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飯醉”用來干什麼
作者：陳永苗
很早以前我對著名詩人葉匡政說，網絡時代由於海量文字，詩歌和文章很難不朽，能夠成為跨越當下與將來的，是作為公眾人物的個體。由於打擊，我相信瓦解之前絕大部分的抗爭，其正面價值就在於積累抗爭精英。我們干的成為攢人的江湖事業。我推崇給願意的人背書，擴大當局的黑名單，以求突破。
近年來依托於微博推特而興起的“同城飯醉”就是這樣一種攢人的江湖事業。當沒有政治影響的時候，就如荒草萋萋，當有政治影響力的時候，當局就開始打壓。如上海，北京和合肥的同城聚會就遭受打壓。公民同城的確已經進入了警方的視野。
進入警方的視野，甚至遭受打壓並不可怕，我們需要探索如何才能不可遏制的生長。
從海外民運到國內維權，是一次下沉，但目前民眾維權還是在水底沒浮上來，浮在水面的還是夾在中間的維權表演。十年來我總要求維權運動向下向底層傳導，而不是攢了一點人脈就向上組織化，一次又一次消耗。搞維權，積累干柴，冷視舞台上的維權秀。一路向下沉潛，十年砍柴，不急燒火。
組織化和上街還是賭徒攢了一點就亂花糟蹋的傾向。我們努力方向的條件所達成，都是靠天吃飯，任性任意而行，偶然性在支配。當你是億萬富翁，隨便你怎麼胡亂花錢，怎麼糟蹋，怎麼實驗，都不傷元氣，且失敗也能成為成功之母。當你是一個沒多少錢的賭徒，就不能攢了一點就亂花糟蹋又賭掉。如果底盤非常大，那麼組織化運作成為必然，輕而易舉，也成為可能。
反過來，幻想通過組織化來帶動形成底盤，召喚社會根基，還是覺得自己天然有著代表權的專制基因，屢屢失敗也證明不可行。
參加民主運動過程中，不要有一種錯覺:就像讀武俠小說和人物傳記主人公角色代入那樣，不是討論了越宏大敘事，作用就越大。這是自我神話的巫術。不是從真理感上身，而要從結果討論功勞大小。這是十年前我與海外人士爭論是否維權優先時闡發的。看療效不看廣告。
同城飯醉積累的人脈，拿來干什麼，是像賭徒一樣上街揮霍掉，還是下沉集體協同作底層民眾利益的維權，用來異地監督圍毆地方政府官員？。
新浪微博“夫子戇”說，同城凝聚的人脈基礎很薄弱，很多人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理論水平僅僅萌芽階段。此時上街效果只能克服個人恐懼，上街宣傳的內容又直指特權階層與特務機關，勢必招致強烈打壓。結果只有兩個：1、害了基層覺醒民眾。2、試探、激怒、只會提高特務機關的防範能力，導致更凝固的社會！
公民飯醉團伙可以對地方違法事件維權或者腐敗案件進行圍毆，一窩蜂湧上去，對付地方政府剿滅官員，我們還是有話語權的，一個我們極為需要勝利來證明自己，尤其在民眾面前表現是強者，一只可以堅固弱者的手，否定悲劇擴大影響模式。另外這是一個地方包圍中央路徑，這與抗爭形成的聯邦制再造吻合。
慣用罪名從煽動分裂罪下降為非法集會罪，這是衝著同城飯醉聚會去的，嚇唬嚇唬。零八憲章運動動了劉一個，就鎮住了好幾年。一打壓就趴下去了，要好一陣子才能露頭。
新浪微博“月皓心遲”說，我不反對有人進行街頭抗爭。但光有這種抗爭是完全不夠的，必須和一會鬥爭，吳莊鬥爭相配合。否則很難成功。另外財產公開的訴求為什麼沒有出現大量群眾挺身支持？因為這一訴求的著眼點就是錯誤的，和光大群眾的切身利益無關，和小群體的政治理想相連。而什邡，啟東則完全不同。
2006年3月06日我在 《他們的心中沒有人民》提出，不要做只顧自己們的維權英雄。我說，維權運動一產生之出，就被賦予克服“心中沒有人民”的缺陷，從2003年開始，我就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提出知識分子和民眾的結盟。眼中只有自己沒有人民的思維，不僅在海外，在國內也頗為盛行，而且滲透進入了維權運動，讓維權運動陷入危機。維權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人民的權利，而不是為了造就幾個政治領袖。所以不要輕易把維權運動政治化，不管這種政治化是為了人民，還是為了維權者本身。不要輕易地說，只有維權人士本身的權利得得到保證了，才能維護人民的權利。維權人士與人民的權利一樣受到損害，等到維權人士的權利得到保護了再回頭維護人民的權利，一切都太晚了。
