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日 星期日

从资本家到维权义士 ——朱承志的“人民自救”之路

  (瑞典)茉莉

1989年6月,李旺阳和我先后在湖南邵阳市以“反革命”罪入狱。面对巨大的六四悲剧,朱承志,一位邵阳企业的职工,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想法。他去云南千辛万苦地创业,终于开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锰矿。

在六四过去二十几年,很多人已经忘记那场惨烈的悲剧之时,朱承志回到他的邵阳老乡李旺阳身旁,帮助照顾这位陷狱21年、身已致残的民主义士。在李旺阳“被自杀”之后,朱承志赶至现场,立即发出李旺阳离奇死亡的图片和视频。而后,因为拒绝签署“不关注李旺阳事件保证书”,朱承志几次被当局违法监禁、被限制人身自由。
                             1朱承志(右)关照病残的李旺阳(左)


就社会价值而言,人和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他人。朱承志的经历令我这位老乡沉思:振奋人心的理想主义早已销声匿迹,中国社会充斥着精致而又狭隘的利己主义者,为什么朱承志却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人权关注,扛起历史的重负?

            ◎ 只因为他热爱活生生的个体

如果不是陷入矿产经济纠纷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如果不是通过网络,了解到很多社会底层者的冤屈,朱承志可能至今还在做他的矿业。但是,当他遭遇了官商勾结、被枉法裁判的沉重打击,他的“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他对于社会的认识却异乎寻常地深刻起来。朱承志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中国千千万万人权被侵犯者中的一员,如果整个社会制度不发生改变,经济实业也无法拯救国家和人民。

认识到社会的阴暗与不义,注视现实那斑斑污点和暗疮,在朱承志眼里,正义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体现在一个个活生生个人的命运之中。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机制已经丧失,到处充斥着没有底线的社会道德崩溃现象,那么,一个热爱活生生个体的人,还能做什么呢?朱承志的答案是:“人民自救。”

于是中国维权运动中出现了一位颇为奇特的邵阳人,他被网友描绘为“慈眉善目、语气温和、清瘦而执着的小个子,下巴留有一缕飘逸的长胡子”。笔者在电话里,也曾聆听过这位老乡慢条斯理的邵阳乡音。

这位仙风道骨的邵阳人,于2009年响应“民间救助――让天安门广场不再有冻死的人”的倡议,捐款一万元给饱受饥寒的北京流民。他住着廉价的小旅馆,用相机记录访民抗议示威活动,因而被刑事拘留;他坐火车硬座,头缠黄丝条,手提红灯笼,前去加入福建三网友关注团;他声援被审判的维权人士王荔蕻,前去监狱为王荔蕻送钱;……现在,他又为揭露李旺阳死亡真相,被邵阳国安几次拘禁,至今仍然处在被监视之中。

进入了维权的公共领域,朱承志成为一个具有坚定人格的利他主义者。对他人苦难的深切关怀,成为他行动的最大驱动力。他拒绝屈服于黑暗的现实,笑呵呵地参与充满活力的维权群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努力做个合格公民!”

            ◎ 反抗应该是所有人互助的行为

法国作家加缪在他的小说《鼠疫》中,以“鼠疫”象征人类遭受的各种灾难。曾经参加过反法西斯运动的加缪认为:面对鼠疫,任何人都不应该独善其身。与此相应,承担道义的反抗,也不应仅是个人的孤独行为,而应该是所有人团结互助的共同行动。

加缪所强调的“反抗的共同性”,在朱承志、王荔蕻等维权志士的经历中生动地展现。据王荔蕻回忆说,在马尾法院判处福建三网民徒刑时,前去围观的朱承志,“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古道热肠的他为出狱的李旺阳发起网上募捐,张罗为李旺阳治疗失聪的耳朵。艾晓明在其记录片里记载,为了营救王荔蕻,朱承志在庭审现场接受外媒采访,力证王荔蕻无罪。

2012年6月,因为关注李旺阳之死,朱承志被湖南公安以“扰乱社会治安”之名拘留,而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直到2013年2月才被释放回家过年。在长达七个月的被监禁时期里,朱承志的维权朋友们不屈不饶地为他呼吁。北京的王荔蕻每天都在网络中呼吁当局释放他。一位网名叫做“屠夫”的维权人士吴淦,与另一位维权人士刘喜珍前往邵阳,冲破阻扰,探望朱承志的妻子和李旺阳的妹妹。

