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两个茉莉花鎮壓受害者

《內幕》特約記者林傑

   吳樂寶：國保支隊曾威脅給我定“傳播淫穢罪”

　　吳樂寶在家裡是獨子獨孫，在大學期間通因為在人人網（當時的校內網）上發博文，討論西藏“三一四”事件及西藏歷史，生平第一次被喝茶。吳樂寶的推特帳號為@MerlotN，他曾這樣評價不完美甚至有些懦弱的自己：又屈又撓的民主逗士，悔過書專家。關到看守所裡就屈服了，坐牢黨，跑路黨政治局委員，茶黨主席。他選擇2013年2月6日臨近春節，同時也是王立軍出走美領館一週年紀念日這天，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借道香港，來到澳洲。在接受《內幕》採訪時，他說：“如果讓我再選擇一次，我未必會再次走上實名對抗共產黨一黨獨裁的道路；可能會低調些，但我不後悔我的選擇，因為我選擇的是正確的道路，至少我自己這樣認為。”

“他們抓我的主要原因是茉莉花事件，懷疑我為茉莉花革命策劃者，審問我的主要內容是2011年初在艾未未家做客的時候幹了什麼，艾未未和茉莉花有什麼關係；問我為什麼要在‘秘密樹洞’那個公共帳號（@mimitree0）裡發帖，帖子為什麼會被轉到博訊上，從2011年7月14日至10月28日，我一共被關押了107天。”

　“7月24日，蚌埠國保支隊在蚌埠市拘留所給我宣布刑事拘留，將我銬上帶到蚌埠市第二看守所，從此開始了地獄般的生活。在派出所關了一天，拘留關了九天，剩下的97天在蚌埠市第二看守所104號房裡度過。”

　　茉莉花鎮壓受害者吳樂寶。

　“看守所伙食異常差，這樣描述吧，看守所偶爾會賣些工作人員吃剩的工作餐給號房，這些工作餐在正常人的生活裡味道也就一般，但在號房裡一碟素菜可能是牢頭獄霸階層十天才能偶爾享受一次的珍饈佳餚。看守所兩天會發一個雞蛋保證在押犯人的飲食。在看守所需要幹活，工作環境異常差，早上6點到晚上8點，新人幹不完活夜間還要幹，有的新人一天幹活時間接近20個小時，報酬每天1元至1.5元人民幣，合20至30美分左右，工作環境也異常差。我幹了一個星期左右就開始全身痛，蹲下上廁所，不扶著東西就會摔倒。幹活期間不許停，我累的實在舉不動手稍微停了幾秒，即被牢頭獄霸打幾下。我出來之後幾個月身體活動都不正常，上下樓膝蓋酸了幾個月。”

　　“審訊比較複雜，負責審訊我的主要是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茉莉花案件負責人員（警號013947的人，自稱負責過艾未未案件），省公安廳國保總隊，蚌埠市國內安全保衛支隊三級部門，蚌埠市公安局網絡監管支隊，刑偵支隊也參與了對我的抄家審訊，涉及罪名主要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蚌埠國保支隊曾經威脅如果我不認罪，就給定‘傳播淫穢’罪，我曾用P2P方式下載成人視頻；或定‘侮辱他人’罪，我曾在網上調侃防火牆之父方濱興、艾未未紀錄片《老媽蹄花》裡的女政委、徐科長等。我當時反駁，‘侮辱他人’是自訴罪，警察說你罵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黨和國家領導人不可能來告你，但我們可以讓方濱興、徐科長、女政委來告你。”

   “大約進去20天後我同意寫保證書、悔過書，不過幾次都沒通過被要求重寫。2011年10月26日，我寫了悔罪書，悔過書，保證書，10月28日，取保候審”。

　　茉莉花鎮壓受害者魏強。

   魏強：去了一次麥當勞強迫失蹤64天

   魏強的推特帳號為@Watchmen725，他對《內幕》說：“據說我打小就比較敏感而且倔強，而逐漸長大的過程之中也就產生了很多對環境的不滿和思考。我對維權不感興趣，我不喜歡幫助那些總是需要幫助的人，我更認同自己革命者的身分。”

   “2月20日前後在我推特上轉發和支援了茉莉花革命的相關消息。當天早上我去了現場，並在推特上直播現場情況。我11點左右來到了北京王府井大街，先是在商場和大街上來回穿梭，反覆故作鎮定的東張西望。後來我痛下決心一定要去‘革命聖地’近距離看一眼，這個決定讓我稍微有些缺氧，雖然‘麥當勞’就在馬路的另一邊，但靠近它卻讓我感覺自己像是在4000米登山一樣。麥當勞有些悶熱，這裡坐滿了人，看到漢堡包都讓我感到壓抑，我感覺自己在這裡太過暴漏，便假裝沒帶錢匆匆從後門離開了這個佈滿陰霾的小屋。我開始裝作像一個對高樓大廈特別感興趣的遊客，在拍攝了不少駐足的警車和周圍環境後前往一個商場的會員中心上網。”

　　“下午2點左右，當我再次前往麥當勞外時，發現這裡的路口都已經擁堵住了。我腦海中對集會現場的回憶畫面就像一部快進中的默片，人們摩肩擦踵、步步緊逼；如魚群一般彼此聚集和簇擁。”

   “2月27日下午，我被六、七個警察從傳知行的地下室裡帶走。其實抓我預料到了，一共被看押了64天。”“轉移羈押地點時都被帶上了黑頭套，為把我和外界隔開”。“最早一週我被關押在北京海淀區看守所，後轉入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關押二十多天，又轉回海淀區看守所，三天之後即被押解迴延安拘留所九天，之後又被押回北京帶到密雲區的黑監獄，直到4月底再次被送回戶口所在地延安長慶七廠，被看守在一處招待所內五天。”

   “在密雲時，我生病難受早上沒有起床，看守頭子就不給我吃中午飯，我繼續睡覺之後遭到兩人連續毆打，臉部被打青腫、耳廓流血，最後的頭部一擊讓我失去意識跌倒。而且在密雲時，那裡的看守24小時抽菸，開著燈。後來，我寫了一篇《記茉莉花》，回憶了那段時間的種種遭遇”。

　　“他們從一個專業的網監隊伍那裡捧回來厚厚一沓我的罪證材料，大部分都是打印下來的網頁，並且每一個項目的旁邊還有專門機構所作的評級。最後，還有幾頁網監輿情方面給出的有關‘邪惡指數’的專業性評估，我的預審看了那上面對我的專業描述後對我刮目相看，估計那上面是說我壞到骨子裡了。期間還給我定了‘非法集會’和‘尋釁滋事’罪”。“在密雲的時候，主要是調查我和艾未未之間的聯繫，我就如實道來，說自己現在和艾未未沒聯繫了，並告訴他們艾胖子不是我菜。但是他們似乎要蒐集有關艾未未的一切信息，包括我不喜歡艾未未哪一點，我如實說來，我說我覺得艾未未自高自大、目中無人還特別專橫和過於自負……讓我沒想到的事，他們似乎樂壞了！”

