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福特基金会在华活动：资助“21世纪教育沙龙”
http://learning.sohu.com/20051013/n240531407.shtml
http://learning.sohu.com/s2008/jiaoyuzhichun/
“21世纪教育沙龙”简介及沙龙信息
时间：2005年10月13日10:07 来源：搜狐教育频道
“21世纪教育沙龙”是由《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民间开放性的学术交流平台，定期并持续地言谈重大教育政策和教育热点问题。强调政府、学界、企业界、媒体和议政机构之间的无边界交流，以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推动教育实践。
“21世纪教育沙龙”由沙龙运作部——《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工作人员驱动，所有服务强调制度化、规范化。
1. 第一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
时间：2003年8月22日
地点：全国政协礼堂
主要参会人员：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法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永新教授，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胡卫，浙江大学教科院吴华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任定成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文东茅副院长、阎凤桥副教授，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蓝劲松副教授，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周海涛博士，英国剑桥教育咨询公司专家胡文斌，香港城市大学人文学院莫家豪副院长，中国公共政策分析年报执行主任岳经纶等；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组组长侯小娟，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副司长孙霄兵，全国人大常务会秘书处副局长蔡定剑，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季平，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文珊等；
2. 第二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高等学校的制度创新
时间：2003年10月24日
地点：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
主要参会人员：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21世纪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邬大光，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张民选，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忠，九江学院院长黄保强，苏州工业园区事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单强，以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程方平，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史朝、王保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作宇，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阎凤桥，北京语言大学谢小庆，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盾，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睢依凡、蓝劲松，等等；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傅惠民、李宝芳、范天佑，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文珊等。
3. 第三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营造书香校园
时间：2003年11月9日至10日
地点：苏州市会议中心
主要参会人员：
朱永新、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九俊、原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浙江省教育学院院长方展画、天津教育学院院长张武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张文贤、南京师范大学德育模式研究室主任班华、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主任王铁军、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心理中心主任严文蕃、湖北大学教科院院长程斯辉、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田家炳教育书院院长傅维利、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曾天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中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汉文、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藤星、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语文教育专家商友敬、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顾月华、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范小青、江苏作家薛冰、陶文瑜、朱文颖等专家、作家
4. 第四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癸卯学制百年纪念——反思中国的教育现代化
时间：2004年3月26日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一层阳光大厅
主要发言嘉宾及题目：
张杰庭（锡华教育集团董事长）：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陈学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反思我国的研究生教育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断裂社会中的教育与阶层再生产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学统的衰微与“计划学术”
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
谢 泳（著名学者、《黄河》杂志副主编）：1949年之前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
雷 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教育改革与社会环境
杨东平（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科学发展观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
9、吴欢：一支冲高急升的艺术股票
http://news.artxun.com/wuhuan-1525-7622566.shtml
吴欢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编剧班毕业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又写出二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和电视剧，文字量达到三百万以上。
一九九五年他去香港定居，按他自己的话说“由于不会做生意，只好又拿起笔写作，并恢复了他从三岁开始的书法和绘画生涯。”结果，他只用三篇在香港著名杂志《镜报》上发表的政论杂文，就轰动了新闻界和整个海外文坛。香港作家联合会主席金庸先生爱才心切，惊喜地给他写了四页纸的信，热情的夸奖他“文章立论精当，勇敢锋锐，书画皆有奇气，侠气，甚佩！”
吴欢带着他的笔，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二零零六年三月他的展览居然开到了美国纽约联合国，并由秘书长潘基文为他主礼开幕式。并向二十几个重要国家驻联合国代表赠送了国画，推广了中国文化艺术。这一殊荣令全世界的艺术家为之震动。
