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8日 星期六

邹容的《革命军》:震落皇冠的第一声惊雷


邹容(1885~1905) 插画/史昊鹏邹容(1885~1905) 插画/史昊鹏

由章炳麟著,邹容题字的《书》。该书也是1903年,苏报案中指认章炳麟发表反满言论的证据之一。(左上)  由章炳麟著,邹容题字的《书》。该书也是1903年,苏报案中指认章炳麟发表反满言论的证据之一。(左上)

  邹容的《革命军》:震落皇冠的第一声惊雷
  1912年3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嘉奖令称:“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民国今日奏功,实倚赖之。”
  本刊记者/马多思
  1903年7月1日,上海租界。一位身着西装、矮矮瘦瘦的男青年独自来到租界巡捕房,自称叫邹容,要求归案。
  因“苏报案”,邹容确实在租界警方的拘捕名单中。但是英巡捕见到眼前这个投案者像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没长开呢,以为是精神病患者,就喝令他走开。
  遭此羞辱,邹容愤怒了,说:“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兆尔不信,取《革命军》来,吾为之讲说之。”
  英国巡捕不敢再轻慢,核实后才相信,这个18岁的大男孩正是邹容——著名的反清革命小册子《革命军》的作者。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一开头就理直气壮地劝天下造反:“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这气势磅礴、振聋发聩的声音,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鲁迅在《坟·杂忆》中写道:“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做“卢梭第二”
  《辛丑条约》后的两年,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指出:“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感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世主中国。”因此,“革命”之名词遂“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
  革命同样影响到了当时一大批在日本留学的学生。
  1903年元旦,留日中国学生举行团拜会。当着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等人的面,留学生马君武、刘成禺等相继登台演说,历述清朝统治的罪恶历史,呼吁破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
  在团拜会演说现场的听众里,就有来日本不到一年的重庆留学生邹容。就是这个不起眼的17岁青年,一年后写出了名动天下的《革命军》。
  现在人们很难得知,邹容在思想上何时转向革命,但是1903年这股革命潮流很可能影响了邹容。据同时期抵日的鲁迅回忆:“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
  除功课外,邹容还研读西方启蒙主义经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还有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等。他对孟德斯鸠的有限政府理论和卢梭的主权在民论十分欣赏,把他们的学说视为“起死回生、返魄还魂之宝方”,摘录其精要,对照中国现状进行思考。
  邹容萌生了要当“卢梭第二人”的宏愿,“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他痛感国人大多尚未醒悟,于是开始赶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以唤醒国人,并坚信“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必将到来。这本书就是《革命军》。
  邹容因参与剪掉清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受到日本警方的通缉,被迫于1903年4月16日回到上海。他的行李中,就放着《革命军》初稿。
  到了上海,邹容立即投入蔡元培、章炳麟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活动和“拒俄运动”,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还与章炳麟、章士钊和张继等人拜为把兄弟。
  邹容将《革命军》初稿加以润色后,交给章士钊,向他请教。章士钊认为其“主义无可商,文字亦条畅足用”,为他题写了“革命军”的书名,没有做任何改动。
  邹容又将稿本给章炳麟看。章炳麟看后大为赞叹,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章炳麟提笔为《革命军》题写了序言。
  1903年6月,《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
  《革命军》约两万字,分为七章,其中以“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独立之大义”为全书重点。
  邹容“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把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规划了“中华共和国”的25条建国纲领。主要内容有:推翻清王朝,在中国永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制度建设上仿效美国,实行议会制度,各州县、省逐级选举议员,最后由各省总议员投票选举总统。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放认为,邹容的此共和国方案,前承《兴中会宣言》,后启《同盟会纲领》。它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邹容在《革命军》第二章《革命之原因》中详细论述了“革命必先排满”的道理,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奴隶,而汉人则是奴隶的奴隶。因此,他大声疾呼革命,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号召人们以华盛顿为榜样,高举卢梭等人宣传的自由、民主旗帜,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
  “天赋人权”是《革命军》另一个重要内容,主张全国男女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权利。
  “苏报案”
