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1日 星期四

柏林牆倒塌之前的最後日子——訪東德政治局常委沙博夫斯基




柏林牆倒塌之前的最後日子
——訪東德政治局常委沙博夫斯基
【紀元2月16日訊】2月7日發行的這期《新紀元週刊》以專訪東德政治局常委沙博夫斯基作為封面故事,介紹了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之前最後日子的情況。沙博夫斯基被稱為是打開柏林牆的人。他說當時誰都不認為東德共產黨會垮臺。他自己曾經是堅定的共產黨員。被開除出黨後,又重新去研究馬克思的理論,了解其他哲學家的思想體系,因此從一種簡單的馬克思理論中解放出來。他把脫離東德共產黨的過程稱為心靈的解放。 他認為,「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在政治上已經徹底失敗了。」
俄羅斯第一任總統葉利欽近日也對媒體揭開了前蘇共解體的謎底。他表示,前蘇聯解體的原因很簡單:「那是必須要發生的歷史安排」,「它的解體已經被天定了。」
  
「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是五十年代中共的口號。《新紀元》該期封面故事文章指出,中共離那個日子並不遙遠。全文轉載如下:

(視頻:柏林墻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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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牆倒塌之前的最後日子 
訪東德政治局常委沙博夫斯基
作者:周蕾 
柏林的冬天黑得早。下午三點,商店中的聖誕彩燈就已經照亮了柏林紅色市政廳周圍的街區。原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為了展示社會主義優越性而建 的柏林電視臺,依然聳立在市政廳旁的亞歷山大廣場上。不遠之處,只有孤單地矗立在一個小廣場上的共產主義始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還能讓人想起來17年 前這裏曾經是共產主義東德的政治中心。
前東德的「人民大會堂」共和國宮正在拆除,這個曾經作為東德政治焦點的建築物,已成昨日黃花。遠處是東柏林電視塔。(新紀元圖片)
馬恩雕像背後,相當於中國人民大會堂的「共和國宮」,已經被拆得只剩下了一副骨架。曾經在這座原本貼滿了金色玻璃磚的建築中風光一時的前東德共產黨領導人,如今大多僅留下一個只有在回顧冷戰歷史時才被人提起的罵名。
12月中旬一天下午,隨著一陣腳步聲,兩個人推開了柏林紀念受共黨迫害者圖書館的大門。沙博夫斯基與前東德異議作家浮士特應邀如約而至。這兩 個人,一個是前東德社會黨(東德共產黨的稱謂)的政治局常委,德共最後時刻的第二號人物,另一個是備受共黨迫害的東德異議作家。本是水火不容的兩人,後來 一笑泯滅了恩仇,居然成為無話不談的老朋友。
  
與文質彬彬、態度溫和的浮士特相比,沙博夫斯基身材高大,和氣中的決斷洩露出他曾經大權在握的過去。
《新紀元》周刊副總編輯周蕾在柏林採訪沙博夫斯基。(新紀元)
64鎮壓後訪問中國 
  
談話是從中國開始的。1989年6月4日,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大屠殺」事件。鎮壓發生不久,兼任柏林市委第一書記的沙博夫斯基接受北京市的邀請前往中國訪問。
  
「昂納克同意這次出訪」,沙博夫斯基受託去了解中國政府的態度。當時的情景他還 記憶猶新:「江澤民,是那個從上海來的那個人,對吧?他馬上就同意見面。他對我說,天安門事件是學生挑釁,政府無意讓局勢惡化。他通過暗示傳達給我們的資 訊是,他試圖和天安門事件拉開距離。他說政府是被形勢所迫,但他似乎無意特別強調政府的立場。」
  
沙博夫斯基回憶說:「江澤民談這件事的時候,態度還算開放,但有些尷尬。意思說,鎮壓不是中國政府的原則性立場。當然他解釋說,這都是由學生挑釁造成的。請我轉告昂納克。」
  
顯然,江澤民不願意背上這個「血債」。不過十多年後,他卻主導了對有上千萬追隨者的法輪功的鎮壓。「人性是脆弱的,在那樣的極權制度下,站在高位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時間長了,會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呢。」沙博夫斯基這樣作了總結。
沒人相信東德會垮臺
柏林牆(德語:Berliner Mauer)見證了德國的分裂與統一,經歷了冷戰的風雨洗禮。圖為柏林市區路面柏林圍牆的刻印文字。(法新社圖片/1999年10月28日)

  
1989年同樣也是東德最為動盪的一年。從1971年接任東德共產黨總書記開始到1989年,昂納克已經在東德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8個年頭。儘管當時的東德已經是債臺高築,不斷有人逃亡。但直到89年的6月,昂納克對東德「鐵打的江山」似乎依然信心十足。 
  