　　“他們非常想知道誰是茉莉花集會的幕後主使，一度說已經有人指正我就是主使了，一度又說有證據證明XXX脫不了干係，他們越到後期越向失去了線索的獵犬。”

　 “3月末和我同在海淀看守所的大部分人都被要求寫保證書後就可被取保釋放，我拒絕了，遂被押迴延安被決定勞教，滯留期間補寫了一份。回到密雲時又寫了一份，最後一次是在被押迴延安後按要求寫的。5月2日，父母從公安局將我接走。”（《內幕》第15期）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中文版自序

   得知我的《俄国革命史》要译成中文出版，这一日不异于是我的一个纪念日，现在我又听说，翻译工作加紧进行，第一卷明年就可印出来了。

　　让我表示坚定的希望，希望这部书确实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我这部书无论有何缺点，但有一件事情我敢自信的，即是：书中事实的记载完全是出于“良心”，这话是说都有原本史料可以证验的；总之，其中没有一件事实曾经为了某种先定的理论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更加没有为了个人声望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

　　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的不幸就在于：世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的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的名字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也陷于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是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

　　为了伪造者手里操有无限的物质资源原故，这本粗暴而笨拙地伪造出来的东西，竟翻译为文明各国的语言，而且印成了几百万几千万本强迫流通于世界上。

　　我们手里既没有那种财政资源，也没有那种庞大机关。但我们有着一些更伟大的东西，就是：对于历史真相之重视以及一个正确的科学方法。伪造的东西，即使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关来伪造，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有朝一日因为内在矛盾原故而被人揭穿。反之，由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历史真相，有其内在的说服力，总有一日为人所信服。官僚们为什么要修正，要重造，要窜改，——更恰切地说：要伪造——革命史呢？因为他们不得不要剪断那条联系他们于布尔什维克党的脐带，官僚们篡夺了革命，又不得不斩断了布尔什维克传统，于是更加迫切需要重造历史，即伪造历史。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致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所谓“人民阵线”政策，除了这个好听而骗人的名称之外，毫无什么新奇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形，都是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隶属于左翼剥削者的，不管实行起来，是叫做“合作政府”呢，或“左翼联合”（如法国）呢，或如“共产国际”说的“人民阵线”呢。

　　“人民阵线”政策产生了特别有害的果实，因为是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腐败时代实行的。在中国革命中，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图谋在1917年革命时实行的政策，实行到底了。同样事情又在西班牙做一次。这两个大规模的革命之遭受惨败，是出于领导机关使用的方法：这是斯大林主义方法，即是最有害的孟什维克主义的方法。

　　“人民阵线”政策，于五个年头中间迫令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之下，以致反战争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倘使中国革命因“共产国际”领导而失败，准备下日本侵略的条件；那么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以及法国的“人民阵线”的可鄙投降就准备下希特勒进攻及其空前的军事胜利之条件了。

　　日本胜利以及希特勒胜利，绝非历史的最后之言。此次战争也要成为革命之母的。革命又是要提出和审查人类历史的一切问题，无论在先进国的或落后国的；革命也要开始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

　　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切墨守旧规的人，都要被事变洪流涌倒的。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中国人民命定要在人类未来命运之中占据第一等位置。中国先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学得阶级（独立*）立场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这些法则将帮助他们避免未来致命的错误，1925—1927年革命便是葬送于那种错误手里……

*　　　　　　*　　　　　　*

　　娜塔丽亚·托洛茨基附注：以上文字是托洛茨基同志于1940年7月初写的，作为初稿。有许多事情妨害了他继续写下去；一个月之后，格别乌凶手就把他谋杀了，这篇稿子未曾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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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译文中并无“独立”二字。为了指出文中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实质——保持阶级独立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政治立场上支持、赞助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政策）——而添加。—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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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学习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

我把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电子书传给大家了。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描述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和过程。我们通过前两次的颜色革命学习，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现实社会比颜色革命的国家（比如乌克兰）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目前的革命应当是发动群众，推翻中国共产党这个反动政权，而不是需要解决在人民认可的国家体制下选举舞弊的问题。（李进进和高光俊语） 

目前我无法找到比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更贴近中国当下革命需要的理论书籍。列宁的哥哥刺杀沙皇失败后使列宁认识到要推翻政府不能够走恐怖暗杀的道路，要用当下时髦的马克思主义（王澄：我们的时代时髦的是非暴力抗争）来发动群众，通过示威游行和罢工（列宁称为暴动）来推翻现行政府。 

托洛茨基作为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领导人，忠实地执行了列宁路线，不流血的十月革命获得成功。他以后被斯大林赶出俄国后，流亡期间写出了这部人类史上的“孤本”《俄国革命史》。这本书是人类社会的无价之宝，更是革命党人的“圣经”。 

理由如下： 
1．从来没有一个大革命领导人自己亲自写成功的大革命的过程。一般都是由吹鼓手写。 
2．革命成功后要出版的书籍，一定要顾虑可能对今后政权的负面影响，所以一般要有造假的地方。而托洛茨基写书的时候自己已经被“废除”了，加上他本人十分看不起斯大林，所以写书的时候没有为今后苏联政权的稳定要负责而造假的念头。并且书中多有否定斯大林的“政府写手”的地方。托洛茨基眼中的斯大林的水平之低，“每次领导人争论的时候，斯大林就悄悄地躲起来，因为他不知道谁对谁错。等到过了一段时间，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对错了之后，斯大林就站出来了，说我当时就同意（现在）对的一方。” 
3．为了客观的回顾历史，托洛茨基采用第三人称来写这本书。托洛茨基尽全力以“客观”作为这本书的原则。 
4．托洛茨基是一个少有的天才，他写的《俄国革命史》决不是仅仅简单纪录十月革命过程的书，其中理论分析部分反应出作者知识渊博，思想深刻，能站在很高的角度和很大的视野来总结历史；能够做到高度概括，高度提炼；这本书是人类思想史中的精品。 
5．据说该书的俄文，德文，英文，中文版本都文字优美，准确，流畅。 
6．这个中文版本是1930年代到1941年间译出的，可能没有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污染。 
7．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对我们中国目前面临的革命很有帮助。举三个例子如下。 

（1）书中说，[俄罗斯进行它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时，是如此之晚，以致它不得不将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换一句话说：俄罗斯是如此远落于其他国家之后，以致它不得不——至少在某几方面——越过它们。] 
（王澄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就面临着同样的“多阶段”问题，要同时解决封建社会特征问题和现代专制社会问题。 

(2)书中说，[读者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个革命之中首先注意的乃是：群众直接干涉社会命运。我们努力在事实背后探寻集体意识的变动。我们排斥那种关于运动“自发性”的议论，这种议论在大多数情形下，什么也没有解释，也不能教训什么人。革命发生须遵守某些法则这并不是说，在行动中的群众知道了革命的法则；却是说，群众意识的变动并非偶然的而是受一种客观的必然性所支配，这必然性可以拿理论来解释，因此预见和领导都是可能的。] 

