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1989年6月，李旺阳和我先后在湖南邵阳市以“反革命”罪入狱。面对巨大的六四悲剧，朱承志，一位邵阳企业的职工，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想法。他去云南千辛万苦地创业，终于开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锰矿。
在六四过去二十几年，很多人已经忘记那场惨烈的悲剧之时，朱承志回到他的邵阳老乡李旺阳身旁，帮助照顾这位陷狱21年、身已致残的民主义士。在李旺阳“被自杀”之后，朱承志赶至现场，立即发出李旺阳离奇死亡的图片和视频。而后，因为拒绝签署“不关注李旺阳事件保证书”，朱承志几次被当局违法监禁、被限制人身自由。
朱承志（右）关照病残的李旺阳（左）
就社会价值而言，人和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他人。朱承志的经历令我这位老乡沉思：振奋人心的理想主义早已销声匿迹，中国社会充斥着精致而又狭隘的利己主义者，为什么朱承志却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人权关注，扛起历史的重负？
◎ 只因为他热爱活生生的个体
如果不是陷入矿产经济纠纷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如果不是通过网络，了解到很多社会底层者的冤屈，朱承志可能至今还在做他的矿业。但是，当他遭遇了官商勾结、被枉法裁判的沉重打击，他的“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他对于社会的认识却异乎寻常地深刻起来。朱承志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中国千千万万人权被侵犯者中的一员，如果整个社会制度不发生改变，经济实业也无法拯救国家和人民。
认识到社会的阴暗与不义，注视现实那斑斑污点和暗疮，在朱承志眼里，正义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体现在一个个活生生个人的命运之中。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机制已经丧失，到处充斥着没有底线的社会道德崩溃现象，那么，一个热爱活生生个体的人，还能做什么呢？朱承志的答案是：“人民自救。”
于是中国维权运动中出现了一位颇为奇特的邵阳人，他被网友描绘为“慈眉善目、语气温和、清瘦而执着的小个子，下巴留有一缕飘逸的长胡子”。笔者在电话里，也曾聆听过这位老乡慢条斯理的邵阳乡音。
这位仙风道骨的邵阳人，于2009年响应“民间救助――让天安门广场不再有冻死的人”的倡议，捐款一万元给饱受饥寒的北京流民。他住着廉价的小旅馆，用相机记录访民抗议示威活动，因而被刑事拘留；他坐火车硬座，头缠黄丝条，手提红灯笼，前去加入福建三网友关注团；他声援被审判的维权人士王荔蕻，前去监狱为王荔蕻送钱；……现在，他又为揭露李旺阳死亡真相，被邵阳国安几次拘禁，至今仍然处在被监视之中。
进入了维权的公共领域，朱承志成为一个具有坚定人格的利他主义者。对他人苦难的深切关怀，成为他行动的最大驱动力。他拒绝屈服于黑暗的现实，笑呵呵地参与充满活力的维权群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努力做个合格公民！”
◎ 反抗应该是所有人互助的行为
法国作家加缪在他的小说《鼠疫》中，以“鼠疫”象征人类遭受的各种灾难。曾经参加过反法西斯运动的加缪认为：面对鼠疫，任何人都不应该独善其身。与此相应，承担道义的反抗，也不应仅是个人的孤独行为，而应该是所有人团结互助的共同行动。
加缪所强调的“反抗的共同性”，在朱承志、王荔蕻等维权志士的经历中生动地展现。据王荔蕻回忆说，在马尾法院判处福建三网民徒刑时，前去围观的朱承志，“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古道热肠的他为出狱的李旺阳发起网上募捐，张罗为李旺阳治疗失聪的耳朵。艾晓明在其记录片里记载，为了营救王荔蕻，朱承志在庭审现场接受外媒采访，力证王荔蕻无罪。
2012年6月，因为关注李旺阳之死，朱承志被湖南公安以“扰乱社会治安”之名拘留，而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直到2013年2月才被释放回家过年。在长达七个月的被监禁时期里，朱承志的维权朋友们不屈不饶地为他呼吁。北京的王荔蕻每天都在网络中呼吁当局释放他。一位网名叫做“屠夫”的维权人士吴淦，与另一位维权人士刘喜珍前往邵阳，冲破阻扰，探望朱承志的妻子和李旺阳的妹妹。
朱承志（左二）与访民们一起声援王荔蕻。
在一个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我们只有在真正的反抗者之间，才发现这种特殊的友爱之情。因为社会没有正义，人们的共同反抗就成为友爱的基本内容。这种友爱在哲学家阿伦特看来，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不是一般的怜悯，而是一种道德理想。以活生生的躯体投入现实的抗争，他们一起承受苦难，赋予彼此更多的使命。
“友谊只存在于好人之间”（西塞罗语）。在专制主义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在专制制度下人们变得冷漠无情之时，这种具有公共精神的友爱，像一盏盏灯火温暖人心。
◎ 八九一代已成为社会主流，然而