6月22日至23日,東德共產黨召開了昂納克上臺後的第54次中央委員會全會。當時,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將會是昂納克所主持的最後一次中 央委員會全。沙博夫斯基回憶到,在這次會議上,昂納克突然打斷了正在進行的針對政治局工作報告的討論,對萊比錫市申請於2004年主辦夏季奧運會而表示祝 賀,然後拿出了一份有關西柏林美軍RIAS電臺前一天寫的一篇評論的報告,大聲念起了評論的最後一段。 
  
「昂納克顯然是認為,東德至少還能存活到2004年」。 
  
念到這裏,昂納克和他的同僚們禁不住捧腹大笑,大家認為西方怎麼可能有這麼可笑的想法。 
  
事實上,在當時懷疑東德能繼續存在下去的人的確不多。無論是西德政府、美國還是蘇聯,都沒有想到世界巨變在即。由於美蘇兩國都擁有核武器,華 沙條約國和北約成員國之間都格外小心翼翼。聯邦德國是北約成員國,而東德是蘇聯勢力範圍之內的國家。任何促進德國統一的舉動都有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東德 政府也看到了西方國家內部的利益分歧。法國和英國都對兩德統一持非常懷疑的態度,也暗自擔心一旦統一之後,擁有8000萬人口的德國的勢力會成為歐洲最強 國。沙博夫斯基回憶說:「法國總統密特朗後期訪問東德的時候,他拍著當時的國務委員會秘書長克倫茨的肩膀說:『東德得繼續存在下去』。這些也讓我們以為, 儘管老百姓人心思變,但是我們還是能夠把東德繼續維持下去」。由於戈巴契夫開始時也不同意兩德統一,東德政府感到更加放心。
對自由的追求無法阻擋
1989年11月11日,西柏林民眾在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Square)附近試圖推倒柏林圍牆。(法新社圖片)

 
東德當時屬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狀況最好的一個。莫斯科曾經專門開了一家「東德商品百貨公司」,專賣東德產品。「蘇聯人買東德貨的感覺,很像東柏林人能到西柏林買東西的心情。」 
  
沙博夫斯基承認,東德其實是沾了西德的光。東西德一直有相當密切的經貿關係。 貨物交往使得東德不僅獲得了原料和半成品,同時也得到了消費品。「當時的聯邦德國為我們提供了高達8億馬克的無息貸款額度。這些都是捷克或波蘭等東歐國家所不具備的條件」。在西德的支撐下,昂納克等共產黨領袖們始終沉浸在與東歐小兄弟們相比要高出一頭的優越感當中。
「昂納剋期間實際上是債臺高築,東德的外債從他接任總書記時的2000 西德馬克上升到500個億。當時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除了花錢以外,一事無成。」,沙博夫斯基毫不掩飾地對昂納克的「業績」嗤之以鼻。
東德政府的高額外債引起了蘇聯的不安。勃列日涅夫批評昂納克沒有原則,欠西方的外債過高。莫斯科擔心東德的陷入了依賴西方的被動境地。然而, 東德老百姓不知道也感受不到政府虧空而帶來的危險。他們感受到的最多是東西德相比之間的巨大差距。「當時的問題是,東德人不是去和波蘭或捷克相比,他們是 和西德相比。每個家庭都能夠接收到西德的電視,東德人能看到電視節目,看到那些廣告。除此之外,很多人在西德都有親戚關係。
  
對東德人來說,衡量生活品質的標準不是波蘭或者蘇聯。東德人還不太看得上這些國家,因為當時這些國家把並不是很富有的東德看作是很不錯的 產品輸出國。東德人嚮往的是西德。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媒體效應,東德老百姓能看到東德物質的缺乏。這是東德人背離東德的一個原因。但是,這還不是最最 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老百姓對自由的需求度越來越高」,沙博夫斯基在談到89年東德大規模的逃亡潮時這樣說。

(視頻:柏林墻)
公開抗爭削弱黨的權力 
  
1989年夏天,自從5月2日匈牙利開放匈奧邊境之後,大批東德人以去匈牙利旅遊為名,取道奧地利逃往聯邦德國。東德的逃亡潮 不僅造成了勞動力流失,使得企業受到了影響,更重要的是讓東德政府在國際上名聲掃地。 「人們看到這些逃亡的景象都在想,東德邊境的保安措施這麼嚴密,每天卻能有十幾萬人逃離這個國家,這到底得是一個什麼政權」,沙博夫斯基說,當時最難堪的 莫過於天天看到這樣的鏡頭傳遍世界。電臺、電視臺對逃亡潮和東德民眾逐漸興起的抗爭的持續報導,對民眾運動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89年10月起,萊比錫的民眾開始走上街頭,每個星期一舉行定期示威抗議。抗議遊行的消息通過媒體傳播開來。人們把萊比錫的遊行當作了行為榜樣,紛紛效仿。
  
