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公民抗命的宣言

5000人集會發聲 啟動公民抗命

獨媒報導

圖：集會播放〈海闊天空〉，市民舉起手機形成點點星光。

（獨媒特約報導）人大今午（8月31日）正式就政改「落閘」，公民抗命一觸即發。和平佔中晚上7時於政府總部添馬公園舉行「公民發聲集會」，超過5,000人參與，宣佈啟動抗爭行動，遊行、大專院校及中學罷課會一浪接一浪進行。現場一度下起大雨，但無損參與者決心。集會於約9時和平散去，學民思潮隨即遊行至灣仔君悅酒店，追擊今晚來港的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

集會於晚上7時開始，市民響應大會呼籲，敲打發聲道具壯大聲勢，各團體輪流上台發言。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指不會放棄，「為咗做人嘅尊嚴、為咗下一代，團結一致，全力打拼！」

泛民25議員聲明否決方案

25名泛民議員於台上宣讀聯署聲明，表明會否決不符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聲明強烈譴責中央政府落閘扼殺真普選，25名議員「將別無他法，在立法會投票否決方案」。聲明又斥責中央政府及建制派令香港民主停滯不前，將成歷史罪人。

50多名不同立場的學者亦發表聯署宣言「對話之路雖盡 民主之心不死」，不滿人大落閘，全文見此。

戴耀廷：不願再做順民 佔領中環！

戴耀廷向集會群眾指，不應純為憤怒而來，「我哋黎到，係因為見到希望！」，他指希望就在現時身邊的人，「我哋唔願意再做順民，要使做頂天立地的公民抗命者，進入抗命的時代！」他指今日人大的決定不公義，呼籲群眾從今起向所有人、向世界說這是不公義的。為免違法，戴耀廷不透露佔中日期，但高呼「去到嗰一日，我哋佔領中環！」

楊政賢：港人再沒有藉口逃避

民陣召集人楊政賢表示中央已經講了30年大話，自回歸以來，新聞自由等都被收緊，如果今次接受了假普選，就會像今天的澳門行政長官選舉一樣，選一個無能的人出來。他指香港人必須用公民抗命回應不公義，若希望香港更美好，港人就不能退縮，自今天開始再沒有藉口逃避。

他又表示「黃絲帶行動」將是公民抗命的序幕，由明天開始，民陣等團體將會擺街站派發黃絲帶，顯示對香港未來仍有堅持和希望。

學聯：香港是香港人的主場，不是北京的主場！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上台時激動落淚，他表示30年過去了，但現在的大專生仍在爭取民主，「30年浪費了多少年青人和市民的心力？」，民主政制仍沒有絲毫進步。他高喊香港是香港人的主場，不是北京的主場，學生走出來是要改變社會的不公義，香港人實在不能再接受在30年後仍沒有民主政制。他呼籲泛民議員必須「企硬」，否決方案，不然必成歷史罪人。

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則表示，今天不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只是把香港帶去了另一階段，接下來只會有更多的不合作運動和抗爭，不再單單是上街和投票。他又重申，極權的中共可以抹殺政制，但不能抹殺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決心。他再次呼籲，只有全民抗爭，才可以成為香港的主人，香港是我們的家，便必須靠自己去保衛，他高喊：「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

學民：中學罷課未來兩月必定發生

學民思潮發言人周庭指，人大決定是「絕對有篩選」，不容港人發聲，今晚人大副秘書長李飛將會到港，學民於集會完結後，便會遊行至他下榻的灣仔君悅酒店，當面質問他為個對港人訴求充耳不早聞。她又指，學民連日操勞，有多名成員病倒，她本人亦發高燒，但一定會撐到今晚，希望市民支持。

學民另一發言人劉貳龍指今晚的行動會堅守和平公民抗命原則，不會與警方主動肢，並呼籲警方協助，「你可以選擇做一個有人性的人，或一部執行命令的機器」。

學民召集人黃之鋒表示「失望但不會絕望，擔休但誓不罷休」，宣佈開始籌備中學罷課，未來兩個月必定發生。他指學生不只為讀書考試，未來亦將會是一個公民。

牧師：爭取民主沒有不勞而獲

「基督徒守望香港宣言」簽署人之一馮智活牧師向集會人士說，「你們不是為錢、為餐飯而來，是為了理想、生活、公平、自由而來！」馮智活指現在「有人（指佔中三子）行到咁前，就唔好向後行、企係度！」他呼籲港人覺醒，行前一步，告訴身邊人為何要民主，現時香港需要人幫，不能離棄她。他指今日被摑一巴，是推動向前的力量，提醒港人一定要付出，否則得不到想要的民主，「人生從來冇不勞而獲！」