2012年7月2日我在《維權運動僅有道義英雄不夠》中說，如我的《2004年維權人物》中，我所選擇的維權人物，都是關注大規模群體的，也就是人數眾多的民眾，當年或者之前傑出維權人士，致力於個體或者極端特殊的個體維權的，被我擋在我的視界之外。為民眾利益受損的，尤其是付出生命代價的群體性維權，這樣就能建立起底層抗爭精英，與國內賢達以及海外支持力量之間的聯系。為個體自由犧牲的維權，頂多能激動知識分子，而沒有更動員民眾的能力。
我在《呼吁關注籌辦民主聚會判14年的警察王登朝》中說，民間公共輿論的分配，存在地域性不公。好幾年來，我一直鼓吹維權的主要戰場是二三線城市，把民間政治的主要資源，下放到下面去。與中共的北京上海等用權力手段集中絕大部分資源，相伴生得勢民間政治的主要資源也集中在北京上海等核心地帶。這是一種被迫的困境，然而並不是好事，如此沒有加以改善，實現民間政治主要資源的向下轉移，我們的力量注定很小。當下重點之一，就是往二三線城市轉移，由核心地帶北京上海往地方轉移，由關注知識分子的自由，往關注民眾的民生幸福。很多人南下廣東深圳，去做農民工的工作，就是這樣一種歷史方向正確的暗流。
對體制性問題，任何來自官方和民間的思潮，輿論和推動，都是零蛋或者負數。甚至形成政治局決議寫入黨章還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所以真的要另起爐灶了，上街喊喊財產公開，對民眾沒有直接利益，同樣沒有啟蒙意義。不要活在自己的想當然，真理感上升和公知範自我感動裡面。對民國政府說話作用更大。
如北京四君子之侯欣是國民黨精神黨員，見過一兩面。民國政府與政黨無法或者不願意給大陸人民提供政治參與的渠道，故侯欣一介入，就直奔公知開拓的路徑去了。我必須提醒，與其對專制無物之陣喊話，不如對民國政府喊話，曲徑更能通幽效果更好，對專制看起來很猛，但對方通過打擊更鞏固。
我觀察到的民間的抗爭需要爭議和對立，衝突，才能把事件各個維度彰顯出來，做到發酵影響最大，參與最多，頗為奇妙的是，民間衝突再多也不影響大是大非，輿論效果更大，因為都受制於官民矛盾的磁場。
作者：陳永苗
很早以前我對著名詩人葉匡政說，網絡時代由於海量文字，詩歌和文章很難不朽，能夠成為跨越當下與將來的，是作為公眾人物的個體。由於打擊，我相信瓦解之前絕大部分的抗爭，其正面價值就在於積累抗爭精英。我們干的成為攢人的江湖事業。我推崇給願意的人背書，擴大當局的黑名單，以求突破。
近年來依托於微博推特而興起的“同城飯醉”就是這樣一種攢人的江湖事業。當沒有政治影響的時候，就如荒草萋萋，當有政治影響力的時候，當局就開始打壓。如上海，北京和合肥的同城聚會就遭受打壓。公民同城的確已經進入了警方的視野。
進入警方的視野，甚至遭受打壓並不可怕，我們需要探索如何才能不可遏制的生長。
從海外民運到國內維權，是一次下沉，但目前民眾維權還是在水底沒浮上來，浮在水面的還是夾在中間的維權表演。十年來我總要求維權運動向下向底層傳導，而不是攢了一點人脈就向上組織化，一次又一次消耗。搞維權，積累干柴，冷視舞台上的維權秀。一路向下沉潛，十年砍柴，不急燒火。
組織化和上街還是賭徒攢了一點就亂花糟蹋的傾向。我們努力方向的條件所達成，都是靠天吃飯，任性任意而行，偶然性在支配。當你是億萬富翁，隨便你怎麼胡亂花錢，怎麼糟蹋，怎麼實驗，都不傷元氣，且失敗也能成為成功之母。當你是一個沒多少錢的賭徒，就不能攢了一點就亂花糟蹋又賭掉。如果底盤非常大，那麼組織化運作成為必然，輕而易舉，也成為可能。
反過來，幻想通過組織化來帶動形成底盤，召喚社會根基，還是覺得自己天然有著代表權的專制基因，屢屢失敗也證明不可行。
參加民主運動過程中，不要有一種錯覺:就像讀武俠小說和人物傳記主人公角色代入那樣，不是討論了越宏大敘事，作用就越大。這是自我神話的巫術。不是從真理感上身，而要從結果討論功勞大小。這是十年前我與海外人士爭論是否維權優先時闡發的。看療效不看廣告。
同城飯醉積累的人脈，拿來干什麼，是像賭徒一樣上街揮霍掉，還是下沉集體協同作底層民眾利益的維權，用來異地監督圍毆地方政府官員？。
新浪微博“夫子戇”說，同城凝聚的人脈基礎很薄弱，很多人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理論水平僅僅萌芽階段。此時上街效果只能克服個人恐懼，上街宣傳的內容又直指特權階層與特務機關，勢必招致強烈打壓。結果只有兩個：1、害了基層覺醒民眾。2、試探、激怒、只會提高特務機關的防範能力，導致更凝固的社會！
