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文集
柏林墙的倒塌是苏联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冷战结束的起点。
“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拆毁这座围墙。”一九八七年六月，当造访西德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前，向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出大声呼吁时，两德已分裂了将近四十年。里根的呼吁振奋了人心，却无人奢望它可以将获得任何正面的回应。柏林墙的始作俑者、僵化顽固的东德国家领导人昂纳克，拒绝追随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化”政策，继续在东德推行高压统治。在里根讲话两年之后，在重重的危机之中，昂纳克仍然倨傲地宣称：“柏林墙在未来的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间仍将屹立不倒。”
沙波夫斯基宣布：准许东德人立即出国旅游当时，只有百分之三的西德民众相信，能在有生之年亲身经历两德统一。然而，紧接下去的历史发展，却有如电影中的快速镜头：大批逃亡潮及街头上的群众示威运动为东德领导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长期掌权的昂纳克被自己的中央政治局罢免并躲进了苏军医院。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初，试图亡羊补牢的东德政府火速制定了一项有限度开放旅游的法规，却为时已晚。十一月九日傍晚，中央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提早宣布了这项准许立即出国旅游的规定，他说：“我们今天决议通过一项法规，准许所有东德人民出境旅游。”当天夜里，在无一枪一炮的情况下，柏林墙边的东德边界关卡就被蜂拥而至的老百姓冲垮。曾经对企图翻越柏林墙的民众开枪射击的边防军战士，缓缓放下手中的武器，走进这狂欢的人群当中。
二十年之后，人们依然记得柏林墙倒塌时那激动人心的场景，当时成千上万载歌载舞的人们终于体验到了自由那无比美好的滋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柏林墙的倒塌并非始于柏林墙，而是始于莱比锡的圣尼古拉（St. Nikolaikirche）教堂——在这所教堂中开始的和平祈祷会唤醒了民众的良知，并催生了一九八九年东德境内最早的和平示威活动，从而撬动了专制政权的第一块基石。
当我们在初秋瑟瑟的寒风中来到莱比锡市中心的圣尼古拉教堂时，首先看到的是教堂门口矗立的一根椰树状的、雪白的石头柱子。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我从未见过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造型的柱子。在教堂门口的小广场上，它与周围严谨整齐的建筑并不协调。圣尼古拉教堂的主任牧师史蒂夫和青年事工组的负责人米勒先生，便约我们在“大柱子”前会面。出租车司机说，这周围只有这个柱子，莱比锡许多市民的约会，都安排在这里呢。
两分钟之后，两位先生迎面向我们走来。史蒂夫瘦高个子，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米勒身穿红色运动服，脑后还扎着一个金黄的小辫子，不像是教会的工作人员，倒有些“摇滚中年”的模样。两人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会面的过程中，米勒一直滔滔不绝，而史蒂夫更多是在一旁微笑点头并偶尔插话。两人从青年时代起便认识了，此后并肩作战二十多年，早已深具默契。
圣尼古拉教堂外景在高耸入云的石头柱子之下，米勒告诉我说，这是九十年代教堂整修的时候竖立起来的，是教堂内部的那些有三百年历史的柱子的复制品。之所以要将教堂内部的柱子竖立在教堂外边的广场上，自有特别的神学寓意和历史情怀：基督徒必须遵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因此，教会不单是关起门来敬拜上帝的地方，教会应当走出教堂，走进民众当中，成为民众生活的中心。在东德一党专制时代，尼古拉教堂中的神职人员和基督徒们便是如此而行的，他们不畏秘密警察的恐吓与骚扰，在这里举行一周一次的和平祷告会。这一活动从三十多人开始，逐渐扩大到几百人、几千人，“因真理得自由”的号角便由此奏响。
米勒先生特意让我们注意柱子旁边的地上镶嵌的一块铜牌，铜牌上是一串凌乱的脚印以及标注的时间“一九八九年”。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正当昂纳克们踌躇满志地组织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的时候，莱比锡的市民们发出第一声呐喊，他们的游行队伍从教堂门口出发，这串脚印便是当时游行的市民的脚印的定格，正如龙应台所说：“在东德，人们用脚步来表达对专制的唾弃。” 作为东德仅次于柏林的第二大城市，莱比锡的民主运动迅速在东德全境引发连锁反应。
米勒从包里掏出一大叠照片来，这些照片便是当时民众上街游行的场景，游行队伍挤满了莱比锡的内环路。而另一边，全副武装的警察也在整装待发，他们接到命令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市民的游行示威活动。不久之前，昂纳克对刚刚发生的北京天安门屠杀发表评论说：“镇压反革命是正确的选择。”在此一情形之下，参加游行活动需要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信心与勇气。米勒说，他手上的很多照片都是后来在安全局的档案中发现的。当时，当局派遣不少便衣混进游行队伍中，将参与者拍照“留念”，以便对他们进行“秋后算帐”。然而，那些趾高气扬的特务们没有根本想到，之后被“算帐”的却是他们自己——东德政权崩溃之后，莱比锡安全局的头子，在法庭上涨红脸庞，语无伦次地说：“我，我为我当初所作的一切感到羞愧。”