接着吴欢又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先生的邀请，做为重要嘉宾赴纽约，为该会成立四十周年庆典题“四十而不惑”五个大字。并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等五百美国政经名流欢宴，向可口可乐公司，强生公司总裁等赠画，表彰他们对中美经济合作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二零零六年六月吴欢又亲赴日本举行画展，得到安倍晋三，福田康夫两位首相的亲自接见，对中日关系的和平与发展再立新功。
二零零六年九月做为中华慈善总会的常务理事，他向汇丰银行全球总裁葛霖先生赠画感谢他对中国捐款的慈善义举。
二零零七年意大利国际艺术节上，该会主席亲自到吴欢先生家中邀请他赴展，并把他安排在最尊贵的一号展位。
二零零八年，吴欢的足迹又踏上了中东阿拉伯酋长国的名城迪拜。他的作品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他的一幅金松图国画以一百万人民币卖出，创造了当代画价高位。
二零零八年春，吴欢受邀参加了“中国人权基金会”，并奉命筹组国际艺术家联盟任主席。在此期间他通过自己在美国政治与经济界的私人关系，积极联络并促成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代表团赴美访问，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会见了许多著名基金会，智库以及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斯塔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战略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共和研究所、全国民主研究所、哈佛大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零零九年六月在金融危机遍布全球的时刻，吴欢又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听取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与教益。
总之，吴欢的艺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高端，非比寻常的领域。其实质就是文化与政治在他的身上体现了高度的融合。
资料14：索罗斯们如何推动中国颜色革命
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在中国的亮相(来函照登)
周文琪
《中流》编辑部：贵刊1997年第6期转载《当代世界》1996年第8期《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简介》一文。其中提到这个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政治间谍组织，从80年代初就打入原苏联和东欧等23个国家，专门从事颠覆这些国家的活动，而"惟独打人中国的企图未能实现"。事实并非如此。采取公开或秘密方式收买和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动派，支持动乱，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战后历届美国总统的既定国策。1997年3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大量事实揭露，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公开或秘密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国会定期拨出数千万美元的公开款项用于影响外国政局。该报披露：15年前为公开进行中央情报局几十年来秘密进行的活动而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每年花3000万美元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政党、工会、持不同政见运动和新闻媒介等组织。这个基金会负责东亚计划的路易莎·科恩说，该组织去年为在中国实施政治"制度建立"(应读作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计划花了160万美元。此外还为"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和旨在改善美国在亚洲形象的交流计划花了数百万美元。
"索罗斯基金会"和上述美国在华的活动配合得非常默契。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这个屹立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搞"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进入80年代，他们加紧了这一战略攻势。他们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的机会，极力拉拢"现在的一代"，收买、培植"亲西方的势力"，并"鼓励和支持"这些人执掌权力或上升到更高地位，妄图对我国的决策发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据我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显示，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把我国务院体改委下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研究学会(四所一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成是赵紫阳的"智囊团"，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功夫。
1986年初，索罗斯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拿出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6月，在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北京动乱后，参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在布达佩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向鲍彤(原赵紫阳的秘书)汇报了此事。10月，陈又和索罗斯在北京会谈并签署了协议，成立"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责成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汇报过，赵也同意。随后，索罗斯就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1986年底，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向美方要钱。1987年1月初，索罗斯向基金会汇来25万美元。据有关部门调查，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笔特别经费，经向中央报告后，1988年1月赵紫阳批示结束体改所和索罗斯的关系。不久，决定将基金会挂靠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到1989年5月，索罗斯一共汇来250万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个方面：一部分用来派赴美国的人员和接待美国来华人员；用50万美元进口美国和西方的社会科学书刊；25万美元建立一个政治性沙龙；明确拨10万美元给体改所专用，可以不经审批。其他用于文化事业。这个基金会的问题，一是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顾问委员会有4人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三是鲍彤和陈一咨与基金会并没有脱钩，索罗斯来华两次，其私人代表来过三次，都和他们有过接触；四是1988年8月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来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他要求到北戴河(未予安排)。后来他说已与陈一咨通话，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情况，中央领导中意见分歧，经济形势不如去年，知识分子不满情绪很大。他本来要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即提前回国。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乱中，在幕后进行策划和公开进行煽动的人中，有许多人是拿这个基金会的钱去过美国的。原基金会的中方主席陈一咨表现尤为突出。4月21日体改所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万岁"的大气球就是陈支持搞的。4月24日陈对人说这次主攻的目标是解散中顾委。5月19日，在陈的主持下，以体改所等单位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攻击共产党和政府"违背良知"，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等等。5月20日，体改所等单位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再声明，煽动群众对抗戒严令，提出了罢免李鹏。5月21日，陈一咨派人将2．5万元人民币送交非法组织"高自联"、"外高联"使用。可见，这些所谓赵紫阳的智囊人物实际是美国培植起来的。
