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王澄答：如果我们忽视历史，历史就会惩罚我们。惩罚的办法就是让我们再犯历史犯过的错误。
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托洛茨基形诸于外的主要天赋，乃是他的演说天才与著作才能。我以为托洛茨基也许是我们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演说家。我生平听过社会主义者中所有伟大的国会演说与民众演说家，还听过资产阶级中的许多名演说家，但是除了饶勒斯[7]之外，我却很难在其中举出一个名字来能和托洛茨基相并的。
“动人的风采，美丽的宽广姿态，言语中很大的节奏，高吭与绝不疲倦的声浪，出奇的连接，言词的文学气，想象的丰富，啮人心腑的讽刺，横溢的热情，以及一种绝对异常的逻辑，真像钢一般的明晰——这些是托洛茨基演说的特性。他能以警句式的讲话，投射出一两下奇准的箭头，他又能宣讲巨大的政治论文，这样的宏论我只曾从饶勒斯那里听到过。我见过托洛茨基讲了两个半乃至三个钟头的话，听众绝对静寂，大家站立着，听着，仿佛给一篇政治的大文章迷惑住了。……]
小组讨论：托洛茨基年轻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我常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大人物，是的，谁能怀疑这点呢？在巴黎（大战期间），他在我的眼中已是一个十分长成的政治家了，以后他还在不断地成长——这究竟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更深，而他在历史提供的更广大的境界里更能显露出他的全部力量来呢，还是因为革命的真实经验及其诸问题扩大了他的心胸并增大了他翼翅的飞程呢？我可说不清了。]
小组讨论：托洛茨基不仅有才华，而且长期参与革命实践和充任领导工作。这些经历使他个人的品格和智慧达到趋于完美的境地。
[“当一次伟大的革命来到之时，一个伟大的民族常能给每一个角色找到一个适当的演员，我们这次革命伟大标记之一，就是共产党能从它的队伍中，提出人来或从其他政党中采取优秀分子，籍以加强它的本身，结果能得到这么多的能人，各适合于政府中的某项工作。]
小组讨论：这次中国革命也需要很多能人，适合各类工作的能人。在极其庞大的革命队伍中，每个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是革命队伍内部和谐的关键所在。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
小组讨论：俄国二月革命并没有完成俄国劳动人民所要求的最终目标，所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发动了十月革命。针对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前提出的口号是“面包，和平（不再参加世界大战），土地”。谈到这次中国革命，我们小组提出，一定要谨记俄国二月革命的失败教训，领导这次中国革命的党一定要真正了解中国人民的诉求，一开始就把中国人民的诉求当作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可中途停下来。
[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的不幸就在于：世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的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的名字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也陷于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是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
小组讨论：中共党史就是这样一部骗子写的书。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致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所谓“人民阵线”政策，除了这个好听而骗人的名称之外，毫无什么新奇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形，都是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隶属于左翼剥削者的，不管实行起来，是叫做“合作政府”呢，或“左翼联合”（如法国）呢，或如“共产国际”说的“人民阵线”呢。]
小组讨论：在这次中国革命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反对党都不和中共合作，也决不向中共妥协，我们要坚守这个信念，直到中国革命成功。
[日本胜利以及希特勒胜利，绝非历史的最后之言。此次战争也要成为革命之母的。革命又是要提出和审查人类历史的一切问题，无论在先进国的或落后国的；革命也要开始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
小组讨论：这次中国革命也不会例外，要提出和审查中国人历史的一切问题。同时，革命也要会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这是很复杂的工作，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
[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切墨守旧规的人，都要被事变洪流涌倒的。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中国人民命定要在人类未来命运之中占据第一等位置。中国先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学得阶级（独立*）立场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这些法则将帮助他们避免未来致命的错误，1925—1927年革命便是葬送于那种错误手里……]
小组讨论：“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此外，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如果要想顺利开展和最终获得成功，一定要有智者的领导。
[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即此一点，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吧，已予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以一个最可信的表示了。革命既暴露出社会的一切经纬，它在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便投射了一道显明的光；原来社会学是最不幸的一门科学，他被学院式的思想用酸醋与践踏来饲养着的。但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凡关于经济与国家，阶级与民族，政党与阶级，个人与社会诸问题，都以极度紧张的力量提了出来。假使革命不能立刻解决它本身所由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只替它们的解决建立了新的前提，那它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加以彻底的暴露了。认识的艺术就是暴露的艺术，这句话在社会学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具有更多的真确性。]
小组讨论：清末民初自1840年到1925年，中国的改革和进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代到1890年代的器物进步，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用”）。”第二个阶段是1895年到1911年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进步。第三个阶段是1915年到1925年的五四运动，完成了思想进步，第三阶段也叫做“全解放”。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落后最笨的人种之一，非要把三件事分开来做：即器物进步，政治体制进步，和思想进步（也叫“全解放”）。历史正在重演，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国完成了器物进步，马上就要面临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第二阶段的）政治体制进步了。我们身在西方的革命志士要把政治体制进步之后的（第三阶段的）思想进步的领导工作承担下来。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工作，需要很高的教育背景。
有关清末民初自1840年到1925年的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三个阶段，我们会专门写文章介绍。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1月21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陈涵涛，张成亮，石恩晓，孙洋，梁金妮，孙钰，李洪，张健，邱耿敏，段秋明，龚晓麟，张玉红，吴桂森，曹晗，于磊，施卫江，王澄。）
附录
《俄国革命史》三段阅读材料
*一。关于著者
*二。中文版自序
*三。俄文版序言
*一。关于著者 [1]
这是第一次：一个在一件大事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人，写下了一本关于那事变的科学的历史。这是第一次：一次革命能被它的领袖之一所回溯着与解释着。因著者写这本书所采取的是客观的方法，用第三人称说到自己，且除被别人所记录的一些之外，他并不谈起自己的行为与经验，所以在卷首让读者事先对他有一点认识，并稍稍知道一点他所起过的作用，仿佛是理当的。
在《列宁全集》（这是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所从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版事业）中，凡列宁提到过的一切重要革命家，都附有一篇简单传记。这一人名字汇，是以加米涅夫（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分子之一）为总主编，由许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官方史家编著的。其中关于里昂·托落茨基的一节如下：