两位先生带我们一起进教堂参观。这是一座注定了会在德国历史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教堂：它建于公元一一六五年，是莱比锡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它位于东西和南北两个重要贸易路线的交汇处，是为了纪念中世纪批发商和贸易商的保护神Nicholas而建。从西面看，这座教堂最初是按照罗马式的风格修建的。在十六世纪初，它又陆续扩展和增建了一个哥特式教堂大厅。在一九三二年建成的三个尖塔，一直是被认为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所以，这座教堂是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的组合，它也见证了莱比锡的历史进程。教堂内还有若干巴赫的遗迹，巴赫在一七二三年到一七五零年作为唱诗班的风琴弹奏者和指挥，活跃在这个教堂之中，他的许多著名作品第一时间在此演奏，也为此地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史蒂夫说，当年他们走上街头的时候，经常哼唱着巴赫的音乐，那些旋律中蕴含着人类追求与捍卫自由的激情。
在圣殿里，竖立着一个晚期罗马式木质十字架，是莱比锡最古老的艺术品。米勒先生专门让我们走近端详之，并将上面一处处黑色的斑点指点给我们看。他告诉我们说，这是和平祈祷会期间，大学生们围坐在十字架前，将点燃的蜡烛放在十字架上，蜡烛燃完之后留下的蜡油的痕迹。因而，此十字架亦铭刻了那段重要的历史。教堂内部的装饰，具有法国的古典风格，若干托起教堂穹顶的椰树状的白色柱子，果然与外边的那根一模一样。而祭坛上的和平天使图案，亦很少在欧洲各地的教堂当中出现。史蒂夫说，和平天使不是来自于圣经中的典故，却带给教友们若干深切的启示——如何运用和平的手段争取自由，如何在反对运动中贯彻非暴力的理念？
昂纳克及统一社会党从来就不喜欢教会，并将教会视为对其独裁统治的潜在威胁。美国学者林茨和斯泰潘在研究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的时候指出：“在所有社会之中，宗教都是当权者们最难控制的社会现实。共产主义信仰无神论，要求尽可能限制宗教在公民社会之中的作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罗马天主教会（特别是在波兰和立陶宛）以及新教不同政见者（特别是一九八零年代后期的民主德国）的存在促成了一个不同的公民社会。” 所以，民主社会遵循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不会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和教会的内部事务，教会除了传播信仰之外，也积极参与慈善、教育等社会事务，成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反，一切专制政权，无论法西斯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将教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并采取各种方式打压和限制，企图将教会驱逐出社会生活领域，而牢牢限制在教堂之内，“在民主的社会之中，宗教、教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志愿团体，在团结人民、澄清道德立场（这些道德立场往往具有政治涵义）及组织多样化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泛的世俗化可能削弱社会的活力。共产主义致力于使社会世俗化，控制并渗透进宗教组织，阻止其进入精英行列，使其无法开展忠于教会的教育。” 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教会如何成为时代的灯塔？基督徒如何成为明光照耀的生命个体？我对东德时期教会和基督徒的处境很有兴趣，遂向史蒂夫提出了此问题。
史蒂夫回答说，东德时期的教会大致可以保持其形式上的独立性，在东德并没有出现一个如同中国的“三自会”这样的“御用教会”。一般而言，警察也不敢轻易冲进教会抓人。但是，当局却通过其他种种方式来打击和贬抑教会，对神职人员及其家庭甚至所有教徒实施诸多歧视性政策，使得许多人放弃了信仰、脱离了教会。史蒂夫本人出生于城里的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家中有六个兄弟姊妹，因为“出身”的原因，无论学业如何优异，全部都不能上大学，亦不能加入共青团（当然，他们也不愿加入共青团）。初中毕业后，史蒂夫只好去学习泥水匠，白天工作，晚上去教会办的补习班学习。当时，教会向当局争取到了办中学补习班的权利，专门为像他这样的劣等阶层的子弟提供晚间的教学，这样他才完成了中学课程。像德国总理默克尔那样，虽然出身于牧师家庭，却仍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甚至读完博士课程的人，在当时的东德可谓寥若晨星。两德统一之后，史蒂夫辞职到神学院学习，毕业之后回到圣尼古拉教堂工作，不久前升任该教堂的主任牧师。
米勒先生接着这个话题介绍说，他来自于农村，东德政权在农村的控制更强，农村连教会办的文化补习班都没有。他的哥哥成绩最好，却连木工都不让做，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当学徒工，去搬运非常危险的硫酸等物品。这类谁也不愿干的活，通常都强行派给贱民及其子女。米勒的哥哥后来参加民主运动，在一次游行示威中，胳膊被警棍打断并被捕入狱。而米勒本人从农村来到莱比锡，在一家铜锁店当学徒。刚开始他感到未来的生活没有指望，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毒。后来，他业余到尼古拉教堂参与青年小组的工作，自学神学并参加民主活动，在教会中找到了安慰和爱。迄今为止，他在尼古拉教堂担任青年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已经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那些年，他曾是秘密警察重点监视的对象。米勒从书包中掏出一张卡片，这便是秘密警察搜集的关于他的档案资料的目录，其中甚至记载了他的一些朋友对他的揭发及签名。米勒说：“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但那样的社会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有一次，他穿着一件自己制作的、写着“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字样的衣服乘坐电车，一名便衣警察发现之后，将他赶下车去。他还与教会中的青年教友们发起了反对服兵役的运动，一九八九年九月，米勒接到了官方最后一次要求他服兵役的通知书，如果再拒绝这一通知，他会被捕坐牢。就在此时此刻，柏林墙倒塌了。“这真是上帝巧妙的安排。”米勒说。
