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人经历过。
历史舞台呼唤新的英雄。于是，28岁的卓力格应声出场。
卓力格，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外祖父是俄罗斯地理学家，死于乔巴山时代的大清洗。1988年卓力格建立名为“新一代”的持不同政见地下青年团体，传播改革和民主思想。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的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宣称该组织有成员4万人，支持者10万人。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卓力格们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名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其指导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似未领情，仍然做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的报告。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
这个被抓拍下来的历史瞬间，从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今天，乌兰巴托中央邮局门口的街中心，立着一尊卓力格的铜像，他被誉为“蒙古民主之父”。
人民革命党在大时代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但全国持续的抗议，让人民革命党倍感压力，内部分化也日益严重。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
1990年3月，苏赫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贡布扎布·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党的新领导班子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坚决深化改革”，将蒙古从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转入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响应人民清算历史的强烈呼声，下台后一直侨居苏联的泽登巴尔被开除党籍，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亦被剥夺。
1990年5月，蒙古修订宪法，删除“一党专政”条文，正式开放党禁。6月，人民革命党依法重新登记注册。令人意外的是，人民革命党在应对危机的特别大会结束后，居然吸纳了近7000名新党员，此后党员数量不降反增。
1990年7月，蒙古国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揭晓：执政的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次获得压倒性胜利（422名代表席获357名）。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层皆为民望极高的学者、作家，对选战极为有利。而各新兴党派候选人大多为初生牛犊，组织能力、基层布局、人脉威望皆有待提升，老百姓支持他们争民主，但对他们的执政能力则持观望态度。此外，反对党缺乏同质政党的整合，力量分散，选战不利自是必然。
9月，由大呼拉尔选出人民革命党籍的总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
人民革命党和它的国家一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历史的危机时刻。
伟大的妥协
在苏联庇护下独享了近70年权力的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7月的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缓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放弃了单独组阁的机会，吸纳了各党派联合力量组成第一届民选政府。
事实上，人民革命党权力传承到1980年代时，中高领导层几乎全为高知阶层，往往又是蒙古知名的各力量学者，与党内外年轻政治领袖之间有师生之谊，彼此戒备心低，信任感强，对改革进程有着极其微妙的正面影响。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笼罩在蒙古人头顶上那片北方的阴云完全解除，改革进程突飞猛进。
两个月后，在奥其尔巴特领导下，制定出蒙古第四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宣布保障人权和自由，抛弃之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强调“民主主义政治”；此后总统由直选产生，呼拉尔席次缩至76席；同年更改国旗国徽国号，修改国歌歌词，一切皆为体现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式告别“苏蒙共产主义时代”。
那段时间，任人民革命党中央部书记的巴特尔跟党内外反对派领袖们夜以继日沟通，“经常我们开完会，天都快亮了。”当时党的总书记已由哲学家达世·江东继任，以他为首的核心层每天都在思索党和国家的前途。
“国家走到一个生死关头，一着不慎都可引起分裂动荡。”巴特尔回忆道。
1992年新宪法公布后的国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再度得胜，获76席中的71席。
但这次人民革命党席位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占93.4%），并非民意的准确体现，因为26个复数选区全额连记法选制下，不易形成两党制，造成反对党过于分散，故人民革命党以56.9%的选票却赢得了93.4％的席位。
有趣的是，1993年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人民革命党提名图德夫作为候选人，卸任总统奥其尔巴特与需要一个有名望的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一拍即合：奥其尔巴特退出人民革命党，投奔社民党。结果，奥其尔巴特战胜图德夫，高票当选总统。
议会选举让人民革命党胜，总统选举让民主党胜，“我们蒙古百姓似乎很懂得制衡的道理”，巴特尔笑着说。这样的情况，此后屡见不鲜。
异常顺利的政治转型，甚至造就了某种宽容的政治和解氛围：声名狼藉的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很快又被恢复党籍，而在广场危机时因表现不佳而辞职的前总书记巴图蒙赫，一度被留党察看，也很快被恢复名誉。
为使蒙古尽快形成稳定的政党生态，在时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反对党的催生下，1996年，蒙古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26个复数选区改为72个单一选区，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迫使反对党整合。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结盟组成的民主联盟战胜了人民革命党，实现了蒙古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蒙古大夫的休克疗法
比起政治转型，经济问题才是真正考验蒙古社会的最大难题。
作为一个经济体，蒙古不过是苏联这个大型组装厂的一个小车间，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世界罕见，而对苏贸易则占80%。
苏联1980年代末因自顾不暇开始减少对蒙各项援助，接着一夜之间解体，完全依赖苏联血管才能完成经济循环的蒙古，遭此重创，经济从1990年开始剧烈下行，到1993年方到谷底。
对外贸易，1993年比1989年下降了60%；对苏贸易，1991年比1989年下降了70%。遭遇打击最沉重的，无疑是其工业，自1990年，每年递减额20.77%，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其次是仰赖苏联物质供应体系的种植业，因机械、燃料、化肥等基本生产资料供给的中断，1995年，谷物的产量不足1989年的1/3。
而当年的“交钥匙工程”在苏联专家们走后，变成了“断奶工程”。早期进入蒙古的中国建设者们发现，蒙古人甚至分不清建筑物内各种管道的用途。乌兰巴托的男人们似乎还不适应如何去工作。中国施工队在建设，一大群蒙古人围观。