李柱銘：望中央給港人信心

資深大律師及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表示，自己雖然最老，但思維上仍像17歲般清晰，他引用現場附近的「中信」廣告，請中央能夠給一點真正的信心予香港人。他指香港人絕對不能「袋住先」，中央此次的決定傷了中華民族13億人的心，但他認為香港人仍然有希望，要同心一致爭取真普選。他希望中國在不久將來能有領導人能夠落實一國兩制和給予港人真普選，他又高呼民主必勝。

佔中三子激動落淚

朱耀明牧師發言時激動流淚，感謝義工及糾察放棄周日家庭日生活，在此協助集會。他又勉勵眾人以愛和公義向前開墾民主大地。

集會尾聲，佔中三子再次一同上台，三人均感動落淚，陳健民表示有超過5,000人參與集會。他表明，公民抗命就是每個人都走出來抗爭，這樣的公民運動才有意義。他希望香港人能夠相信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謹守非暴力原則，佔領中環即將來臨。

參與者撐公民抗命

參與集會的社工Jennifer認為，社工本身的理念就是為弱勢社群發聲，帶領社會行動，但現在香港的社工是「愈退愈後」，認為社工可在運動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她會參與日後佔領中環的行動，但指那不止是社工，而是每一位香港人的責任。

一班中文大學學生表示會參與學聯9月中發起的罷課。他們對人大報告表示十分憤怒，認為沒有包括公民提名，並非真正普選。他們指，香港是自己的地方，要自己站出來保護。

居港外籍人士Leonhard表示支持公民抗命，認為那是必須的手段，又認為集會絕對是和平的。他指人大方案並非民主的方案，但他仍對香港的未來感到樂觀，仍會在香港居住。

中央落閘 封殺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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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網友發起「佔深」 預演佔領天安門

近一段時間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正在進行著，為了聲援香港，有網民在網上發帖稱，計劃於7月1日佔領深圳市民廣場，同時宣稱此一行動是日後佔領天安門的預演。但是有廣州網友認為，雖然有人呼籲，但是真正去的人不會很多。

這篇名為《發起佔深行動聲援香港『佔領中環』的公告》是在6月28日發出的，署名是「『讓愛與和平佔領天安門』運動發起者」。

公告中稱，正如大陸維權律師滕彪在2014年香港紀念「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上的演講所言，中國維權退無可退。香港，也退無可退。沒有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香港人絕對不會有真正的普選。期待有一天，讓愛與和平佔領天安門！

公告中也說，儘管目前未必是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天安門「的合適時機，但作為大陸人，必須對香港的佔中活動有所呼應，聲援和支持香港民眾爭取普選的佔領中環行動。

公告還表示，佔領深圳市民廣場的行動是佔領天安門的預演，首次時間將會在7月1日，其他時間將隨/後續的香港佔中行動的發動而發動，不再另行通知時間和地點。活動將是匿名發起，自願參加，風險自行評估。

廣東街頭運動的參与者賈榀表示，他也看到了這份公告，按他的分析「占深」也只是在網上發一發，帶動一下氛圍，會鼓勵很多朋友，去的人不會多甚至沒有。

他說：「因為最近打壓的是非常嚴的。六四之前，我們知道的有幾十個人被抓，不知道的就更多，到現在大部分都還沒有放出來，很多都已經被捕了，最近這幾天廣州這邊有抓了5、6個，全部刑事拘留。深圳更是嚴格，從去年年底同城聚餐都不可以，所以很多人會產生恐懼。」

但是，賈榀也表示，這個消息在網上發一發也是有好處的，會給很多中國人心裏種下一顆種子，等到「天氣適合」的時候就會發芽。現在即使發起一些沒人參加的活動，也會對大陸民主運動有積極作用。 - See more at: http://www.ntdtv.com/xtr/b5/2014/06/29/a1119570.html#sthash.PGJQEKxP.dpuf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

佔領中環信念書

2013年3月27日，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表示這個運動的目標是要爭取201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認為這運動的成敗取決於公民的覺醒。認同其信念者為了實踐理想而共同承擔責任。參與行動與否純是個人的決定。4月28日，活動的秘書處正式成立，10名支持者也一同亮相，他們包括牧師郭乃弘、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邵家臻、身兼教協研究部主任的中學教師張銳輝及教協電腦部副主任潘瑩明，醫生吳錦祥、律師鄧偉棕，商界蔡東豪、對沖基金經理錢志健，曾任記者現從事客戶關係業的徐少樺及來自文化界的陳慧。