然而，正是因为处于“贱民”的地位，史蒂夫和米勒们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我注意到，他们的双手布满了茧子，这是长期从事艰辛的体力劳动的结果。他们是真正的“蓝领”，被排斥在大好前程和优越的工作机会之外，既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了，便不再患得患失、而完全可以按照信仰来生活了。他们每周日都去教堂参加礼拜，不必担心教徒的身份影响升迁和入党；他们每周都参加几次祷告会，并就若干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在这个“一无所有”的圈子内，和平祷告会的思路逐渐酝酿成形。他们痛切地感受到社会的冲突、不公和虚伪，决定为和平、公义和爱而祈祷。他们的祈祷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针对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事件和生活处境。
这群年轻人设计了一个和平祈祷会的徽章。这个徽章巧妙地采用了一名苏联雕塑家为莱比锡国际博览会设计的雕塑的图案，以一个拿起锤子敲打一柄刀剑的工人为主体。虽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色彩很明显的图案，他们却巧妙地利用了该图案背后的象征意义：化铁为犁。这也是圣经中的教导。同时，他们也可以借此来保护自己。米勒说：“有一次，当我们举着这个徽章走在街头的时候，一名马列主义老太太走过来咒骂我们说，你们是一群社会垃圾，你们竟敢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我要去报警，将你们都送进监牢。我便反驳她说，你看，这个图案是苏联老大哥的艺术家设计的，你居然敢对苏联老大哥有所不敬，我才要去检举你呢。结果，她吓得落荒而逃。”
我们一边参观一边讨论。史蒂夫说，后来他们查看了市民可以自由查阅的秘密警察部门的资料，他们才知道，在高峰时期，当局竟然派遣了多达二十八名秘密警察参加祈祷会并撰写情况汇报。“我们要写回忆录的话，那些材料是最佳的参考。”当时，他们也知道内中必定有密探，但他们从无任何秘密可言，他们在教堂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当着普天之下所有的人说。在此高压之下，他们也总结了不少经验，让教友们如何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保持安静而平和的心境。面对三十多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牧师在布道中说，虽然现实如此不堪，但我们可以通过信仰，让自己生活在一片净土之中。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爱人如己；所以，即便对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也要如此而行。我们不是要打败他们，并像他们对待我们一样对待他们，而是要让他们看到真理，看到世间还有另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牧师的讲道感动了一名线人，这名线人主动站出来说：“我是一名可耻的监视者，我今后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了！”
这名线人在全体弟兄姊妹面前忏悔此前的所作所为，终于获得了上帝的救赎，也获得了大家的谅解，其生命更是得以更新和改变。由此可见，并不是每一个秘密警察和军人，都是专制政权的铁杆支持者，就连东德最后一任国防部长霍夫曼也在其回忆录中说，一九八九年东德举办规模空前的阅兵仪式，“当人民军和边防军的仪仗队列队走过检阅台时，观摩者肯定会油然而生出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钢盔底下，军官、军校生、准尉、士官和士兵们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真的是那种‘红色普鲁士人’？他们真的会拥有意志和能力，‘无条件地’执行‘工农政权’发布的每一道命令？” 另一方面，大家也认识到，原来秘密警察也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由“特殊材料”制造成的人，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大家遂不再对其感到恐惧。一旦身份公开化了，秘密警察便失去了力量，因为“秘密”正是他们让众人感动恐惧的武器，“秘密”也让普通人对他们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想像。所以，公开化和透明化是“无权者”的力量源泉所在。米勒说：“如何战胜恐惧是我们的一道功课，我们在圣经中寻找答案，在祷告中寻找答案。”