就在5月23日，索罗斯给基金会中方主席陈一咨来信说，不得不终止协议，理由是：一、鉴于中国局势；二、赵紫阳先生已离开领导位置。索罗斯在来信中毫不掩饰地说，在过去两年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对不得不终止协议而表示遗憾。这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确决'心，迫使索罗斯亮出了真面目。
原载《中流》1997年第8期
美国伪智库调查：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
2007年12月26日
来源：《环球》杂志
在颠覆别国政权方面，美国一直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对付伊拉克，美国用的是赤裸裸的硬霸权，而相比之下，通过资助、扶植对象国反对派、策动颠覆的招数，则是近年来被美国用得最多的“软手法”。
手握这些“软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却由政府资助的民间机构。从东欧、拉美，到最近的缅甸，一起起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风波背后，都隐约闪烁着这些号称“第二中情局”的机构的身影。
那么，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惯用手法有哪些呢？《环球》杂志的独家报道将为您揭开蒙在这些美国“伪智库”脸上的面纱。
美国伪智库调查
——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 文川
美国策划和参与“颜色革命”，是通过一系列乔装成智库和基金会的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这一类“伪智库”大多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名为智库，其实不过是替政府执行颠覆使命的工具罢了。
这类机构在美国为数不少，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爱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自成体系，有4个相关机构：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劳联和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里根-法塞尔奖学金项目及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国法律禁止而不得从事的活动，比如支持别国政党。
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在2004财政年度，它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而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捐钱的3个基金会，其实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从经费来源上看，这一基金会是十足的政府机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
该基金会长期由卡尔格什曼领导，此人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高级顾问和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干事。基金会现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主席李汉密尔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论家迈克尔福山等。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经典案例——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参与境外颠覆的经典案例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颠覆这一政权，其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基金会通过设在美国驻委大使馆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由美使馆控制的三个“私人”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三家办事处同几十家委内瑞拉机构、政党和组织进行联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在委主要活动是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包括向反对派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研究机构、大学、工会和企业主提供资金、培训人员、提出建议、进行领导等，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的干涉”计划。 该计划有短期、中期和长期明确的目标。它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在接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和个人中，有一些直接参与了2002年的未遂政变、2003年石油业大罢工和2004年企图罢免查韦斯的公民表决。但这三次阴谋均未成功。
据美国媒体披露，该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争取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和民主协调，提供了113万美元，资助其“建立委内瑞拉共识”计划，用作举行研讨会、开展活动的经费。民主协调在获得经费后，制定了“国家共识计划”即过渡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推翻查韦斯政府，建立过渡政府。委反对派另一个组织“请加入”组织获得5万美元资助，专门用来征集反对查韦斯的人的签名，想通过2004年全民公决投票来罢免查韦斯，但遭到失败。
在去年大选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又再次失败。
金融炒家帮衬政府——开放社会研究所
与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不同，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由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与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关系，总部都在纽约。此外，索罗斯还设立了“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和“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这两个相关项目。
尽管不是出自美国政府“嫡系”，但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全球“推广民主”、颠覆政权方面的目标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并经常与政府机构相互配合。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但名号各有不同。这一基金会的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运作模式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负责实施，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
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对外宣称，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但批评者指出，“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招牌，援助和扶贫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索罗斯的真实意图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一个“封闭”的社会缺乏金融投资的机会，只有“开放”了，才能让他发财。