“L.D.托洛茨基生于1881年（1879年——编者）。在尼古拉也夫组织工人团体，于1898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不久脱逃出国，与《火星报》（该报由列宁及其他数人在伦敦编印——编者）合作。他以西伯利亚联合会的代表资格，参加党的第二次大会。党分裂后，他参加孟什维克派。1905年革命之前，他提出了自己特有的与现在特别有名的不断革命论，他断定1905年的革命将直接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革命，这革命将证明是许多个国家的革命的第一次。他在孟什维克派的中央机关报——《开始》（该报在1905年11月至12月间发行于彼得堡）上辩护这个理论。在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2]被捕之后，托洛茨基被举为第一个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05年12月3日，他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被捕，被处终身流刑，放逐到奥勒特尔斯克的罪犯殖民地，他在途中脱逃，亡命国外。托洛茨基择居于维也纳，在那里出版一种通俗的工人报——《真理》，以备在俄国散发。他与孟什维克派决裂，企图组织一个超党派别。……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之时起，他就采取一种明显的国际主义立场，参加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编辑部，接受齐美尔瓦尔得大会[3]政纲。见逐于法，他前往美国。二月革命后从美国回来，被英人所执，只因彼得堡苏维埃压迫临时政府向英国提出要求，获得释放。在彼得堡，他参加“区际派”组织，于1917年7月底第六次大会上，在彼得堡与该组织一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七月事件以后，他被克伦斯基政府所捕，罪名是“领导暴动”，但不久因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反对而获释。彼得堡苏维埃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之后，更被举为主席，且以这一资格，组织并领导了10月25日的暴动。他自1917年后，即为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长，一直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时，以后被任为军事人民委员长。”
在这简单的传记中，托洛茨基在生活中三个最高点都给他说到了：第一，说他在1905年当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即说他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首领（只叫那时确有一个首领的话）；又说他“组织与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暴动”——这意思就是说：在列宁的政治指导下（列宁本人那时躲藏着），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指挥着军队，关于这次革命，就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所要写到的；最后则说他当苏维埃政府中的军事人民委员长。这意思就是说他给新的工人共和国组织了防御力量，创立了红军，进行了抵御反革命军队的战争，反革命得到全世界列强军火与给养的支持，战争在十四个前线上进行，战线延长达七千英里，这战争就在他的领导之下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在内战中当最高司令官，享有独立的权力，他独立的程度，可以由这一事实中表示出来，即布尔什维克党与政府的首领——列宁，给他一张白纸，上面签着自己的名，让托洛茨基填发任何在他认为适当的命令或指令。
对于托洛茨基生活中的三个最高点，我们觉得与其我们自己来说什么话，还不如引那些在地位上足以批判他的人的评论，更加有益些。卢那察尔斯基——另一个出名的布尔什维克，在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做过教育委员长，关于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的工作，写过如下的话：“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的声望，直至他被捕时为止，都是很大的，又因他在法庭上非常动人与英雄式的行为，他的声望更加大了。我应该说：在1905年与1906年的全体社会民主党领袖中，托洛茨基虽然年青，但无疑地表示他是最有充分的修养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少带有某种亡命者褊狭性的标记，这标记我已经说过，那时甚至也妨碍了列宁；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究竟夺取政权的广大斗争是什么回事。而他从革命中出来，获得了最大的声望。无论列宁或马尔托夫都没有很大获得。普列汉诺夫则因他半立宪民主党[4]倾向而颇失人心。从那时起，托洛茨基便站在前列了。……”
这段话暴露出报纸上的神话，即是说托洛茨基自勃朗克斯[5]一个裁缝的低微地位跃上了俄国革命的领导机关，那是多么地荒谬。托洛茨基因为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的煽动家，被驱逐于瑞士，法国与西班牙之后，来到了纽约，受到当地斯拉夫族劳动民众的欢迎，把他当作他们过去革命的英雄，与未来革命中的一个必然领袖。他向许多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演说过，其中一次，许多美国人还记得吧，就是在希泡屈劳姆大会场举行的，他当一家俄国革命日报——《新世界》的主笔，籍以维持生活。
讲到托洛茨基生活中的第二个大成就——组织与领导1917年的十月暴动，那是毋需介绍别人对他的评论的，因事实已为全世界所熟知了。不过有一个人，后来成为他最大政敌的，对托洛茨基的领导所作如下的推崇，读者总会感觉兴趣的吧。在第二百四十一号《真理报》上，约瑟夫·斯大林论“最优秀的党领袖的作用”，用下面的话来证实官方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记载：“实际组织暴动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确定地声明：卫戍军之迅速转向于苏维埃方面，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勇敢的执行，党应该主要地与首先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的生活之第三个大成就，即他在内战中组织红军与指挥红军，也是人所熟知，毋需解释。不过在马克沁·高尔基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记载着列宁本人对于托洛茨基在军事方面的功绩的推崇，倒是值得摘引一下的。在高尔基与列宁的谈话中，读到了那谣传的关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不睦问题，列宁叹道：“他们仿佛造了好多的谣，最多的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然后，拳头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接着说道：“请告诉我，另外还有谁，在仅仅一年中间，能组织起一支差不多是模范的军队啊！”
我们相信，在托洛茨基的生活记录中——包括他在1905年革命中的年青的勇气，对十月暴动的组织与领导，对红军的创造与胜利的指挥，——这部《俄国革命史》将占据一个地位，这部著作乃是这个确乎多才的与有力的心智的几种最高成就之一。
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对于俄国革命中其他著名人物，都作了一个性格的素描，但他自然的略去了对自己的这样一幅素描。为要补足这个缺点，我们贡献读者以下面一段引文，这是从苏维埃教育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所写的托洛茨基素描中摘出来的，我们在上面已经从这篇文章中引过了一节了。这篇文章搜集在一本叫《革命剪影》的小书中，1923年出版于莫斯科。
“1905年1月事件[6]之后，第一次遇见托洛茨基。他来到日内瓦，我已忘记他来自何处，他将和我一起在一个大会上讲演，这大会是召集来讨论那天的惨剧的。那时托洛茨基非常漂亮，和我们所有的人不同，他很美丽。他的漂亮，特别是他那种不管和谁谈话都带有的高傲与随便的态度，很使我不快。我以大不赞成的心情看着这个纨绔子弟，他一只腿搁在另一只膝盖上，摇动着，用一支铅笔很快地在写他行将在大会上演说的一个大纲。但是托洛茨基演说得极好……
“在1905年革命中我很少碰到他。他不仅和我们离开，而且也不跟孟什维克派在一起。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
“我记得有谁在列宁面前说起过这样的话：‘赫鲁斯塔廖夫的星已经殒落了，现在苏维埃中的有力人物是托洛茨基。’列宁的面色沉了一沉，然后说道：‘是的，托洛茨基用他不倦的与出色的工作获得了这个地位。……’
“一种很大的傲慢气与一种不能或不愿以温柔与关切的态度来对人，没有列宁所常有的那种和蔼，使托洛茨基陷于某种孤寂之境。你要记得：甚至他的某几个私交颇厚的朋友（我说的自然只关于政治方面），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死敌。……
“在政治派别中工作，托洛茨基仿佛很不相宜，但是在历史事变的大洋中，他那些个人的特性失去了意义，只有他的优点显示出来。……
“我常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大人物，是的，谁能怀疑这点呢？在巴黎（大战期间），他在我的眼中已是一个十分长成的政治家了，以后他还在不断地成长——这究竟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更深，而他在历史提供的更广大的境界里更能显露出他的全部力量来呢，还是因为革命的真实经验及其诸问题扩大了他的心胸并增大了他翼翅的飞程呢？我可说不清了。