上帝垂听了这群人的祷告。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随着参加祷告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祷告会分成不同的小组，分别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拒绝服兵役等问题展开讨论。他们认为，信仰与人权密切相关，而和平祈祷可以赢得胜利。虽然他们被官方媒体描述成“受西德煽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但他们用赫尔辛基条约中保障人权的条款与政府展开有理有节的对话，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市民和信徒的支持。当局的压迫也持续加大，教堂的牧师被警方传讯，警察头子威胁说：“不要以为牧师的身份可以永远保护你。”牧师则回答说：“不是牧师的身份保护我，乃是上帝亲自保守我。”对方无言以对。当局还向整个教区的主教施加压力。主教亲自写信给圣尼古拉教堂的神职人员，指示他们立即停止和平祈祷会。但是，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和教会同工都认为，必须坚持教会体系内部的民主程序，教会不是一个平行于世俗政权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机构，主教的指示不是一道只能被动接受的圣旨。因此，他们专门为此祷告，倾听来自上帝的声音。然后，他们举行了一次民主投票，会友全票通过了支持祈祷会的决议。一九八九年秋天，主教亲自来此视察，本来想要劝说教友们“顺服掌权者”，结果反倒被教友们的祷告和行动所感动，转而莅临包括圣尼古拉教堂在内的莱比锡四个最著名的教堂，并为教友们以及在一旁监视的警察们恳切祷告。
这时，米勒走到教堂中央的一盏巨大的灯台前，告诉我说：“这是教堂中有数百年历史的宝物，这个灯台的样式十分特别，它就像一盏盛开的花朵，最后花瓣都向内收拢。这一造型的寓意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制造冲突和麻烦的信仰，而是缔造和平与公义的信仰。青铜可以用来制造仇恨的箭头，也可以用来制造此和平之灯台。所以，我们的信仰启示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仍然要坚持非暴力的方法来寻求自由。因为暴力一旦启动，则非任何人所能控制，受害者向施暴者转变，世间遂无正义可言。”灯台上数十支蜡烛在燃烧，烛光闪闪，似乎将我们带回了二十年前那个风声鹤唳的夜晚。
那时，昂纳克扬言说，我们的党、军队、警察和武装工人战斗队，已经作好了应付一切事变的准备。他确实有信心十足的资本：一九八九年，统一社会党拥有二百三十多万正式和预备党员，几乎相当于东德成年人的四分之一，此比例在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中是最高的；东德的安全部拥有近十万名编制内工作人员以及将近六十万的非编制内人员，其比例也是无与伦比的；东德的经济水准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最高，甚至让老大哥苏联也羡慕不已，普京当时被派到苏联驻东德使馆从事情报工作，对东德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当满意。因此，昂纳克对自己的统治颇为满意，对戈尔巴乔夫的忠告“对变局反应太迟的人必将是失败者”嗤之以鼻。他认为可以倚靠手中的资源压制并消灭所有的反对派，放眼国内没有任何一支力量可以与之抗衡。但是，昂纳克没有想到的是，他面对的不是硬碰硬的群众的暴力反抗以及党内的政治阴谋，而是基督徒的烛光和祷告。这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信仰者，他们在烛光前齐声祷告，他们的心中既没有仇恨，也没有夺取权力的欲望。对于企图夺权者，可以用武力和阴谋来打击或瓦解之，但对于超越权力诉求的爱自由者群体，昂纳克束手无策。正是因为烛光和祷告，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莱比锡和柏林墙没有重演天安门的血腥场景。
很快，两个小时的会晤就要结束了，我们请求史蒂夫为我们祷告，为中国教会和中国人民祷告。当我们一起牵手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分享了他们的信心、勇气和智慧。他们的笑容单纯而灿烂，他们看到了祷告所产生的美好结果。我们也必将如此。是的，从莱比锡圣尼古拉教堂里的和平祈祷会到柏林墙的倒塌，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实际发生的时候却差不多是一步之遥。多年之后，退役海军上将霍夫曼在其回忆录中思索表面上固若金汤的东德政权瞬间瓦解的原因时指出：“首要原因肯定是缺乏民主与自由，从而使每个个体日甚一日地感觉到这种缺憾，使整个社会逐渐趋于瘫痪。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距离人民越来越远时，当他们对现实和公民需求的关注越来越淡漠，甚至于极其荒唐地背离社会科学基本原理一意孤行时，当他们的统治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专横、武断、强制的色彩时，只需在火药桶内投入区区一个火星，便可以引发广大东德公民的公愤。” 这名忠心耿耿的职业军人只是看到了东德党政一体的政权内在的自我毁灭机制，却未能深刻地领悟那来自祈祷和烛光的力量，那力量不是任何强大的武装力量可以战胜的。那力量，蕴藏在无数个像史蒂夫和米勒一样的普通人当中；那力量，凝聚在教堂的屋檐之下；那力量，柔弱胜刚强。
参考书目
历史回眸：德国如何实现了和平统一？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1728547,00.html
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30页。
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51页。
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52页。
霍夫曼《最后一道命令》，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4页。
霍夫曼《最后一道命令》，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版，序言，第3页。