（王澄）世上没有自发的革命成功，只有有预谋，有鼓动，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成功。革命的过程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 

（3）书中说，[某些官方的苏维埃历史家，出人意外，图谋把我们的见解当作唯心论的来批评。譬如包克洛夫斯基教授便硬说我们轻视了革命客观因素。“从二月到十月间发生了一个经济大崩溃，”“在这期间，农民……起来反对临时政府。”包克洛夫斯基认为，革命的动力应当“在这类客观的变动”之中去寻，而不应当在那种不可捉摸的心理过程之中去寻。感谢他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提出问题，包克洛夫斯基便把那个庸俗的经济史观的无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人家往往拿这个史观当作马克思主义。 

在革命过程中发生的急剧转变，其实不是当时的经济紊乱惹起来的，而是由于以前整个时代社会基础上积累下来的根本变动所造成的。专制政体快被推翻时候，以及从2月至10月中间，经济紊乱不断地加深，培植并激发群众的怨望，——这点是没有疑问的，我们从来也未曾忽视这点。但若认为在第一次革命之后八个月发生的第二次革命，乃是因为在这期间内口粮从一磅半面包减至四分之三磅面包，——那就是极大的错误了。直到十月革命之后若干年，群众的食粮仍旧是一天不如一天。然而反革命政客对于再来一次暴动的希望，始终不能实现。这个情形，惟有那种人才认为大惑不解的，——他们把群众暴动看做是“自发的”，即看做是几个领袖巧妙煽惑起来的一种人群叛乱。事实上，单单困苦并不足以激成暴动，否则群众 
时时刻刻都在暴动之中了。必须社会制度的破产终于暴露出来，使得困苦成为不可忍受的，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又开辟了一个革命的前途。以后在他们所憧憬的伟大目的之下，这同一群众将证明他们能够忍受两倍以至三倍的困苦。] 

（王澄）单纯的物价飞涨不能够让普通人民献身革命，因为人有忍耐力。只有a. 对现实社会产生了“不可忍受的”的绝望，和b. 对我们民主党鼓吹的“新的社会”的憧憬（的坚信不移），才能让普通人民“站出来”革命。由此可见，中国民主党的“许愿”工作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绝不是瞎许愿） 

我正在把该书改成一个缩写本，以便学习讨论。
 民主历史 > 王澄：学习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句读（一）/王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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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 堂堂正正做公民

内容摘要：堂堂正正做公民   在一个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就会被捕入狱的国家，在一个遍地屈膝的臣民社会，勇敢做一个站立的公民是危险的，可这个国家必须改变，必须有人率先站起来。 中国宪政文明转型不仅意味着政治制度变革——彻底告别家族或政党专制，确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多党竞...

                                   

                          堂堂正正做公民

        在一个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就会被捕入狱的国家，在一个遍地屈膝的臣民社会，勇敢做一个站立的公民是危险的，可这个国家必须改变，必须有人率先站起来。

中国宪政文明转型不仅意味着政治制度变革——彻底告别家族或政党专制，确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等现代文明制度，还包括政治文化变革——彻底告别“枪杆子政权”、“打江山坐江山”、“成王败寇”的野蛮政治逻辑，确立公平竞争、公共服务、自由、公义、爱的美好政治信仰。必须改变土壤，宪政秩序才能良好运行，从个体做公民开始的新公民运动，在推动民主宪政制度建设的同时，奠基宪政文化土壤。

 自己做公民

把这个臣民社会、强权社会、关系社会、自私冷漠的社会，变成一个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公民社会，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使命。改变这个社会，首先从自我做起。我们不奢望民主自由人士皆为圣贤，但公民群体的个人道德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新生民主政治的品质，中华民族美好政治的梦想要自始奠定道义基石。

自2009年起我们推行《公民承诺》，倡导行为忠于内在良知，以合法方式和仁爱之心维护社会正义，彰显社会正气，在工作岗位上遵守职业伦理底线，拒绝公权私用、特权腐败，秉持理性、建设和非暴力原则参与公共事务，改良公共政策，监督公共权力，倡导公民文化……公民责任是公民社会的起点。

做公民，内心确立公民价值观。公民不是臣民、顺民、草民，“公民”背后是一整套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它意味着现代文明国家和个人的正当关系，意味着真正的民主法治——直接选举、司法独立等普世制度，意味着宪政秩序保障的公民权利，意味着自由、公正、幸福的公民社会，还意味着责任担当——这是我的国家，我有责任让她更美好，意味着理性和建设性——推动中国以最低成本完成宪政文明转型，建成一个自由、公义、爱的国家。

做公民，讲良心。人类社会一切道德规范、法律秩序都应当以普遍的良心为基石。而专制秩序压抑人的良心，扭曲人的道德，致使人人相互隔膜、戒备、敌意甚至仇恨。作为公民，我们从自身做起，抛开专制谎言、虚假面具，回到自己的良心，让良心决定自己的行为，活在真实之中。在工作和生活中拒绝阴暗、猥琐、特权、腐败、潜规则，不行贿，不受贿，不以权谋私，坦荡清白为人处世。

做公民，讲正气。在一个专制阴霾笼罩遍地犬儒屈膝的社会，公民要有浩然正气，勇于追求自由，捍卫公义，勇于传播历史的和现实公共事件的真相，追求普世的也是列在宪法中的自由和权利，为被删帖、被喝茶、被胁迫、被拘禁、被剥夺宗教聚会、被“躲猫猫”死、被代表……而抗争。

做公民，讲责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国家进步。政治本应是众人之事，可在漫长的专制臣民社会，人们无权关心政治，自私冷漠成为生活常态。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关心公共事务，关心环境污染、暴力强拆、司法不公、社会保障，有责任关心国家的未来，关心官员财产公示，关心《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关心民主进程，关心司法独立，关心财政预算，关心政治变革。当无权无势者遭遇不公深陷绝境，当司法冤案迟迟不得昭雪，当弱者的家园被拆迁队恣意侵占，当村民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被廉价抢劫，我们力所能及伸出援手，哪怕只是网络围观。

团结做公民

新公民运动倡议大家做公民，这不简单是个人道德建设问题，而是完成中华文明宪政转型的伟大事业。假设人人成了公民，享有普世的公民权利，中国一定发生了根本改变。可这假设不会凭空成立，公民必须团结起来，率先站起来的公民才可能得以持续坚守，正能量才不会被淘汰而是发展壮大。必须有体制外的健康力量成长起来，才可能推动中国变革朝民主宪政方向，也才可能以最小代价和平完成转型，我们才能最终实现做一个公民的梦想。

团结做公民，我们有责任张扬自己的“公民”身份。我们本来都是中国公民，可现实中大部分人没把自己当公民，也没有认真做公民，我们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身份，不需要建立新的组织、团体身份，只要把公民身份当真，珍惜和践行公民权利，我们就在臣民社会中站出来了。我们在公民聚餐或公益活动时佩戴公民徽章，穿公民文化衫，微博头像和签名档加上“公民”二字，在公民联署或者向朋友介绍自己时名字前面加上“公民”……当我们公开彰显自己的公民身份，就会彼此发现，像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自然就是一个群体。

