,要讲自由、民主精神,在喀尔巴阡以东的欧亚地区,恐怕没有谁比乌克兰人更突出的了。
   乌克兰的历史与"哥萨克"这个族群-集团密不可分。可以说,历史上的哥萨克并非就是乌克兰人,但是历史上的乌克兰人就是哥萨克。"哥萨克"一词源自突厥哈扎尔语,意为"自由自在的人"。14世纪以后在莫斯科公国向沙皇俄国专制制度演变、16世纪后俄罗斯农民逐渐农奴化的过程中,那些不愿臣服于专制君主、不肯作为农奴侍奉主人的人们,纷纷以类似我国历史上所谓"盲流"的形式逃往"边疆",在黑海北岸的南俄大草原地区寻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时处于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土耳其、瑞典等几大强国势力的交界处,历史上多次成为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时突厥语游牧民族来往的通道。这些向往自由的斯拉夫流浪者与之相结合,就以突厥语自称"哥萨克"了。而他们生存的"边疆"就是"乌克兰"(斯拉夫语"乌克拉伊那(украйна)"就是边疆之意。
   大家可能记得十年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乱时,克罗地亚一些塞族人在克国与波黑交界地区成立过"克拉伊那塞族共和国","克拉伊那(крайна)"与"乌克兰"其实都是"乌克拉伊那"的方音,指的都是"边区"),于是,指地的"乌克兰"与指人的"哥萨克"相表里,就成了这些"自由自在"生活在"边疆"的人们的认同符号。
   当时,这些"自由自在"的"边疆"人处在周边几大国管不着的几近无政府状态中,亦兵亦农,彪悍尚武,流动性强,形成类似绿林好汉式的群体,自己推举"头领"(音译"盖特曼")实行自治,其代表性的聚落就是15-16世纪第涅伯河中游的"扎波罗热营地"和17世纪在相距不远处的"齐吉林营地"。与突厥人的世袭酋长不同,这些绿林好汉们不接受世袭制,他们的"盖特曼"是以"齐吉林哥萨克人大会"的方式推举产生,可以说是一种"军事民主制度"。自由自在的哥萨克"民主选举"盖特曼,既没有君主制也没有农奴制,这种军民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在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自由制度和公民社会有很大区别,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罗斯本土的农奴制和帝国官僚制也十分抵触。这种"自由民主"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后期哥萨克地区被沙俄帝国完全吞并,盖特曼自治传统被废除。但是此后他们反抗专制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反抗过土耳其人、波兰人、尤其是统治他们最久的沙俄帝国,二战中又反抗过德国纳粹,这一切都是为了捍卫他们珍爱的"自由民主"。
   正是这种传统,使乌克兰人难以接受俄罗斯普京时代的"民主倒退"。可以说,从剧变后头十年乌俄政治几乎同步演变,到2000年后乌俄政治趋势渐行渐远,"东西矛盾"逐渐突出,乌俄关系时好时坏,而总的趋势是趋于恶化。除了民族矛盾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外,乌克兰人的"民主传统"与俄罗斯的"民主倒退"也是一个不能无视的因素。而西方之所以同情乌克兰,当然有排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考虑,但是基于普世价值观对乌克兰民主制度的支持,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哥萨克传统"的三大弊病
   然而"哥萨克民主"的传统毕竟不是近代的宪政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人摆脱君主专制传统走上稳定成功的宪政民主制度固然不容易,乌克兰要摆脱"哥萨克民主"的传统弊病而实现宪政民主的稳定成功,困难也不小。