柏林墙的倒塌是苏联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冷战结束的起点。
“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拆毁这座围墙。”一九八七年六月，当造访西德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前，向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出大声呼吁时，两德已分裂了将近四十年。里根的呼吁振奋了人心，却无人奢望它可以将获得任何正面的回应。柏林墙的始作俑者、僵化顽固的东德国家领导人昂纳克，拒绝追随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化”政策，继续在东德推行高压统治。在里根讲话两年之后，在重重的危机之中，昂纳克仍然倨傲地宣称：“柏林墙在未来的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间仍将屹立不倒。”
沙波夫斯基宣布：准许东德人立即出国旅游当时，只有百分之三的西德民众相信，能在有生之年亲身经历两德统一。然而，紧接下去的历史发展，却有如电影中的快速镜头：大批逃亡潮及街头上的群众示威运动为东德领导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长期掌权的昂纳克被自己的中央政治局罢免并躲进了苏军医院。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初，试图亡羊补牢的东德政府火速制定了一项有限度开放旅游的法规，却为时已晚。十一月九日傍晚，中央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提早宣布了这项准许立即出国旅游的规定，他说：“我们今天决议通过一项法规，准许所有东德人民出境旅游。”当天夜里，在无一枪一炮的情况下，柏林墙边的东德边界关卡就被蜂拥而至的老百姓冲垮。曾经对企图翻越柏林墙的民众开枪射击的边防军战士，缓缓放下手中的武器，走进这狂欢的人群当中。
二十年之后，人们依然记得柏林墙倒塌时那激动人心的场景，当时成千上万载歌载舞的人们终于体验到了自由那无比美好的滋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柏林墙的倒塌并非始于柏林墙，而是始于莱比锡的圣尼古拉（St. Nikolaikirche）教堂——在这所教堂中开始的和平祈祷会唤醒了民众的良知，并催生了一九八九年东德境内最早的和平示威活动，从而撬动了专制政权的第一块基石。
当我们在初秋瑟瑟的寒风中来到莱比锡市中心的圣尼古拉教堂时，首先看到的是教堂门口矗立的一根椰树状的、雪白的石头柱子。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我从未见过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造型的柱子。在教堂门口的小广场上，它与周围严谨整齐的建筑并不协调。圣尼古拉教堂的主任牧师史蒂夫和青年事工组的负责人米勒先生，便约我们在“大柱子”前会面。出租车司机说，这周围只有这个柱子，莱比锡许多市民的约会，都安排在这里呢。
两分钟之后，两位先生迎面向我们走来。史蒂夫瘦高个子，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米勒身穿红色运动服，脑后还扎着一个金黄的小辫子，不像是教会的工作人员，倒有些“摇滚中年”的模样。两人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会面的过程中，米勒一直滔滔不绝，而史蒂夫更多是在一旁微笑点头并偶尔插话。两人从青年时代起便认识了，此后并肩作战二十多年，早已深具默契。
圣尼古拉教堂外景在高耸入云的石头柱子之下，米勒告诉我说，这是九十年代教堂整修的时候竖立起来的，是教堂内部的那些有三百年历史的柱子的复制品。之所以要将教堂内部的柱子竖立在教堂外边的广场上，自有特别的神学寓意和历史情怀：基督徒必须遵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因此，教会不单是关起门来敬拜上帝的地方，教会应当走出教堂，走进民众当中，成为民众生活的中心。在东德一党专制时代，尼古拉教堂中的神职人员和基督徒们便是如此而行的，他们不畏秘密警察的恐吓与骚扰，在这里举行一周一次的和平祷告会。这一活动从三十多人开始，逐渐扩大到几百人、几千人，“因真理得自由”的号角便由此奏响。
米勒先生特意让我们注意柱子旁边的地上镶嵌的一块铜牌，铜牌上是一串凌乱的脚印以及标注的时间“一九八九年”。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正当昂纳克们踌躇满志地组织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的时候，莱比锡的市民们发出第一声呐喊，他们的游行队伍从教堂门口出发，这串脚印便是当时游行的市民的脚印的定格，正如龙应台所说：“在东德，人们用脚步来表达对专制的唾弃。” 作为东德仅次于柏林的第二大城市，莱比锡的民主运动迅速在东德全境引发连锁反应。
米勒从包里掏出一大叠照片来，这些照片便是当时民众上街游行的场景，游行队伍挤满了莱比锡的内环路。而另一边，全副武装的警察也在整装待发，他们接到命令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市民的游行示威活动。不久之前，昂纳克对刚刚发生的北京天安门屠杀发表评论说：“镇压反革命是正确的选择。”在此一情形之下，参加游行活动需要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信心与勇气。米勒说，他手上的很多照片都是后来在安全局的档案中发现的。当时，当局派遣不少便衣混进游行队伍中，将参与者拍照“留念”，以便对他们进行“秋后算帐”。然而，那些趾高气扬的特务们没有根本想到，之后被“算帐”的却是他们自己——东德政权崩溃之后，莱比锡安全局的头子，在法庭上涨红脸庞，语无伦次地说：“我，我为我当初所作的一切感到羞愧。”