隨著東德民眾逃往人數的增加和參與示威抗議的城市的增多,東德政府高層的自信逐日下降。「老百姓就是用這種方式消弱了我們的權力」。
  
8月份昂納克在東德急劇動盪的時刻病倒。9月份,黨內以克倫茨、沙博夫斯基為首的一批高官策劃逼宮。「我們政治局裏的一些人試圖通過撤銷昂納 克的職務在黨內進行一場戈巴契夫式的改革。希望通過改革能夠挽救東德共產黨,挽救這個黨的影響。因為,當時的東德政權已經是一個千瘡百孔,非常遭人恨的政 權」 ,沙博夫斯基坦誠自己當時所做的一切決定是為了挽救自己的權力。
不學中共天安門鎮壓 
  
10月18日,昂納克被迫辭職,克倫茨接替了他的職位。改組後的東德共產黨領導層首先想到的自救辦法,是出臺一個新的出境管理規定,藉此挽救已經跌到谷底的東德政府的國際聲譽。
  
「當時最大的威脅是,如果不開放邊境,局勢就會變得很緊張。我們當時是新上臺的執政者,可以說是老的新執政者,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們的前任不 同。但是東德共產黨還是那個黨,軍隊領導也還是原來那批人。假如老百姓往邊界沖的話,軍隊有可能開槍。我們必須要避免出現這種情況。還有一個原因是:東德 當時沒有錢了,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決定表現我們是改革派。因為,西德政府希望看到東德政府由改革派掌權,他們並不想接受500萬東德難民,而是希望東德人留 在東德。我們幻想著,打開邊境,東德人留在東德」。
  
在此之前,克倫茨10月1日還被昂納克派往中國參加中國的國慶慶典。他回來後,西方報刊報導說他去中國了解 如何武裝鎮壓反抗力量。這個報導讓當時密謀推翻昂納克,希望以改革派面目出現的東德高官們如坐針氈。克倫茨和沙博夫斯基都是這個密謀小組的成員,「我們當 時都很清楚,昂納克必須下臺,我們需要西德的經濟資助。如果東德出現類似天安門的事件,西德政府決不會伸出一個手指來幫助一批血腥鎮壓異己的人,那東德就 徹底完蛋了」。
陰差陽錯的歷史角色 
打開邊境的人沙博夫斯基。(新紀元圖片)

  
11月9日,改組的東德政府首次就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召開新聞發佈會。這一天,沙博夫斯基和當時的總書記克倫茨在會上談好,由他來在新聞發佈會上宣布簡化東德公民出境辦法之後,就匆匆地把檔裝在包裏走了。到了新聞發佈會上,他開始宣讀中央決議:「……允許個人出境,不必說明任何理由……將在最短的時間內批准出境……可以通過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的所有邊境檢查站出境。」 
  
這時一個義大利記者提問說:「什麼時候開始執行?」沙博夫斯基想了一下說,「據我所知,立即執行」。就在這裏命運之手輕輕撥動了一下歷史的轉盤(車輪),沙博夫斯基陰差陽錯地出了一個並不應該由他負責的失誤。 
  
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他說: 「我們是想宣布旅行自由並允許東德人出境,徹底離開東德。但是,還有幾個具體執行辦法。其中一個就是,計畫讓電臺清晨四點播放這個規定。四點之前通知所有的邊警。」 不過,偏偏是有人忘了把這個重要的細節通知要去見國際記者的沙博夫斯基,「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克倫茨當時是不是知道,我們之間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聯繫了。我還以為一切都安排好了」。 
  
記者們把沙博夫斯基說的「立即執行」理解為立即開放邊防檢查站的信號,紛紛打電話搶發這個消息。 
  
「結果沒想到晚上7點時,邊警還什麼都不知道。記者招待會之後沒多久,成百上千的人湧到了柏林牆的邊上,要求通過邊防檢查站。上千人在牆邊上 喊:『把邊境打開。沙博夫斯基說邊境開了。』邊警不知所措,覺得也不可能是上千人都在撒謊。而且,那幾天情況很亂,經常有一些命令下來後,底下的人不知 道,或者是負責的部門也不知道」。在群眾的壓力下,一些邊警自己作出了決定,就打開了邊境」。柏林牆就這樣在東柏林居民平和而快樂的氣氛下,徹底打開了。
曾經是堅定的共產黨 
  
今年78歲的沙博夫斯基1929年1月4日出生於北德一個工人家庭。二戰時沙博夫斯基和其他被撤離的孩子一起被送進了兒童營 地。戰爭後期,納粹把兒童營地改編為軍訓營地,希望把少年兒童訓練為納粹的最後一批抵抗力量。沙博夫斯基還算幸運,在他還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送上戰場的時 候,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45年結束了。16歲的沙博夫斯基回到了柏林就讀中學。兩年後,剛畢業的沙博夫斯基他得到了一個在屬於蘇占區的東柏林一家工會報 社實習的機會。
  