和平佔中意向書

  和平佔中意向書   請下載以下圖像，影印意向書正、背兩面，簽處及郵寄意向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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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

“自香港回歸以來，爭取普選行政長官的聲音不斷。根據泛民主派及港大民調顯示，支持普選的市民一直以來均超過6成。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要以「循序漸進原則」實現普選，2007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決定了普選時間表：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普選立法會。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領導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現正進行政改諮詢。自2010年起，泛民主派及運動發起人多次促請政府盡快諮詢。政府多次表示「會在適當時進行政改諮詢」。”

首次提出

“2013年1月，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表示，若市民不再施以更進一步行動，普選的目標將會無法達到。他在1月16日投稿《信報》，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為題，鼓勵市民及民間領袖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形式表達港人自決的權利。他認為，過去港人各種爭取政治權利的真正方式，如遊行示威、苦行、五區公投和佔領政府總部兼絕食等帶來的壓力都可能不能夠令北京政府讓步，所以提議發起佔領中環行動，論述及策劃期定於2013年前半年，運動時間將會在2013年7月或2014年初夏，希望透過是次運動爭取香港的特首普選。”

戴耀廷

（原刊於2013年1月16日《信報》）

梁振英應不會在《施政報告》中對2017年和2020年實現真普選有任何具體承諾。爭取落實真普選是不少港人幾十年來的盼望，下一回政改討論已不能把這問題拖下去。不過，以現時形勢看，北京會讓香港有真普選的機會實在不大。那麼支持實現真普選的港人、泛民政黨和公民社會還有什麼可做？

過去的策略包括舉行大型遊行（如2003年七一大遊行）、變相公投（如上一回政改時的五區公投）、佔領政府總部配合絕食（如反國教科時的公民廣場），但面對政改，這些行動能有多大成效，實在成疑，因為北京不想香港有真普選的意願可能太強，而這些策略所產生的壓力可能還不足夠；因此，要爭取香港落實真普選，可能要準備「殺傷力」更大的武器——佔領中環。

行動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要能產生足夠的「殺傷力」，這行動要符合以下原則：

一、人數

參與人數必須超過一個關鍵數目，若人數太少，警方可輕易抬走示威者。只要人數超過關鍵數目，在香港，有一萬人以上應可以達到效果，警方除非出動催淚彈和防暴隊，否則不能驅散示威者。要迫使警方使用更大武力，就是把政府處理這次行動所要付出的政治代價增加。當然人數愈多，效果愈大。

二、意見領袖

參與行動的人要包括社會的意見領袖，尤其是一些過去不曾違法，或不屬激進的政治領袖、前任官員、宗教領袖、學者等。他們的參與，顯示爭議已到關鍵時刻，連這些意見領袖也要被迫以公民抗命的方式表達立場，對整體社會可產生強大的感召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印度的甘地和美國的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公民抗命運動。

三、非暴力

公民抗命的力量在於以違法、但非暴力方式去感召廣大群眾的正義感。一旦涉及暴力，將會大大削弱感召力。要產生最好的效果，組織者可以事前向全港表明，會在某一天某一刻進行佔領行動，並讓參與的人事前簽訂誓言書，明確表明不會使用暴力，只會和平佔領中環要道。

正式行動前，組織者可在進入中環的路口張貼清楚告示，讓駕駛者知道行動將要開始，不要把車輛駛入受影響的地區。示威者要在交通燈號轉為紅色和車輛都停了下來之後，才開始在各路口一起走到馬路中央，那就不會影響到自己及其他人的安全。

四、持續

佔領行動必須持續，那才能產生和累積足夠的政治能量。換言之，就是把公民廣場搬到中環去。一旦佔領開始，支援者可把各種物資搬到中環要道，建立廣播中心，並盡快透過互聯網及其他媒體直接向全港市民廣播訴求和訊息。行動更可把快樂抗爭加進去，在街頭舉辦嘉年華會式的集會。這必會把整個行動吸引全世界的關注，把施予對手的政治壓力加大。

五、承擔罪責

公民抗命的行動屬違法行為，所以參與者必須在誓言書表明會承擔罪責。行動結束後，參與者應自行向執法部門自首，交執法部門決定是否對作出起訴。這也是保持此行動的政治感召力的重要部分。

六、時機

佔領中環是大「殺傷力」武器，絕不可以隨便使用，必須到了最後時刻，也是到了港人追求真普選的夢想徹底幻滅時才可使用。時機把握不好，一方面不能召集足夠的力量參與，另一方面對其他人也不能產生出足夠的政治震撼力。