  6月9日,《苏报》主笔章士钊在该报《新书介绍》栏中,以《介绍革命军》为题,向读者推荐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为笔名,发表《读革命军》一文,盛赞此书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因《苏报》上连续刊登主张革命的文章,引起清政府的震怒。但是《苏报》位于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清政府无法到租界抓人,只能通过上海地方政府到租界去起诉《苏报》和章炳麟、邹容等人。
  6月16日,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官员俞明震到沪。他与苏报案诸多人均是熟人,其中,章士钊是他在南京陆师学堂任教时器重的学生,也是他儿子俞大纯的好友。因此,俞明震明里办案,暗里劝散,纵容革命党人逃散。   
  租界巡捕房也有意庇护,多次传唤被告而不捕人。当时巡捕房的中国通、英国人濮兰德说:“你们只是读书与批评,没有搞军火吗?如其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
  由于俞明震的庇护,掌理《苏报》笔政的章士钊安然无恙,而并非《苏报》人员的章炳麟和邹容却接连入狱。
  苏报案发后,章炳麟有意用自己和其他革命志士“相延入狱”来扩大影响,因此,得知自己在名列拘单中后,他并不躲避。巡捕到爱国学社指名查问时,他迎上前去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章炳麟还写书信让邹容也来自首。
  苏报案发后,邹容藏匿于虹口一外国传教士家中。据当时与邹容在一起的张继回忆:“太炎(章炳麟号太炎)被逮,余与威丹(邹容字威丹)居新闸新马路某里。太炎以书招威丹,威丹慷慨赴义,余亦不能留,且愿成兄弟之美。”
  章太炎后来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解释招邹容投案的原因:“《革命军》为威丹所著,仆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仆既入狱,非有威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而威丹亦以大义来赴。使威丹不为仆事,亦岂愿自入陷阱者?”
  章炳麟、邹容到案后,两江总督魏光焘曾致信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要求引渡,但遭到拒绝。
  7月15日和21日,法庭两次进行预审。章炳麟、邹容都对自己从事革命活动一事供认不讳,章承认《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其所写,邹容承认《革命军》是其所著。
  12月,苏报案在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开庭。
  代表章炳麟与邹容的分别是英国律师博易和琼司。在律师的点拨下,两人改变了策略,都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章太炎坚持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他写给康的私人信件,邹容承认自己是《革命军》的作者,但称该书的印刷、出版与自己无关。他还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些观点,“有了新的想法”,转而信奉社会主义了。
  12月9日,苏报案进行宣判,参与案件的中国法官当庭宣判:章邹二人罪大恶极,“谋危社稷”,本应凌迟处死,但“拟减定为永远监禁”。这遭到英国副领事的当庭抗议,表示此是中方的单方面判决,未与英方商议。除非将章、邹二人的刑期减为三年,否则判决不能通过。
  经过半年的协商,租界当局与清政府终于达成了妥协,以“言语纰谬”之罪判处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晚清历史上的这起惊天大案最终草草了结。
  但邹容没有等到刑满出狱的那一天。监狱伙食差,他们还被迫做苦工,遭到狱警打骂。1905年4月3日,邹容病死于狱中,年仅20岁。死后,没有亲属收尸,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遗体,安葬于上海华泾乡野自家坟地中。 因苏报案,《革命军》大名不胫而走。上海大同书局印行的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各地纷纷以各种名目翻印《革命军》,并将之翻译成多国文字。
  据统计,《革命军》一共翻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一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的第一位。武昌起义前,武昌的革命士兵中几乎是人手一册《革命军》。
  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嘉奖令称:“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民国今日奏功,实倚赖之。”  ★
  (本文写作参考了朱庆葆、牛力著《邹容陈天华评注》、王敏著《苏报案中革命党人众生相、》王凯著《晚清最后的文字狱:苏报案纪实》等书。)
  革命军(1903年)(节选)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中,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似游牧腥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无性也。吾幸吾夫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主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旌,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寻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建立近代民主政体是其目标
  邹容的目标是通过政治革命的形式,推翻清政府的专制,建立一个文明的近代民主政体,以保障国民的天赋权利。
  邹容虽然年轻,但其思想水平已远超出当时一些较多着眼于种族问题的革命家。通观他的思想认识,可以看到他对于排满的论述并不是以排满、仇满为最终目的,而是服务于他政治革命的目的。首先,在清末,满清政府已经成为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的巨大障碍,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邹容认为,排满与反帝之间实际上存在前后的因果关系。他认为“欲御外侮”,必先“清内患”,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激生而出的政治要求。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邹容的排满主张与民主革命紧密相连的。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