 我们都是这个群体的成员，我们的成员身份——“公民”不可剥夺。专制特权者可能不乐意，但是也不大可能把“公民”二字彻底删除，不大可能说我们不能做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是公民，和在一起也叫“公民”，这既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份，也是我们的集体身份，特殊标识的“公民”就代表我们这个群体。就好比在进攻专制堡垒的混乱战场上，发现上天早已为我们已备好了一副盔甲，穿上它，我们的队列自然就成了。

团结做公民，我们有责任在自由民主规则下联合。“公民”群体不是传统黑帮式的秘密组织，那种组织固有的特征如老大专权、层级关系决定其很难成长为现代政治的健康力量，但“公民”群体也不是无规则无责任的一盘散沙，“公民”是我们共同的理念和身份，在自由民主规则下团结协作，在服务社会中健康成长。

自由规则是指公民群体每一个成员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公民为理念而聚合，基于自愿而工作，不存在对“组织”的人身依附；加入公民群体不需要批准——没有谁有资格批准别人，只要认同公民理念，愿和大家团结协作，跟大家分享个人基本信息就算加入，不高兴了随时退出，不存在背叛和惩罚。

自由公民的联合是否过于松散缺少效率？不必担心，当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政治团体都如此，为理想和信念而志愿工作，无需物质诱惑，个个热情高涨，大选就是一场狂欢，这才是现代文明政治。再说，独立自由的个体并不背离规范的团队建设和高效的分工协作，公民群体成长需要一个过程，现在是打地基阶段，地基必须是健康的。

民主规则是指大家平等参与，共同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公民行动不是基于上级命令，没有上级，而是当地公民民主自治决定。各地公民群体自发成长，自治做事，群体之间有信息分享和民主规则下的团结协作。公民群体成长过程中不以个人为中心，而以议题为中心，哪个城市的公民群体有好的议题，比如王全章律师被拘留，全国其他地方的公民都是协作志愿者，没有老大，不论资排辈，未来的民主政治家在这个统一的平台上在服务社会中自然成长。

团结做公民，我们从最简单的规则起步。公民联合需要交流相识，从网上走到网下，同城公民聚餐是公民相识、联合的重要一步。到处都有饭局，对于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也都有其意义，但由于缺少协同，公民社会仍是一片散沙，各地公民在同一时间聚餐就是走向联合的第一步。

同城公民聚餐形散而神不散：第一，共同的公民身份，参加者公开彰显自己的公民身份，不是小圈子私人朋友聚会，而是公民就公共议题的聚会。第二，同一时间，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如果同一时间遭到全面阻拦可以调整，但仍以既定的同一时间为目标。第三，同类议题，公民聚餐讨论时政或既定议题，比如3月倡议讨论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第四，平等参与，遵循民主规则平等发言，比如第一轮每人两到三分钟自我介绍，第二轮讨论既定或临时议题，第三轮自由发言，然后总结或者表决要做的事情。第五，开放参与，与大家交流个人的姓名、职业、所在城市、电话、信箱等基本信息，倡导每个人下次聚餐带一个公民加入。

同城公民聚餐意义不在于吃饭，而在于公民定期聚会讨论公共议题，聚餐过程是民主规则的训练，聚餐讨论可能是新的行动的起点。各地公民聚餐模式可以自发创造，这一天，可以到公园捡垃圾，可以参与慈善救助，可以组织读书沙龙，可以围观公车揭露腐败，可以穿公民文化衫使用“公民”头像传播公民理念……这一天，惦念自己的公民身份，积极服务社会进步。

三 行动做公民

公民群体不是空谈的小圈子，空谈久了，小圈子缺乏社会根基，会逐渐消亡。公民群体必须做事，在行动中成长。

有些事公民个体可以做，比如正当防卫对抗暴力强拆，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论坛发帖、微博转发、公布身边的真相、随手拍等等。有些需要公民集体行动，比如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围观王全章律师被拘案。

有些议题是地方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野蛮强拆、司法不公、贪污腐败等等，我们要发现问题，努力去解决问题，帮助弱者，维护正义，扎根当地社会谦卑服务，做一个免费的议员，赢得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才有力量。有些议题是全国的，比如财产公示、教育平权等，我们联合推动。公民需要发现、设计议题，每个人也都可以提出议题，在做事中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壮大公民群体。

当然，不需要每个公民都公开行动，不需要大家都冲在第一线，比如有些律师适合后援，当有人被捕他们以职业身份走上前去，有些公共知识分子适合作为“亲友团”，在关键时刻微博上含蓄地说句话也是参与。不需每个地方的公民聚餐都如上海一样高调进行，有的地方高调带动更多人参与，有的地方低调力争更多体制内公民加入。

行动必然遇到压力，哪怕是环境污染、教育平权等非政治议题，只要以团结施加压力的方式推动，都会面临压力。如何在压力中成长，是考验我们的政治智慧，关键在于行为模式和议题选择。

行为模式已经有基本共识，就是非暴力。暴力不现实，而且结果可能更专制，今天我们能做的是非暴力推动社会进步，假如我们的温和理性没有了空间，暴力会出现，那是国家的不幸。至于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这个比较复杂，我们首先崇尚法治精神和宪法，然后才会考虑具体法律法规，有些行动，比如倡议个人点蜡烛祭奠，完全合法，有些行动，比如公开集会，合乎宪法但违反集会游行示威法。尽量合法，但恶法有时也要突破，但所有行动一定要符合社会进步的潮流。

议题选择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公众的广泛支持。公众广泛支持的议题，比如官员财产公示、打破户籍隔离教育平权等，推动起来相对更安全，也会有更多人敢于参与，即使有人为此付出自由的代价，保守势力也会付出更大代价。当然，有人选择今天还不广为人知或者不敢关心的议题，愿意作为先驱者承担代价，我们表示尊敬，并力所能及跟进。

四 堂堂正正做公民

认认真真做公民，团结起来认认真真做公民，在捍卫自由、公义过程中成长壮大，“公民”群体自然就会成长为约束权力的政治力量，这对于中国民主化进程至关重要，但也会遭到保守势力打压，他们抢公民徽章、文化衫，骚扰公民聚餐，等等。但我们堂堂正正做公民，有什么可怕的呢？

堂堂正正做公民，是我们纯真的信仰。爱中国，努力让她变得更美好，我们的终极目的不是为打江山坐江山，不为财富和权势，而是为自由、公义、爱的梦想。这个强权横行遍地贪腐的特权社会必须改变，这个民生艰难贫富巨壑的不公不义社会必须改变，这个诚信缺失道德沦落的丛林社会必须改变，必须结束专制，必须建设真正的民主法治，建设一个自由、公义、爱的现代文明中国。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必须有一群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担当责任，成为公民楷模，我们就是这样一群理想主义者，努力奋斗是为每一个中国人和子孙后代的平等尊严、自由幸福。做一个公民，这不是策略，而是一生的信仰，当我真正成了一个公民，享有直接选举、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普世的公民权利，我的国家也一定变了。