“1917年春天的鼓动工作，并不属于这些剪影的任务，不过我应该说，在此种工作的伟大规模与眩人的胜利的影响之下，许多接近于托洛茨基的人，甚至要把他看成为俄国革命真正的第一个领袖了。就像M.C.乌利次基吧，他对托洛茨基怀有极大敬意，有一次对我与——仿佛是——马努易斯基说：‘你们看，大革命已经来了，不管列宁怎样有学问，但他在托洛茨基的天才之旁，已开始有点减色了。’这个估计后来证明是不正确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夸大了托洛茨基的天赋与才力，而是因为在那时，列宁政治天才的大小还不曾明显。……
“托洛茨基形诸于外的主要天赋，乃是他的演说天才与著作才能。我以为托洛茨基也许是我们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演说家。我生平听过社会主义者中所有伟大的国会演说与民众演说家，还听过资产阶级中的许多名演说家，但是除了饶勒斯[7]之外，我却很难在其中举出一个名字来能和托洛茨基相并的。
“动人的风采，美丽的宽广姿态，言语中很大的节奏，高吭与绝不疲倦的声浪，出奇的连接，言词的文学气，想象的丰富，啮人心腑的讽刺，横溢的热情，以及一种绝对异常的逻辑，真像钢一般的明晰——这些是托洛茨基演说的特性。他能以警句式的讲话，投射出一两下奇准的箭头，他又能宣讲巨大的政治论文，这样的宏论我只曾从饶勒斯那里听到过。我见过托洛茨基讲了两个半乃至三个钟头的话，听众绝对静寂，大家站立着，听着，仿佛给一篇政治的大文章迷惑住了。……
“讲到托洛茨基的内在性情，如以领袖而论，我已经说过，在党组织的小范围之内，那是不合式与不巧妙的。在这里，他给个性轮廓的极度固执性所妨碍了。
“托洛茨基对人总是命令式的，叫人刺痛。只有他和列宁合作后对于列宁的关系，常常表示出一种温柔的服从态度。他以一种真正伟人所同具的谦仰心情承认着列宁的优越。
“以聪明的政治家而论，托洛茨基和他的演说家地位站得同样地高。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最能干的演说家的演说词，如果不靠思想来发射光辉，那他不是别的，只是一个无聊的乐师，而他的演说只是一个叮噹的铙钹吧了。保罗使徒所说的爱，也许不是演说家所需；他也许可以充满着仇恨，但思想却是绝对必需的。……
“人们时常说托洛茨基是具有个人野心的。这自然是一种纯粹的胡说。我记得当欠尔诺夫接受了临时政府中一个位置时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多么可鄙的野心呀——为了一任大官丢弃了他的历史地位！’在这句话里你看出了整个的托洛茨基。他心里没有一滴虚荣。……
“列宁也绝无野心。我相信列宁永不看到自己，永不在历史的镜子里照面，永不想到后人会对他怀着怎样的感想，——只是做他的工作，他专横地做他的工作，并非因为他爱好权力，而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是对的，不能忍受任何人破坏他的工作。他之爱好权力，乃出于他的绝大信心与他的原则的正确，以及（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由于他之不能从他敌人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这性格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是很有用的。）……
“与列宁不同，托洛茨基常常看到自己。托洛茨基很看重他的历史作用，而且为要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一个真正革命领袖的荣光，他无疑是准备作任何个人的牺牲的，连他的生命在内。他之爱好权力具有列宁的同样性质，所不同的只是他较常造成错误，没有列宁那种几乎无误的本能罢了；他是一个性情躁烈的人，所以虽然是暂时的，但能被热情所蒙蔽，至于列宁则平静的，常能自持，甚至从来不大发怒。
“不过你决不要以为这个俄国革命的第二大首领在各方面都次于他的同事：在有些方面，托洛茨基无疑是超过了他的：他更显赫，他更明朗，他更活动。列宁完全适于坐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椅子里，用他的天才领导着世界革命，但他显然不能胜任托洛茨基所肩负的巨大责任，那些闪电似的从这里到那里的旅行，那些庄严的演说，临时发令的鼓动，时时在减弱的军队的某一点上起着不断发电人的作用。在这些地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托洛茨基。
“当一次伟大的革命来到之时，一个伟大的民族常能给每一个角色找到一个适当的演员，我们这次革命伟大标记之一，就是共产党能从它的队伍中，提出人来或从其他政党中采取优秀分子，籍以加强它的本身，结果能得到这么多的能人，各适合于政府中的某项工作。
“一切人中最适合于自己的角色的，那是强者中的两个最强者——列宁与托洛茨基。”
麦克斯·伊斯脱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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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英译者麦克斯·伊斯脱曼所辑，系搜集俄国革命中的诸大领袖关于托氏所说的评论而成。态度颇为客观，而体裁也很简洁，所以我们愿意把他译出，附于卷首——不管伊斯脱曼现在本人的思想是与托氏正相反对的。——译者
[2] Хрусталев Нοзарь，律师，维权名人。1905年革命时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第一任主席。－C.R
[3] 1915年9月5－8日，第二国际部分力量在瑞士的一个村庄「齐美尔瓦尔得」（Zimmerwald）举行会议，史称「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会议与公开支持本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党人拉开一定的距离，有限揭露了战争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号召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无附加条件的和平。但这次会议未接受列宁的彻底阶级立场，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主张。这次会议，是第二国际的左翼与骑墙派的妥协结果。－L.X
[4]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C.R
[5] 纽约的犹太人区。——译者
[6] 即加邦神父领导的流血的星期日。——译者
[7] 饶勒斯，法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反对大战，致被暗杀。——译者。
【Jaurès Jean，1859－1914。饶勒斯的实际立场是（本国未参战前的）和平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揭漏法资的本质。例如，1914年7月28日饶勒斯署名的《法国社会党宣言》里说：“法国的社会党人和工人号召全国人民对维护和平的事业给以全力支持。他们知道，在目前危急的时刻法国政府是在明显而真诚地关心防止和减轻发生冲突的危险。他们只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争取协商和调停的方法来解决冲突。”（粗体为注者标记。）7月31日饶勒斯被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暗杀。法国参战后，社会党中的饶勒斯派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C.R】
*二。中文版自序
得知我的《俄国革命史》要译成中文出版，这一日不异于是我的一个纪念日，现在我又听说，翻译工作加紧进行，第一卷明年就可印出来了。
让我表示坚定的希望，希望这部书确实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我这部书无论有何缺点，但有一件事情我敢自信的，即是：书中事实的记载完全是出于“良心”，这话是说都有原本史料可以证验的；总之，其中没有一件事实曾经为了某种先定的理论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更加没有为了个人声望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
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的不幸就在于：世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的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的名字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也陷于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是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
为了伪造者手里操有无限的物质资源原故，这本粗暴而笨拙地伪造出来的东西，竟翻译为文明各国的语言，而且印成了几百万几千万本强迫流通于世界上。
我们手里既没有那种财政资源，也没有那种庞大机关。但我们有着一些更伟大的东西，就是：对于历史真相之重视以及一个正确的科学方法。伪造的东西，即使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关来伪造，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有朝一日因为内在矛盾原故而被人揭穿。反之，由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历史真相，有其内在的说服力，总有一日为人所信服。官僚们为什么要修正，要重造，要窜改，——更恰切地说：要伪造——革命史呢？因为他们不得不要剪断那条联系他们于布尔什维克党的脐带，官僚们篡夺了革命，又不得不斩断了布尔什维克传统，于是更加迫切需要重造历史，即伪造历史。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致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所谓“人民阵线”政策，除了这个好听而骗人的名称之外，毫无什么新奇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形，都是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隶属于左翼剥削者的，不管实行起来，是叫做“合作政府”呢，或“左翼联合”（如法国）呢，或如“共产国际”说的“人民阵线”呢。