朱承志的经历令我想了很多。记得六四惨案过后，有不少教师和学生在悲愤之余，发誓要先去下海经商赚钱，有了经济基础再回来搞民主。今天的中国，当年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业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坚，然而，那场血腥的悲剧仍然没有昭雪的迹象。
与李旺阳、朱承志这些拒绝投降的侠客相比，曾经热血沸腾的八九一代，当年争取民主的激情似乎已消失。难道他们对六四惨剧已经心平气和、难道他们放弃了应负的责任了吗？我常常想起鲁迅冷峻的断语：“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利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
然而，单单把原因归于怯懦自私的国民性是片面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狂热的群众运动过后，都会有一段时期的冷却。中国人缺乏信仰，比较缺少高贵意识和精神性。出于“生存性智慧”，他们中很多人在抗争失败后，回到自己当年所憎恨的体制，并成为庞大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没有底线的权力资本腐败，造成人心贪婪，麻痹并锈蚀了当年纯洁勇敢的年轻人，使他们丧失了改变社会的动力和意志。
那么，这一切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按照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极权恐怖摧毁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的自由。它并不只是剥夺自由权利或废除真正的自由……它摧毁的是一切自由中一种重大的先决条件，即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没有空间就不能存在。因为丧失了自由的活动空间，大众成了“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他们变得孤独冷漠，只顾挣钱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于是，专制主义畅通无阻。
与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存在的普遍原理相比，中国的情况还有其特殊性。首先是权贵资本主义利用金钱，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进行了的收买。丧失理想的实用主义导致灵魂的污染。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一个国家的末期，政治机制的失效、统治者的专横暴虐与人民的腐化堕落是互为表里的。”
人民似乎看不到套在自己脖颈上的缳轭。中共当局在六四屠杀之后，选择了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替代品。经济的发展加上以“爱国”为名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八九一代很多人淡忘六四、丧失民主理想的又一原因。
◎ “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但坚持言说六四的李旺阳精神并没有死去。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是会有一些忠信之人不肯放弃理想。朱承志等人前赴后继地走向维权的公共领域，勇敢地为社会公义发出声音。在创造生命意义的同时，他们也创造了自己的幸福。
我注意到朱承志在被关押、被释放和被监视之间的精神状态。他总是哈哈大笑，宣称自己被囚禁后仍然“健康良好，心态也很平和”。这是一副高压压不垮的乐天精神。李旺阳、朱承志这两位邵阳老乡，他们可以被监禁或者被杀害，但他们不可能被征服。我因此想起法国作家蒙田的一句话：“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这是一种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幸福感。年初，我的一位海外女友在广东会见了朱承志、王荔蕻和艾晓明等维权人士。聚会过后，女友惊讶地对我说：这些人没有什么钱，又明明知道自己是被跟踪监视的，为什么他们在相聚饭醉时，却那样的开心和快乐？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坚守着一种希望，深信它是正义的、不可放弃的。这种理想与信念，促使了他们情感的升华。在对不义的反抗中，他们获得了自身的人格尊严。超越了一己的生存状态，在公共领域里与他人命运相连，这种有意义的生活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幸福感，并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自我。
朱承志总是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在“专制政体病菌”败坏了整个社会道德和精神状态之时，他以一种积极公民的态度承受着艰辛，尽力发出微弱而恒久的光芒。这种求真求善的态度会在现世有什么报答呢？亚里斯多德认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五月号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