今天，在体制外成长为公民社会健康力量是我们必须肩负的历史责任。“公民”群体不需要纲领，民主、法治、自由、公义、爱就够了，不需要惩罚纪律，民主规则就够了，甚至不需要正式名称，“公民”就够了。“公民”不是体制内改良派，专制体制必须结束。“公民”理念没有推翻、打倒、敌人等专制话语，我们以建设者的心态推动国家进步，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公民社会，以建设的方式结束专制，完成中华宪政文明转型。“公民”不是一个政党，她的使命超越政党——这是一个泛民主派的公民共同体，当中华宪政文明完成转型，这个群体的很多人会成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家，也会有很多人继续从事教师、律师等原来的职业。“公民”还不是一个组织，永远也不会成为利益纠合人身依附等级森严的黑帮式组织，为避免“组织”这个词在中国特定语境下的污染，我们更愿意称自己是公民群体或团队。

堂堂正正做公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担当。大变革的时代，健康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我们找到了联合的方式——统一的公民理念、共同的公民身份、自由民主规则，我们找到了公民力量成长的道路——概括为服务、担当、放下。服务是指以行动服务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努力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担当是指勇敢担当责任，做公民追求民主自由挺直脊梁。放下是指放下自我，放下自我的偏见、傲慢、自大，遵从民主规则，放下名利、地位，以虔诚的信仰担负起这个民族的现代文明重任。

无论面临什么压力，我是中国公民，追求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普世权利，我是公民的一员，和其他公民一起推动民主法治，建设自由、公义、爱的现代文明中国，谁也没有权利剥夺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谁也没有权利剥夺我做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

                                           公民 许志永2013/4/16于不自由的家中

许志永 关于李一平《变局策》的说明

群发邮件 打扰勿怪

各位公民，

关于公民同城聚餐的发起和推动，近期海外李一平等人写了小圈子《变局策》，把一些陈旧的阴谋暴动革命理念和标签强加给正在成长的公民群体，正值丁家喜等十君子入狱，担心会给公民群体带来危险。所以写了下文做以说明，并写了《堂堂正正做公民》阐释公民群体理念和定位，和新公民系列文章、十君子案法律意见书一并发给大家，请传给朋友，谢谢。

公民 许志永   2013年5月4日

关于月末公民同城聚餐和“小圈子”区别的说明

近几个月来，我注意到海外李一平等人推广“小圈子”策略，后来变成“公民同城圈”，最近开始使用蓝色“公民”标识，并在媒体上声称他们推动了正在快速成长的“同城公民聚餐”，在“财产公示十君子”已经入狱并且更多公民面临危险的情况下，我必须做以下说明。

第一，每月最后一个周六公民同城聚餐的发起和推动与海外“小圈子”《变局策》没有关系。各个“小圈子”以及网友同城“饭醉”现象已存在多年，但公民社会仍是一盘散沙，2011年底，我们讨论后开始推动每月最后一个周六各地公民同步聚餐，2012年5月开始推广蓝色“公民”标识和“自由、公义、爱”新公民精神，这是打造公民共同体的重要一步。过去一年来同步公民聚餐的城市已有30个，但我听说李一平和《变局策》是最近几个月。

第二，月末公民同城聚餐作为新公民运动的组成部分，理念、行为模式都和“小圈子”策略有根本区别。新公民运动倡导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告别“推翻、打倒、敌人”等专制理念，践行自由、公义、爱的新公民精神，以建设心态推动民主法治，在服务社会中成长为体制外健康力量，最终推动中国以最小代价完成宪政文明转型。“公民同城聚餐”强调同一时间，共同的公民身份，自由民主规则下联合，做实事推动社会进步。而“小圈子”《变局策》沿用传统的“打倒、敌人”等专制理念，强调“只说不做”事，“组织小圈子，结成大网络，以圈子动员民众，以民意动摇军心，一举铲除专制暴政！”

我不赞同“小圈子”理念，该模式也不可行。我们强调建设，强调“自由、公义、爱”，这是我们的信仰。中国最理想的变革模式是体制内外协商制宪，我们的使命是以建设的方式结束专制，对任何个人心怀善意。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样温和的公民群体彻底没有了空间，暴力会出现，那是国家的不幸。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放弃朝理想方向努力。

第三，“小圈子”《变局策》的陈旧理念可能给国内公民群体带来危险。“财产公示十君子”都是公民同城聚餐的积极推动者，入狱后被讯问的主要内容也是公民同城聚餐，有消息称小圈子《变局策》可能是导致“十君子”被捕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来新公民运动是一套新理念，根本信念和行为模式避开了传统“颠覆”陷阱，温和理性的立场得到越来越多体制内人士共鸣，实践也证明在现体制下有一定发展空间。但是“小圈子”策略仍是阴谋暴动的专制理念（比如其“倒共”符号），完全落入专制者的“敌人”思维和陷阱，保守势力借机抓住把柄，声称海内外敌对势力勾结，目的是阴谋颠覆，借此打压新公民运动。请理解这是中国国情，把刚刚起步的月末公民同城聚餐贴上自己的“小圈子”阴谋颠覆的标签，确实会陷“十君子”于危险境地，也陷众多公民于危险境地。

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谁推动的不重要，此说明不在于强调谁发起谁做了多少工作，“公民”是完全开放的平台，谁都可以使用蓝色“公民”标识，也都可以参与新公民运动；彼此之间理念道路分歧也不重要，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好；重要的是，不要干扰甚至破坏别人正在做的事，不要把自己的阴谋暴动式革命思维和标签强加到国内刚萌芽的公民群体置众多公民于危险境地。希望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做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也希望，我们都怀着公义之心，以建设性心态推动国家进步。

公民 许志永201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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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国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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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体制下的非暴力抗争：石玉林―团结就是力量

 前言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现在，“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中常见的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维护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培养我国公民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人权意识”的高涨，推动着中国走向自由与民主的步伐……

一.    中国的非暴力维权抗争的由来及重要意义

中国的非暴力维权抗争，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变革中，全体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公权力依然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公民权利常常被肆意侵犯，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维稳不择手段”的情况下，而被迫产生的一种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锐意追索个人应有之公民权利的社会现象。

我们知道，公民权利（包括公民个人的私产私权等权利）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核心。可以说，没有公民权利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动力；没有健全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就没有健康可持续性的市场经济发展未来。

公民权利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人类公民权利的获取与完善，却是经由无数公民长期艰苦卓绝的不断抗争，才能最终得以实现的。环顾世界近代历史，从英国的光荣革命，到美洲的独立运动、印度东南亚的独立运动，再到北美南非的黑人解放权利运动，以及我国的土地承包、《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物权法》的出台、劳教制度的暂停……等等，它们无不是在各国人民勇敢智慧、艰苦顽强的抗争之下才开花结果的。