                           2朱承志(左二)与访民们一起声援王荔蕻。

在一个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我们只有在真正的反抗者之间,才发现这种特殊的友爱之情。因为社会没有正义,人们的共同反抗就成为友爱的基本内容。这种友爱在哲学家阿伦特看来,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不是一般的怜悯,而是一种道德理想。以活生生的躯体投入现实的抗争,他们一起承受苦难,赋予彼此更多的使命。

“友谊只存在于好人之间”(西塞罗语)。在专制主义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在专制制度下人们变得冷漠无情之时,这种具有公共精神的友爱,像一盏盏灯火温暖人心。

            ◎ 八九一代已成为社会主流,然而

朱承志的经历令我想了很多。记得六四惨案过后,有不少教师和学生在悲愤之余,发誓要先去下海经商赚钱,有了经济基础再回来搞民主。今天的中国,当年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业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坚,然而,那场血腥的悲剧仍然没有昭雪的迹象。
与李旺阳、朱承志这些拒绝投降的侠客相比,曾经热血沸腾的八九一代,当年争取民主的激情似乎已消失。难道他们对六四惨剧已经心平气和、难道他们放弃了应负的责任了吗?我常常想起鲁迅冷峻的断语:“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利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

然而,单单把原因归于怯懦自私的国民性是片面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狂热的群众运动过后,都会有一段时期的冷却。中国人缺乏信仰,比较缺少高贵意识和精神性。出于“生存性智慧”,他们中很多人在抗争失败后,回到自己当年所憎恨的体制,并成为庞大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没有底线的权力资本腐败,造成人心贪婪,麻痹并锈蚀了当年纯洁勇敢的年轻人,使他们丧失了改变社会的动力和意志。

那么,这一切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按照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极权恐怖摧毁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的自由。它并不只是剥夺自由权利或废除真正的自由……它摧毁的是一切自由中一种重大的先决条件,即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没有空间就不能存在。因为丧失了自由的活动空间,大众成了“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他们变得孤独冷漠,只顾挣钱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于是,专制主义畅通无阻。

与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存在的普遍原理相比,中国的情况还有其特殊性。首先是权贵资本主义利用金钱,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进行了的收买。丧失理想的实用主义导致灵魂的污染。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一个国家的末期,政治机制的失效、统治者的专横暴虐与人民的腐化堕落是互为表里的。”

人民似乎看不到套在自己脖颈上的缳轭。中共当局在六四屠杀之后,选择了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替代品。经济的发展加上以“爱国”为名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八九一代很多人淡忘六四、丧失民主理想的又一原因。

            ◎ 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但坚持言说六四的李旺阳精神并没有死去。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是会有一些忠信之人不肯放弃理想。朱承志等人前赴后继地走向维权的公共领域,勇敢地为社会公义发出声音。在创造生命意义的同时,他们也创造了自己的幸福。

我注意到朱承志在被关押、被释放和被监视之间的精神状态。他总是哈哈大笑,宣称自己被囚禁后仍然“健康良好,心态也很平和”。这是一副高压压不垮的乐天精神。李旺阳、朱承志这两位邵阳老乡,他们可以被监禁或者被杀害,但他们不可能被征服。我因此想起法国作家蒙田的一句话:“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这是一种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幸福感。年初,我的一位海外女友在广东会见了朱承志、王荔蕻和艾晓明等维权人士。聚会过后,女友惊讶地对我说:这些人没有什么钱,又明明知道自己是被跟踪监视的,为什么他们在相聚饭醉时,却那样的开心和快乐?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坚守着一种希望,深信它是正义的、不可放弃的。这种理想与信念,促使了他们情感的升华。在对不义的反抗中,他们获得了自身的人格尊严。超越了一己的生存状态,在公共领域里与他人命运相连,这种有意义的生活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幸福感,并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自我。

朱承志总是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在“专制政体病菌”败坏了整个社会道德和精神状态之时,他以一种积极公民的态度承受着艰辛,尽力发出微弱而恒久的光芒。这种求真求善的态度会在现世有什么报答呢?亚里斯多德认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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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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