「出版社裏的編輯大部分都是曾經被納粹關在集中營裏的共產黨人,還有一些社會主義者。年輕人當時都在尋找德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場戰爭災 難這個問題的答案。這些編輯們給我們的回答是,納粹和戰爭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年輕的沙博夫斯基很容易地接受了這個解釋。在這裏他「形成了社會主義、共產 主義的世界觀」。
  
1952年之後,沙博夫斯基以他的文筆正式進入工會「論壇」報編輯部,同年加入了東德共產黨,全稱「德國統一社會黨」(SED)。「我通過寫作傳播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而這份工作反過來又加強了我當時的共產主義思想。這條道路就從這裏開始了」。
  
沙博夫斯基坐在圖書館擺滿書的書架前,回憶著他的一生。一眼望去,書架上的書,無一不是東德時代的禁書。紀念受共黨迫害者圖書館是東德政府倒臺之後,異議作家開辦的一家專門收藏所有在東德時代的禁書的圖書館。
  
「我曾經是堅定的共產黨員」,他說。
  
年輕活躍的沙博夫斯基深得上司的賞識, 24歲那年便當上了「論壇」報副總編。1967年被送往莫斯科黨校鍍金。回到東德後,一躍成為SED黨報「新德意志報」的副主編。10年之後他穩穩地坐上了「新德意志報」總編的寶座,掌管著東德共產黨的喉舌。
  
1981年,沙博夫斯基成為東德中央委員會成員。1984年,跨入了東德共產黨的政治核心,成為政治局委員,負責宣傳,後兼任東德首都東柏林 的黨委第一書記。就這樣,沙博夫斯基靠著他的口才和精明的頭腦,青雲直上地坐到了東西兩大陣營冷戰前沿的紅色堡壘之上,直到柏林牆的倒塌把冷戰的鐵幕撕開 了一條大大的口子。而沙博夫斯基的名字也由於一個陰差陽錯的歷史性事件和柏林牆的倒塌永久的聯繫在了一起。
告別烏托邦
1987年6月12日,前美國總統里根訪問西柏林時,在布蘭登堡門的柏林圍牆前發表演說:「戈巴契夫先生,請推倒這堵牆!」

  
如今沙博夫斯基提起這段歷史時的語調格外輕鬆,他把脫離東德共產黨的過程稱為心靈的解放,「現在我的觀念完全改變了。不是出於 直覺判斷,不是因為什麼偶然事件,也不是因為這個黨開除了我,我對它產生了什麼報復心理,而是因為我被開除後,我又重新去研究馬克思的理論,和我們所謂的 科學基礎,在這個過程中我了解了其他的哲學家,了解了其他思想體系。這對我來說,是一種解放,把我的思想從一種簡單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解放了出來。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被開除出黨這件事對我幫助很大,讓我從這個極端狹隘的世界觀中徹底解放了出來」。 
  
沙博夫斯基被人稱為「打開邊境的人」。那麼這麼多年過去,他又怎麼看待自己當時無意中扮演的這個角色? 
  
這顯然是一個多年以來沙博夫斯基一直非常不願引起別人誤會的話題。他謹慎而肯定地說:「我把自己看作是歷史的工具」。為了表示他的誠意,他補充說:「我當時是一個衰敗的政權的代表。我不會盲目地認為我扮演了一個什麼特殊的角色。當時的特殊情況促使我宣布了這個規定。我不過是歷史在那個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採用的一個工具,因為這個事情不可能由別人來做,只能是由高層的人來做」。
擺脫共產黨的精神束縛
柏林仍保留有一小段圍牆的遺跡以作為紀念和歷史見證,吸引不少遊客前來參觀。(法新社圖片/2006年8月23日)

  
柏林牆的倒塌使得東西德的統一成為了指日可待的事實。1990年1月,沙博夫斯基被開除出黨。「當時我很痛苦。被開除出黨時的 心理感受就好像是被判死刑一樣。僅過了幾年之後,我倒是覺得真該給這個黨寫一封感謝信,感謝它把我開除出黨。如果我不是被開除,我內心可能還會對這個黨多 多少少存有依戀之情」。 
  
1990年,他出版了「倒臺」一書,記錄了東德共產黨倒臺的過程。1994年,這個一生中寫了無數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把他對共產黨的反思寫進了新書「告別烏托邦」。馬克思主義對於他來說已經無非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 
  
「馬克思主義宣稱是一個改變世界的藥方。這永遠也不可能是科學的。我們不可能預見世界將如何發展。它和科學沒有關係。」 
  
這段反思的經歷成為了他人生經歷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90年代初沙博夫斯基接受了曾被東德政府關押過的異議作家浮士特的邀請,參加了一系列「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的對話。「沙博夫斯基不迴避別人向他提出的尖銳問題。能感覺得出來,他在努力與對方溝通」。正是這種在共產黨的官員身上並非常見的特點引起了浮士特的注意。直到今天他們二人有時還會接到學校,甚至是警署的邀請,同台反思曾經作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經歷。 
  