中国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权抗争，努力争取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与完善。这种维权运动的潜在实质，其实就是在间接的推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文化体制等一系列体制的转型升级；同时，公民们的这种维权抗争也是在无形的推动“把权力关进笼子去”、限制公权力的天然暴虐腐朽倾向、逐步推进我国实现民主自由的伟大壮举。

二．非暴力维权抗争的策略探讨

现在我们就来具体的探讨一下，在“非暴力维权运作”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争取到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大化问题。这个问题答案众多，不一而足。本文此次着重要给出的建议是：在公民非暴力维权抗争的过程中，大家需要运用抱团互助的策略，来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大化。

众所周知“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公民在非暴力维权过程中，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微不足道的，而我们要面对的侵权主体，则往往是非常强大的某地政府或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各种官商勾结势力。弱势群体在与强权势力的抗争中常常是处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的。由此，我们就需要巧妙的运用我国宪法第三十条所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壮大我们的软实力。（虽然我国的该条宪法之规定，是形式大于实际意义。但是，我们仍可巧妙的善加利用）。

例如：维权者们可以采用群众围观的合法方式，去集体声援某一个人的某一件维权事件，以“人多力量大”的态势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引发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壮大维权者的力量形成强大的软实力，进而促使形势发生逆转，迫使侵权者由强变弱，让他们停止侵权、恢复公平正义。这样，我们维权者们就能以即不违法又能给侵权者施加强大压力的方式，来争取到自己最大化的合法权益。

维权者群体要加强联系、要互帮互助，要组成松散的维权者群体。做到：即不违法又有实质的群体性力量。在具体的维权过程中，大家可以在各自的维权案件中，首先权衡一下轻重缓急，然后再集中大家的人力、物力去逐一攻克某一个维权案例；去对这些维权案件实施“集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战略突围；大家可以集中群体的力量，去一个一个的突破每个人的个案，做到“大兵团式”的有力维权抗争运作。

近年来，多起轰动全国的成功案例中，都彰显了群体性维权的巨大力量。例如：四川省什邡市钼铜项目环评的群众性维权事件；例如：大连、厦门等地的PX项目环境维权事件；例如：广东陆丰乌坎村的村民们为他们的土地、财务、选举等问题而进行的群体性维权事件……，这些都是在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情况下，才取得的巨大成功。这些成功的维权案例，都是在众多维权者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抱团抗争中，才得以合理的解决的；这些成功案例，也无一不凸显了在维权抗争中“团结力量大”的这一铁的事实。

这些现象充分显示出“团结就是力量”， 抱团式的维权抗争方式是公民维权方式中的“精锐之师”。维权者，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最好的爱国方式之一；维权是国家赋予我们每个国民的权力，而团结就是我们实践这一权利的最强大利器。从今天起，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腐朽思想从我们的词典里抹掉，让我们一起来践行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让我们携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人是群居性动物，团结是人类进步的最大源泉之一，在艰难的维权抗争路上，我们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把我们的维权事情做得更好。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首童谣，讲出了一件事情的两种截然不同之结果。“三个和尚”之所以“没水喝”，就是因为不讲团结协作、互相冷漠推诿，最后大家都损失了利益。从“三个和尚”中，我们得到什么启示呢？我个人认为，团结协作是维权者们的必备品质，每个维权者只有依靠团结的力量，才能把个人的维权愿望和大家的维权目标结合起来，超越个体的局限，发挥集体的协作作用，产生1+1>2的收益效果。

三．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维权过程中的精诚团结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维权路上的精诚团结呢？本文以为：1.维权者之间要经常的相互倾述谈心，激发出大家“同病相怜”相互关爱的真挚友谊，加强维权者之间“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抱团情感。常言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要能做到将心比心、胸怀悲悯，就一定能激发出大家“物伤其类、推己及人”的互助精神；也唯其如是，才能让大家感悟到团结友爱对自己、对他人、对整个维权群体的重要意义；大家也才能最终把团结协作当成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而牢记于心。

2.是维权者、访民们，要经常团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维权经验，共同提高维权抗争的知识与技巧。积极开展维权演练，增强团结协作的技能。这样，就能在实际运作的时候，大家可以相互配合协作，做到“临危不乱、游刃有余”，汇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克时艰，精诚奋进。

3.是大家需要制作一份《维权同伴通讯录》，以保持同伴之间的信息畅通、时刻守望相助。在某个维权者准备出手维权或维权失败而受难之时，大家可以依照该通讯录来立即“广而告之”，使得大家能够快速的群策群力想办法去帮助自己的同伴，让同伴感受到大家都在关心他、帮助他，让他感受到温暖，让他不再孤独绝望。我们试想一下，当我们在艰辛的维权抗争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和挫折，我们的内心感到忧惧和无助、悲伤和沮丧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很显然，我们需要的是同伴的安慰与鼓励。一份《维权同伴通讯录》可以将沟壑瞬间变通途，可以使大家分散的力量快速集结成一只有力的拳头。

歌德曾说过：“不管努力的目标是什么，不管他干什么，他单枪匹马总是没有力量的。合群永远是一切希望获取力量之人的最高需要”。我国的古时圣贤也早就认识到了团结协作的重大作用。荀子曾说过一句名言：“每一个凡人，其实都可以成为伟大的禹的。”凡人成为伟大的禹的条件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团结协作之精神。

不管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许多现实的事例都证明：无论是谁，如果仅仅依靠某一个或某几个所谓的“精英人士”孤军奋战，而没有大家的协作与支持，这个人或这些少数人都是难有所成的。           

人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人的自然属性，二是人的社会属性。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应该具有良好的群体协作能力。人也是群居性的“高级动物”，如同鱼不能离水，雁不能离群一样，每项事物的完成都离不开人的团结协作之力。在当今这个时代，一个缺乏团结协作精神的维权人士，是不可能取得最大维权利益的。

　　维权者的团结协作是争取最大权益的不二利器。本文所提倡的“抱团维权模式”，就是要在维护公民权利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取长补短，群策群力，形成强大的维权群体力量。把个人的维权利益和大家的维权利益结合起来，讲团结协作，会团结协作，能团结协作。牢记争取公民权利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与任务，大家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各自的维权道路中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特长、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把事情办好。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个体力量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尽量使我们每一个维权者的收益都“硕果累累”！

我们现在所处的转型时代，正是一个需要维权抗争的时代、正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让我们携起手来，众志成城，为我们自己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公民权利而努力奋斗！

作者：石玉林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3-5-27

改变中国 要从引爆民主革命着手

“改变中国”指的就是终结中共邪恶独裁专制体制，在中华大地建立民主联邦国家。当下中共体制内也有意传达出带有欺骗性的要求改变的声音，一些文人鼓吹增量式民主、渐进式民主就是体制内声音的代表。而在体制外所谓民主人士中也有大批的人为了讨好中共，就附和着谈什么可控式民主、和平式民主——这些“画饼充饥式”的民主论调其实都是帮助中共维稳，是中共苦心为中国民众制造的民主“迷魂药”，目的就是保证红色江山万万年。