“人民阵线”政策产生了特别有害的果实，因为是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腐败时代实行的。在中国革命中，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图谋在1917年革命时实行的政策，实行到底了。同样事情又在西班牙做一次。这两个大规模的革命之遭受惨败，是出于领导机关使用的方法：这是斯大林主义方法，即是最有害的孟什维克主义的方法。
“人民阵线”政策，于五个年头中间迫令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之下，以致反战争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倘使中国革命因“共产国际”领导而失败，准备下日本侵略的条件；那么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以及法国的“人民阵线”的可鄙投降就准备下希特勒进攻及其空前的军事胜利之条件了。
日本胜利以及希特勒胜利，绝非历史的最后之言。此次战争也要成为革命之母的。革命又是要提出和审查人类历史的一切问题，无论在先进国的或落后国的；革命也要开始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
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切墨守旧规的人，都要被事变洪流涌倒的。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中国人民命定要在人类未来命运之中占据第一等位置。中国先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学得阶级（独立*）立场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这些法则将帮助他们避免未来致命的错误，1925—1927年革命便是葬送于那种错误手里……
* * *
娜塔丽亚·托洛茨基附注：以上文字是托洛茨基同志于1940年7月初写的，作为初稿。有许多事情妨害了他继续写下去；一个月之后，格别乌凶手就把他谋杀了，这篇稿子未曾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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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译文中并无“独立”二字。为了指出文中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实质——保持阶级独立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政治立场上支持、赞助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政策）——而添加。—C.R
*三。俄文版序言
二月革命算是道地的民主革命。政治上，它是在两个民主政党：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回到二月革命的“遗训”，即令在目前，也还是那民主主义的正式教条。所有这些仿佛会叫人想到：那些民主派的理论家定该急忙地把二月革命的经验，作一历史与理论的总结，去揭发他崩毁的原因，确定它的“遗训”究竟在何处，并指出如何实行“遗训”的方法了吧。这两个民主政党都已享受了十三年余的长期空闲，而每一政党都拥有一批文人作家，这些人在经验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不配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始终还不曾见到民主主义者论民主革命的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妥协派政党的领袖们，显然不敢把二月革命发展的进程重新叙述出来，虽然他们在这中间，偶尔是起过那样显著的作用的。这难道不奇怪吗？不，完全合乎事理。庸俗民主派的首领们愈加勇敢地对这空虚的遗训发誓，那他们对二月革命的实际就愈觉惶恐。他们自己在1917年几月中占着领导地位这一个事实，恰恰最使他们不愿正视当时的事变。因为他们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现在这名称叫起来是一种怎样的讽刺！）的悲惨作用，不仅反映着领袖们的个别弱点，而且也表示出庸俗民主主义的历史堕落，以及民主主义性的二月革命之命定的厄运。
整个的实质在于：二月革命只是一个外壳，其中暗藏着十月革命的核心——这也就是本书的主要结论。二月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的一部历史，即：十月革命的核心怎样从它妥协派的硬壳中解脱出来。假使庸俗民主主义者胆敢客观地叙述事变的过程，那他们之不能使任何人回返到二月，也正犹不能使麦穗回到它所由产生的种子一样。这就说明了那些混血的二月统治的创造者，现在为什么不得不对自己历史的全盛时期，亦即他们无能的最高点，闭起眼睛来了。
诚然，人们也许可以举出这件事来的，即由历史教授米留可夫代表的自由主义，还是企图过和“第二次俄国革命”算账的。但是米留可夫完全不掩盖这一点：他只能容忍二月革命。要把国家自由派帝制党人算入民主派，即令是庸俗民主派之列，总是不很可能的吧？事实上，当其他制度已完全不复存留时，他之与共和国相妥协，并非因为他相信了民主主义。不过，即使我们把政治的考虑放在一边，那末米留可夫关于二月革命的著作，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说，也都不能算是科学的作品。自由派的领袖出现于自己的历史中，像是一个受屈者，一个原告，而不是一个历史家。他的三卷书，读起来像是科尔尼洛夫党徒溃败时他在《言语报》上写的冗长社论。米留可夫责备一切阶级与一切党派，说他们不曾帮助他的阶级与他的党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米留可夫抱怨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或者不能，成为彻底的国家自由派。同时，他自己又不得不证明：民主主义者愈接近于国家自由派，他们就愈失去群众的支持。最后，他只有责备俄国民众了，说他们犯了一种叫做革命的罪。关于俄国叛乱的煽动者，当米留可夫写他自己的三卷社论时，还是要在鲁登道夫[1]的官衙里去寻找呢。立宪民主党人的爱国主义显然在于：要把俄国民族史上一桩最伟大的事件用德国奸细的导演来加以解释，而为了“俄国人民”的利益，拼命要把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那里夺过来。米留可夫的历史著作，很有价值地完结了俄国“国家自由主义”的政治运行的轨道。
要了解革命，正似要了解整个历史一样，只能把他当作一个客观决定的过程。各民族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一些任务，它们除了革命之外，是不能用其他方法来解决的。在某些时期，此等方法竟以如此力量来强人接受，以致全国都卷入了悲惨漩涡。把社会的巨变加以道德化，那是再可怜没有的了！这里最适宜的是斯宾诺莎的格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即此一点，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吧，已予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以一个最可信的表示了。革命既暴露出社会的一切经纬，它在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便投射了一道显明的光；原来社会学是最不幸的一门科学，他被学院式的思想用酸醋与践踏来饲养着的。但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凡关于经济与国家，阶级与民族，政党与阶级，个人与社会诸问题，都以极度紧张的力量提了出来。假使革命不能立刻解决它本身所由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只替它们的解决建立了新的前提，那它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加以彻底的暴露了。认识的艺术就是暴露的艺术，这句话在社会学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具有更多的真确性。
毋须说，我们的著作并不敢自认为完满无缺。这里贡献给读者的主要是一部革命的政治史。经济问题只当它们为要了解政治过程所必需的时候，才被涉及。文化问题则完全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不过我们不可忘记：革命的过程，即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直接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乃是一个政治的过程。
第二卷（中译本分成二三两卷——译者）历史是关于十月革命的，著者希望它能在本年秋天问世。
里昂·托洛茨基
1931年2月25日
王子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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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次大战时德军总参谋长。——译者。
[2] Prinkipo，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附近，马尔马拉海上的一个群岛。1929－1933年流亡期间，托洛茨基在此居住。－C.R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下）/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中）/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上）/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五之下）/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四）/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下）/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中）/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上）/王澄