反思是自我精神解放和民族和解的良藥。然而,歷史是公平的,它既給人無數的機會讓人從反思中自省,也會讓人去承擔自己所應該承擔的那份罪責。1997年,德國起訴東德共產黨最高領導層成員,指責他們對東德軍警殺害翻越柏林牆者負有責任。沙博夫斯基作為前東德共產黨領袖之一,被判三年監禁。
共產黨人應徹底反省
柏林牆的東側戒備森嚴,高聳的瞭望塔,暗藏的碉堡,探照燈、鐵柵欄,電網,警犬,地雷帶遍佈,逃亡者一旦接近這個地帶,將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遭到槍擊。圖為布蘭登堡門附近的柏林圍牆。(法新社圖片/攝於1973年7月)

  
起初,他並不認為他應該為此負責。「我沒有直接參與過相關的決定。有關邊境安全系統的最後一個決定是1974年做的。那時我還沒到政治局。」 
  
但是在法庭審判時他見到被殺的年輕人的父母,改變了他的想法。「我告訴我的律師,我覺得鑽法律的空子開脫我自己的罪責是很不合理。不管怎麼 說,我是東德共產黨領導人,是政治局成員。不管這個決定是什麼時候做的,我得對此負責。所以,我只能向受害者道歉。我說,東德邊境安全系統殺死的不是犯罪份子, 而是些只想離開這個國家的無辜的人。任何一個自由國家的人都可以自由地離開自己的國家,只要他們不是被通緝的罪犯。而如果一個體制需要在邊境用這種方式打 死、打傷逃亡者,那麼它就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可以對它說再見了。所以,我向受害者道了歉,但是不知道他們能否接受我的道歉。他們如果不接受,我也能 理解」。 
  
9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入獄,很多市民觀察了他在受審期間的表現,看到了他反思過寫下的言論之後,向柏林市長提出要求提前釋放沙博夫斯基的特赦申請。2000年10月2日,在經過十個月的監禁後沙博夫斯基卸下了良心的包袱,獲得了自由。 
  
前東德共產黨人中曾有人大罵沙博夫斯基是叛徒。回首過去,沙博夫斯基說他如今對此只是笑笑而已。「每個誠實的人都能夠明白,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在政治上已經徹底失敗了,東德共產黨的手上還沾著在邊境被打死的年輕逃亡者的血。這個黨的領導者應該徹底地反省自己」。 
  
老人邊說邊興致勃勃地往嘴裏送著聖誕薑餅,東德的那段歷史對他來說已是一道已跨過的陰影,正如他已經跨越了自己一樣。如今沙博夫斯基沒有了汽車、沒有了自己的司機,並且與太太搬到了西柏林一個不大的公寓裏,過著平凡的日子,但贏得的則是良心的解脫和周圍人的敬意。 ◇ http://www.epochtimes.com/b5/7/2/16/n1624860.htm

2013年1月30日 星期三

推倒这堵墙


成本

建设戒备森严的柏林墙和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和维护对东德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东德在1961到1964年在边境建设和维护上花费了400万马克

[编辑]边防军队

根据1989年史塔西的统计东德边防军共有11500名士兵,500名文职人员。边防军的7个团驻扎在柏林的Karlshorst。另外有两个边防军预备团,位于Rahnsdorf的GAR-39团和位于Oranienburg的GAR-40团。
每个边防军的下属五个,分为先遣、通讯、交通、榴弹发射器炮兵组。在过境检查站有时也会配备侦查小组、火焰喷射器、军犬小组和水面小组。边防中心共有567辆装甲运兵车、48个大型榴弹发射器、48座反坦克炮、156辆装甲车、2295辆其他车辆以及992只猎犬
在被称为“加强边境安全”的某些日子,边境部署的边防军会增加至2300人。例如1988年由于示威和天气恶劣,有80天边境守卫的人数高达2500人。

[编辑]水上边界

西柏林城市外围有若干可航行水道,西柏林市政厅在边界处放置了一串白色浮标并注有“地区边界”字样。西柏林的游船必须小心保持在西柏林一侧,在东侧则有东德边防军的巡逻艇巡逻。
东柏林河岸上通常修建有工事,在部分河道和湖岸两边会修建围墙,例如哈弗尔河、Glienicker湖和Griebnitzsee湖等。东德居民不能到达这些水域的东德一侧。在施普雷河的某些地段,水下安置了栅栏以阻挡潜水越境者。
市区内的水上界限并未标注明确,柏林墙在这些地方被河道隔断,水面情况被边防军监视。有时一些西柏林的船只和游泳者误入边界时东德边防军会开枪射击,并造成过一些伤亡。

