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5日 星期四

“同城飯醉”用來干什麼

“同城飯醉”用來干什麼

作者:陳永苗
   很早以前我對著名詩人葉匡政說,網絡時代由於海量文字,詩歌和文章很難不朽,能夠成為跨越當下與將來的,是作為公眾人物的個體。由於打擊,我相信瓦解之前絕大部分的抗爭,其正面價值就在於積累抗爭精英。我們干的成為攢人的江湖事業。我推崇給願意的人背書,擴大當局的黑名單,以求突破。
    
    近年來依托於微博推特而興起的“同城飯醉”就是這樣一種攢人的江湖事業。當沒有政治影響的時候,就如荒草萋萋,當有政治影響力的時候,當局就開始打壓。如上海,北京和合肥的同城聚會就遭受打壓。公民同城的確已經進入了警方的視野。
    
    進入警方的視野,甚至遭受打壓並不可怕,我們需要探索如何才能不可遏制的生長。
    
    從海外民運到國內維權,是一次下沉,但目前民眾維權還是在水底沒浮上來,浮在水面的還是夾在中間的維權表演。十年來我總要求維權運動向下向底層傳導,而不是攢了一點人脈就向上組織化,一次又一次消耗。搞維權,積累干柴,冷視舞台上的維權秀。一路向下沉潛,十年砍柴,不急燒火。
    
    組織化和上街還是賭徒攢了一點就亂花糟蹋的傾向。我們努力方向的條件所達成,都是靠天吃飯,任性任意而行,偶然性在支配。當你是億萬富翁,隨便你怎麼胡亂花錢,怎麼糟蹋,怎麼實驗,都不傷元氣,且失敗也能成為成功之母。當你是一個沒多少錢的賭徒,就不能攢了一點就亂花糟蹋又賭掉。如果底盤非常大,那麼組織化運作成為必然,輕而易舉,也成為可能。
    
    反過來,幻想通過組織化來帶動形成底盤,召喚社會根基,還是覺得自己天然有著代表權的專制基因,屢屢失敗也證明不可行。
    
    參加民主運動過程中,不要有一種錯覺:就像讀武俠小說和人物傳記主人公角色代入那樣,不是討論了越宏大敘事,作用就越大。這是自我神話的巫術。不是從真理感上身,而要從結果討論功勞大小。這是十年前我與海外人士爭論是否維權優先時闡發的。看療效不看廣告。
    
    同城飯醉積累的人脈,拿來干什麼,是像賭徒一樣上街揮霍掉,還是下沉集體協同作底層民眾利益的維權,用來異地監督圍毆地方政府官員?。
    
    新浪微博“夫子戇”說,同城凝聚的人脈基礎很薄弱,很多人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理論水平僅僅萌芽階段。此時上街效果只能克服個人恐懼,上街宣傳的內容又直指特權階層與特務機關,勢必招致強烈打壓。結果只有兩個:1、害了基層覺醒民眾。2、試探、激怒、只會提高特務機關的防範能力,導致更凝固的社會!
    
    公民飯醉團伙可以對地方違法事件維權或者腐敗案件進行圍毆,一窩蜂湧上去,對付地方政府剿滅官員,我們還是有話語權的,一個我們極為需要勝利來證明自己,尤其在民眾面前表現是強者,一只可以堅固弱者的手,否定悲劇擴大影響模式。另外這是一個地方包圍中央路徑,這與抗爭形成的聯邦制再造吻合。
    
    慣用罪名從煽動分裂罪下降為非法集會罪,這是衝著同城飯醉聚會去的,嚇唬嚇唬。零八憲章運動動了劉一個,就鎮住了好幾年。一打壓就趴下去了,要好一陣子才能露頭。
    
    新浪微博“月皓心遲”說,我不反對有人進行街頭抗爭。但光有這種抗爭是完全不夠的,必須和一會鬥爭,吳莊鬥爭相配合。否則很難成功。另外財產公開的訴求為什麼沒有出現大量群眾挺身支持?因為這一訴求的著眼點就是錯誤的,和光大群眾的切身利益無關,和小群體的政治理想相連。而什邡,啟東則完全不同。
    
    2006年3月06日我在 《他們的心中沒有人民》提出,不要做只顧自己們的維權英雄。我說,維權運動一產生之出,就被賦予克服“心中沒有人民”的缺陷,從2003年開始,我就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提出知識分子和民眾的結盟。眼中只有自己沒有人民的思維,不僅在海外,在國內也頗為盛行,而且滲透進入了維權運動,讓維權運動陷入危機。維權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人民的權利,而不是為了造就幾個政治領袖。所以不要輕易把維權運動政治化,不管這種政治化是為了人民,還是為了維權者本身。不要輕易地說,只有維權人士本身的權利得得到保證了,才能維護人民的權利。維權人士與人民的權利一樣受到損害,等到維權人士的權利得到保護了再回頭維護人民的權利,一切都太晚了。 
    
    2012年7月2日我在《維權運動僅有道義英雄不夠》中說,如我的《2004年維權人物》中,我所選擇的維權人物,都是關注大規模群體的,也就是人數眾多的民眾,當年或者之前傑出維權人士,致力於個體或者極端特殊的個體維權的,被我擋在我的視界之外。為民眾利益受損的,尤其是付出生命代價的群體性維權,這樣就能建立起底層抗爭精英,與國內賢達以及海外支持力量之間的聯系。為個體自由犧牲的維權,頂多能激動知識分子,而沒有更動員民眾的能力。
    
    我在《呼吁關注籌辦民主聚會判14年的警察王登朝》中說,民間公共輿論的分配,存在地域性不公。好幾年來,我一直鼓吹維權的主要戰場是二三線城市,把民間政治的主要資源,下放到下面去。與中共的北京上海等用權力手段集中絕大部分資源,相伴生得勢民間政治的主要資源也集中在北京上海等核心地帶。這是一種被迫的困境,然而並不是好事,如此沒有加以改善,實現民間政治主要資源的向下轉移,我們的力量注定很小。當下重點之一,就是往二三線城市轉移,由核心地帶北京上海往地方轉移,由關注知識分子的自由,往關注民眾的民生幸福。很多人南下廣東深圳,去做農民工的工作,就是這樣一種歷史方向正確的暗流。
    
    對體制性問題,任何來自官方和民間的思潮,輿論和推動,都是零蛋或者負數。甚至形成政治局決議寫入黨章還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所以真的要另起爐灶了,上街喊喊財產公開,對民眾沒有直接利益,同樣沒有啟蒙意義。不要活在自己的想當然,真理感上升和公知範自我感動裡面。對民國政府說話作用更大。
    
    如北京四君子之侯欣是國民黨精神黨員,見過一兩面。民國政府與政黨無法或者不願意給大陸人民提供政治參與的渠道,故侯欣一介入,就直奔公知開拓的路徑去了。我必須提醒,與其對專制無物之陣喊話,不如對民國政府喊話,曲徑更能通幽效果更好,對專制看起來很猛,但對方通過打擊更鞏固。
    
    我觀察到的民間的抗爭需要爭議和對立,衝突,才能把事件各個維度彰顯出來,做到發酵影響最大,參與最多,頗為奇妙的是,民間衝突再多也不影響大是大非,輿論效果更大,因為都受制於官民矛盾的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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