七、事先張揚

其實這大「殺傷力」武器並不需要真的使用，只要對手知道這大「殺傷力」武器存在，已可能產生作用。故此，大「殺傷力」武器不是秘密武器，反而要事先張揚，這也是為何在事前要參與者簽訂誓言書。一旦收集過萬人包括多位意見領袖的誓言書，組織者已開始實質部署行動，那就已可能給對手產生強大的政治壓力。

八、目標

我們必須明白，行動的最終目標是要在香港實現真普選，因此無論行動是否已付緒實行，一旦對手表明願意回到談判桌討論落實真普選的具體措施，那就要結束行動。若對手沒有依從承諾，行動可再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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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蒙古时事评论: 蒙古国是如何从专制走向民主的

南蒙古时事评论: 蒙古国是如何从专制走向民主的: 蒙古今日的发展成就与其政治的顺利转型分不开。转型至今的20多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算的上是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株奇葩。加之蒙古每次政权更迭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以至于被许多专家奉为“民主发...



蒙古今日的发展成就与其政治的顺利转型分不开。转型至今的20多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算的上是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株奇葩。加之蒙古每次政权更迭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以至于被许多专家奉为“民主发展中一个堪称光辉胜利的典范”。

究竟什么原因让蒙古的转型以和平与稳定的面貌出现？当我们回顾历史之时，发现执政党响应人民的要求，主动放权，实现和解，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国家发生流血和动荡。

执政党响应人民的要求主动放权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苏联的变化让一个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国家，第一次有了自主变革的机会。笼罩在蒙古人头顶上那片北方的阴云开始解除，改革进程突飞猛进。

苏东变革的气息很快吹进了蒙古大草原。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所有人都只在电视上目睹，并没有亲身经历过。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反对派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并未领情，仍然对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这一个历史瞬间，自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正是由于理性代替暴力，对话的机会大增。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1990年3月，苏和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党的新领导班子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坚决深化改革”，将蒙古从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转入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响应人民清算历史的强烈呼声，下台后一直侨居苏联的泽登巴尔被开除党籍，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亦被剥夺。

1990年5月，蒙古修订宪法，删除“一党专政”条文，正式开放党禁。6月，人民革命党依法重新登记注册。令人意外的是，人民革命党在应对危机的特别大会结束后，居然吸纳了近7000新党员，此后党员数量不降反增。
　
1990年7月，蒙古国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揭晓：执政的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次获得压倒性胜利（422名代表席获357名）。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层皆为民望极高的学者、作家，对选战极为有利。而各新兴党派候选人大多初生牛犊，组织能力、基层布局、人脉威望皆有待提升，老百姓支持他们争民主，但对他们执政能力则持观望态度。此外，反对党缺乏同质政党的整合，力量分散，选战不利自是必然。

执政党与反对党联手制宪
在苏联庇护下独享了近70年权力的人民革命党在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缓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放弃了单独组阁的机会，吸纳了各党派联合力量组成第一届民选政府。

那段时间，任人民革命党中央部书记的巴特尔跟党内外反对派领袖们夜以继日沟通，为实现宪政而努力。“国家走到一个生死关头，一着不慎都可引起分裂动荡。”巴特尔回忆道。
1992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蒙古国，并更改国旗、国徽，实行多党制，实现了从专政制度向宪政民主的历史性转变。在奥其尔巴特领导下，蒙古制订出蒙古第四部宪法。

这部宪法明确宣布保障人权和自由，抛弃之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强调“民主主义政治”；此后总统由直选产生，呼拉尔席次缩至76席；同年更改国旗国徽国号，修改国歌歌词，一切皆为体现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式告别“苏蒙共产主义时代”。

1992年新宪法公布后的国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再度得胜，获76席中的71席。但这次人民革命党席位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占93.4%），并非民意的准确体现，因为26个复数选区全额连记法选制下，不易形成两党制，造成反对党过于分散，故人民革命党以56.9%的选票却赢得了93.4％的席位。

有趣的是，1993年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人民革命党提名图德夫作为候选人，卸任总统奥其尔巴特与需要一个有名望的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一拍即合：奥其尔巴特退出人民革命党，投奔社民党。结果，奥其尔巴特战胜图德夫，高票当选总统。蒙古人似乎一开始便掌握了权力制衡的道理。正如奥其尔巴特所说：“巩固民主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多元化，要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生活和人权关系的各个领域推行多元化。”“多元化是我们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特征。”

为使蒙古尽快形成稳定的政党生态，在时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反对党的催生下，1996年，蒙古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26个复数选区改为72个单一选区，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迫使反对党整合。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结盟组成的民主联盟战胜了人民革命党，实现了蒙古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整个国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历史的危机时刻。