   在今天的历史书中,17世纪乌克兰的盖特曼政治被归类为"共和制",而与"哥萨克民主"相表里,但实际上这种来自绿林好汉的民主共和与现代的民主共和国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地讲,就是"哥萨克自由"不重视"群己权界","哥萨克民主"有多数决定但缺少尊重少数的传统,也不大容得下反对派。而"盖特曼政治"还有与周边强大势力结盟进行内部斗争的传统,这在历史上更使乌克兰人大吃苦头。
   "哥萨克自由"不重视群己权界,使得乌克兰的政治传统中易于接受多党制但很难形成西方那种"左""右"派。西方成熟民主政治中的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类型政党,主张群域较大的福利国家。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或自由保守主义类型政党,主张己域较大的自由竞争体制。但是无论群己孰大,权界都是清楚的。而乌克兰的众多政党中能成气候的大都是民族主义类型的政党,自由党类型和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政党很难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乌克兰社会党在独立之初一度很有声势,其领导人莫罗兹在库奇马时代曾经是左派第一明星,但后来就逐渐衰落,如今已经连乌共都不如。乌克兰共产党的保守理论家曾从教条出发,认为乌克兰"阶级斗争"高度尖锐,所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党式的"温和左派"的发展空间。其实乌克兰独立后,从来没有什么像样的劳工运动,何有尖锐的阶级斗争可言?
   而自由民主党类型的"右派"在乌克兰更难找,通常只是民族主义政党中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已。历史上的哥萨克曾经有相当长时期东西分裂,东部的"自由哥萨克"不是农奴却要为沙皇服役,西部哥萨克则沦为波兰贵族庄园中的农奴,但波兰贵族只搞政治(当时波兰是"贵族共和国")不理农事,庄园管理依靠犹太人管家,造成波属乌克兰人与犹太人关系恶劣并形成哥萨克的"反犹"传统。今天西部乌克兰的一些"右派"政党抗俄固然积极,但"反犹"倾向却让欧洲生疑。这样的多党制下,对市场经济、私有化这类转轨经济中的关键问题并未形成有意义的分野,斗争却非常激烈。同样一个党,往往在野时激烈反对执政党的私有化,执政后就大搞私有化,而轮到下野的前执政党扮演反对私有化的"左派"角色了。由于不停地角色倒错,乌克兰经常出现"再国有化"和"再私有化"过程,产权不稳定,斗争双方都轮流突破"权界",这是乌克兰发展市场经济的很大障碍。
   不够尊重少数,对反对派缺少宽容,是历史上盖特曼政治的特点之一。
   哥萨克们的盖特曼虽然都是民选的,但选上了就要排除异己,历史上的盖特曼"共和"就很不稳定,经常发生流血内斗,选举规则不严格,结果也时常不被承认。"哥萨克民主"往往变成频繁更替的"短期独裁"。尤其是这种内斗还常常引进外力参与,使乌克兰人的内部冲突变成周边几大国的国际冲突,结果往往极大地扩大了冲突烈度,给乌克兰人和乌克兰民族带来灾难。
   1648年开始的、后来被苏联史学家称为"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的盖特曼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开始了乌克兰历史上一个多世纪的内外争交替时期。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国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书中,这个协定被视为"俄乌合并"条约。实际上,赫麦尔尼茨基起兵之初,是求助于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抛弃了他之后才转而又投靠到俄国人的门下。即便这时他也并不像俄国史学家说的那么亲俄,别列亚斯拉夫协定的文本始终没有公布,据说一直到1990年乌克兰独立时,叶利钦才从俄国历史档案中找出原本,复制给了乌克兰政府一份,原来那不过是一种同盟关系而已,但俄国人以此长驱直入,与波兰人爆发大规模争夺战,使乌克兰血流成河,最终形成俄波瓜分东西乌克兰之局……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_2035.html

