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力量”緣何成了政治夾心層？
作者：何清漣
最近，公盟許志永被拘押事件引起的社會反應復雜。該事件既標志著執政者對“中間力量”的打壓與拒絕，而推特圈對該事件的反應則表明“中間力量”同樣受到政治反對派的排斥。
以中產階級為假想社會基礎的“中間力量”成了兩頭不討好的“政治夾心層”，其實是支撐“中間力量”的三個政治幻覺先後消失後的必然反應，
*政治幻覺之一：中產階級壯大後必然產生權利要求*
“中間力量”這一詞彙曾在20世紀40年代國共內戰時期出現過，指代由各民主黨派組成的“第三勢力”。當時國共逐鹿中華，誰得到第三勢力的支持，就意味著誰得人心。不過，這一詞語用於今天則不同於當年，意在表示主張者只是要求“改良”或者“改革”，使用“中間路線”一詞，是指其政治上既不同於執政者堅持不改，也不同於激進革命者推倒重來。
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這種主張並沒有什麼錯，因為可以避免大規模的社會動蕩，以及革命帶來的“翻烙餅”效應。但這種主張要得以實行，必須有一個前提，即當政者願意接受改良主張。盡管這一前提條件至今還未具備，但有三大政治幻覺一直在支撐“中間力量”行動。
第一個幻覺是“中產階級隊伍將日益壯大，隨著人數的增多，他們對政治權利的要求將會被提上日程”。這個幻覺自2008年以來逐漸破滅，由於中產(尤其是外企白領)失業增多，在收入減少的同時稅收負擔卻在增加，加上新增的高校畢業生由於就業艱難，中產之夢難圓，導致中產人數只能維持在3億多左右。
但中產人數沒有增加並非關鍵，中產階級缺少形成政治力量的自組織能力及參政意識才是關鍵。以笑蜀提出的“中間道路”為例，他要求在中共控制的政治社會之外，“凝聚整個中間社會的共識，集結整個中間社會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國轉型”——“整個中間社會”這麼龐大，從他本人及許志永，直到大學教師、中小學校長、醫生、中小企業主、影星歌星等全都屬於“中間社會”，這些人的政治共識是什麼尚且不清楚，又從何凝聚共識?在中國這種高度政治化、經濟高度依附於政治的社會裡，許志永提倡的“新公民社會”又要如何才能夠從政治社會裡剝離出來?白天上班所有人都生活在政治社會裡，晚上就算是天天“同城飯醉”，也無法完成這種“剝離”。
*政治幻覺之二：黨內改革派是中間力量的政治同盟*
黨內改革派或稱“體制內健康力量”的存在，以及這種力量將與中間力量在政治改革上形成同盟，幾乎是中外共識。我在“中國改革的得與失”(2002年發表)雖然指出這種力量並不存在，不但沒改變這種幻覺，文章還被人冠上劉亞洲的之名，以證明黨內改革派的存在。幻覺鼎盛時期是2008-2011年。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那一年，波蘭的“共產時代異議人士”代表米奇尼克到訪北京，知識圈為其舉辦了一次小規模座談會，提出“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該建議被上升成中國今後和平轉型的指南，引發了一場爭論(見為了共同的家園――關於米奇尼克北京之行爭論之我見)。我當時提出的問題之一是“黨內是否真有改革派存在，如果存在，這個派別的代表人物是誰?對方沒有回答，但在約兩個月之後，總理溫家寶發表一番帶有政改詞彙的講話，使他在後來的兩年內被認定為“黨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人們用放大鏡從溫的講話中尋找著改革希望，直到《紐約時報》報導他的家族擁有27億美元的巨額財產為止。
許志永被拘押後，笑蜀因聲援也被抓至局子裡關了48小時後釋放。他在接受法廣的采訪時稱“體制內沒有什麼健康力量”。笑蜀一直認為“黨內改革派”不僅存在，還可以依靠，他的失望，表示他在說話時深感這一政治幻覺在破滅。
*政治幻覺之三：國際社會的支持將對中共造成壓力*
這個幻覺產生有事實基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美國的推手作用世所共知，即使在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中，美國與歐盟也給予不少助力。但行之於中國，卻又不幸成了幻覺。