王澄答：如果我们忽视历史，历史就会惩罚我们。惩罚的办法就是让我们再犯历史犯过的错误。
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托洛茨基形诸于外的主要天赋，乃是他的演说天才与著作才能。我以为托洛茨基也许是我们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演说家。我生平听过社会主义者中所有伟大的国会演说与民众演说家，还听过资产阶级中的许多名演说家，但是除了饶勒斯[7]之外，我却很难在其中举出一个名字来能和托洛茨基相并的。
“动人的风采，美丽的宽广姿态，言语中很大的节奏，高吭与绝不疲倦的声浪，出奇的连接，言词的文学气，想象的丰富，啮人心腑的讽刺，横溢的热情，以及一种绝对异常的逻辑，真像钢一般的明晰——这些是托洛茨基演说的特性。他能以警句式的讲话，投射出一两下奇准的箭头，他又能宣讲巨大的政治论文，这样的宏论我只曾从饶勒斯那里听到过。我见过托洛茨基讲了两个半乃至三个钟头的话，听众绝对静寂，大家站立着，听着，仿佛给一篇政治的大文章迷惑住了。……]
小组讨论：托洛茨基年轻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我常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大人物，是的，谁能怀疑这点呢？在巴黎（大战期间），他在我的眼中已是一个十分长成的政治家了，以后他还在不断地成长——这究竟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更深，而他在历史提供的更广大的境界里更能显露出他的全部力量来呢，还是因为革命的真实经验及其诸问题扩大了他的心胸并增大了他翼翅的飞程呢？我可说不清了。]
小组讨论：托洛茨基不仅有才华，而且长期参与革命实践和充任领导工作。这些经历使他个人的品格和智慧达到趋于完美的境地。
[“当一次伟大的革命来到之时，一个伟大的民族常能给每一个角色找到一个适当的演员，我们这次革命伟大标记之一，就是共产党能从它的队伍中，提出人来或从其他政党中采取优秀分子，籍以加强它的本身，结果能得到这么多的能人，各适合于政府中的某项工作。]
小组讨论：这次中国革命也需要很多能人，适合各类工作的能人。在极其庞大的革命队伍中，每个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是革命队伍内部和谐的关键所在。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
小组讨论：俄国二月革命并没有完成俄国劳动人民所要求的最终目标，所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发动了十月革命。针对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前提出的口号是“面包，和平（不再参加世界大战），土地”。谈到这次中国革命，我们小组提出，一定要谨记俄国二月革命的失败教训，领导这次中国革命的党一定要真正了解中国人民的诉求，一开始就把中国人民的诉求当作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可中途停下来。
[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的不幸就在于：世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的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的名字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也陷于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是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
小组讨论：中共党史就是这样一部骗子写的书。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致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所谓“人民阵线”政策，除了这个好听而骗人的名称之外，毫无什么新奇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形，都是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隶属于左翼剥削者的，不管实行起来，是叫做“合作政府”呢，或“左翼联合”（如法国）呢，或如“共产国际”说的“人民阵线”呢。]
小组讨论：在这次中国革命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反对党都不和中共合作，也决不向中共妥协，我们要坚守这个信念，直到中国革命成功。
[日本胜利以及希特勒胜利，绝非历史的最后之言。此次战争也要成为革命之母的。革命又是要提出和审查人类历史的一切问题，无论在先进国的或落后国的；革命也要开始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
小组讨论：这次中国革命也不会例外，要提出和审查中国人历史的一切问题。同时，革命也要会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这是很复杂的工作，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
[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切墨守旧规的人，都要被事变洪流涌倒的。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中国人民命定要在人类未来命运之中占据第一等位置。中国先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学得阶级（独立*）立场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这些法则将帮助他们避免未来致命的错误，1925—1927年革命便是葬送于那种错误手里……]
小组讨论：“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此外，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如果要想顺利开展和最终获得成功，一定要有智者的领导。
[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即此一点，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吧，已予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以一个最可信的表示了。革命既暴露出社会的一切经纬，它在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便投射了一道显明的光；原来社会学是最不幸的一门科学，他被学院式的思想用酸醋与践踏来饲养着的。但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凡关于经济与国家，阶级与民族，政党与阶级，个人与社会诸问题，都以极度紧张的力量提了出来。假使革命不能立刻解决它本身所由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只替它们的解决建立了新的前提，那它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加以彻底的暴露了。认识的艺术就是暴露的艺术，这句话在社会学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具有更多的真确性。]
小组讨论：清末民初自1840年到1925年，中国的改革和进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代到1890年代的器物进步，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用”）。”第二个阶段是1895年到1911年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进步。第三个阶段是1915年到1925年的五四运动，完成了思想进步，第三阶段也叫做“全解放”。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落后最笨的人种之一，非要把三件事分开来做：即器物进步，政治体制进步，和思想进步（也叫“全解放”）。历史正在重演，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国完成了器物进步，马上就要面临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第二阶段的）政治体制进步了。我们身在西方的革命志士要把政治体制进步之后的（第三阶段的）思想进步的领导工作承担下来。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工作，需要很高的教育背景。
有关清末民初自1840年到1925年的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三个阶段，我们会专门写文章介绍。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1月21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陈涵涛，张成亮，石恩晓，孙洋，梁金妮，孙钰，李洪，张健，邱耿敏，段秋明，龚晓麟，张玉红，吴桂森，曹晗，于磊，施卫江，王澄。）
附录
《俄国革命史》三段阅读材料
*一。关于著者
*二。中文版自序
*三。俄文版序言
*一。关于著者 [1]
这是第一次：一个在一件大事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人，写下了一本关于那事变的科学的历史。这是第一次：一次革命能被它的领袖之一所回溯着与解释着。因著者写这本书所采取的是客观的方法，用第三人称说到自己，且除被别人所记录的一些之外，他并不谈起自己的行为与经验，所以在卷首让读者事先对他有一点认识，并稍稍知道一点他所起过的作用，仿佛是理当的。
在《列宁全集》（这是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所从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版事业）中，凡列宁提到过的一切重要革命家，都附有一篇简单传记。这一人名字汇，是以加米涅夫（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分子之一）为总主编，由许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官方史家编著的。其中关于里昂·托落茨基的一节如下：