2014年7月16日 星期三

维权网: 唐荆陵因吉恩夏普非暴力著作而煽颠入狱,作者夏普先生欲到案说明

维权网: 唐荆陵因吉恩夏普非暴力著作而煽颠入狱,作者夏普先生欲到案说明

)广州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是一群敬仰印度甘地主义精神的中国民间人士,他们也常相聚一起交流学习美国著名学者吉恩夏普关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名著。他们自发印刷爱因斯坦研究所吉恩夏普的五本这方面研究著作与全国网友学习交流(1,草根群众组织。2,从独裁到民主。3,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思考。4,粉碎邪恶轴心。5,自我解放终结独裁政权或其他压迫行动战略规化指南。)这些书都是在国际学术界广泛交流与研讨的学术论文作品,研究的是世界独裁政权社会环境下的普遍社会运动规律,中共当局何必对号入座呢。

近日,在中国网友呼吁下,国际著名学者吉恩夏普先生已注意到这一侵犯学术传播自由的人权案件。他本人有意做为证人跟中国当局联系到案说明。

2014年7月4日 星期五

群眾運動聖經

群眾運動聖經

(打醬油的汗牛馬) - 1 年前

群眾運動聖經  
群眾運動聖經(The True Believer: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這本小書值得至少看一次.它簡直就是這個混沌世態的照妖鏡,看著別人,照著自己,突然驚覺冷汗一身,在這小地方,即使跳出威權走進民主,集體主義狂熱份子卻只增不減,不在諷刺,也非批評,它只是冷靜講出了群眾運動中的個體狀態,沒有誇張,更無矯辯,這些個體鮮明充斥在周遭,不管顏色,職業,階級,也不論運動是在街上,議場,或網路,而你竟然就是書中描述的一人,怎能不讓人心驚,這些特徵是社會大步向前時該揚棄的,但現實卻正走回路,人們如果期待一個集體主義國家那也罷了,偏那是我們以為已經丟棄的過去,翻開這書發現丟了集體主義軀殼,而它的靈魂卻在一路緊緊糾纏追隨不放,而書中指出只有一種狀態下的群眾運動可能是好的,就是一個已經長期崩解,透過所有正常手段都無法解救的社會,但我們是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們豈不該為這集體幽靈而有所警戒.
   如果一個失意者能像作者Eric Hoffer這樣觀察世界,他就能脫離書中的那種狂熱份子所面對的環境挑戰與心理反抗狀態.Hoffer說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膽大妄為,這就是狂熱份子的最初心理,做為一個不曾受過任何學校教育,父母早亡,七歲時不明原因失明,十五歲時又不知原因復明,被認為活不過四十歲,失意人似乎就是作者Hoffer自己的寫照,只是他沒有如此這般的陷入群眾運動中,反而在失意者中看到一種催化力量的產生,那種驅動個人成為狂熱份子的隱藏神力,正是本書從頭到尾貫徹的主題.Hoffer的觀察力與理解力甚至描寫詞語的精準,應該足夠讓大多數號稱社會評論家或觀察家,趨勢預言家的人感到汗顏,原來世間有對群眾運動心理觀察如此透徹的人,甚至連這些什麼評論家的思考行為都跑不出Hoffer論述的文字範圍中,因此這書絕對值得至少看一次,你會以為Hoffer看到的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當前正在發生所有民粹事務背後運作的邏輯,而讚嘆他片面真理的精準.
  Hoffer指出投身於群眾運動的都是一些永久性的畸零人,他們出於不同的原因認為自己的生命已經無可救藥的失敗,因而盲目投身於某種神聖事業,好讓個人的責任,恐懼,缺點通通掩埋丟棄,至於他投身的事業是政治活動也好,是宗教改革也罷,其間並無差異,是民主運動,是共產主義,或是是法西斯主義也都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只要那是一種有效運動,可以使他忘記自己,拋棄自我就好,而我們無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說服一個狂熱者拋棄他的大業,他害怕妥協,因此我們不可能讓他相信所信奉的主義信仰並不可靠,但他卻不難突然從一件神聖偉業轉投另一件神聖偉業的懷抱,他無法被說服,只能被煽動,對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業的本質,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這一段話對於群眾運動的參與者,特別是狂熱份子的形容,可以說是非常犀利精彩,不是要取笑那些神檀前的白蓮教徒,而是Hoffer不知在眼睛復明之後是如何養成觀察力,簡單一段話,竟然就把周遭常見的社運份子,政黨街頭運動,直銷成員,政論名嘴與主持人,網軍,宗教信徒,工會成員,人權或教改成員,等等一連串社會運動中常見的那類人特徵表現的極端清楚.雖然這是一本60年前的書,但拿到今日來看,狂熱份子的特性竟然依然一模一樣,絲毫不變,而這期間,世間已不知發生了多少場群眾運動,雖然真正達成改進社會的群眾運動寥寥無幾,但後繼者依然前仆後繼.