经典案例——
索罗斯出生在东欧，在美国发迹后时刻不忘“改造故乡”。苏联解体后，他的基金会便开始在独联体国家投棋布子：
1990年，该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基金会总部外，还在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基金会1992年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1993年选中在西方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跻身外高加索；1995年，索罗斯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1996年打入乌兹别克斯坦。鉴于外高加索的战略地位，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球网络。
在俄罗斯，不但设有索罗斯基金会分会，还有近10个所谓研究机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国家活动的目的都是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建立亲美政权服务。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美国议员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上总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黄色革命”。实际上，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
“老牌颠覆专家”——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总部也在华盛顿，并在大约12个国家设有分部。该组织最出名的是每年发布对各国民主自由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自由之家创办于1941年，是美国老牌的“颠覆专家”。
虽然号称“独立智库”，但自由之家四分之三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早在冷战时代，它就支持过苏联和波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今，它的触角不仅普遍及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立了据点。
自由之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商人、工会代表、新闻记者等。前中情局局长伍斯利曾任理事会主席。目前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
由于自由之家经常发表报告对别国品头论足，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不满。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些报告完全以美国的一己之见为标准，充满了偏见。
而该组织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据悉，目前该组织的“工作重点”是朝鲜和非洲。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组织是受到美国国务院资助、在伊朗进行“秘密活动”的几个机构之一。
对于颠覆别国政权的使命，自由之家倒并不讳言。该组织在一篇所谓研究报告中称，“颠覆政权的催化剂在于广泛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具体手段包括抵制商品、大规模抗议、封锁、罢工和违抗命令，从而削弱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军队的忠诚度。”
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教授乔姆斯基早在1988年就指出，自由之家与中情局、自由欧洲电台等官方机构沆瀣一气，长期为美国政府和国际右翼势力扮演宣传工具的角色。
经典案例——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动动乱，总统阿卡耶夫苦心经营15年的政治基础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彻底颠覆。据美国媒体批露，自由之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重要新闻》是吉反对派主办的一份报纸，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动荡之际，该报至少接受了美国政府7万美元的资助，并由自由之家在吉分会下设的印刷厂出版。在阿卡耶夫下令掐断自由之家分会电力服务的次日，美国驻吉使馆便向自由之家紧急支持了两台发电机，发电机上清楚地标注着“美国政府财产”的字样。
在吉议会选举前夕，《我的重要新闻》刊载了一座修建中的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的照片。此举立即在吉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激起了民众对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满。当时反对派领导人在自由之家资助下，成卡车地运送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分发。
缅甸乱局背后的“操盘手”——爱因斯坦研究所
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著称的机构。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是研究“通过非暴力反抗颠覆政权”的专家。他和该研究所所长、美军退休上校赫尔维为全球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培训。塞尔维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缅甸、乌克兰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受过该机构的“教诲”，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暴中加以运用。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进行“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经费来自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归根到底也是出自政府拨款。
据悉，该组织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目前，它的工作重点是缅甸。
经典案例——
据媒体披露，在最近缅甸发生的所谓“藏红色革命”当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始人夏普其实是一系列反政府活动的“总导演”。
爱因斯坦研究所自1989年开始便在缅甸活动。据悉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缅甸专用经费。该研究所现任所长赫尔维是美国前驻仰光使馆的武官，也是中情局特工，对颠覆政权十分有经验。
1989年，在赫尔维引荐下，夏普来到缅甸，为当地反政府人士提供“非暴力反抗”方面的训练。在此次缅甸动乱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借着多年来建立的网络和人脉兴风作浪，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配合行动。
“伪智库”声名狼藉
这些“伪智库”不仅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许多抗议。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4年前在国会痛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作为，指其以“推广民主”为名推行美国少数利益集团的主张，自身管理不善，贪污现象严重，不但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而且反而在国际上给美国处处树敌，并呼吁国会取缔这一组织。
一些美国自由派学者、律师和活动家更是创立了国际民主基金会，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针锋相对。他们指出，“民主在美国已陷入急剧恶化的可悲境地，但美国政府却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为依托，在海外大肆从事自诩为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民主等触目惊心的伪善活动”。相反，他们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援和促进美国自身的民主。