“L.D.托洛茨基生于1881年（1879年——编者）。在尼古拉也夫组织工人团体，于1898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不久脱逃出国，与《火星报》（该报由列宁及其他数人在伦敦编印——编者）合作。他以西伯利亚联合会的代表资格，参加党的第二次大会。党分裂后，他参加孟什维克派。1905年革命之前，他提出了自己特有的与现在特别有名的不断革命论，他断定1905年的革命将直接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革命，这革命将证明是许多个国家的革命的第一次。他在孟什维克派的中央机关报——《开始》（该报在1905年11月至12月间发行于彼得堡）上辩护这个理论。在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2]被捕之后，托洛茨基被举为第一个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05年12月3日，他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被捕，被处终身流刑，放逐到奥勒特尔斯克的罪犯殖民地，他在途中脱逃，亡命国外。托洛茨基择居于维也纳，在那里出版一种通俗的工人报——《真理》，以备在俄国散发。他与孟什维克派决裂，企图组织一个超党派别。……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之时起，他就采取一种明显的国际主义立场，参加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编辑部，接受齐美尔瓦尔得大会[3]政纲。见逐于法，他前往美国。二月革命后从美国回来，被英人所执，只因彼得堡苏维埃压迫临时政府向英国提出要求，获得释放。在彼得堡，他参加“区际派”组织，于1917年7月底第六次大会上，在彼得堡与该组织一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七月事件以后，他被克伦斯基政府所捕，罪名是“领导暴动”，但不久因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反对而获释。彼得堡苏维埃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之后，更被举为主席，且以这一资格，组织并领导了10月25日的暴动。他自1917年后，即为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长，一直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时，以后被任为军事人民委员长。”
在这简单的传记中，托洛茨基在生活中三个最高点都给他说到了：第一，说他在1905年当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即说他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首领（只叫那时确有一个首领的话）；又说他“组织与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暴动”——这意思就是说：在列宁的政治指导下（列宁本人那时躲藏着），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指挥着军队，关于这次革命，就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所要写到的；最后则说他当苏维埃政府中的军事人民委员长。这意思就是说他给新的工人共和国组织了防御力量，创立了红军，进行了抵御反革命军队的战争，反革命得到全世界列强军火与给养的支持，战争在十四个前线上进行，战线延长达七千英里，这战争就在他的领导之下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在内战中当最高司令官，享有独立的权力，他独立的程度，可以由这一事实中表示出来，即布尔什维克党与政府的首领——列宁，给他一张白纸，上面签着自己的名，让托洛茨基填发任何在他认为适当的命令或指令。
对于托洛茨基生活中的三个最高点，我们觉得与其我们自己来说什么话，还不如引那些在地位上足以批判他的人的评论，更加有益些。卢那察尔斯基——另一个出名的布尔什维克，在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做过教育委员长，关于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的工作，写过如下的话：“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的声望，直至他被捕时为止，都是很大的，又因他在法庭上非常动人与英雄式的行为，他的声望更加大了。我应该说：在1905年与1906年的全体社会民主党领袖中，托洛茨基虽然年青，但无疑地表示他是最有充分的修养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少带有某种亡命者褊狭性的标记，这标记我已经说过，那时甚至也妨碍了列宁；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究竟夺取政权的广大斗争是什么回事。而他从革命中出来，获得了最大的声望。无论列宁或马尔托夫都没有很大获得。普列汉诺夫则因他半立宪民主党[4]倾向而颇失人心。从那时起，托洛茨基便站在前列了。……”
这段话暴露出报纸上的神话，即是说托洛茨基自勃朗克斯[5]一个裁缝的低微地位跃上了俄国革命的领导机关，那是多么地荒谬。托洛茨基因为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的煽动家，被驱逐于瑞士，法国与西班牙之后，来到了纽约，受到当地斯拉夫族劳动民众的欢迎，把他当作他们过去革命的英雄，与未来革命中的一个必然领袖。他向许多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演说过，其中一次，许多美国人还记得吧，就是在希泡屈劳姆大会场举行的，他当一家俄国革命日报——《新世界》的主笔，籍以维持生活。
讲到托洛茨基生活中的第二个大成就——组织与领导1917年的十月暴动，那是毋需介绍别人对他的评论的，因事实已为全世界所熟知了。不过有一个人，后来成为他最大政敌的，对托洛茨基的领导所作如下的推崇，读者总会感觉兴趣的吧。在第二百四十一号《真理报》上，约瑟夫·斯大林论“最优秀的党领袖的作用”，用下面的话来证实官方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记载：“实际组织暴动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确定地声明：卫戍军之迅速转向于苏维埃方面，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勇敢的执行，党应该主要地与首先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的生活之第三个大成就，即他在内战中组织红军与指挥红军，也是人所熟知，毋需解释。不过在马克沁·高尔基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记载着列宁本人对于托洛茨基在军事方面的功绩的推崇，倒是值得摘引一下的。在高尔基与列宁的谈话中，读到了那谣传的关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不睦问题，列宁叹道：“他们仿佛造了好多的谣，最多的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然后，拳头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接着说道：“请告诉我，另外还有谁，在仅仅一年中间，能组织起一支差不多是模范的军队啊！”
我们相信，在托洛茨基的生活记录中——包括他在1905年革命中的年青的勇气，对十月暴动的组织与领导，对红军的创造与胜利的指挥，——这部《俄国革命史》将占据一个地位，这部著作乃是这个确乎多才的与有力的心智的几种最高成就之一。
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对于俄国革命中其他著名人物，都作了一个性格的素描，但他自然的略去了对自己的这样一幅素描。为要补足这个缺点，我们贡献读者以下面一段引文，这是从苏维埃教育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所写的托洛茨基素描中摘出来的，我们在上面已经从这篇文章中引过了一节了。这篇文章搜集在一本叫《革命剪影》的小书中，1923年出版于莫斯科。
“1905年1月事件[6]之后，第一次遇见托洛茨基。他来到日内瓦，我已忘记他来自何处，他将和我一起在一个大会上讲演，这大会是召集来讨论那天的惨剧的。那时托洛茨基非常漂亮，和我们所有的人不同，他很美丽。他的漂亮，特别是他那种不管和谁谈话都带有的高傲与随便的态度，很使我不快。我以大不赞成的心情看着这个纨绔子弟，他一只腿搁在另一只膝盖上，摇动着，用一支铅笔很快地在写他行将在大会上演说的一个大纲。但是托洛茨基演说得极好……
“在1905年革命中我很少碰到他。他不仅和我们离开，而且也不跟孟什维克派在一起。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
“我记得有谁在列宁面前说起过这样的话：‘赫鲁斯塔廖夫的星已经殒落了，现在苏维埃中的有力人物是托洛茨基。’列宁的面色沉了一沉，然后说道：‘是的，托洛茨基用他不倦的与出色的工作获得了这个地位。……’
“一种很大的傲慢气与一种不能或不愿以温柔与关切的态度来对人，没有列宁所常有的那种和蔼，使托洛茨基陷于某种孤寂之境。你要记得：甚至他的某几个私交颇厚的朋友（我说的自然只关于政治方面），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死敌。……
“在政治派别中工作，托洛茨基仿佛很不相宜，但是在历史事变的大洋中，他那些个人的特性失去了意义，只有他的优点显示出来。……
“我常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大人物，是的，谁能怀疑这点呢？在巴黎（大战期间），他在我的眼中已是一个十分长成的政治家了，以后他还在不断地成长——这究竟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更深，而他在历史提供的更广大的境界里更能显露出他的全部力量来呢，还是因为革命的真实经验及其诸问题扩大了他的心胸并增大了他翼翅的飞程呢？我可说不清了。