 這書探討主要是群眾運動中的積極階段,這個階段的群眾運動是由"忠實信徒"(true believer)所控制,而所謂的忠實信徒,是指有狂熱信仰,準備好隨時為一件神聖偉業犧牲的人,書中嘗試追溯這類人的起源和勾勒他們的人格特質,為了幫助實現這一目的,Hoffer提出一些假設,所有群眾運動的初期追隨者都以失意者居多,而失意者一般都是自願參加群眾運動的事實,所以,即使沒有外來的煽動遊說力量,失意感本身即足以產生忠實信徒特有的人格特徵,煽動遊說技巧是否奏教,端視其能否誘發和強化失意者所有的那些心理和行為傾向,這書即以此出發,配合蒙田隨意集的格式,在一條條簡略的條目中談出群眾運動參與者的心態,背景,情境,與一場群眾運動的三種參與者,言辭人,狂熱者,行動人與群眾運動由始至終的所有發展過程,雖然結構略嫌鬆散,串連間也未必有縝密的邏輯關係,但就是這種簡單輕鬆的筆法中,寫出我們常見的激情,暴力,狂亂運動背後的故事.
 好端端的人為什麼不走正常組織路徑,卻要透過群眾運動來表達意見或行動?那是在於吸引力與效果的不同,群眾運動和實務組織的吸引力的有一個基本不同,一般的實務組織能給人自我改善機會,吸引力是來自它能滿足個人利益.反之,一個群眾運動,特別當它還處於生氣勃勃的積極階段時,吸引到的並不是那些珍愛自我,而是那些渴望可以擺脫他們自我,脫離現況的人,而這正是失意者所需,一個群眾運動會吸引到一群追隨者,不在於它可以滿足人們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於可以滿足他們自我否定的熱望,覺得自己人生已敗壞到無可救藥,不會認為自我改善是值得追求的目標,個人前途的考慮已不足激發他們拼搏,也不足以讓他們產生信仰或作出一心一意的獻身,他們把自利心理看成是墮落邪惡的,任何出於為己謀的行為在他們看來都是註定失敗的,他們最深的渴望是過新生活,是重生,要是無法得到這個,他們就會渴望通過認同一件神聖事業而獲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價值感這些他們本來沒有的元素,一個積極的群眾運動可以同時提供他們這兩樣東西,如果他們皈依到一個群眾運動中去,就會在緊密無間的集體中得到重生,而如果他們只是在旁邊敲邊鼓,仍然可以得到自豪,信心和目的感這些元素,對失意者來說,群眾運動是一種替代品,可以替代他的整個自我,或是替代一些能讓他的生活可以勉強忍受的元素.而這種替代性參與務實組織無法獲得,而務實組織不能給予改善的.
 因此,從群眾運參與者的人數與特性可以看出這是一種什麼狀態下的世界,當局勢紛亂,失意者,斥貧者,偏狹厭惡道德者,罪犯,長期失業無能者,畸零人,野心家這些人越多,就越可能引發一連串的群眾運動.而想要避開這種可能造成混亂的世道,當政者必需想辦法將以上這些特殊份子的數量減到最小.唯有如此,即使社會存在言辭人,也不會有太多狂熱份子的追隨,自然沒有產生群眾運動的可能,但這種縮減並非透過強制手段,而是在實務組織良好運作下解決上面這些異人所面臨的問題,一旦讓這些失去自我的人在正道上找回自我,這些暫時走入魔道的人,就會脫離毀滅而回歸常人,而群眾運動自會消平,務實組織最的手段就是開明自主的法律與社會經濟.
   而在一個群眾運動的初期追隨者中,總會有一些是冒險家,他們希望把握機會,贏得名利和權位.另一方面,那些參與實務組織的人,有時也會表現出某種程度的無私奉獻.儘管如此,一個事實仍然是不爭的,實務組織除非能滿足其成員的個人利益,否則將無法久長;反之,群眾運動的活力與成長,則有賴它能否滿足成員自我否定的激情.當一個群眾運動開始吸引有事業野心的人加入,就是該運動已過了全盛時期的徵兆;它不再以創造新世界為務,而只求掌握和保有現在.因此,它不再是個運動而是一項事業.而運動成功後,這些冒險家就成了領導者,反以務實組織與強制的手段限制他人,雖然群眾運動期所強調的團結與主義精神仍在,但成功後的主要重點在掌握現在,控制現在,形成了有趣的現象.狂熱份子依舊不變,但領導者與行動人卻在務實組織與威權暴力下鞏固了他們個人所要的權力利益,滿足他們私人慾望.
 與Hoffer時代所見不同的是,群眾運動的型態早已有多種變形,不單只限在街頭,政治,但不變的是狂者份子的身形,表現依然一致,看看那些入口網站新聞群眾評論的網軍與群眾表現,無一不是書中所載的那種特徵,不過是將戰場移到一個虛擬的空間中,即使經濟,環境,政治,社會制度與過去相較無所不是向前大幅邁進,但潛藏的失意人,畸零人還是不曾減少,不知道這真的是社會問題,還是隱藏著深重的人性問題,覺得此議題頗為有趣,不管是言辭人,狂熱者,行動者,乃至於一場群眾運動的過程與結果,過去20年在這個小地方上不斷上演,並不是我們陌生的現象,只是從未有人能真的跳出其外,看一看這件事的全面長相,甚至連所謂的社會觀察者,文化人,評論家,充其量都只能是群眾運動中的言辭人或暗中領導的角色,而不曾真的看穿群眾運動,雖然它不一定是壞事,但那也只有在完全毀棄的社會中才有價值,一個現代民主的社會,寧願棄自我,棄自由,而要均等,無異另一種運動的開始,豈不該讓人警戒.