两位先生带我们一起进教堂参观。这是一座注定了会在德国历史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教堂：它建于公元一一六五年，是莱比锡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它位于东西和南北两个重要贸易路线的交汇处，是为了纪念中世纪批发商和贸易商的保护神Nicholas而建。从西面看，这座教堂最初是按照罗马式的风格修建的。在十六世纪初，它又陆续扩展和增建了一个哥特式教堂大厅。在一九三二年建成的三个尖塔，一直是被认为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所以，这座教堂是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的组合，它也见证了莱比锡的历史进程。教堂内还有若干巴赫的遗迹，巴赫在一七二三年到一七五零年作为唱诗班的风琴弹奏者和指挥，活跃在这个教堂之中，他的许多著名作品第一时间在此演奏，也为此地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史蒂夫说，当年他们走上街头的时候，经常哼唱着巴赫的音乐，那些旋律中蕴含着人类追求与捍卫自由的激情。
在圣殿里，竖立着一个晚期罗马式木质十字架，是莱比锡最古老的艺术品。米勒先生专门让我们走近端详之，并将上面一处处黑色的斑点指点给我们看。他告诉我们说，这是和平祈祷会期间，大学生们围坐在十字架前，将点燃的蜡烛放在十字架上，蜡烛燃完之后留下的蜡油的痕迹。因而，此十字架亦铭刻了那段重要的历史。教堂内部的装饰，具有法国的古典风格，若干托起教堂穹顶的椰树状的白色柱子，果然与外边的那根一模一样。而祭坛上的和平天使图案，亦很少在欧洲各地的教堂当中出现。史蒂夫说，和平天使不是来自于圣经中的典故，却带给教友们若干深切的启示——如何运用和平的手段争取自由，如何在反对运动中贯彻非暴力的理念？
昂纳克及统一社会党从来就不喜欢教会，并将教会视为对其独裁统治的潜在威胁。美国学者林茨和斯泰潘在研究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的时候指出：“在所有社会之中，宗教都是当权者们最难控制的社会现实。共产主义信仰无神论，要求尽可能限制宗教在公民社会之中的作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罗马天主教会（特别是在波兰和立陶宛）以及新教不同政见者（特别是一九八零年代后期的民主德国）的存在促成了一个不同的公民社会。” 所以，民主社会遵循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不会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和教会的内部事务，教会除了传播信仰之外，也积极参与慈善、教育等社会事务，成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反，一切专制政权，无论法西斯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将教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并采取各种方式打压和限制，企图将教会驱逐出社会生活领域，而牢牢限制在教堂之内，“在民主的社会之中，宗教、教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志愿团体，在团结人民、澄清道德立场（这些道德立场往往具有政治涵义）及组织多样化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泛的世俗化可能削弱社会的活力。共产主义致力于使社会世俗化，控制并渗透进宗教组织，阻止其进入精英行列，使其无法开展忠于教会的教育。” 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教会如何成为时代的灯塔？基督徒如何成为明光照耀的生命个体？我对东德时期教会和基督徒的处境很有兴趣，遂向史蒂夫提出了此问题。
史蒂夫回答说，东德时期的教会大致可以保持其形式上的独立性，在东德并没有出现一个如同中国的“三自会”这样的“御用教会”。一般而言，警察也不敢轻易冲进教会抓人。但是，当局却通过其他种种方式来打击和贬抑教会，对神职人员及其家庭甚至所有教徒实施诸多歧视性政策，使得许多人放弃了信仰、脱离了教会。史蒂夫本人出生于城里的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家中有六个兄弟姊妹，因为“出身”的原因，无论学业如何优异，全部都不能上大学，亦不能加入共青团（当然，他们也不愿加入共青团）。初中毕业后，史蒂夫只好去学习泥水匠，白天工作，晚上去教会办的补习班学习。当时，教会向当局争取到了办中学补习班的权利，专门为像他这样的劣等阶层的子弟提供晚间的教学，这样他才完成了中学课程。像德国总理默克尔那样，虽然出身于牧师家庭，却仍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甚至读完博士课程的人，在当时的东德可谓寥若晨星。两德统一之后，史蒂夫辞职到神学院学习，毕业之后回到圣尼古拉教堂工作，不久前升任该教堂的主任牧师。
米勒先生接着这个话题介绍说，他来自于农村，东德政权在农村的控制更强，农村连教会办的文化补习班都没有。他的哥哥成绩最好，却连木工都不让做，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当学徒工，去搬运非常危险的硫酸等物品。这类谁也不愿干的活，通常都强行派给贱民及其子女。米勒的哥哥后来参加民主运动，在一次游行示威中，胳膊被警棍打断并被捕入狱。而米勒本人从农村来到莱比锡，在一家铜锁店当学徒。刚开始他感到未来的生活没有指望，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毒。后来，他业余到尼古拉教堂参与青年小组的工作，自学神学并参加民主活动，在教会中找到了安慰和爱。迄今为止，他在尼古拉教堂担任青年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已经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那些年，他曾是秘密警察重点监视的对象。米勒从书包中掏出一张卡片，这便是秘密警察搜集的关于他的档案资料的目录，其中甚至记载了他的一些朋友对他的揭发及签名。米勒说：“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但那样的社会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有一次，他穿着一件自己制作的、写着“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字样的衣服乘坐电车，一名便衣警察发现之后，将他赶下车去。他还与教会中的青年教友们发起了反对服兵役的运动，一九八九年九月，米勒接到了官方最后一次要求他服兵役的通知书，如果再拒绝这一通知，他会被捕坐牢。就在此时此刻，柏林墙倒塌了。“这真是上帝巧妙的安排。”米勒说。