中共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曾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並於1997年至1998年的美中峰會確立了從人權到法治的方針，美國從中看到了和平推進中國民主轉型的前景。自2000年至2010年，美國多方資助中國的人權與法治項目。為了讓中共政府放心，這些項目選擇了政府機構、人大及其他中共政府信得過的機構作為資助對像。“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究竟花落誰家”一文引證美國基金會中心數據庫的統計，2002年到2009年間，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約有四億三千萬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給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官方NGO的分別占44.01%、25.38%、16.62%，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總額的86.01%，而草根NGO獲得的捐助只占5.61%。
盡管如此，中共政府對美國這種溫和的推動還是很不放心。2005年，中國國家安全機構認為這些合作項目是美國安放在中國的“特洛伊木馬”，目的是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使這些合作無法進行下去。歐盟等因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高度依賴，早就放棄了人權方面的努力，美國近幾年只剩下一個流於形式的人權對話。
笑蜀認為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代表了“整個中間社會”，實有高估之謙。該運動無論從人數還是政治訴求來看，與“整個中間社會”的“共同政治訴求”相差甚遠。張雪忠在“條條大道通羅馬——就近期政治論爭與友人的一次對話”等文中已經對笑蜀及許志永的新公民社會提出善意的批評。我對此的看法是：在中國現在社會活動空間被擠壓至接近於無的狀態下，許志永等人當然也可以用這種溫和方式進行政治實驗，但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考慮：第一，中國是否有一個已經達成政治共識的中間社會?假如沒有，則進入第二個問題，這個中間社會要如何才能組織起來，無組織力量沒有辦法“倒逼”強悍的中共政權轉型。第三，這個中間力量要如何才能取得其他政治力量的支持?
上述三個問題，是中國人完成自組織化的第一步，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政治博弈，沒有完成這第一步，是無法走上第二步的。
作者：何清漣
最近，公盟許志永被拘押事件引起的社會反應復雜。該事件既標志著執政者對“中間力量”的打壓與拒絕，而推特圈對該事件的反應則表明“中間力量”同樣受到政治反對派的排斥。
以中產階級為假想社會基礎的“中間力量”成了兩頭不討好的“政治夾心層”，其實是支撐“中間力量”的三個政治幻覺先後消失後的必然反應，
*政治幻覺之一：中產階級壯大後必然產生權利要求*
“中間力量”這一詞彙曾在20世紀40年代國共內戰時期出現過，指代由各民主黨派組成的“第三勢力”。當時國共逐鹿中華，誰得到第三勢力的支持，就意味著誰得人心。不過，這一詞語用於今天則不同於當年，意在表示主張者只是要求“改良”或者“改革”，使用“中間路線”一詞，是指其政治上既不同於執政者堅持不改，也不同於激進革命者推倒重來。
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這種主張並沒有什麼錯，因為可以避免大規模的社會動蕩，以及革命帶來的“翻烙餅”效應。但這種主張要得以實行，必須有一個前提，即當政者願意接受改良主張。盡管這一前提條件至今還未具備，但有三大政治幻覺一直在支撐“中間力量”行動。
第一個幻覺是“中產階級隊伍將日益壯大，隨著人數的增多，他們對政治權利的要求將會被提上日程”。這個幻覺自2008年以來逐漸破滅，由於中產(尤其是外企白領)失業增多，在收入減少的同時稅收負擔卻在增加，加上新增的高校畢業生由於就業艱難，中產之夢難圓，導致中產人數只能維持在3億多左右。
但中產人數沒有增加並非關鍵，中產階級缺少形成政治力量的自組織能力及參政意識才是關鍵。以笑蜀提出的“中間道路”為例，他要求在中共控制的政治社會之外，“凝聚整個中間社會的共識，集結整個中間社會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國轉型”——“整個中間社會”這麼龐大，從他本人及許志永，直到大學教師、中小學校長、醫生、中小企業主、影星歌星等全都屬於“中間社會”，這些人的政治共識是什麼尚且不清楚，又從何凝聚共識?在中國這種高度政治化、經濟高度依附於政治的社會裡，許志永提倡的“新公民社會”又要如何才能夠從政治社會裡剝離出來?白天上班所有人都生活在政治社會裡，晚上就算是天天“同城飯醉”，也無法完成這種“剝離”。
*政治幻覺之二：黨內改革派是中間力量的政治同盟*
