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还原：民国期间的党政关系
挪威森林李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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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近期在花力气考察民国期间的公民意识与公民社会。其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国民党与民国政府的关系问题。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个特点是划分了军政、训政、与宪政三个时期。期间，国民党在这三个过程里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依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在军政期间，以党代政、以党行政是名正言顺的事；至于训政期，以党代民也合于三民主义逻辑。
真相到底如何呢？楼主认真考察民国军政与宪政期间的上海市国民党部与上海特别市的关系，发现了一些今天的我们也感到惊异的事实。
首先是国民党的经费来源
一是党费，二是党部事业与企业的利润收入的部分提成，三是个人与团体的捐款，第四才是政府的财政补贴费。而政府的财政补贴费用，明文规定不得超过当地党费的二倍。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国民党政府已经将其党的财政与政府的财政收入完全分开，明确处置。或说，国民党的活动经费支出，部分依赖于政府的财政。尤其是到了后期，地方党部的费用主要依赖于地方财政的补贴，我们先不说这种政府补贴党的法理基础何源，只说在这样经费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情况下，地方党部何来凌驾于地方政府权力之上？
再看党政关系
129年6月15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次全会上通过《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对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各级党部对于同级政府之用人、行政、司法、与其它举措，有认为不合时，应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转咨其上级政府处理；
二，凡各级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举措有认为不满意时，应报告上级政府，转咨其上级党部处理。
此由可以看到，地方政府与地方党部各自独立，自成体系，平行共处。地方党部从来就没有过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的权利。
依王奇生先生大文《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动作1927-1937》所记载：国民党中央通过训令的方式，一再明确告诉地方各级党部，不允许地方党部干预地方行政；明确规定各级地方党部无权检举地方公务员失职违法，更无监督地方政府有否增税之权；
无列席地级地方政府会议之权；更不允许地方党部干涉地方司法权；地方党部更无权干涉地方政府对官员的任命，与考察。
依国民党党章程，各级地方党部的监察委员会有稽核同级地方政府施政方针政策的权利，而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解释，党部的这种稽核权并不是说，地方政府的行政方案需要事前呈报地方党部，而是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一种事后知情权而已。
楼主在这里，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关系，来谈谈民国政府的党政关系。
1930年3月4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上海市党部的《监督市政府办法》共十三条。原则就是以党训政。表达了对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党政分治原则的不满。也就是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希望自己在上海地方法理中喝主角，独揽上海地方行政大权，从而使国民党部凌驾于上海特别市政府之上。
而国民党中央，对于上海党部的行为，不是纵容，而是严厉制止。首先，市党部的《监督市政府办法》共十三条被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全面否决；其次，国民党中央对上海市党部进行压制，扣押了激进的市党部宣传部长兼市政府教育局长陈德征。
1930年3月4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上海市党部的《监督市政府办法》共十三条。
1，市政府应将每年度之施政方针，于施行前一月函于党部稽核之。
2，市政府所订之条例，凡须呈请于国府批准，或提出市政会议核议者，在呈请或核议之后，好函致市党部核议之。
3，市政府于每年会计年度之始，应将编写之预算案之函致市党部决定之。
4，有关人民负担之财政案，市政府应函致市党部核议后方考得转呈或实行。
5，以上合项，经市党部审核后，如认为不合本党政纲政策者，市党部得附迷意见，函致市政府修正或废止之。
6，市政府竽每年会计年度之终，应将上年度之决算案函致市党部稽核决定之。
7，市政府应将政绩随时造具报告书，送请市党部稽核之。
8，市党部稽核市政府之预算或政绩，发现违反本党政政策者，行提出弹劾案，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转转请同府依法查办。
9，以上一二三四六七等项所规定之法案，市政府如不按时送致市党部或不待市党部之可决而输者，经蔑视党权论，市党部随即提出质问，否则以废职论。
10，市政府国府任免局长等时，应先征得市党部这同意。
11，市党部请市政府办理之事，非有正当理由，市政府不得缓办或搁置，市政府请市党部输之事，市党部亦得从速办理。
12，市党部得随时派员视察市政府之施政实况。
13，本办法由市执委会呈请中央核准后施行。
上述条例，全部被国民党中央否决，这就是民国期间党政关系到的实质与真相。
（2013/07/27 发表）