要改变中国，必须而且唯一只有进行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因为唯有革命才能唤醒被中共洗脑而沉沉昏睡的中国人的激情，唯有革命才能彻底打碎中共的独裁专制体制，唯有革命才能治愈已经深入国人骨髓的中共党文化毒害，唯有革命才能彻底挽回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沦丧的道德，唯有革命才能还原我们真正的历史，唯有革命才能荡涤在中国大地延续几千年的官为主，民为奴的奴性思想——革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唯一选择。我们在《大变革历史现在和未来》等文章中已经分析出当下的中国完全具备了爆发民主革命的要素和现象，民主革命“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关于何时发生的问题，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民主勇士做前人不敢做的事情，也许这个发生的时间会是三十年或者五十年，或许还会更长。然而中共的统治是我们一天也不愿多忍受的。中共每多统治一天，国人所受的灾难就多一天。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迎来浩浩荡荡的民主革命。而要迎来民主革命必须也唯有从“引爆革命”着手。

纵观中外革命史，所有大革命的发生都是由局部发生的革命所引爆，比如秦末农民大起义首先由陈胜吴广起义引爆，满清末年的辛亥革命由武昌起义引爆，近二年的中东茉莉花革命由突尼斯一个小地方的普通民众上街抗议引爆。然而在中国的当下每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却无法引爆中国这个火药桶。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个，第一是中共国家机器的强大，第二就是这些所有的群体事件还没有达到引爆民主革命的“当量”——就像一筒炸药要引爆它需要有足够压力与高温的雷管，而我们拿一个没 有足够压力与高温的爆竹当然没有办法引爆这筒炸药，同理，要引爆中国的民主革命，就需要生产有足够压力和高温的引爆“雷管”，这根“雷管”指的就是基 本符合下面条件的“群体事件”。

第一；群体事件的规模要足够大。“89运动”之所以能够形成全国响应，就是因为在北京首发之时有足够大的规 模，只有有足够的规模才能形成足够大的影响力。我有一个朋友说假如北京天安门广场能有二千人坚持八个小时，就会引起全国的响应，我当时就说，二千人的群事件相对于中国来说，就像我们把一个石头投入大海差不多----投入一个石头能引起海啸吗？2013南方周末事件几千上万人坚持抗争了将近十天，除了圈内 人知道与关注外，普通大众不要说参与了，就是知道的人都不多，为什么？因为这个群体事件规模太小做不出足够大的声音，响声不够大听到的人自然少，由此本人 认为在中国没有“十万人的群体事件”就不可能引爆中国的革命。

第二；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我所知道的“89运动”应该在北京学生抗争了十多 二十天以后在全国各地才有学生开始响应。而近几年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其实规模还是不错的，然而却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力。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抗争 的时间较短——中共善于封锁消息，群体事件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扩散的。就是大家知道了群体事件要得到人们的同情也需要时间，由同情到决定参与抗争 都需要时间的发酵——要有长时间的抗争能力。当然要进行长时间的准备，特别需要的是打造一支有行动能力的团队。而要打造一支这样的团队就需要有大智大勇的领袖出现。遗憾的是很多民运人士却没有静下心来做这样伟大事业的心态，不乏意气用事和好慕虚名的人。

第三； 群体事件需要促发在一个有影响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当然最好是北京。城市大就有大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也就是说更容易引起国内和国际的 关注。关注的人越多，中共想暴力镇压的顾虑也越多。还有就是城市大人自然多，发展和壮大我们的抗争队伍就相对容易的多——辛亥革命对此是最好佐证。“乌坎事件”抗争的时间很长，假如她发生在另外的某一个大城市，它对中国的影响力将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或许它就已经引爆了中国的民主革命。

第四；正确的口号。陈胜吴广起义的口号是“秦无道，伐之”，孙中山提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些口号都能引起当时人们的共鸣，对推翻当时的王朝起 到了关键的作用。我们未来的民主革命当然需要正确的口号，未来的口号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好拟定，但我们知道一定是针对推翻中国独裁体制而呐喊，而不再是“抗 着红旗反红旗”，无病呻呤。

我们如果能促发具有以上四个特点的街头运动，就一定能引发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从而终结中共专制，迎来民主。而未来引爆这场革命的团队也必将会是主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团队——今天的你我难道有什么理由不为打造这样的团队开始行动吗？

民主大学特约评论员：成主民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文版序言

    2000年5月，本书作者之一大卫·科兹访问了中国，并就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大量演讲。在中国，人们对这两个问题似乎有极大的兴趣。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我们非常高兴。 
　　尽管中国的现代史与苏联的发展进程极为不同，但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在20世纪都通过国内革命夺取了政权，并追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在1985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苏联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几年以前，中国领导人就开始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改革。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苏联的改革导致了苏联解体并放弃了社会主义，同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的衰退。相反，中国的改革开启了经济迅速增长和现代化的进程。 
　　尽管这两个国家改革的结果不同，苏联经验中的某些方面与中国仍然是有关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扩大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其最初的想法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极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将解决困扰苏联经济的各种问题，如缺乏效率问题，产品质量不合格问题，以及忽视消费者愿望问题。正如我们在本书第5章所表明的那样，在苏联经济中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些结果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经济上的结果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很大的意义，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1988—1989年还部分地实行计划的苏联经济中引发了通货膨胀和产品短缺。如果这些问题主要是由经济的市场化所带来的，那么它们是不难解决的。最严重的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让市场发挥作用导致了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尤其是贸易和金融经营者阶层的发展。这些新阶层成员不满于苏联体制下社会主义制度对其商业活动的限制，渴望从国家的管制下解放出来，当1990—1991年亲资本主义联盟公开发展时，这个人数虽少但却富有的新资本主义阶层极为热情地加入了这一联盟。他们的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影响超过了其人数本身。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这个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阶层并不是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正像在本书第7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亲资本主义联盟中其他的团体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市场化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因素，“影响”这个词在此仍不足以表达其真实含义。让市场发挥作用既是1989—1991年苏联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结果：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和部分苏联领导人中迅速扩散。 
　　由于苏联寻求市场改革，一些试图认识并证明市场化合理的改革者发现他们自己也为200年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所吸引。这种思想认为：不受管制的市场交换经济在各个方面都能保证经济最好地运行;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国家管制市场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任何努力，不论其意图多好，都只能使经济运行更糟;最后，这种思想宣称，只要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那么市场就能正确地发挥作用。由于这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的影响迅速上升，从而成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有力武器，亲资本主义联盟以此指责赞成保留社会主义的任何主张，说其注定会带来经济上的失败。在苏联解体前的18个月内，由于主流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基于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的体制才能拯救这个国家，那些仍然支持社会主义的人被迫采取了守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就抛弃了早期的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并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国家对其经济的管制措施。随着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只有在积极的国家管制之下，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有效运行。根据这种思想，国家必须在诸如管制某些行业（尤其是金融部门）、稳定宏观经济、提供收入保障计划、保护工人的安全与健康和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行使其职能。在过去的20年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现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又开始流行起来，这导致了国家管制经济职能的减弱，但没有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返回到盛行于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相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形式。 
　　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极大地扩大市场的作用，不可否认，这已经导致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如果中国想避免在苏联发生的灾难性进程，那么，苏联听任与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相联系的政治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任意发展这一教训，还是值得记取的。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的解体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而支持叶利钦，叶利钦是领导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共产党前高级官员，后来成了俄罗斯总统。我们认为，他们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当本书在1997年首次发行的时候，这一论点曾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而且我们发现，它在西方主流分析家那里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那时，在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乃是由其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普通民众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并代之以资本主义这场来自于社会底层、受到民众欢迎的革命。 
　　今天，《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的论点不再被认为是激进的了。苏联党和国家的许多高层官员变成了富有的银行家或商人，或者成了新政权的官员，这些事实最终击败了对本书论点的诋毁。最近几年在美国出版的俄罗斯最重要的主流学者的好几本书都完全地或部分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即苏联制度是由其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如杰瑞·F·霍克（Jerry F. Hough）的《1985—1991年俄罗斯的民主化与革命》（Washington，D. 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彼得·瑞得韦（Peter Reddaway）和狄米特·格林斯基（Dmitr Glinski）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反对民主的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1）。 
　　西方对《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所述论点的主流看法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这一假设。根据这种看法，当苏联领导成员决定支持推翻苏联的体制时，他们可能是受到了个人利益前景的驱使。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转轨过程控制适当（某些主流分析家对转轨的休克疗法而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目的持批判态度）。相反，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努力是沿着错误方向走出的第一步。因此，本书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从苏联解体中我们能够吸取的教训，即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使它能长期存在下去而避免与苏联类似的命运。 