蒙古经济转型为人诟病最多的，还是暴风骤雨般的私有化方式。
1991年1月15日，蒙古国政府决定将60%的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几乎瘫痪，并且，蒙古不像苏联只是忘记市场经济好多年，而是压根就不曾有过，价格信号并未如期刺激生产，蒙古遂很快成为世界通货膨胀率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
蒙古需要私有化，但几乎没有人懂经济，尤其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于是Naidansurengiin Zholzharga这个关键先生及时出现了。
Zholzhargal是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不二人选：他父亲是蒙古前商务部长，母亲是前财政部长，哥哥是中央银行行长。Zholzhargal本人曾在匈牙利留学，但这段经历让他对计划经济彻底失望并对市场经济产生了兴趣。
1989年，供职于蒙古中央银行的Zholzhargal因为一个联合国项目的资助，得以在美国待了半年，并在那里有机会学习西方经济。
在Zholzhargal看来，蒙古国这个经济体毫无疑问是病了，病得很重，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治疗方案。于是，Zholzhargal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与几个哈佛大学毕业生朋友，在一间屋子里闭门造车地制定了蒙古私有化方案。
此时，这位年轻的“蒙古大夫”只有27岁。
Zholzhargal的方案最初形式被认为是采用了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采用的“投资权力证书”。这种证书将国有资产按1万图（蒙古的货币单位）面值分为1股，平均地向蒙古每个公民发放。投资权力证书的最初动机是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
1991年5月31日，蒙古国小呼拉尔通过《财产私有化法》，除铁路、航空、邮电、矿山工业等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外，对当时国有固定资产的44%通过向公民发放“投资产权证书”的途径私有化。
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是服务业和其他小企业的私有化，每人领到一张粉色的券，上面印有成吉思汗头像，可以竞购牲口、小商店和其他小企业；第二阶段，是确立私有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人们领到一张蓝色券，可以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
Zholzhargal坚持认为，缓慢变革会产生腐败，只有快速推进的“休克疗法”才能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从而实现私有化。但Zholzhargal没想到，“快”同样可以导致腐败，而且能快得使普通民众更无还手之力。
在蒙古，善于经营管理、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群体不存在，强大的市场、法律约束机制和廉正高效的政府同样不存在。由于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健全的法律体系，权力证书持有者实际无法约束和监督企业，企业管理阶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企业唯一的主人。
更糟的是，大部分民间百姓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甚至对他们解释都无从解释，不但牧民们丢弃股票的现象非常普遍，就连北方某省一位金矿领导及现在蒙古BTV总经理这样的人物，也因为不知道股票该干什么用而把手上的证书弄丢了。
丢弃股票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没有成熟的证券市场进行流通，股票一开始几乎一文不值。直到1994、1995年间，股票才逐渐涨价，在一个破旧的自由市场门口开始有人站着收购。
畜牧业私有化同样因没有成熟合理公平的方案，导致原农牧业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及其亲属利用权势，将大量集体财产和牲畜占为己有，公平平均分配的设计方案最终流产。
根据1996年的推算，53.75%的牧户拥有的牲畜不足100头只，少数牧户则达到1万头只。
不过，蒙古灾难性的经济困境未酿成全面崩溃和社会动乱的惨剧，除了政治转型稳定外，另一原因是其传统畜牧业的支撑。尽管畜牧业私有化过程中，分配并不公平，但牧民的积极性依然被极大调动，1997年比1989年，牲畜总头数增长了近乎1/3，是蒙古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取得的奇迹，这个数字依然在飙升。
更幸运的是，仅有的两个邻居中，北方的邻居撒手不管时，南方的邻居及时找上门来，于蒙古正好形成一种互补：蒙古遍地丢弃无用的废铜烂铁，以及苏军撤退时留下的各种废旧物资，中国商人当作宝贝收购回来；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们源源不断输送到蒙古的各种时尚花哨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为蒙古人所急需。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苏联老大哥无力庇护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美、德、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近40个国家和组织对蒙古紧急援助，在1990-1995年阶段，国际社会对蒙古实际援助累计达9.2亿美元。最高年份援助一度高达蒙古GDP的10%。这些援助对蒙古迅速走出经济低谷起了决定作用。
贫穷但幸福着
经历过社会转型初期剧烈的经济震荡后，蒙古经济自1993年就开始恢复性地缓慢增长，有段时间搭上矿产品价格上涨的便车，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中国。尽管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挫蒙古，但其人均GDP早已从1989年时的人均600美元上升到今天的1600美元，与中国已相差不远。
今天，蒙古精英普遍认为，蒙古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贪腐低效和全社会的依赖症。
尽管蒙古今天的基尼系数还远低于中国，但蒙古国的贫富分化以一种特殊的直观情形让人触目惊心：2000年后，乌兰巴托市睡在下水道、涵洞里无家可归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乌兰巴托寒冷的冬季，贴近下水道里的供暖管道能让他们渡过严寒。
下水道越聚越多的人群成为一个著名景观，甚至成就了一些国际摄影师的江湖地位：英国摄影师James W. Hill的作品《爱与和平（Ouynaa And Tsetsegee）》获得尼康2002-2003年度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而美国独立摄影师Paula Bronstein的镜头中，下水道居民中出现了18个月大的婴儿。
下水道居民的后备大军似乎还在不断增加：失去工作也不愿找工作的酒鬼、游牧到首都附近干脆扎个帐篷住下不走的牧民、被亲人抛弃的流浪儿。1990年代中期的转型中，蒙古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的不对等逐渐扩大，这导致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现象，以及失业和贫困。
据蒙古政府公布的数字，全国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根据世行的标准，蒙古则有70%的人仍在贫困线下。不过，在此线下生活的不少蒙古人不但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甚至幸福、自信溢于言表：“有酒喝有肉吃我怎么算是穷人？”
贫穷的原因有多种，但在蒙古，懒惰恐怕是重要因素。
懒惰不只是蒙古人留给外国投资者最深刻的印象，在其国内，从前总统奥其尔巴特到议员、学者，几乎所有被《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到的蒙古精英知识分子都提到：蒙古人应该更加勤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