“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作者：王晋燕 2008-3-3
“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王晋燕
他们往往身居幕后不为人知，但却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生态。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那些刚刚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在塞尔维亚培训反政府学生组织，为乌克兰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在缅甸危机中为僧侣提供指导……他们有的是资深学者，有的曾为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官员，有的身居政府要职，有的则曾是风靡全球的“金融大鳄”……
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以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在世界各地活动。如今，他们已经把发动“颜色革命”变成一个成熟运作的“产业链条”，自己就站在这个链条的关键节点上，策划活动，组织进攻——尽人皆知的是，在美国政府输出民主战略的背景下，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这群人也早已把中国列入其目标范围，一直在暗中观察，寻找时机……
“精神教父”20年的阴谋
在2007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颇为耐人寻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他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对全球民主与独立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却鲜为人知。吉恩·夏普也许就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人物。”
哪里有“颜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吉恩·夏普，长期隐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波士顿的一幢公寓里。这个瘦弱的老头，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对外界来说，他的生活始终是个谜——他不仅从没有过妻子、儿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竟是颠覆过多个国家政权的“总导演”，是一些国家反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坦克发表讲话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体视为苏联瓦解的经典画面。但是，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夏日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叶利钦发表演讲的不远处，散落着一些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更没有多少人注意小册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
那时，夏普还没有成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岁高龄的夏普受到“邀请”，来到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当时，他所在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来自很多国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亲自培训。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门生们的策划、活动下，塞尔维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反对派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
夏普在塞尔维亚的“成功试验”，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据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披露，塞尔维亚反对派推翻米洛舍维奇后，马上帮助格鲁吉亚同行发动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而格鲁吉亚反对派则“指导”乌克兰同行发动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设定的模式爆发的。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大约3个月后的12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一位颇有远见的美国人，出现在泰缅边境地区。他向那些从缅甸逃出来的学生传播非暴力抵抗理论……”《金融时报》文章提到的那个美国人，正是吉恩·夏普。文章随后透露，在过去的3年中，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3000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僧侣。培训内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种策略和方法外，还包括如何与警察等现政权维护者展开沟通的技巧。此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为这些人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为僧侣们提供手机等通讯信工具。这都为2007年9月僧侣们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作了铺垫。
人们发现，在缅甸危机中，反政府人士严格按照夏普的“战斗策略”行动，比如，僧侣们的行动显得很“克制”。他们不与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前解散。这使缅甸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颜色革命圣经”，198种“战法”
有人说，在发展中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简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为此，他苦心钻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论“专著”。
上世纪60年代初，夏普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年与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同事很是惊讶：“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开了一个研究所，但真没有想到他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也很单纯，从不与人争什么。”
就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夏普在马萨诸塞州筹建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这家机构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因为在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书——《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该书刚出版时，谁也不会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重视。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该书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在书中，夏普基于亲身实践，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比如，书中有一章详细论述如何在短期内搞好与军警的关系，从而让军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镇压抗议活动。该书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国出版。为了便于“广泛传播”，夏普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书”——他自然也没放过中国，亲自部署将其翻译成中文。