 Hoffer在15歲眼睛復明後,怕再次失明,於是每天花8~10小時閱讀,三年間就把一間舊書店的書全部看完,他本人則只有在需要時才從事經濟活動,主要是務農做工,最長的工作是擔任碼頭的搬運工,當時正是上個世紀美國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Hoffer是從生活周遭觀察中得出這本書的內容,並不是所謂知識份子獨居密室內想像的自慰文,是一本簡單但發人深醒的書,在我們這個群眾運動頻繁的地方裡,參與者,旁觀者,喜好者,厭惡者,花點時間看看自己的樣貌,縱使無所得,也是件有趣的事,值得看一次的書,

上天的寵兒米開朗基羅

喻梅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巨匠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教堂大廳天頂的傳世巨作《創世紀》。

【人民報消息】米開朗基羅是神的寵兒,他就是為讚美神、儆醒人,恢復人類的正統文化,而被派到人世間來的。千百年來,探險隊嘗試去土耳其東部的亞拉臘山尋找聖經《創世紀》中所說的諾亞方舟,但均無果。在當地庫爾德族長老的指點下,2004年10月,香港土耳其探險隊在亞拉臘山4200米高處發現了諾亞方舟,2010年4月探險隊再次上山並進入方舟船體內錄像。
2011年10月初,香港與土耳其探險隊把拍攝的考古歷程整理成紀錄片《諾亞方舟驚世啟示2》,在香港各大戲院上映,使全世界震動。


神的寵兒米開朗基羅
11月1日,是文藝復興時期藝壇三大巨匠之一的米開朗基羅在1512年完成教堂穹頂壁畫《創世紀》的日子。「諾亞方舟」記錄片的上映和米開朗基羅完成《創世紀》壁畫,這兩個日子看似碰巧連在一起,其實都不是隨便碰頭的。和美國少女阿琪雅納無師自通的繪畫天才不同,畫家、雕塑家米開朗基羅看似是經過了人世間的學習過程才成功的。但他的成功過程亦非常神奇,除了上天賦予他的才華外,還讓他父親擁有一個大理石的露天採礦場,可以供給米開朗基羅雕刻使用的大理石。
米開朗基羅的家族在他出生前的幾世代在意大利的佛羅倫斯經營小型銀行,但到他父親手裏就搞不下去了,只好找個政府的臨時差事幹幹。1475年3月6日米開朗基羅出生,此時他的父親在卡布裏斯小鎮上任司法管理員和奎奇市的行政長官。在米開朗基羅出生的幾個月後,全家人又搬回到文藝復興發祥地佛羅倫斯,他在這裏長大。在他6歲時,久病的母親過世。
父親讓他搬去Settignano的鎮上,與奶媽全家人一起住,奶媽的丈夫是一位石匠,而米開朗基羅的父親在小鎮上擁有一座大理石的露天採礦場以及一座小農場。有傳聞米開朗基羅的父親是伯爵夫人 Mathilde of Canossa 的後裔。
在石匠的指導下,小小年紀的米開朗基羅學會了熟練的運用錘子和鑿子將自己所描繪的圖雕刻下來。後來父親送他去學拉丁文,使他很膩煩,寧願去教堂臨摹繪畫並且尋找畫家同伴。
米開朗基羅13歲時進入了佛羅倫薩著名畫家多梅尼科-吉蘭達伊奧的工作室,14歲時他居然得到薪酬,這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在那裏他掌握繪畫技巧的速度可謂「神速」,後又跟隨多納太羅的學生貝托多學習了一年雕塑,在1490至1492年間米開朗基羅又進了佛羅倫薩統治者羅倫佐-美第奇開辦的「自由美術學校(美第奇學院)」學習雕刻,由於他的超群才華倍受羅倫佐的重視和愛護。
◎ 儆世之作《聖母慟子》