挪威森林李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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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近期在花力气考察民国期间的公民意识与公民社会。其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国民党与民国政府的关系问题。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个特点是划分了军政、训政、与宪政三个时期。期间，国民党在这三个过程里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依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在军政期间，以党代政、以党行政是名正言顺的事；至于训政期，以党代民也合于三民主义逻辑。
真相到底如何呢？楼主认真考察民国军政与宪政期间的上海市国民党部与上海特别市的关系，发现了一些今天的我们也感到惊异的事实。
首先是国民党的经费来源
一是党费，二是党部事业与企业的利润收入的部分提成，三是个人与团体的捐款，第四才是政府的财政补贴费。而政府的财政补贴费用，明文规定不得超过当地党费的二倍。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国民党政府已经将其党的财政与政府的财政收入完全分开，明确处置。或说，国民党的活动经费支出，部分依赖于政府的财政。尤其是到了后期，地方党部的费用主要依赖于地方财政的补贴，我们先不说这种政府补贴党的法理基础何源，只说在这样经费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情况下，地方党部何来凌驾于地方政府权力之上？
再看党政关系
129年6月15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次全会上通过《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对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各级党部对于同级政府之用人、行政、司法、与其它举措，有认为不合时，应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转咨其上级政府处理；
二，凡各级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举措有认为不满意时，应报告上级政府，转咨其上级党部处理。
此由可以看到，地方政府与地方党部各自独立，自成体系，平行共处。地方党部从来就没有过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的权利。
依王奇生先生大文《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动作1927-1937》所记载：国民党中央通过训令的方式，一再明确告诉地方各级党部，不允许地方党部干预地方行政；明确规定各级地方党部无权检举地方公务员失职违法，更无监督地方政府有否增税之权；
无列席地级地方政府会议之权；更不允许地方党部干涉地方司法权；地方党部更无权干涉地方政府对官员的任命，与考察。
依国民党党章程，各级地方党部的监察委员会有稽核同级地方政府施政方针政策的权利，而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解释，党部的这种稽核权并不是说，地方政府的行政方案需要事前呈报地方党部，而是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一种事后知情权而已。
楼主在这里，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关系，来谈谈民国政府的党政关系。
1930年3月4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上海市党部的《监督市政府办法》共十三条。原则就是以党训政。表达了对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党政分治原则的不满。也就是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希望自己在上海地方法理中喝主角，独揽上海地方行政大权，从而使国民党部凌驾于上海特别市政府之上。
而国民党中央，对于上海党部的行为，不是纵容，而是严厉制止。首先，市党部的《监督市政府办法》共十三条被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全面否决；其次，国民党中央对上海市党部进行压制，扣押了激进的市党部宣传部长兼市政府教育局长陈德征。
1930年3月4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上海市党部的《监督市政府办法》共十三条。
1，市政府应将每年度之施政方针，于施行前一月函于党部稽核之。
2，市政府所订之条例，凡须呈请于国府批准，或提出市政会议核议者，在呈请或核议之后，好函致市党部核议之。
3，市政府于每年会计年度之始，应将编写之预算案之函致市党部决定之。
4，有关人民负担之财政案，市政府应函致市党部核议后方考得转呈或实行。
5，以上合项，经市党部审核后，如认为不合本党政纲政策者，市党部得附迷意见，函致市政府修正或废止之。
6，市政府竽每年会计年度之终，应将上年度之决算案函致市党部稽核决定之。
7，市政府应将政绩随时造具报告书，送请市党部稽核之。
8，市党部稽核市政府之预算或政绩，发现违反本党政政策者，行提出弹劾案，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转转请同府依法查办。
9，以上一二三四六七等项所规定之法案，市政府如不按时送致市党部或不待市党部之可决而输者，经蔑视党权论，市党部随即提出质问，否则以废职论。
10，市政府国府任免局长等时，应先征得市党部这同意。
11，市党部请市政府办理之事，非有正当理由，市政府不得缓办或搁置，市政府请市党部输之事，市党部亦得从速办理。
12，市党部得随时派员视察市政府之施政实况。
13，本办法由市执委会呈请中央核准后施行。
上述条例，全部被国民党中央否决，这就是民国期间党政关系到的实质与真相。
（2013/07/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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