蒙古人并不以理性宽容任而著称，然而在重大历史关头，无论是反对派还是人民党都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理性，实在是难能可贵。事实上，人民党权力传承到1980年代时，中高领导层几乎全为高知阶层，同时这些人又是蒙古知名的学者，与党内外年轻政治领袖之间有着师生之谊，彼此戒备心低，信任感强，加上双方对改革都采取积极的态度，因而交流沟通十分顺利。另外，人民党在大转折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即使在全国持续的抗议之时，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改革双方从一开始便没有走向极端化，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都是如何让一个国家尽快走向现代民主宪政之路，这一点跟俄罗斯、台湾的情况极为相似。因此，我们相信任何还有良知的人都会反省，都会看到历史的道路：还政于民实现和解是人间正道。只有像卡扎菲、巴沙尔这样的疯子才会为了一己一家一党之私利而拒绝对话屠杀人民，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间魔鬼，当变革转型的历史关头一旦到来，墙内的人无需为一己之权力恋战，从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只有宽容的政治转型，才能造就了某种宽容的政治和解氛围。

其次，从蒙古的转型中间，我们也能看到：所有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自中间向两端三条线同时启动同时推进的结果，绝不可能是某个阶层以自上或自下的单向度改革。要知道改革成功是全民共识全民参与的结果，因此大家纠结于到底是自上还是自下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不过是坐而论道的胡诌罢了。

Squatting

。

國際寮屋'符號

部分政治系列上
無政府主義

蹲包括佔用土地和/或一個廢棄或無人居住區的建設 -一般住宅- ^[ 1 ]，該寮屋不擁有，出租或以其他方式合法使用權限。

作者羅伯特·Neuwirth的建議，也有一十億寮屋全球範圍內，也就是說，大約每七人在這個星球上。^[ 2 ]然而，根據凱西亞·里夫，“蹲是從政策和學術爭論基本上不存在，也很少概念化，作為一個問題，作為一個症狀，或者作為一個社會或住房運動“。^[ 3 ]

有的蹲動作是政治，如無政府主義者，自治性，還是社會主義。

內容

  [ 隱藏 ] 

• 1 概述
• 2 非洲
• 3 亞洲
  • 3.1 印度
  • 3.2 馬來西亞
  • 3.3 菲律賓
  • 3.4 斯里蘭卡
  • 3.5 台灣
  • 3.6 泰國
• 4 歐洲
  • 4.1 丹麥
  • 4.2 法國
  • 4.3 德國
  • 4.4 希臘
  • 4.5 冰島
  • 4.6愛 爾蘭
  • 4.7 意大利
  • 4.8 摩爾多瓦
  • 4.9 荷蘭
  • 4.10 波蘭
  • 4.11 西班牙
    • 4.11.1 Chabolismo（棚戶區）
  • 4.12 瑞士
  • 4.13 土耳其
  • 4.14 英國
    • 4.14.1 英格蘭
    • 4.14.2 蘇格蘭
    • 4.14.3 威爾士
      • 4.14.3.1 小魔怪
• 5 北美
  • 5.1 墨西哥
  • 5.2 美國
  • 5.3 加拿大
• 6 南美
  • 6.1 巴西
• 7 大洋洲
  • 7.1 澳大利亞
    • 7.1.1 悉尼
    • 7.1.2 墨爾本
    • 7.1.3 布里斯班
• 8 社會中心
• 9 著名的和眾所周知的例子
• 10 知名木屋
• 11 城市建造家園
• 12 參見
• 13 參考資料
• 14 【延伸閱讀
• 15 外部鏈接

概述[ 編輯]

在世界上許多貧窮的國家，也有大量的貧民窟或棚戶區，通常建在大型的邊緣城市，並包括未建土地所有者的許可，自行建造的房屋幾乎全部。雖然這些定居點可能在時間，發展成為既合法，並不能區分正常的住宅區，便開始了為蹲以最少的基礎設施。因此，沒有污水處理系統，飲用水必須從供應商購買，或從附近的自來水進行，如果有電，則是從路過的電纜被盜。

必然蹲，這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也有“說法”或者說一個'回應'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在全球經濟衰退和增加的止贖房屋在2000年期間，蹲成了遠在西方較為普遍，發達國家。^[ 4 ]在某些情況 ​​下，需要為基礎和有政治動機的蹲齊頭並進。據凱西亞·里夫博士，誰在房屋的研究，“在不利的住房情況下，有限的房屋的機會，並期望受挫的背景下，寮屋有效地消除自己和藐視傳統的住房消費和土地使用權的權力關係渠道的規範，繞過該“規則”的福利條款。“ ^[ 3 ]事實上，陷入困境的公民生活在一個福利國家，能不能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資源採取行動掌握在自己手中，並蹲下。