年僅25歲的米開朗基羅完成的大理石雕像《聖母慟子》。
羅倫佐-美第奇死後,米開朗基羅赴威尼斯和波倫亞,1496年轉道羅馬,在那裏,23歲的米開朗基羅用了兩年時間為聖彼得教堂創作了代表作《聖母慟子(哀悼基督)》等。該作品取材於聖經,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後,聖母瑪麗亞抱著死去兒子的那個時刻。米開朗基羅沒有把聖母雕刻成悲悲切切的普通人類母親,沒有讓她的目光投向兒子,也沒有讓她為兒子哭喊,而是讓她的目光低垂,表情肅穆,用語言很難準確形容出來。
《聖經》中講述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有許多人民及婦女跟隨著耶穌,婦女捶胸痛哭。耶穌轉身向她們說:「耶路撒冷女子!你們不要哭我,但應哭你們自己及你們的子女。如果對於青綠的樹木,他們還這樣做,對於枯槁的樹木,又將怎樣呢?」
《聖經》舊約中常以茂盛的樹木比喻「義人」,在此耶穌以「青綠的樹木」比擬自己。上面那段話是耶穌對那些支持他被釘十字架的族人和判決他釘十字架的司祭、經師、長老等人的預言,耶穌已經看到了這些人的可怕未來。聖母瑪麗亞所「慟」的「子」也不是人所理解的那麼狹窄。
雕像完成後,米開朗基羅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打磨,磨啊磨啊,把他所想所思的一切都傾注進去,甚至還使用了天鵝絨進行摩擦,直到石像摸上去完全象真正的人的皮膚一樣平滑光亮。這哪裏是在雕刻石頭,而是在把冰冷的大理石變成不衰的生命!
米開朗基羅還將自己的名字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刻在了雕像中聖母胸前的衣帶上,以表示他的虔誠。如此用心打造的作品一經展出,立即轟動了整個羅馬城,成為千古不朽之作。
近些年,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現過哭泣的聖母瑪麗亞像,有的甚至流出血淚。這就是聖母在慟子。
◎ 「鑿出心中的大衛」就如此簡單