[编辑]穿越

[编辑]正式手续过境

柏林过境签章
西柏林S-Bahn城市铁路穿过柏林墙
1990年一对夫妇经过东德牺牲者的纪念牌前
柏林墙共有25个检查站:13个公路、4个铁路、8个水道检查站,允许西柏林人、西德人、西方游客和盟军人员进入东柏林,也允许持有效证明的东德居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居民进入西柏林。对于西柏林过境交通,只有两个检查站可供通过。
东德对过境检查非常严格。国家安全局六处出入境控制单位直接管辖检查站,他们身着边防军制服参与管理和监察,同时监视边防军和海关人员是否违规。
不同的检查站按允许通过的人员类型划分。普拉伯检查站(Checkpoint Bravo)和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是盟军占领军开设的检查站,但仅为外交人员和外国公民使用。
西德居民和西方国家的游客可以访问东德,通常需要提前几周向东德使馆进行申请。访问东柏林的当日签证无需提前申请,只需在过境时办理简单的手续,西方游客需支付5西德马克的签证费用,而西柏林居民则是免费的。然而东德政府可以毫无理由地拒绝任何入境申请。在20世纪80年代,西柏林游客必须以1:1的极低比率兑换至少25西德马克东德马克,并且必须在东柏林境内花完。

[编辑]逃亡

柏林墙建立后,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其中死亡人数存在一定争议。查理检查站博物馆负责人希尔德布兰特称死亡人数多于200人[22][23]波茨坦的当代历史研究中心(ZZF)已确认136起死亡[24] ,先前的官方统计为96起。
东德政府向边防守卫下达了《开枪射击令》(Schießbefehl),虽然随后东德官员否认这一命令的存在。研究者发现在一封1973年10月的命令中,守卫被告知尝试穿越围墙的人为罪犯,并且需要开枪射击:“使用你的武器时不要犹豫,即使违反边境禁令的是一队妇女和儿童,这是叛徒们常用的策略。”[25]
早期围墙尚未修建时,人们通常通过跳过铁丝网和从公寓窗口跳下来穿过边境,然而在柏林墙修建后这种方式几乎绝迹。东德当局不允许靠近边界的公寓继续正常使用,并且用砖封住了边境附近建筑物的所有窗口。在得知柏林墙修建消息的第三天,19岁的国家人民军士兵康拉德·舒曼便跳跃过了当时低矮的铁丝网边境,进入西柏林。这一瞬间被西方媒体记者抓拍到,此事也成为了冷战期间西方用来广为宣传的样本。他也是第一个越境的边境守卫[26]。艾达·西格曼为第一个因穿越围墙而丧生的人,她在1961年8月22日从柏尔诺街48号的三层公寓跳下后身亡。第一个因穿越边界而被射杀的人是Günter Litfin,他在1961年8月24日尝试游过施普雷运河逃往西柏林的过程中被射杀,这一天东德边防军刚刚收到开枪射杀所有尝试越境的人的命令。[27]最后一个被射杀的人是1989年2月6日尝试越境的克里斯格·弗罗伊
1962年8月17日,18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Peter Fechter)试图翻越围墙,在攀至顶部后被东德士兵发现并开枪射杀。当时,东西两边的人民都看到他中枪,并有西方记者在场。西柏林边防军曾投掷急救包,并甚至有警察翻身跃墙将这位东德青年抬起来企图抢救[28],但东面却没有人敢于施予援手,事件在冷战时期轰动一时。他成为了第一个因试图攀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人。1997年3月,两名开枪的东德士兵Rolf Friedrich和Erich Schreiber分别被判刑20和21个月。[29]
除直接翻越外,人们采取了许多方式尝试越境。1963年4月19岁的国家人民军的文职人员Wolfgang Engels曾利用所在基地的苏联装甲运兵车冲破围墙,随后被东德守卫开火严重击伤,最终被西德警察解救[30]。Thomas Krüger曾利用东德体育技术协会的轻型飞机(兹林Z 142)穿越柏林墙降落在英国皇家空军位于Gatow的基地。另外有人通过挖地道、大型热气球[28]潜水以及利用汽车高速冲过检查站的方式越境。随后东德在检查站修筑了之字形的道路并降低了横杆的高度。由于下水道系统尚为柏林墙修建前的结构,部分人通过Girrmann学生组织的协助利用下水道越境.

[编辑]演说

1987年6月12日里根访问西柏林时,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发表“推倒这堵墙”演说

[编辑]我是柏林人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于1963年6月25日在西柏林市政厅柏林墙前发表“我是柏林人”演说(Ich bin ein Berliner),“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是其中的名句。

[编辑]推倒这堵墙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勃兰登堡门发表著名的“推倒这堵墙”演说,呼吁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他说:“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想和平,如果你想苏联和东欧繁荣,如果你想要自由,那来到这道门前。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道门,推倒那幅墙!”