公民飯醉團伙可以對地方違法事件維權或者腐敗案件進行圍毆，一窩蜂湧上去，對付地方政府剿滅官員，我們還是有話語權的，一個我們極為需要勝利來證明自己，尤其在民眾面前表現是強者，一只可以堅固弱者的手，否定悲劇擴大影響模式。另外這是一個地方包圍中央路徑，這與抗爭形成的聯邦制再造吻合。
慣用罪名從煽動分裂罪下降為非法集會罪，這是衝著同城飯醉聚會去的，嚇唬嚇唬。零八憲章運動動了劉一個，就鎮住了好幾年。一打壓就趴下去了，要好一陣子才能露頭。
新浪微博“月皓心遲”說，我不反對有人進行街頭抗爭。但光有這種抗爭是完全不夠的，必須和一會鬥爭，吳莊鬥爭相配合。否則很難成功。另外財產公開的訴求為什麼沒有出現大量群眾挺身支持？因為這一訴求的著眼點就是錯誤的，和光大群眾的切身利益無關，和小群體的政治理想相連。而什邡，啟東則完全不同。
2006年3月06日我在 《他們的心中沒有人民》提出，不要做只顧自己們的維權英雄。我說，維權運動一產生之出，就被賦予克服“心中沒有人民”的缺陷，從2003年開始，我就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提出知識分子和民眾的結盟。眼中只有自己沒有人民的思維，不僅在海外，在國內也頗為盛行，而且滲透進入了維權運動，讓維權運動陷入危機。維權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人民的權利，而不是為了造就幾個政治領袖。所以不要輕易把維權運動政治化，不管這種政治化是為了人民，還是為了維權者本身。不要輕易地說，只有維權人士本身的權利得得到保證了，才能維護人民的權利。維權人士與人民的權利一樣受到損害，等到維權人士的權利得到保護了再回頭維護人民的權利，一切都太晚了。
2012年7月2日我在《維權運動僅有道義英雄不夠》中說，如我的《2004年維權人物》中，我所選擇的維權人物，都是關注大規模群體的，也就是人數眾多的民眾，當年或者之前傑出維權人士，致力於個體或者極端特殊的個體維權的，被我擋在我的視界之外。為民眾利益受損的，尤其是付出生命代價的群體性維權，這樣就能建立起底層抗爭精英，與國內賢達以及海外支持力量之間的聯系。為個體自由犧牲的維權，頂多能激動知識分子，而沒有更動員民眾的能力。
我在《呼吁關注籌辦民主聚會判14年的警察王登朝》中說，民間公共輿論的分配，存在地域性不公。好幾年來，我一直鼓吹維權的主要戰場是二三線城市，把民間政治的主要資源，下放到下面去。與中共的北京上海等用權力手段集中絕大部分資源，相伴生得勢民間政治的主要資源也集中在北京上海等核心地帶。這是一種被迫的困境，然而並不是好事，如此沒有加以改善，實現民間政治主要資源的向下轉移，我們的力量注定很小。當下重點之一，就是往二三線城市轉移，由核心地帶北京上海往地方轉移，由關注知識分子的自由，往關注民眾的民生幸福。很多人南下廣東深圳，去做農民工的工作，就是這樣一種歷史方向正確的暗流。
對體制性問題，任何來自官方和民間的思潮，輿論和推動，都是零蛋或者負數。甚至形成政治局決議寫入黨章還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所以真的要另起爐灶了，上街喊喊財產公開，對民眾沒有直接利益，同樣沒有啟蒙意義。不要活在自己的想當然，真理感上升和公知範自我感動裡面。對民國政府說話作用更大。
如北京四君子之侯欣是國民黨精神黨員，見過一兩面。民國政府與政黨無法或者不願意給大陸人民提供政治參與的渠道，故侯欣一介入，就直奔公知開拓的路徑去了。我必須提醒，與其對專制無物之陣喊話，不如對民國政府喊話，曲徑更能通幽效果更好，對專制看起來很猛，但對方通過打擊更鞏固。
我觀察到的民間的抗爭需要爭議和對立，衝突，才能把事件各個維度彰顯出來，做到發酵影響最大，參與最多，頗為奇妙的是，民間衝突再多也不影響大是大非，輿論效果更大，因為都受制於官民矛盾的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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