黨內改革派或稱“體制內健康力量”的存在，以及這種力量將與中間力量在政治改革上形成同盟，幾乎是中外共識。我在“中國改革的得與失”(2002年發表)雖然指出這種力量並不存在，不但沒改變這種幻覺，文章還被人冠上劉亞洲的之名，以證明黨內改革派的存在。幻覺鼎盛時期是2008-2011年。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那一年，波蘭的“共產時代異議人士”代表米奇尼克到訪北京，知識圈為其舉辦了一次小規模座談會，提出“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該建議被上升成中國今後和平轉型的指南，引發了一場爭論(見為了共同的家園――關於米奇尼克北京之行爭論之我見)。我當時提出的問題之一是“黨內是否真有改革派存在，如果存在，這個派別的代表人物是誰?對方沒有回答，但在約兩個月之後，總理溫家寶發表一番帶有政改詞彙的講話，使他在後來的兩年內被認定為“黨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人們用放大鏡從溫的講話中尋找著改革希望，直到《紐約時報》報導他的家族擁有27億美元的巨額財產為止。
許志永被拘押後，笑蜀因聲援也被抓至局子裡關了48小時後釋放。他在接受法廣的采訪時稱“體制內沒有什麼健康力量”。笑蜀一直認為“黨內改革派”不僅存在，還可以依靠，他的失望，表示他在說話時深感這一政治幻覺在破滅。
*政治幻覺之三：國際社會的支持將對中共造成壓力*
這個幻覺產生有事實基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美國的推手作用世所共知，即使在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中，美國與歐盟也給予不少助力。但行之於中國，卻又不幸成了幻覺。
中共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曾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並於1997年至1998年的美中峰會確立了從人權到法治的方針，美國從中看到了和平推進中國民主轉型的前景。自2000年至2010年，美國多方資助中國的人權與法治項目。為了讓中共政府放心，這些項目選擇了政府機構、人大及其他中共政府信得過的機構作為資助對像。“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究竟花落誰家”一文引證美國基金會中心數據庫的統計，2002年到2009年間，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約有四億三千萬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給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官方NGO的分別占44.01%、25.38%、16.62%，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總額的86.01%，而草根NGO獲得的捐助只占5.61%。
盡管如此，中共政府對美國這種溫和的推動還是很不放心。2005年，中國國家安全機構認為這些合作項目是美國安放在中國的“特洛伊木馬”，目的是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使這些合作無法進行下去。歐盟等因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高度依賴，早就放棄了人權方面的努力，美國近幾年只剩下一個流於形式的人權對話。
笑蜀認為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代表了“整個中間社會”，實有高估之謙。該運動無論從人數還是政治訴求來看，與“整個中間社會”的“共同政治訴求”相差甚遠。張雪忠在“條條大道通羅馬——就近期政治論爭與友人的一次對話”等文中已經對笑蜀及許志永的新公民社會提出善意的批評。我對此的看法是：在中國現在社會活動空間被擠壓至接近於無的狀態下，許志永等人當然也可以用這種溫和方式進行政治實驗，但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考慮：第一，中國是否有一個已經達成政治共識的中間社會?假如沒有，則進入第二個問題，這個中間社會要如何才能組織起來，無組織力量沒有辦法“倒逼”強悍的中共政權轉型。第三，這個中間力量要如何才能取得其他政治力量的支持?
上述三個問題，是中國人完成自組織化的第一步，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政治博弈，沒有完成這第一步，是無法走上第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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