[编辑]倒塌

1989年11月9日君特·沙博夫斯基的新闻发布会
1989年11月10日,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墙
“围墙啄木鸟”,1989年11月
1989年12月21日移除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段柏林墙以开辟新的检查站
1989年11月9日,新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由于当时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误解上级命令,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刻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整个德国陷入极度兴奋状态。此事件也称为“柏林墙倒塌”,虽然围墙不是自己结构倒塌,而是被人为拆除。当时的柏林人爬上柏林墙,并且在上面涂鸦,拆下建材当成纪念品。11个月后,两德终于统一,成为“柏林墙倒塌”后的最高潮。

[编辑]开放边境

君特·沙博夫斯基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是推动柏林墙倒塌的主要催化剂。[31]在宣布完新的临时旅行法规之后。18:53分意大利安莎通讯社的记者里卡尔多·埃尔曼询问道[32] [33]
你宣布的会不会是搞错了,你不觉得前几天推出的旅行法案有很大的问题吗?
沙博夫斯基用官方化的语言回答了他。18:57分一个记者问道“这将何时生效?是从现在开始吗?”。沙博夫斯基看了一下时钟,宣读了克伦茨的文件[31]
现在无需证明(旅行证件或外国亲属关系)即可申请个人出境。出境许可将尽快签发。管理护照和出境登记的各人民警察事务部和分局在办理签证和永久离境证件时不得拖延,并且无需考虑是否符合永久出境条件。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边境也可以办理永久离境。
汉堡《图片报》记者彼得·布林克曼再次询问道“这将何时生效?”[34] ,沙博夫斯基逐字回答道:
据我所知……立即生效,毫不拖延。
两个记者随后问道:“对于西柏林也生效吗?”,沙博夫斯基回答道:
允许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以及西柏林的所有边境检查站永久离境。
沙博夫斯基的新闻发布会马上成为了当晚西德媒体的重要新闻。19:17分通过ZDF和20:00点ARD的节目向整个东德播出了这一消息。此后,在ARD的节目《今日事件》中,主持人汉斯·弗里德里希宣布道“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东德政府宣布立刻向所有人开放边界……柏林墙上的大门已经打开。”[35]
由于西德媒体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广泛报道,柏林墙边境聚集了大量等待边境开放的东柏林人。此时边防军、国家安全局、驻柏林的苏军部队都没有被通知是否需要武力介入。[36]对形势感到意外的边防军匆忙联系上级,并在21:20分得到命令,在博恩霍尔姆检查站允许人群中最激进的人过境并在他们的护照上盖上永久离境章(这实际上取消了他们的公民权)以减轻边防军的压力。然而仍有数千人滞留在边境并要求按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允许他们离境。[35]
人们很快意识到东德政府中没有人愿意为下令使用致命武器负责,寡不敌众的边防军亦难以控制大量涌入的东德市民。最终,在10:45分,边防军停止了阻拦,允许人们通过检查站,并几乎不检查他们的证件。在另一侧等待的西德人用鲜花和香槟欢迎涌入的东德人,随后一群人爬上了柏林墙。午夜时柏林墙的所有检查站均已开放且德国内部边境也同时开放。由于大多数人还在睡觉,东德人真正的大量涌入是在11月10日的早上。
西柏林人热情地欢迎涌入的东德人。大多数柏林墙附近的酒吧自发提供免费啤酒,选帝侯大街排起了长长的汽车队伍且陌生人互相拥抱。在这样的气氛中许多西柏林人爬上了柏林墙。当晚西柏林市长沃尔特·莫波尔立即下令向移民提供临时住宿并且在西柏林储蓄银行发放100西德马克费用[37]。在新闻发布会的消息传来时,波恩德国国会正在举行常务会议。西德总理府的鲁道夫·赛特斯宣布代表全体欢迎东德政府的努力,随后全体国会成员自发起立唱起了国歌[38][39]

[编辑]拆除

尽管11月9日晚柏林墙完全开放,但并没有被立即拆除。从那天起大量的人带着铁锤和凿子来到围墙边敲下墙体,并将墙体留作纪念品。柏林墙上一些非正式的通道被开凿出来。这些人被称作“围墙啄木鸟”(Mauerspechte)。
随后的周末,东德当局宣布设置十个新的边境出入口,包括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例如波兹坦广场等。许多人等待在这些地方,并在推土机开出新的出口恢复原有的道路时欢呼,有时这些镜头会与随后真正的柏林墙拆除工作相混淆。随后直到1990年中期一直在设立新的出入口,包括1989年12月22日勃兰登堡门。西德人也在12月23日开始无需护照即可进入东柏林。
事实上在宣布开放的最初的几个月,柏林墙仍驻有边防军,并且他们甚至尝试修复“围墙啄木鸟”所造成的墙体损坏。渐渐他们放弃了这种尝试,并容忍了未被官方宣布而自行开凿的出入口的存在。1990年6月13日。东德军队正式下令拆除柏林墙。7月1日东德宣布接受西德马克,此时所有的边境控制措施均被取消。随后东德军队(在统一后由德国陆军)开始拆除柏林墙,直至1991年11月完成工作。只有几部分墙体和了望塔被留下作为纪念。