夏普对自己的这本著作颇感满意。一次在接受匈牙利媒体的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本书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发动革命时就能避免受到残酷的镇压。”夏普还得意地提到了在塞尔维亚的经验：“在塞尔维亚革命中，（反对派）就是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使用了儿童，才使警方不敢动用暴力。后来，反对派领袖又（根据书中介绍的办法）与司法部门进行谈判，和对方沟通并建立关系，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中情局的培训师，美国政府的“枪手”
外界普遍认为，夏普及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几年间，一直不为人知。大约到了1989年，由于“成绩突出”，它在学术圈内已小有名气。而且，这个时候，夏普策划的一系列反共产主义运动也“初见成效”。在此情况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注意。当时，中情局高层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方法困难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让他们“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希望”。于是，他们向夏普发出邀请，请其出任中情局的“顾问”，专门从事对一些国家进行秘密颠覆活动的策划。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研究所也开始秘密为中情局训练“颜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发的“颜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情局合作创造的产物。据报道，早在1989年，爱因斯坦研究所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此后，夏普曾亲赴缅甸，为当地的反政府人士提供理论和实战培训。
也有报道称，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因此有人说，经过20年的发展，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夏普及这些组织的影子。
“急先锋”曾密赴香港
被称为“颜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人物。他曾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军官，做过美国驻外使馆的武官，也曾在美国五角大楼工作。丰富的经历和官方背景，为他日后成为“颜色革命”的“急先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偶遇夏普
从美国马歇尔大学毕业后，赫尔维曾先后在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深造。
校园里的赫尔维此时还不知道，在远东的缅甸，美国情报人员正在展开秘密行动。据前民主德国出版的《中情局谁是谁》一书披露，当时，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有44名中情局特工，他们均以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隐秘地四处活动，目标只有一个——分裂缅甸。不过，美国人的图谋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
于是，美国政府改变了策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缅甸策划、组织了风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运动。
就是在这个时候，赫尔维肩负着五角大楼的指令，来到了缅甸，出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但赫尔维丝毫激动不起来——他带着满脑子的军事理论而来，结果却不得不服从“非暴力运动”的大局。他当年在缅甸时的一位同事回忆说：“赫尔维一直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安排耿耿于怀，很多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生闷气。”
就在赫尔维心灰意冷之时，在一次有关非暴力抵抗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他与夏普相识了。会议间隙，赫尔维请求夏普解答他的一个疑惑——之前美国策动的颠覆缅甸政权的活动为何均遭失败？夏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听自己的发言。“我听完夏普的发言，感觉自己被深深触动了，之前的困惑烟消云散。我决定开始研究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并决定放弃公职，加入爱因斯坦研究所。” 赫尔维至今仍忘不掉当年的那一刻。
从此，赫尔维的人生发生了彻底转变，成了“颜色革命”战场上的“急先锋”。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曾受夏普的指派，专程前往香港，试图谋划针对中国内地的行动。
“创新”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得夏普“真传”的赫尔维，再次来到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他还特意把夏普拉到缅甸，为当地的反对派领袖传授“真经”。由于赫尔维有着“暴力革命”的背景，因此他的“革命策略”与其他的“革命者”不大一样，他的“非暴力革命”有时夹杂着一些暴力色彩。赫尔维在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时，他也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指示下，秘密为一支反对派提供武器，支持他们对缅甸政府进行“可控制的小规模暴力抵抗”。
随后，赫尔维又出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开始谋划颠覆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他为“抵抗组织”的头目开设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分析南联盟政府的“弱点”；指导缺乏政治运动经验的学生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
他甚至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对夏普的“非暴力革命”理论进行了补充。比如，他曾强调，“在培训反对派领袖时，重要的不是要他们如何推翻现政权，而是要说服他们，告诉他们在新政权里会有他们的位子。”
2004年，赫尔维推出了《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一书。书中说：“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靠摧毁对手继续战斗的能力或意志。在这一点上，非暴力战略无异于武装冲突，只是两者所用的武器系统截然不同。”他还在书中列举了非常具体的参考案例，比如在南联盟大选前怎样把60吨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怎样让游行队伍带一块干净的白布，以利于医疗救护；怎样处理伤者，以及如何吸引记者的镜头，等等。
诱惑学生
作为推动“颜色革命”的一位“急先锋”，赫尔维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年轻人的工作”，而他在一系列新的理论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他自己也一直实践着这一点，而且“效果不错”。
国际问题专家注意到，最终使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台的，既不是哪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他手下将领的叛变，而是一个学生团体——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
这个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是赫尔维1998年10月亲手组建起来的。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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