荷蘭社會學家漢斯Pruijt分離類型的寮屋分為五個不同的類別：^[ 5 ]

1. 基於剝奪 - 即無家可歸的人蹲了住房需求
2. 另一種房屋策略 - 例如，人們毫無準備等待市政名單被安置採取直接行動（如在前款討論）
3. 創業 - 例如，人們打破樓宇服務於社會的需要廉價的酒吧，俱樂部等。
4. 保護性 - 即保留古蹟，因為當局已讓他們腐爛
5. 政治上 - 例如，活動下蹲建築物，抗議或進行社會服務中心

在許多國家，蹲本身就是一種犯罪 ; 在其他國家，它僅看作是內部衝突的業主和住戶。之間的物權法和國家歷來主張業主。然而，在許多情況下，擅自佔地有事實上的所有權，法律已經改變了合法化的地位。寮屋經常聲稱對他們憑藉職業都蹲下，而不是所有權的空間權利; 在這個意義上，蹲類似（和可能的必要條件）逆權管，通過它的持有者不動產無標題可能最終取得合法所有權的不動產。

無政府主義者 科林·沃德的意見：“蹲著的任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方式，我們都是從寮屋居民的後裔，這是因為真正的的皇后 [中對英國 ]與她176000英畝（710公里²），因為它是在英國住戶的54％誰是自住業主，他們是偷來的所有土地的最終接受者，為把我們的星球作為商品冒犯自然權利每一個可以想像的原則。“ ^[ 6 ]

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英國警方負責人蘇·威廉斯，例如，指出：“蹲是與反社會行為，並可能導致大量的麻煩和困擾當地居民。在某些情況 ​​下也可能會涉及犯罪活動。“ ^[ 7 ]

除了 ​​是住宅，有的蹲在被用作社會服務中心或主機給外賣店，海盜電台站或咖啡館。在講西班牙語的國家，寮屋收到好幾個名字，如okupas在西班牙，智利和阿根廷（從動詞ocupar意思是“佔領”），或paracaidistas在墨西哥（意為“跳傘”，因為他們“降落傘”自己在無人居住土地）。

非洲

http://en.wikipedia.org/wiki/Squatting

占房而居：城市“另类文化风景”

秦 山

    在柏林东区有一座颇为显眼的建筑。它的外墙涂鸦得花里胡哨，阳台上飘扬着彩旗，里面经常传出喧闹的音乐声。从外表看它似乎与周围朴素的公寓楼格格不入。可是到了傍晚，经常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进去。从装束上看他们有的像当地的白领，有的是外国游客，还有不少学生。这座名为齐洛纳戈拉的大楼其实是一座被擅自占用的建筑，里面“别有洞天”。来客只要花上几个小钱，就能享受到价廉味美的晚餐，有时还能赶上“电影之夜”或音乐会。近年来，擅自占房（squatting）正逐渐成为柏林这座现代化都市里的“另类文化点缀”。给废弃建筑带来新生

　　占房而居（squatting）指的是擅自占用无主的房屋。这一运动最早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并很快流传到其它欧洲城市。英国的城市中有许多闲置的房屋，有的是被主人遗弃，有的则是公共财产，因管理不当而无人使用。据“英格兰空屋机构”的最新统计数字，英国目前有784495所建筑无人居住。占房客（squatter）堂而皇之地住进这些建筑，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

　　在大多数情况下，占房而居都是违反当地法律的。但占房客往往自称无家可归者，要求政府帮他们妥善解决住房问题。如果打官司将他们强行驱逐，政府要承担不低的诉讼费用。上世纪70年代，英国一些市政当局为了阻止占房现象曾采用过极端做法：将空闲建筑的自来水管拆掉，或者在卫生间和下水道里灌上水泥，砸毁天花板和楼梯等。他们把这称为“给空屋除去内脏”。近年来政府对占房客越来越宽容，有时他们甚至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例如伦敦南部的旺沃兹就鼓励年轻艺术家住进“闲置空间”———尤其是一些在经济危机中人去屋空的店面，用艺术活动给城市带来创意与活力。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占房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荷兰法律对占房的规定稍微宽松一些：如果一座建筑12个月无人使用，房主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即将使用它，占房客就可以合法地将其占用。通常他们会给房主写封信，并请警察前来检查。检查的目的主要是确认占房客确实在这里居住，例如屋内必须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门上有锁等。有时这些临时房客还可以“转正”。例如鹿特丹的古建筑Poortgebouw1980年被一群占房客占用，两年后他们同意给市政厅交租金，一直住到了现在。