少年英雄大衛。
1501年,26歲的米開朗基羅載譽回到故鄉佛羅倫薩,用了四年時間完成了舉世聞名的《大衛》雕像,像高2.5米,連基座高5.5米,安放在韋吉奧宮正門前(現收藏於佛羅倫薩美術學院)。有一次記者問米開朗基羅:「您是如何創造出《大衛》這樣的巨作的?」他答道:「很簡單,我去采石場,看見一塊巨大的大理石,我在它身上看到了大衛。我要做的只是鑿去多餘的石頭,去掉那些不該有的大理石,大衛就誕生了。」
米開朗基羅的作品大衛依然是《聖經》中的人物,這位少年英雄是正義和力量的化身,他曾經殺死侵略者非利士巨人哥利亞,勝利後將哥利亞的頭顱踩在腳下,保衛了祖國的城市和人民。
米開朗基羅雕刻的這尊雕像被認為是美術史上最正氣凜然的男性人體雕像之一,是後世藝術家學習雕塑的無價之寶。
其實,米開朗基羅本身就是上天的完美作品,因為神給他足夠的智慧讓他去完成謳歌神的使命。
◎ 為榮耀神而準備的位置
1505年,米開朗基羅應尤裏烏斯二世邀請,赴羅馬為教皇在聖彼得教堂內建造陵墓。米開朗基羅實在太優秀了,教皇的藝術總監勃拉曼特擔心自己會失寵,甚至擔心自己的職位不保,所以找種種理由讓教皇暫停建造陵墓,要求米開朗基羅去教皇私人的禮拜堂、梵蒂岡西斯廷教堂繪製穹頂畫。
西斯廷教堂的牆壁上滿是15世紀意大利名畫家的作品,交給米開朗基羅作畫的地方,是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它的位置,它的形狀,它的面積,都表明這是一個極為艱鉅的任務。米開朗基羅開始婉拒,但教皇執意讓他去做。
一天清晨,米開朗基羅獨自攀登上羅馬郊外的一座山的峰巔,頓感心曠神怡、思如泉湧。煩亂的心情一掃而空,在那裏神點化了他,讓他回想起聖經《創世紀》,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深淵而黑暗。上帝說「要有光」;上帝又說「讓一座堅實的圓穹從水中升起與水分開」。上帝稱這圓穹為天空;上帝還說:「照著我的形象造人。」於是世上第一次有了與神外形一樣的人類。過去地球人都是外星人的形象,它們是不能被稱作「人」的。
「上帝是創造宇宙的最偉大的藝術家」米開朗基羅頓時茅塞頓開:西斯廷教堂穹頂那個位置就是為榮耀神而準備的。
◎ 神助米開朗基羅完成穹頂壁畫《創世紀》
1508年5月至1512年10月,歷時四年半,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教堂大廳穹頂的中央部份按建築框邊畫了9幅壁畫,中心畫面分別以《神分光暗》、《創造日、月、草木》、《神分水陸》、《創造亞當》、《創造夏娃》、《原罪──逐出伊甸園》、《諾亞獻祭》、《大洪水》、《諾亞醉酒》組成。整幅作品511平方米,大畫面的四周畫有先知和其它有關歷史內容,共繪畫了343個人物,其中有100多個比真人大兩倍的巨神形象。
一些虔誠信仰神佛的藝術家、作家等等各門專家都有同一個體會,那就是當他們的心靈越純淨時,思路就越如泉水一般不斷的湧出來,而且都是自己的能力根本做不到的。
米開朗基羅從構圖草創到色彩的調制,甚至從腳手架設計到內容安排全部由他獨自一人親自動手完成,他把自己封閉在教堂之內,拒絕外界的探視和其他助手的協作。「天天仰臥在18米高的臺架上」,「我的鬍子向著天,我的頭顱彎向著肩,胸部像頭梟。畫筆上滴下的顏色在我的臉上形成富麗的圖案。腰縮向腹部底地位,臀部變成稱星,壓平我全身的重量。我再也看不清楚了,走路也陡然摸索幾步。我的皮肉,在前身拉長了,在後背縮短了,彷彿是一張弓。」這僅僅是米開朗基羅後來對他近五年工作狀態的描述,那幾年中教堂內發生過甚麼,永遠是個迷。
「其繪畫工程之浩大和艱鉅性甚難想像」,那決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而且完成到如此完美。甚麼是神跡?頭顱彎向著肩,胸部像頭梟,皮肉在前身拉長了,在後背縮短,這不是神跡嗎?別說米開朗基羅那時已經30多歲,就是運動員,你讓他天天這個姿勢,還得抬著胳膊總是舉著筆,甚麼都不幹,一天他也堅持不下去,更別說所有的活兒米開朗基羅一個人全包了,一包就是幾年。所以,神跡並不是舒舒服服、天上掉餡餅的代名詞。
神點化米開朗基羅把上期人類從開天辟地到洪水方舟的真實歷史過程倒敘展現在教堂的穹頂上。這個創作一直被這期人類當作藝術品欣賞,但是當人類又走向墮落敗壞時,才有人明白為何米開朗基羅作畫的順序是倒敘的,他從教堂大廳的入口處先從《大洪水》和諾亞畫起,然後才是上帝造人,最後是創造天地萬物、神分光暗。
原來神借米開朗基羅的畫作告訴人,當整個人類墮落後就被銷毀了,然後神又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紀。大洪水不過是上一期人類敗壞後被銷毀的一種形式而已。實際上,世紀更替,不知道曾有過多少回。對於現代人類的2012預言來說,米開朗基羅的穹頂壁畫《創世紀》就具有了大聲疾呼的意義。
◎ 神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了人