[编辑]庆祝

1989年12月25日,伦纳德·伯恩斯坦在柏林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并将欢乐颂中的“欢乐”(Freude)一词改为“自由”(Freiheit)。乐队和合唱团的成员来自东西两德,并且包括了来自英、法、美、苏四国的成员。[40]罗格·沃特斯在1990年7月21日在波茨坦广场北部演唱了平克·弗洛伊德的《》。大卫·哈塞尔霍夫站在柏林墙上演唱了《寻找自由》,这首歌曲当时在德国很受欢迎。
许多年来,关于11月9日是否应该成为德国国定假日存在诸多争议[41],除东德开放柏林墙外,11月9日是1848年革命结束和威玛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同时也是1923年啤酒馆暴动和1938年纳粹发动水晶之夜的日子。最终选择了10月3日作为德国统一日

[编辑]遗迹

2009年波茨坦广场残留的围墙
1990年12月的柏林墙
柏林墙原址仅有少部分存留,其余几乎被拆除殆尽。有三处较长的存留:一处在 Niederkirchnerstraße,位于波茨坦广场查理检查站之间,长约80米。另一处较长的存留是在施普雷河沿岸奥伯鲍姆桥附近,存有大量涂鸦,通常被人称为东边画廊。第三处位于 Bernauer 街北部,为部分重建的围墙,并在1999年改为纪念场所。一些柏林墙的单块墙体和了望塔也分散在城市中。
能够反映柏林墙原貌的场所已经不存在了。许多人将柏林墙的碎片视为纪念品,一些墙体的碎片被拿到德国的纪念品商店和网上出售。今天柏林墙向东的一侧也涂满了涂鸦,而真实情况下东侧为东德边防军所守卫,仅在西侧存在涂鸦。在柏林市中心游客较多的区域,市政府用鹅卵石在街道地面上标出柏林墙曾经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标出的仅是第一道围墙。在波茨坦广场两道围墙均被标出以使游客认识柏林墙边防系统的尺度。

[编辑]文化差异

柏林围墙的倒塌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东西方冷战终结和东西德统一的标志。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和柏林完成统一。东西柏林的道路、铁道及桥梁在围墙倒塌后迅速接连在一起。两德统一后,虽然柏林墙不再存在,但仍有其他无数障碍存在,西德的资本主义席卷东德企业,导致数百万的东德人失业。东德人认为西德人贪得无厌,西德人觉得东德人好吃懒做,此一现象并反映在德东与德西地区之间的社会及经济现象。

[编辑]博物馆

今天,柏林的一个私人博物馆照在查尔斯检查站很近的地方原样重建了约200米的围墙,它现在被当作遗迹以作为纪念和历史见证,不断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参观。

[编辑]资料来源

  1. ^ Dowty(1989年),第114页
  2. ^ Dowty(1989年),第121页
  3. ^ Harrison(2003年),第240-fn页
  4. ^ Harrison(2003年),第100页
  5.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er 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verläßt, stellt sich auf die Seite der Kriegstreiber" ("He Who Leaves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Joins the Warmongers", Notizbuch des Agitators ("Agitator's Notebook"), Berlin: Socialist Unity Party's Agitation Department, November 1955.
  6. 6.0 6.1 6.2 Dowty(1989年),第122页
  7. ^ Volker Rolf Berghahn, Modern Germany: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2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8. ^ Pearson(1998年),第75页
  9. ^ Wiegrefe, Klaus. "Wir lassen euch jetzt ein, zwei Wochen Zeit"Spiegel Online – einestages, May 2009
  10. ^ Record of the conversation. Welt.de. 2009-05-30 [2011-08-06] ((德文)).
  11. ^ Sebetsyen, Victor. Revolution 1989: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City: Pantheon Books. 2009.ISBN 0-375-42532-2.
  12. ^ Kempe, Frederick. Berlin 1961. Penguin Group (USA). 2011:  247. ISBN 0-399-15729-8.
  13. 13.0 13.1 Wall Goes Up in Berlin - Events of 1961 - Year in Review. UPI.com. 1998-05-29 [2011-08-06].
  14. 14.0 14.1 According to Hagen Koch, former Stasi-officer, in Geert Mak's documentary In Europa (series), episode 1961 – DDR, 25 January 2009
  15. ^ Burkhardt, Heiko. Facts of Berlin Wall – History of Berlin Wall. Dailysoft.com [9 November 2009].
  16. ^ P. Dousset; A. Souquet; S. Lelarge. Berlin Wall. Web.archive.org [9 November 2009]原始内容存档于13 September 2006).

参见

[编辑]外部链接

[编辑]图像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