　　柏林墙倒塌之后，许多东德人逃离年久失修的建筑，为占房客提供了充足的“房源”。柏林东区几乎到处可见被占之房，有时整条街道都是占房客的天下。上世纪90年代，德国的占房开始合法化，现在柏林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占房客之都”。德语中占房一词是“Instandbesetzen”，它是“占领”与“翻新”两个词的组合，暗含着给废弃建筑带来新的生命力。

“亚文化的小据点儿”

　　占房运动从最初就带有无政府主义、朋克等亚文化的特点。各国的占房客也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希腊的占房客通常有一个荒废的花园，他们在里面种植有机蔬菜；意大利的朋克和摇滚乐队则喜欢到被占用的建筑进行演出；英国的被占房屋多为艺术家的乐土。澳大利亚的“午夜之星”曾是全球最著名的被占建筑。这里以前是个剧院，被占用后增加了音乐厅、咖啡馆、图书馆、免费网吧和一个食堂，成为亚文化的交流中心。2002年11月，抗议者以这里为大本营抗议世贸组织大会，澳大利亚警方随即将占房客驱逐并将这里关闭。

　　如果你想亲身领略占房文化，不妨去前文提到的柏林齐洛纳戈拉大楼感受一下。每周这里都会举办一次“人民厨房”活动，任何人只要花上2.5欧元，就可以享用包括素食咖喱、米饭、春卷和啤酒在内的晚餐。餐厅的墙上贴满了复印的报纸文章，内容大多是关于反资本主义游行、反全球化的。来客当中有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外国游客、朋客以及嬉皮士夫妇等。餐厅内整洁、安全，有种社区感。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背包客阿利克斯说：“我是慕名前来的，这儿就像一个城市神话，果然名不虚传。食物算不上精致，但是绝对可口。我在别处花过更多的钱，吃过糟糕得多的晚餐。”现在几乎每天晚上柏林都有8、9个“人民厨房”活动在举行，还有一个占房客网站专门发布这些信息。

“占领，以艺术的名义”

　　过去几年来，英国兴起了“艺术占房”———许多年轻的艺术家没钱租用工作室或画廊，索性到废弃建筑中边生活边创作。2008年初，一个名为“艺术空间·生活空间”的艺术家组织“接管”了布里斯托尔镇中心的一个警察局，它从2005起就空置在那里。艺术家们把它变成一个社区艺术中心，并更名为“岛”，当年的拘押室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画室。有趣的是，一位艺术家现在使用的牢房正是当年他因非法占屋罪名被关押过的那一间。

　　被评论家称作“柏林文化地标之一”的Tacheles大楼也是一座被占用的建筑。它的前身是个百货公司，1990年被一个自称Tacheles的东西德艺术家联合占领。Tacheles在意第绪语中是“有话直说”的意思。目前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艺术家，是一个有两家酒吧、一间餐馆、电影院、剧院以及上百个艺术家工作室的“大杂院儿”，每年有30万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有组织有纪律”

　　占房客们通常实行公社式的自我管理。Supamolly是柏林一家著名的夜店，经常举行各种派对和音乐会。其实这里也是一处被占房产。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第一批20名西柏林人来这里居住。当时这座建筑年久失修，政府表示如果占房客愿意对它进行装修就可以拥有它。现在里面有正式房客50人，包括老人和孩子。每个人都为Supamolly的日常运营贡献自己的力量。遇到涉及集体利益的重大事项，如建筑的取暖、音乐会的日程等，大家都要开会进行表决。如果有新住户想住进来，他必须填写一张申请表然后排队等候。

　　一位住户介绍说：“我们这里很注意营造社区感，还经常帮助穷人———如吉普塞人或旅行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到这儿听音乐会，我们非常骄傲！”

年轻人，去占领那些荒漠鬼城

温克坚

在上一篇楼市漫谈中，笔者提到那些长期无人居住的鬼城，合格处置人应该通过贱卖方式，盘活这些沉淀资产。不过很多朋友看了后，直截了当的回应是，贱卖也不行——因为事实上鬼城背后是僵尸地方政府主导的一些僵尸开发商，要找到合格处置人是异想天开。在当下，这是一个市场力量无法打破的死结。

市场力量无法打破，公共舆论如同对牛弹琴，社会力量的进场就是一个十分自然的选择。这时候我想到了我的朋友K博士曾经多次倡导的占房运动。K博士是正宗政治学博士，熟悉各种社会运动理论，对社会运动策略独有心得。通过和他的沟通，笔者认识到了社会演变和价值理念之间更加复杂的关系。K博士曾经撰文《占房运动的兴起》，主张那些深受住房不公正、城市非正义之苦的市民大众们通过占房来发出他们的主张。