“1917年春天的鼓动工作，并不属于这些剪影的任务，不过我应该说，在此种工作的伟大规模与眩人的胜利的影响之下，许多接近于托洛茨基的人，甚至要把他看成为俄国革命真正的第一个领袖了。就像M.C.乌利次基吧，他对托洛茨基怀有极大敬意，有一次对我与——仿佛是——马努易斯基说：‘你们看，大革命已经来了，不管列宁怎样有学问，但他在托洛茨基的天才之旁，已开始有点减色了。’这个估计后来证明是不正确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夸大了托洛茨基的天赋与才力，而是因为在那时，列宁政治天才的大小还不曾明显。……
“托洛茨基形诸于外的主要天赋，乃是他的演说天才与著作才能。我以为托洛茨基也许是我们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演说家。我生平听过社会主义者中所有伟大的国会演说与民众演说家，还听过资产阶级中的许多名演说家，但是除了饶勒斯[7]之外，我却很难在其中举出一个名字来能和托洛茨基相并的。
“动人的风采，美丽的宽广姿态，言语中很大的节奏，高吭与绝不疲倦的声浪，出奇的连接，言词的文学气，想象的丰富，啮人心腑的讽刺，横溢的热情，以及一种绝对异常的逻辑，真像钢一般的明晰——这些是托洛茨基演说的特性。他能以警句式的讲话，投射出一两下奇准的箭头，他又能宣讲巨大的政治论文，这样的宏论我只曾从饶勒斯那里听到过。我见过托洛茨基讲了两个半乃至三个钟头的话，听众绝对静寂，大家站立着，听着，仿佛给一篇政治的大文章迷惑住了。……
“讲到托洛茨基的内在性情，如以领袖而论，我已经说过，在党组织的小范围之内，那是不合式与不巧妙的。在这里，他给个性轮廓的极度固执性所妨碍了。
“托洛茨基对人总是命令式的，叫人刺痛。只有他和列宁合作后对于列宁的关系，常常表示出一种温柔的服从态度。他以一种真正伟人所同具的谦仰心情承认着列宁的优越。
“以聪明的政治家而论，托洛茨基和他的演说家地位站得同样地高。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最能干的演说家的演说词，如果不靠思想来发射光辉，那他不是别的，只是一个无聊的乐师，而他的演说只是一个叮噹的铙钹吧了。保罗使徒所说的爱，也许不是演说家所需；他也许可以充满着仇恨，但思想却是绝对必需的。……
“人们时常说托洛茨基是具有个人野心的。这自然是一种纯粹的胡说。我记得当欠尔诺夫接受了临时政府中一个位置时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多么可鄙的野心呀——为了一任大官丢弃了他的历史地位！’在这句话里你看出了整个的托洛茨基。他心里没有一滴虚荣。……
“列宁也绝无野心。我相信列宁永不看到自己，永不在历史的镜子里照面，永不想到后人会对他怀着怎样的感想，——只是做他的工作，他专横地做他的工作，并非因为他爱好权力，而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是对的，不能忍受任何人破坏他的工作。他之爱好权力，乃出于他的绝大信心与他的原则的正确，以及（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由于他之不能从他敌人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这性格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是很有用的。）……
“与列宁不同，托洛茨基常常看到自己。托洛茨基很看重他的历史作用，而且为要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一个真正革命领袖的荣光，他无疑是准备作任何个人的牺牲的，连他的生命在内。他之爱好权力具有列宁的同样性质，所不同的只是他较常造成错误，没有列宁那种几乎无误的本能罢了；他是一个性情躁烈的人，所以虽然是暂时的，但能被热情所蒙蔽，至于列宁则平静的，常能自持，甚至从来不大发怒。
“不过你决不要以为这个俄国革命的第二大首领在各方面都次于他的同事：在有些方面，托洛茨基无疑是超过了他的：他更显赫，他更明朗，他更活动。列宁完全适于坐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椅子里，用他的天才领导着世界革命，但他显然不能胜任托洛茨基所肩负的巨大责任，那些闪电似的从这里到那里的旅行，那些庄严的演说，临时发令的鼓动，时时在减弱的军队的某一点上起着不断发电人的作用。在这些地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托洛茨基。
“当一次伟大的革命来到之时，一个伟大的民族常能给每一个角色找到一个适当的演员，我们这次革命伟大标记之一，就是共产党能从它的队伍中，提出人来或从其他政党中采取优秀分子，籍以加强它的本身，结果能得到这么多的能人，各适合于政府中的某项工作。
“一切人中最适合于自己的角色的，那是强者中的两个最强者——列宁与托洛茨基。”
麦克斯·伊斯脱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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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英译者麦克斯·伊斯脱曼所辑，系搜集俄国革命中的诸大领袖关于托氏所说的评论而成。态度颇为客观，而体裁也很简洁，所以我们愿意把他译出，附于卷首——不管伊斯脱曼现在本人的思想是与托氏正相反对的。——译者
[2] Хрусталев Нοзарь，律师，维权名人。1905年革命时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第一任主席。－C.R
[3] 1915年9月5－8日，第二国际部分力量在瑞士的一个村庄「齐美尔瓦尔得」（Zimmerwald）举行会议，史称「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会议与公开支持本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党人拉开一定的距离，有限揭露了战争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号召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无附加条件的和平。但这次会议未接受列宁的彻底阶级立场，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主张。这次会议，是第二国际的左翼与骑墙派的妥协结果。－L.X
[4]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C.R
[5] 纽约的犹太人区。——译者
[6] 即加邦神父领导的流血的星期日。——译者
[7] 饶勒斯，法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反对大战，致被暗杀。——译者。
【Jaurès Jean，1859－1914。饶勒斯的实际立场是（本国未参战前的）和平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揭漏法资的本质。例如，1914年7月28日饶勒斯署名的《法国社会党宣言》里说：“法国的社会党人和工人号召全国人民对维护和平的事业给以全力支持。他们知道，在目前危急的时刻法国政府是在明显而真诚地关心防止和减轻发生冲突的危险。他们只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争取协商和调停的方法来解决冲突。”（粗体为注者标记。）7月31日饶勒斯被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暗杀。法国参战后，社会党中的饶勒斯派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C.R】
*二。中文版自序
得知我的《俄国革命史》要译成中文出版，这一日不异于是我的一个纪念日，现在我又听说，翻译工作加紧进行，第一卷明年就可印出来了。
让我表示坚定的希望，希望这部书确实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我这部书无论有何缺点，但有一件事情我敢自信的，即是：书中事实的记载完全是出于“良心”，这话是说都有原本史料可以证验的；总之，其中没有一件事实曾经为了某种先定的理论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更加没有为了个人声望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
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的不幸就在于：世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的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的名字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也陷于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是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
为了伪造者手里操有无限的物质资源原故，这本粗暴而笨拙地伪造出来的东西，竟翻译为文明各国的语言，而且印成了几百万几千万本强迫流通于世界上。
我们手里既没有那种财政资源，也没有那种庞大机关。但我们有着一些更伟大的东西，就是：对于历史真相之重视以及一个正确的科学方法。伪造的东西，即使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关来伪造，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有朝一日因为内在矛盾原故而被人揭穿。反之，由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历史真相，有其内在的说服力，总有一日为人所信服。官僚们为什么要修正，要重造，要窜改，——更恰切地说：要伪造——革命史呢？因为他们不得不要剪断那条联系他们于布尔什维克党的脐带，官僚们篡夺了革命，又不得不斩断了布尔什维克传统，于是更加迫切需要重造历史，即伪造历史。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致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所谓“人民阵线”政策，除了这个好听而骗人的名称之外，毫无什么新奇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形，都是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隶属于左翼剥削者的，不管实行起来，是叫做“合作政府”呢，或“左翼联合”（如法国）呢，或如“共产国际”说的“人民阵线”呢。