然而，正是因为处于“贱民”的地位，史蒂夫和米勒们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我注意到，他们的双手布满了茧子，这是长期从事艰辛的体力劳动的结果。他们是真正的“蓝领”，被排斥在大好前程和优越的工作机会之外，既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了，便不再患得患失、而完全可以按照信仰来生活了。他们每周日都去教堂参加礼拜，不必担心教徒的身份影响升迁和入党；他们每周都参加几次祷告会，并就若干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在这个“一无所有”的圈子内，和平祷告会的思路逐渐酝酿成形。他们痛切地感受到社会的冲突、不公和虚伪，决定为和平、公义和爱而祈祷。他们的祈祷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针对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事件和生活处境。
这群年轻人设计了一个和平祈祷会的徽章。这个徽章巧妙地采用了一名苏联雕塑家为莱比锡国际博览会设计的雕塑的图案，以一个拿起锤子敲打一柄刀剑的工人为主体。虽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色彩很明显的图案，他们却巧妙地利用了该图案背后的象征意义：化铁为犁。这也是圣经中的教导。同时，他们也可以借此来保护自己。米勒说：“有一次，当我们举着这个徽章走在街头的时候，一名马列主义老太太走过来咒骂我们说，你们是一群社会垃圾，你们竟敢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我要去报警，将你们都送进监牢。我便反驳她说，你看，这个图案是苏联老大哥的艺术家设计的，你居然敢对苏联老大哥有所不敬，我才要去检举你呢。结果，她吓得落荒而逃。”
我们一边参观一边讨论。史蒂夫说，后来他们查看了市民可以自由查阅的秘密警察部门的资料，他们才知道，在高峰时期，当局竟然派遣了多达二十八名秘密警察参加祈祷会并撰写情况汇报。“我们要写回忆录的话，那些材料是最佳的参考。”当时，他们也知道内中必定有密探，但他们从无任何秘密可言，他们在教堂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当着普天之下所有的人说。在此高压之下，他们也总结了不少经验，让教友们如何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保持安静而平和的心境。面对三十多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牧师在布道中说，虽然现实如此不堪，但我们可以通过信仰，让自己生活在一片净土之中。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爱人如己；所以，即便对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也要如此而行。我们不是要打败他们，并像他们对待我们一样对待他们，而是要让他们看到真理，看到世间还有另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牧师的讲道感动了一名线人，这名线人主动站出来说：“我是一名可耻的监视者，我今后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了！”
这名线人在全体弟兄姊妹面前忏悔此前的所作所为，终于获得了上帝的救赎，也获得了大家的谅解，其生命更是得以更新和改变。由此可见，并不是每一个秘密警察和军人，都是专制政权的铁杆支持者，就连东德最后一任国防部长霍夫曼也在其回忆录中说，一九八九年东德举办规模空前的阅兵仪式，“当人民军和边防军的仪仗队列队走过检阅台时，观摩者肯定会油然而生出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钢盔底下，军官、军校生、准尉、士官和士兵们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真的是那种‘红色普鲁士人’？他们真的会拥有意志和能力，‘无条件地’执行‘工农政权’发布的每一道命令？” 另一方面，大家也认识到，原来秘密警察也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由“特殊材料”制造成的人，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大家遂不再对其感到恐惧。一旦身份公开化了，秘密警察便失去了力量，因为“秘密”正是他们让众人感动恐惧的武器，“秘密”也让普通人对他们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想像。所以，公开化和透明化是“无权者”的力量源泉所在。米勒说：“如何战胜恐惧是我们的一道功课，我们在圣经中寻找答案，在祷告中寻找答案。”