占房运动发源于1960年代的英国，指的是擅自占用无主的房屋。在1960年代欧洲社会运动的背景下，这种形式很快流传到其它欧洲城市。占房者搬进城市中那些闲置的房屋，这些房屋有的是被主人遗弃，有的则是公共财产，因管理不当而无人使用。

这种占房运动并没有像听上去那么无序，占房者往往是那些离开父母的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他们发现闲置且无人管理的房产后，组织起来强住进去；然后与政府、开发商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成功，政府或开发商将与占房者签订协议，允许占房者临时居住在房子里；当政府或开发商需要收回房子时，需提前六个月通知占房者。

占房运动者打破常规，蔑视既有的社会规范，这些当然不是值得褒奖的品质。但是对一个结构固化，大量住房资源处于闲置和浪费状态的社会，这未尝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反抗机制。

（2013年9月25日晚，山东乳山，一些小区亮灯的楼屈指可数。东方IC供图。）

表面看来，占房运动破坏了产权原则，是对市场经济交易原则的践踏，不应该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倡导选项。然而在当下社会基本制度缺乏公平可言的环境下，底层民众长期缺乏平等的市场博弈机会，长期承受制度不公的后果，因此他们对现状的反抗，具有某种天然的道义合理性，当这种反抗针对像鬼城这样长期闲置的沉没资产的时候，占房运动的面孔就更加模糊了。

如何处置鬼城，还原鬼城生气，让这些闲置的海量的房子成为庇护天下寒士的住所？这可以是一个经济学的资源匹配问题，这也可以是一个政治学的资源分配问题，不同的视角都能提供有益的参考。而打破长期形成的僵局，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越轨博弈策略，越轨行为是对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不公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简单的价值评判，已经不足以反应和指引社会运转的真实逻辑。人们的认知都是高度情境依赖的，在这个意义上，占房运动可以成为相对被剥夺感严重的，抑郁的，绝望心态的城市下层的权益救济方式，然后他们的声音将通过这种行为进一步得到表达。

重要的是，正如欧洲部分城市的经验所昭示的，占房运动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和混乱，占房运动的最初参与者和组织者，未必是那些那些无家可归者，那些蜗居在地下室和城市地下井里的极端贫困群体，而是那些有一定教育背景，有一定社会资本的具有艺术和反抗气质的人群。他们厌烦了常态的社会生活方式，希望通过某些越轨行为，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感。他们有活力，有创造力，他们的存在可以给鬼城带来特别的生机，由此慢慢地吸引更多人群的参与，向社会传递他们的生存困境和他们的声音。

毫无疑问，高房价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高房价带来一连串社会后果。以众多蜗居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为例，高房价使得年轻人的生存空间十分逼仄，高房价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没有尊严和没有指望，这是非常可怕的社会现象。媒体曾经描述过80后心态的保守化。在压抑的社会状态下，年轻人的精神过早地衰退，这是让人十分悲哀的事情。在任何社会，年轻人不应该是社会规范的简单遵循者，而应该用他们的激情，冒险精神，不断的摩擦来扩展社会规范的边界，让公共生活变得更丰富和更有活力。少数具有冒险精神的群体，通过占房运动改变生活方式、获得社会理解，形成一定的示范效应，又将产生一定的社会压力，逼迫房地产市场格局调整。而这种社会参与方式，也有利于激活年轻人的精神生机，逆转死气沉沉的社会氛围。

某种意义上，本文主要目的是倡导通过社会力量的博弈来解决众多鬼城等经济现象，而占房运动只是这个框架下的一个选项。至于占房运动可能的推进模式，有心者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并根据本土化特点，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而总的来说，占房运动并不替代或颠覆市场和社会的基本规则，而是通过权利博弈，拓展既有规则的边界，激活社会活力的路径。另外，正如K博士在其文章里指出的：“占房是占用空置房屋的使用权，以自我赋权的方式实现房屋的使用功能，并非主张房屋的所有权，法律上不构成以侵占他人财产为目的的非法侵占，相反却促进着法律界和社会认识到私有财产不得违背公共利益的现代财产权原则，对于匡扶社会分配正义特别是住房公平有着重要的自发矫正作用。”

现实的看，基于严密的社会管控，占房运动不太可能堂而皇之地登场，但是随着鬼城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高的畸形场面继续下去，那种经过伪装和调整的占房运动，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出场，并成为化解鬼城的强大压力。这种看起来非常规的博弈方式，其实是社会演变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