“人民阵线”政策产生了特别有害的果实，因为是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腐败时代实行的。在中国革命中，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图谋在1917年革命时实行的政策，实行到底了。同样事情又在西班牙做一次。这两个大规模的革命之遭受惨败，是出于领导机关使用的方法：这是斯大林主义方法，即是最有害的孟什维克主义的方法。
“人民阵线”政策，于五个年头中间迫令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之下，以致反战争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倘使中国革命因“共产国际”领导而失败，准备下日本侵略的条件；那么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以及法国的“人民阵线”的可鄙投降就准备下希特勒进攻及其空前的军事胜利之条件了。
日本胜利以及希特勒胜利，绝非历史的最后之言。此次战争也要成为革命之母的。革命又是要提出和审查人类历史的一切问题，无论在先进国的或落后国的；革命也要开始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
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切墨守旧规的人，都要被事变洪流涌倒的。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中国人民命定要在人类未来命运之中占据第一等位置。中国先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学得阶级（独立*）立场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这些法则将帮助他们避免未来致命的错误，1925—1927年革命便是葬送于那种错误手里……
* * *
娜塔丽亚·托洛茨基附注：以上文字是托洛茨基同志于1940年7月初写的，作为初稿。有许多事情妨害了他继续写下去；一个月之后，格别乌凶手就把他谋杀了，这篇稿子未曾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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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译文中并无“独立”二字。为了指出文中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实质——保持阶级独立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政治立场上支持、赞助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政策）——而添加。—C.R
*三。俄文版序言
二月革命算是道地的民主革命。政治上，它是在两个民主政党：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回到二月革命的“遗训”，即令在目前，也还是那民主主义的正式教条。所有这些仿佛会叫人想到：那些民主派的理论家定该急忙地把二月革命的经验，作一历史与理论的总结，去揭发他崩毁的原因，确定它的“遗训”究竟在何处，并指出如何实行“遗训”的方法了吧。这两个民主政党都已享受了十三年余的长期空闲，而每一政党都拥有一批文人作家，这些人在经验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不配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始终还不曾见到民主主义者论民主革命的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妥协派政党的领袖们，显然不敢把二月革命发展的进程重新叙述出来，虽然他们在这中间，偶尔是起过那样显著的作用的。这难道不奇怪吗？不，完全合乎事理。庸俗民主派的首领们愈加勇敢地对这空虚的遗训发誓，那他们对二月革命的实际就愈觉惶恐。他们自己在1917年几月中占着领导地位这一个事实，恰恰最使他们不愿正视当时的事变。因为他们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现在这名称叫起来是一种怎样的讽刺！）的悲惨作用，不仅反映着领袖们的个别弱点，而且也表示出庸俗民主主义的历史堕落，以及民主主义性的二月革命之命定的厄运。
整个的实质在于：二月革命只是一个外壳，其中暗藏着十月革命的核心——这也就是本书的主要结论。二月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的一部历史，即：十月革命的核心怎样从它妥协派的硬壳中解脱出来。假使庸俗民主主义者胆敢客观地叙述事变的过程，那他们之不能使任何人回返到二月，也正犹不能使麦穗回到它所由产生的种子一样。这就说明了那些混血的二月统治的创造者，现在为什么不得不对自己历史的全盛时期，亦即他们无能的最高点，闭起眼睛来了。
诚然，人们也许可以举出这件事来的，即由历史教授米留可夫代表的自由主义，还是企图过和“第二次俄国革命”算账的。但是米留可夫完全不掩盖这一点：他只能容忍二月革命。要把国家自由派帝制党人算入民主派，即令是庸俗民主派之列，总是不很可能的吧？事实上，当其他制度已完全不复存留时，他之与共和国相妥协，并非因为他相信了民主主义。不过，即使我们把政治的考虑放在一边，那末米留可夫关于二月革命的著作，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说，也都不能算是科学的作品。自由派的领袖出现于自己的历史中，像是一个受屈者，一个原告，而不是一个历史家。他的三卷书，读起来像是科尔尼洛夫党徒溃败时他在《言语报》上写的冗长社论。米留可夫责备一切阶级与一切党派，说他们不曾帮助他的阶级与他的党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米留可夫抱怨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或者不能，成为彻底的国家自由派。同时，他自己又不得不证明：民主主义者愈接近于国家自由派，他们就愈失去群众的支持。最后，他只有责备俄国民众了，说他们犯了一种叫做革命的罪。关于俄国叛乱的煽动者，当米留可夫写他自己的三卷社论时，还是要在鲁登道夫[1]的官衙里去寻找呢。立宪民主党人的爱国主义显然在于：要把俄国民族史上一桩最伟大的事件用德国奸细的导演来加以解释，而为了“俄国人民”的利益，拼命要把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那里夺过来。米留可夫的历史著作，很有价值地完结了俄国“国家自由主义”的政治运行的轨道。
要了解革命，正似要了解整个历史一样，只能把他当作一个客观决定的过程。各民族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一些任务，它们除了革命之外，是不能用其他方法来解决的。在某些时期，此等方法竟以如此力量来强人接受，以致全国都卷入了悲惨漩涡。把社会的巨变加以道德化，那是再可怜没有的了！这里最适宜的是斯宾诺莎的格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即此一点，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吧，已予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以一个最可信的表示了。革命既暴露出社会的一切经纬，它在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便投射了一道显明的光；原来社会学是最不幸的一门科学，他被学院式的思想用酸醋与践踏来饲养着的。但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凡关于经济与国家，阶级与民族，政党与阶级，个人与社会诸问题，都以极度紧张的力量提了出来。假使革命不能立刻解决它本身所由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只替它们的解决建立了新的前提，那它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加以彻底的暴露了。认识的艺术就是暴露的艺术，这句话在社会学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具有更多的真确性。
毋须说，我们的著作并不敢自认为完满无缺。这里贡献给读者的主要是一部革命的政治史。经济问题只当它们为要了解政治过程所必需的时候，才被涉及。文化问题则完全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不过我们不可忘记：革命的过程，即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直接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乃是一个政治的过程。
第二卷（中译本分成二三两卷——译者）历史是关于十月革命的，著者希望它能在本年秋天问世。
里昂·托洛茨基
1931年2月25日
王子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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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次大战时德军总参谋长。——译者。
[2] Prinkipo，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附近，马尔马拉海上的一个群岛。1929－1933年流亡期间，托洛茨基在此居住。－C.R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中）/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上）/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五之下）/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四）/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下）/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中）/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上）/王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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