沒有精氣神兒的亞當需要上帝給予力量。
神曾銷毀過一期又一期的不同的外星人形象的地球生命,一次次宇宙處於混沌狀態,然後再開始創造下一期生命。只有我們上一期的地球人才具有了與神同樣外形的生命。據《聖經》記載,耶和華神在創造了萬物之後,用地上的「泥土」,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然後把自己的氣息吹在人的鼻孔裏,人就活起來了。
耶和華給自己造的第一個人取名叫「亞當」。神說:「亞當一個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來幫助他。」於是神使亞當沉睡,神取下亞當的一條肋骨,就用這根肋骨,造了一個女人,就是夏娃。這就是夫妻的真正關係。壁畫《創造亞當》告訴後人:人不是進化來的,更不是猴子的後代,人是神造的。
在這幅壁畫中,米開朗基羅細致入微的描繪出上帝的慈愛:亞當活了,沒有精氣神兒,顯然他還沒有達到上帝心目中的「人」的標準。於是,在小天使們的簇擁下,耶和華親自來了……來了以後怎麼樣呢?這幅壁畫沒有給出答案。畫面停止在耶和華與亞當伸手接觸到的前一瞬間。
因為繪畫不是電影,只能定格在一個畫面上,於是米開朗基羅選擇了上帝來修改自己作品「亞當」的一部份過程。
有評論說,「米開朗基羅並沒有讓這兩隻手碰在一起迸發出神創的奇蹟。那相差一點點的距離成為了一個永恒的期待的瞬間,給人留下了永遠的想像空間。」
其實不需要期待,也沒給留想像空間,答案在此之前早已經有了,那就是米開朗基羅從1501年開始用了四年時間完成的巨人般體格、堅強勇猛形象的「大衛」雕像。那就是亞當與上帝伸手接觸後發生的奇蹟變化。
這個神奇是米開朗基羅憑空想像或推測出來的嗎?不是。是神展現給他看的。也就是說米開朗基羅和孫思邈、華佗、李時珍等中國古代大醫學家一樣,都具有「特異功能」。這可不是自己爭取到的,而是神佛揀選了這些好人,讓他們為人類留下神跡。
◎ 米開朗基羅作品的傳世意義


梵諦岡西斯廷教堂大廳正面牆上,米開朗基羅撼人心魄的巨幅壁畫《最後的審判》。
在西斯廷教堂完成穹頂壁畫《創世紀》的24年後,教皇克萊門七世邀請米開朗基羅在同一教堂祭壇220平方米正面牆上繪製出另一巨幅壁畫《最後的審判》(又稱:末日審判)。按照神的旨意,米開朗基羅此次又是獨自一人從公元1536至1541年工作了將近6年,這幅畫共繪出約四百個人物,畫面分別表現幾個部份,天堂、地獄、人間,善惡有報。
在畫的中央,耶穌基督高舉右手,發出最後的判決。在耶穌的下方,有一小舟上載七個天使,他們受命吹起長長的號角,召喚所有的靈魂,無論好壞前來接受最後的判決。在畫面的右下方一些相貌猙獰的罪人被一位巨人驅趕下船,米開朗基羅用黑色和醜陋表示這是些該下地獄的人。而表現好人和該上天堂的人,米開朗基羅則用色光明。
這幅壁畫對現代人最有價值的警告是,當最後的審判來臨時,就沒有可以挽回和改正的機會了。耶穌基督的左手指向自己軀體上被釘十字架時受槍刺的創傷,是要告訴世人:一切迫害神的惡人都決不會得到寬恕。
米開朗基羅在61歲高齡時創作了《最後的審判》,當作品在1541年聖誕節前推出時,整個羅馬城為之沸騰。
1475年3月6日出生的米開朗基羅其貌不揚,一生受苦,沒有配偶,專心創作。在89歲高齡時,1564年2月18日逝世於自己的工作室中。看似上帝實在不公,其實恰恰相反,這正是神對米開朗基羅的特殊厚愛。也是上天對整個人類的慈悲。△
(人民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