上帝垂听了这群人的祷告。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随着参加祷告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祷告会分成不同的小组，分别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拒绝服兵役等问题展开讨论。他们认为，信仰与人权密切相关，而和平祈祷可以赢得胜利。虽然他们被官方媒体描述成“受西德煽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但他们用赫尔辛基条约中保障人权的条款与政府展开有理有节的对话，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市民和信徒的支持。当局的压迫也持续加大，教堂的牧师被警方传讯，警察头子威胁说：“不要以为牧师的身份可以永远保护你。”牧师则回答说：“不是牧师的身份保护我，乃是上帝亲自保守我。”对方无言以对。当局还向整个教区的主教施加压力。主教亲自写信给圣尼古拉教堂的神职人员，指示他们立即停止和平祈祷会。但是，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和教会同工都认为，必须坚持教会体系内部的民主程序，教会不是一个平行于世俗政权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机构，主教的指示不是一道只能被动接受的圣旨。因此，他们专门为此祷告，倾听来自上帝的声音。然后，他们举行了一次民主投票，会友全票通过了支持祈祷会的决议。一九八九年秋天，主教亲自来此视察，本来想要劝说教友们“顺服掌权者”，结果反倒被教友们的祷告和行动所感动，转而莅临包括圣尼古拉教堂在内的莱比锡四个最著名的教堂，并为教友们以及在一旁监视的警察们恳切祷告。
这时，米勒走到教堂中央的一盏巨大的灯台前，告诉我说：“这是教堂中有数百年历史的宝物，这个灯台的样式十分特别，它就像一盏盛开的花朵，最后花瓣都向内收拢。这一造型的寓意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制造冲突和麻烦的信仰，而是缔造和平与公义的信仰。青铜可以用来制造仇恨的箭头，也可以用来制造此和平之灯台。所以，我们的信仰启示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仍然要坚持非暴力的方法来寻求自由。因为暴力一旦启动，则非任何人所能控制，受害者向施暴者转变，世间遂无正义可言。”灯台上数十支蜡烛在燃烧，烛光闪闪，似乎将我们带回了二十年前那个风声鹤唳的夜晚。
那时，昂纳克扬言说，我们的党、军队、警察和武装工人战斗队，已经作好了应付一切事变的准备。他确实有信心十足的资本：一九八九年，统一社会党拥有二百三十多万正式和预备党员，几乎相当于东德成年人的四分之一，此比例在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中是最高的；东德的安全部拥有近十万名编制内工作人员以及将近六十万的非编制内人员，其比例也是无与伦比的；东德的经济水准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最高，甚至让老大哥苏联也羡慕不已，普京当时被派到苏联驻东德使馆从事情报工作，对东德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当满意。因此，昂纳克对自己的统治颇为满意，对戈尔巴乔夫的忠告“对变局反应太迟的人必将是失败者”嗤之以鼻。他认为可以倚靠手中的资源压制并消灭所有的反对派，放眼国内没有任何一支力量可以与之抗衡。但是，昂纳克没有想到的是，他面对的不是硬碰硬的群众的暴力反抗以及党内的政治阴谋，而是基督徒的烛光和祷告。这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信仰者，他们在烛光前齐声祷告，他们的心中既没有仇恨，也没有夺取权力的欲望。对于企图夺权者，可以用武力和阴谋来打击或瓦解之，但对于超越权力诉求的爱自由者群体，昂纳克束手无策。正是因为烛光和祷告，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莱比锡和柏林墙没有重演天安门的血腥场景。
很快，两个小时的会晤就要结束了，我们请求史蒂夫为我们祷告，为中国教会和中国人民祷告。当我们一起牵手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分享了他们的信心、勇气和智慧。他们的笑容单纯而灿烂，他们看到了祷告所产生的美好结果。我们也必将如此。是的，从莱比锡圣尼古拉教堂里的和平祈祷会到柏林墙的倒塌，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实际发生的时候却差不多是一步之遥。多年之后，退役海军上将霍夫曼在其回忆录中思索表面上固若金汤的东德政权瞬间瓦解的原因时指出：“首要原因肯定是缺乏民主与自由，从而使每个个体日甚一日地感觉到这种缺憾，使整个社会逐渐趋于瘫痪。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距离人民越来越远时，当他们对现实和公民需求的关注越来越淡漠，甚至于极其荒唐地背离社会科学基本原理一意孤行时，当他们的统治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专横、武断、强制的色彩时，只需在火药桶内投入区区一个火星，便可以引发广大东德公民的公愤。” 这名忠心耿耿的职业军人只是看到了东德党政一体的政权内在的自我毁灭机制，却未能深刻地领悟那来自祈祷和烛光的力量，那力量不是任何强大的武装力量可以战胜的。那力量，蕴藏在无数个像史蒂夫和米勒一样的普通人当中；那力量，凝聚在教堂的屋檐之下；那力量，柔弱胜刚强。
参考书目
历史回眸：德国如何实现了和平统一？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1728547,00.html
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30页。
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51页。
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52页。
霍夫曼《最后一道命令》，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4页。
霍夫曼《最后一道命令》，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版，序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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