俄罗斯最近的发展

　　本书在主要关注苏联解体的同时，还在第9章至11章中对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灾难予以关注。本书完稿于1996年2月，只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四年的经历进行了考察。现在五年多时间过去了，大量重要的佐证材料已经出现。不幸的是，我们在1996年就认识到的这种倒退趋势，在此期间并没有被扭转过来。在过去的五年中只是变得更严重了。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恰当的解释。 
　　本书把休克疗法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转轨策略作为苏联之后俄罗斯社会经济灾难的原因。这一策略要求立即实行价格自由化，立即开放国内经济，使商品和资本的进出口不受约束，大量国有企业迅速私有化，政府支出全面大规模削减，以及实行非常紧缩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这种激进的策略引起了过度的通货膨胀、经济的崩溃、工业的毁灭、绝大部分人口的贫穷、有组织犯罪的迅速增长，以及最有价值的苏联企业倒卖给了不讲道德的内幕人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策略在各个方面与过去20年中国改革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尽管中国的渐进改革策略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绝大多数西方分析家还是把俄罗斯所实行的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策略作为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建立市场体制的正确方法而予以支持。 
　　在第11章末尾，我们讨论了俄罗斯未来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更有希望的未来之路无一得到实现。相反，俄罗斯奉行的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策略，其结果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一直处于灾难之中。本书中没有出现“寡头政治家”一词。在1995年，很多在苏联时期最有价值的财产还没有被瓜分掉，在此后不久，这些财产就被瓜分了，并且出现了被普遍地称为“寡头政治家”的私有集团。 
　　现在，这个小团体控制了俄罗斯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银行、城镇房地产和大部分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叶利钦总统和寡头政治家之间出现了共生关系。寡头政治家是由叶利钦统治下的国家政策及其行为所产生的;反过来寡头政治家又形成了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基础。寡头政治家给总统派出了最重要的顾问，并且，大家也相信，他们给叶利钦及其家庭捐助了大量的个人财富。 
　　在俄罗斯，出现了现代世界的大国之中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经济变成了主要以设法获取出口诸如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自然原材料为中心的经济。除了出租城镇房地产、商业活动、融资和投机以及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如盗用国家资金、敲诈、从企业捞取收入外，俄罗斯新贵还从获取并出口原材料中攫取收入。 
　　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城镇居民在这种扭曲的经济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们的存在与俄罗斯新贵毫无关系，俄罗斯新贵的收入最终来源于自然赠与：苏联的遗产如油井、天然气管道和矿井以及使俄罗斯自然财富得以销售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些富有阶层的收入被用于购买西方奢侈品，或者是为了安全而存放于国外。俄罗斯遭受痛苦的人们被迫靠在后花园中种植蔬菜或得到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免费的或几乎免费的商品如住房、水、电力和热能等维持生计。 
　　这种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末日益不受欢迎，叶利钦在选举中的支持率也降到了一位数。共产党和别的反对力量在议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是根据1993年的宪法而建立起来的议会是没有权力的。虽然这个政权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但它通过定期地民主选举有全权的总统来设法维持其存在，尽管这种全民选举只不过是表面的。1996年，叶利钦通过选举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大资金支持，以及恫吓选民如果敢于选举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则会发生内战等方法，设法保住了总统位置。 
　　1998年8月至9月，俄罗斯发生了金融风暴。当时，政府不能对其债券支付利息，卢布贬值，主要的银行倒闭。有谣言说叶利钦总统在商议辞职问题，政府可能会垮台。代之的折中方案可能是“中间派”候选人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政府总理。由于共产党的支持，普里马科夫在1999年底短暂而谨慎地开始扭转部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俄罗斯经济开始了自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复苏。然而，当叶利钦恢复了他的神志后，于1999年5月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职务，使俄罗斯返回到先前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当叶利钦在1999年的支持率持续降到低谷时，这个政权再次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果在2000年6月以前要求马上举行总统选举，如何才能保留其权力？根据宪法，叶利钦不得参与竞选。对公众意见的调查表明，主要候选人是久加诺夫和普里马科夫。不管是共产党的久加诺夫还是中间派的普里马科夫入主具有全权的总统办公室，都将威胁到寡头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存在。 
　　为了抢在这种可怖的可能性发生之前行动，叶利钦任命了以前不为人知的国内情报部门的首领普京为总理。然后，在1999年新年除夕，叶利钦辞去了总统职务，任命普京为代总统。普京立刻对叶利钦及其家庭所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都给予了特赦，并宣布不存在对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寡头政治家继续拥有其大量的财产。由于赋予总统像沙皇一样的巨大权力，对新闻媒体的全面控制、对选举的明显操纵，再加上对车臣共和国的“独立”发动了一场临时的受到欢迎的战争，普京得以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由于普京逐步提升了虚弱的俄罗斯国力，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比他的前任总统表现出更加独立的姿态，因而俄罗斯的政权开始趋向稳定。 
　　1999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激增，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迎来了温和的复苏。然而，高石油价格不会无限期地持续。当石油价格回复到更正常的水平时，俄罗斯将可能重新开始长达十年的衰退，这次衰退将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大大降低。俄罗斯人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策略。 

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 　　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